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民国错恋（2）——“四大家族”有多富？

　　民国错恋（2）——“四大家族”有多富？

　　在美化民国的众多美文中，有一部分文章锁定在民国高官身上，蒋介石手上的高级将领们个个用兵如神，共产党的将领与其相比不过土包子而已。在这个问题上，本人不想做过多评判，只用一句话就可以了结：毛泽东用“三大战役”就置蒋军队于绝境，何来一流将帅？

　　现在，有那么一批人，专门收集当年洋人在中国拍摄的照片，说旧中国如何如何的美，说中华民国的自由经济最好，他们从不晒旧中国镜头下的悲惨世界。在中华民族遭受日本蹂躏时刻，蒋介石竟为了讨欢宋美龄在南京造“项链梧桐景”，公知们说这是“懂浪漫”。夸蒋也就罢了，他们还不忘暗讽毛泽东一家土气。拿着民膏寻戏算浪漫?那慈禧还懂修圆明园呢!

　　看民国是好是坏，须先看懂“四大家族”。大部分人只听说“四大家族”很富，但到底怎么个富法却知之甚少，我今天的重点就想说说“四大家族”，让大家认清他们的财富有多庞大，在国难家亡的时代，你也就不难理解其时普通人民生活的真实状态。

　　●●●在金融领域

　　1939年8月，蒋介石以“最高国防委员会”的名义改组“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将其变为蒋介石的最高金融集权组织，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由政府授权该会对中(中央银行)、中(中国银行)、交、农四大行实行战时管理。这一转变，让四大家族成功实现了对民国金融的垄断地位，在全部银行存款中，四大行占到超80%份额，比1936年高出21%。

　　抗战胜利后，因为接收了日本侵略者原来的正金、住友、朝鲜等银行以及侵略者曾经掠夺的银行财富，四大家族的金融控制力得到进一步加强，1946年底，四大家族控制或间接控制的银行总数达2446家，占银行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1947年，《大公报》指出：国家的收缩和通胀权都掌握在他们手上，收购土产、票据兑现、大小放款、抬高或压平金价、收购农作物、供给外汇等大大小小的工作均由四大家族包办。（摘自《近代中国经济史》第153页）

　　至1948年，法币流通量已经为1937年的四十五万倍，上海、南京和汉口的物资批发价为1937年的600万倍，天津物价为1937年的750万倍，广州物价为1937年的455万倍，重庆物价为1937年的280万倍，此时的金融已经不能算是金融，金融只是国民党要人麻木苟延的败亡工具。（戴立庵，《文史资料汇编》第八辑，第93-102页）

　　●●●在商业领域

　　四大家族的商业垄断在战前已经开启，但真正实现垄断还是战争期间和战后，主要以两种方式展开：官式和商式。

　　垄断组织有：1、1937年，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贸易调整委员会”，下面再设复兴、富华和中国茶叶三大公司，对蒋管物资进行统购统销;2、设立“资源委员会”，对各类矿产品进行统购统销;3、在国民党八全会上设立专卖制度，由四大家族的公司负责盐、糖、烟等买卖，后因反对强烈于1945年取消;4、1942年成立物资局，原由孔家主导的福生局挂靠于物资局，实现其对工农业商品的野蛮垄断。除此之外，战时以私人名义开设的公司还有：孔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和大元公司;宋家的中国棉贸公司、重庆国货公司和西宁兴业公司;陈家的华华绸缎公司、棉花运销公司等。以庆记纱号为例，它就统包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整个纱布市场。（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汇编》第一辑第94—95页）

　　抗战结束后，四大家族贸易网不断扩大，光在上海，宋家就有孚中公司、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山贸易公司和利泰公司;孔家就有杨子建业公司和长江公司;宋美龄就拥有中美实业公司等。中美实业公司主要由宋美龄和美国人陈纳德合办，它的业务无所不包，总公司设在上海，各地都有分公司，在对外中，独占美国货物输华和中国货物输美。宋家的孚中公司独拥美国钢铁输华业务，即使在国民党禁止高价进口汽车和冰箱的情况下，该公司仍然可以毫无拦阻地进口。（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汇编》第四辑第768页）

　　1931年之前，蒋介石把军火贸易基本上都交给何应钦办理。但到1932年，宋子文发现军火贸易回佣极其丰厚便开始眼红，建议蒋介石将此项业务交给财政部接洽，并列举省钱途径，蒋介石同意照办，宋取得军火采购权。没想到孔祥熙夺了财政部的权，李骏耀，李祥煌等军火老手全归孔调用，德、法、美、英、意的军火贸易全权由孔掌控。孔令侃的杨子公司就是承袭其父孔祥熙产业而成为军火贸易商，这种私相授受的勾当竟可以当着鲍利的面毫不避讳地告诉我。（孔祥熙原秘书谭光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59-64页）

