彭斯讲话,美国对华政策的冷战檄文?

作者: 两岸犇报 日期: 2018-10-12 来源: 《两岸犇报》

彭斯讲话,美国对华政策的冷战檄文?

  这个秋天来得早,从太平洋彼岸吹来一连串的低压气旋,遮蔽了朝韩〈终战宣言〉所绽放的阳光,为东北亚的和平局势捎来了些许的寒意。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府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演说,除了抨击中国试图干预美国选举,破坏美国民主制度之外,话题还包括美中贸易争端、南海的军事化、对台湾的打压,还有中共享“社会信用分数”对国内民众进行监控和宗教压制,以及在美国和海外扩大影响力等等。

  一般认为,彭斯的演说主要是说给美国民众听,旨在形塑美国人对中国的成见进行社会动员,同时用“中国威胁论”来转移川普当局“通俄门”的司法困境,撇清自己“预谋篡位”的嫌疑。但也有许多专家质疑,从贸易制裁、南海“自由航行”到“台海军演”的宣布,美国对中国歧视性、压制性的遏制措施,已经远远超出了经贸冲突的范畴。有论者甚至将彭斯的演说与丘吉尔1946年“铁幕演说”进行对比,忧心它有可能成为“中美新冷战”开始的标志。

  彭斯的讲话通篇充斥着对历史的任意裁剪,颠倒是非,捕风捉影,无的放矢。其中涉及对中国的指控,无一不是美国自身形象的镜射,在一个手指向对方的同时,其实有更多的手指是指向自己。彭斯的演说反映出美国华盛顿环圈政治精英固守冷战思维,拒绝面对全球秩序从一元单极走向多极共治的历史趋势,企图通过妖魔化中国,将中国形塑成西方文明和体制的对立面,从而将世界体系拉回到两体制集团对抗的局面,藉以巩固美国日益衰微的世界霸权。

  实事求是的说,与其将彭斯的讲话拿来和丘吉尔1946年3月在美国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的《和平砥柱》讲话相提并论,勿宁说是更贴近于美国总统杜鲁门随后在参众议院联席会议中揭橥“杜鲁门主义”时的著名演说。当时杜鲁门受到“凯南报告”的影响,认为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期间的“战时协调”和“大国合作”政策是对苏联单方面的妥协,非但不会诱使苏联变得更加谨慎、温和,反而提供苏联可趁之机,从号召美国国民和西方盟国要群起为捍卫资本主义自由世界的生活方式进行斗争。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和实现,标志着美苏冷战的正式开始。从此,“遏制战略”取代了罗斯福的“大国合作”和“集体安全”政策,冷战体制取代了雅尔塔体制,而出兵镇压希腊人民革命的决定,更开启了美国借口“紧急情况”和“联合国不能有所作为”单方面的干涉他国内政的恶例。

  杜鲁门受到“凯南报告”的影响,一方面认为要采取强硬手段才能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一方面也乐观的以为斯大林死后苏联必将崩溃。恰恰是这种夹杂着“威胁论”与“崩溃论”的复杂情绪,成为战后主导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础,彭斯的演讲就是最新表现。有专家评估,如果华盛顿真要像昔日对待苏联那样对待中国,贸易战就有可能演变成美方对中国全面开展战略遏制的社会动员过程。倘若如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只会变得越来越负面、越来越走极端,甚至不排除从贸易争端逐步走向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对抗的不归路。

  但是,今日的中国毕竟不是昔日的苏联,今日的美国也不再是当年的美国。先不说在主观意图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政以来,在外交政策上向来禀持“和平共处五原则”,从不干涉他国内政,也不搞扩张主义。就客观处境而言,及自今日,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才刚刚要实现小康,光忙着搞好自身建设就得撸起袖子,集中精力跟时间赛跑,既没有精力也没意愿搞输出革命,更没有称霸的野心。更重要的是,想要在21世纪的今天重新炮制两体制对抗的“中美新冷战”,还必须具备几个前提:

  一是,必须存在着两个相邻不相构的平行市场,才能在坚壁清野的遏制政策下,利用地缘战略优势完成自我配套的再生产体系。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通过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进程,今天的世界早已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供应链和价值链,谁也离不开谁。更何况美国在反恐、网络安全、全球暖化、极端主义、核扩散…等全球议题上,也脱不开中国的协助。

  二是,必须形构出两大集团对抗的态势。虽然战后在美国所主导的国际分工下,确实存在着工业化国家与开发中国家的利益矛盾,体现在G7集团与G20集团相互竞逐国际经贸秩序话语权的紧张,而中国也在金砖国家和G20体系中日渐活跃。但是,从经济利益的重分配要上升到军事领域的全面对抗,还需要意识形态的介入。中国既不拉帮结伙,也不搞意识形态扩张,更何况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已经从世界工厂朝向世界市场进行过渡。超过四亿的城市高消费人口,再加上克服城乡二元化后将日益蓬勃的农村消费力,庞大的消费品市场对国际过剩资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美国想要通过诸如“美加墨自由贸易协议(USMCA)”的“毒药条款”来孤立中国,长期限制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简直是缘木求鱼。

  三是,两体制对立需要长期的政治动员和外交动员。前者,必须与高所得、高福利、高消费的福利社会体系相配套,以争取民心的支持。以美国当前所面临的财政窘境和国民财富分配危机来看,川普政府或许可以短暂的运用对中国的贸易战争来转移铁锈区和农业州的底层群众对华盛顿菁英政治体系的不满,但因贸易对抗所导致的通货膨胀,最终还是要美国人民买单。想要回到“美好的昔日”,光是依靠口惠实不至的“让美国再度伟大”的爱国主义招唤,恐怕只是幻梦一场;至于后者,从晚近欧盟追求在货币、金融与军事领域实现独立自主的吁求,和日本日趋朝向“亚洲国家”转型的努力来看,倘若没有诸如“马歇尔计划”和“日本复兴计划”,用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作为政策手段来绑架盟邦,想要否定多边机制,全面推行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只会让美国越来越陷于孤立。

  二战以来的国际体系是由西方所主导,美国当局希望借助军事、经济与意识形态斗争等方式继续维持世界霸权,而世界体系日益明朗的多极、多元和多样化的趋势,根本进不了他们的视野。我们遗憾地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还手持“双重标准”孤悬在冷战时代的彼岸。英国政治经济学者马丁·雅克就直言,“在美国愈发具有煽动性和侵略性的反华言论面前,中国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尊严和清醒”,“如果中国也效仿美国的做法采取对抗,中美关系将出现自由落体式的下降,对整个世界都将带来严重后果”。也就是说,一旦中国丧失战略定心与耐性,以战斗性姿态响应美国的挑衅,并将彭斯的演说定性为美国对华发出的“冷战檄文”,开展战略对冲。那么“新冷战”就从可能性转为现实性而拉开帷幕,逐渐坐实。如此一来,上帝非但保佑不了美利坚众合国,也保证不了人类社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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