　　●●●在工业方面

　　抗战开始后，利用“军事委员会”改造“工矿调整委员会”，按照这个机构的规定，民营工业逐步向四大家族的资本集中。孔家的中国兴业公司，共设13家工厂，经营中心是钢铁;宋家控制的雍兴实业公司，下设18个工厂，颁布在陕甘两省，主业为纺织;陈家的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矿业建设公司也是规模巨大。

　　抗战结束后，华北的永利化学、久太精盐、启新洋灰和耀华玻璃四大工厂被四大家族控制。另外，日本企业被接收后，大部分也被四大家族参入官股，全国性企业有7家，地方性企业有8家。在交通方面，四大家族几乎全部垄断了铁路网、公路网、轮船公司和航空公司，民族资本占比极小。孔祥熙和宋子文本不和谐，但在联合夹击民生公司一事上是利益共通的，卢作孚通过投靠“政学系”才免于民生公司被彻底吞并，后来，孔、宋又唆使招商局挖脚民生公司，试图用釜底抽薪的手法拖垮民生公司。（摘自《北国春秋》第22-23页；《文史资料汇编》第183-194页）

　　●●●在农业方面

　　四大家族不直接经营农业，主要通过商业实现对农村的控制，棉花、茶叶、蚕丝和桐油皆由他们统购统销。另一方面，四大家族利用金融优势在农村从事高利贷业务。陈家设有华西垦殖公司，在云南一省就占地十万余亩;蒋经国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垄断了赣土特产、竹木、食糖和纸张的贸易业务。（严介中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第345-346页）

　　●●●在债务和外汇方面

　　什么叫“发国难财”?发债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伎俩之一。国民党政府主要靠借债度日，不但发内债还发外债。除了1937年公开发了一次“救国公债”(实际是逼捐)外，其余发债都是不公开发行。政府公债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进行抵压，再由银行垫款给国民政府，国家再用这种预约券作为发行准备，发行不兑现的纸币。这样，四大家族既在公债发行中发公债财，又在法币发行中发了一笔法币财。以美金和英镑为本位的公债有一部分是用来诈骗华侨钱财(以“支援抗战”为掩护)。抗战时期，四大家族还利用自己的地位借到了不少外债，他们用这些借到的美元和英镑作为内债担保继续发行内债，既发外债财，又发内债财。而对于中国人民，不仅欠了外债，而且又欠了内债。（《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49页）

　　由于法币的急剧贬值，上海出现了法币与美元、英镑之间的黑市比价，市场混乱，英美帝国甚至可以自行挂牌买卖外汇。四大家族利用混乱之机大发横财，1946年1月下旬，陈家以“中国农村电影教育公司董事长”的资格按20(法币)：1(美元)的官价预购外汇119万美元，3月4日，官价外汇比提升到3000元，按黑市价，陈家的这一操作就获利354000万元，获利之后，又通过外汇政策换成黄金和美元存入美国银行。（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编写组《中国近代经济史》第162页。

　　小结一下：“四大家族”在近二十年的统治史中，大约聚敛了近200亿美元的资产财富，相当于民国时期两至三年的全国国民收入。（摘自《中国近代经济史》第164页）

　　可能有人对“200亿美元”这个数字还不够容易理解，会习惯性拿今天的财富数字对比。我不妨再直观一点讲：1943年的1000万美元可以给国民党的6个军全部配置美式装备;1948年，宋子文从美国借1亿美元可以保证国民党政府1个月的金融稳定。

　　历史是一个渐进与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国近代的悲剧不只是体现在中华民国时期，它是诸多民族悲剧的积累和继续。我们本不应该把矛头指向某一特殊时期，尤其是没有必要指向国难时期。但是，某些精英为了丑化新中国和丑化毛泽东，刻意要制造出一个“神奇美妙的中华民国”，那就不能不给予适当的回应了。

　　我们面对历史，面对现实，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决不可持“立场高于一切”的极端心态，决不可昧着良心造谣生事。“四大家族模式”会是未来中国人的理想选择吗?

　　我在公开与某些人进行论战的时候，都会注明资料出处，不象某些人的文章从不注明资料来源。非常欢迎大家对我的陈述提出批评指正，我会对我的文章负责。

　　写于2018年2月18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