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仄:当前经济形势的政治经济学叙述——以“乡村建设”为中心(二)

作者: 范仄 日期: 2018-06-13 来源: 南水兮

  说明

  某乡建机构每年举办许多乡建学子班,假期招收在校大学生参与乡建知识学习。2018年在众多乡建学子班以外临时举办一个强调社会主义理想的乡建学子班,我被邀请过去讲“当前经济形势”,共三个小时。我拟定的题目是《当前经济形势的政治经济学叙述——以“乡村建设”为中心》。之所以采用“叙述”一词,而不是“分析”一词,主要原因是时间短,内容多,分析难以展开。次要原因是我的写作常常是分析隐含在论断中,论断即分析,分析即论断,这可以说是一种辩证式叙述,但一般人不以为是分析,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质疑,故采用“叙述”一词。讲座时间是2018年2月6日,地点是福建厦门某村办公楼。这次录音整理,不做扩展,只做校订,除了为了表述更为准确而做必要的修改,基本保持讲座原貌。

  目录

  一、经营:资本竞争的机制

  二、补充一个方法:作为条件、作为结果的和作为开端的

  三、土地:资本化机制

  四、劳动:雇佣化机制

  五、“新时代”:21世纪中国大资本时代的意识形态

  六、新生产方式:自动生产一体化和智能化

  七、行动起来,把农业合作组织做真做实做强

  八、关于农村支教

  九、关于生态农业的问答

  

三、土地:资本化机制

 

  现在就讲土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是讲土地资本化机制。

  土地之一:方法论

  考察改开以来的中国土地有两个开端:一个是城市房屋商品化,一个是农村三块地的量变和质变。大家知道农村哪三块地吧?建设用地、宅基地和农业用地。这两个开端是高度相关的。考察近30年的土地制度变化,必须从这两个开端同时去考察,才看得清楚。

  土地房屋商品化,使城市土地资本出现大规模积累,从而才能征购农村三块地。没有城市房屋商品化,大规模征购农村三块地是做不到的。另一方面是农村三块地数量越来越少。工业资本积聚和集中,催生新的中心城区或工业用地。现有的中心城区和工业用地绝大多数是从农民三块地演化过来的。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新形成的城区和工业用地,全来自于农村的三块地。

  一直以来是国家先征用,再把使用权卖给开发商,结果是国家所有制土地越来越多,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越来越普遍。集体所有制土地原来大部分在农民手中,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是一致的,但是在国家征收以后,国家不可能直接使用这块土地,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越来越普遍,最后反过来,农村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也出现分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是从城乡的资本关系和工农的资本关系来看土地制度的变化,这是最明显的。

  从经营角度,乡村的发展之道是产业融合;从土地角度是农村三块地的融合。农民把建设用地、农业用地和宅基地这三块地,做成一个综合效用,并使之最大化,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如果只是考虑农业用地,而不考虑建设用地,不知道拿建设用地做工业或者做其他的,不知道在宅基地建房屋建得高一点,多出的一两层在农村出租虽然很难,但也可以创造其他的功用来。这就是说农村的经营从不同角度看是不一样的。换个角度看,我们所谈的乡村的产业融合,从土地角度看就是农民三块地的价值融合。

  土地使用管理现在是一个普遍规则,主要原因是农业用地是必须保证的。这几十年里国家把大量的农民三块地征用,变成城市土地和工业用地。农村的三块地使用都是限定的,农业用地做农业,建设用地做建设,宅基地建房屋,而城市用地不存在这个问题,虽然也有规划。农村的继续发展受很多限制,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整个人类的生存必须建立在这三块地的使用分配上。农民三块地的使用出现严重混乱,就可能造成整个人类生存的困难。农民和农村注定是为整个人类的生存服务。这当然属于使用价值管理,换言之,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运行机制也是使用价值管理构成经济的总前提,是交换价值运行的基础和前提。搞三农服务的一个朋友说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应是为农民服务。这是不可能的。

  土地之二:土地资本化

  首先是地产商品化。现在城里的地产基本上全面商品化,而且有些已经经过多次交易。

  其次就是地产金融化。这是现在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先是房屋商品化,然后是地产商品化。地产商品化再反过来促进房屋商品化,使房屋高度商品化或深度商品化:交易量巨大,交易随机,反复交易。地产一旦形成属于自己的一般利润,就可以金融化,运用地产抵押担保可以做很多流动性的事情。最近流行房屋共享产权说,有些人认为这种做法可以遏制住地产金融化趋势。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在当前资本主义条件下,房屋共享产权必须以更大的地产金融化为前提,它本身甚至将可能是作为一种金融衍生品而存在。

  最后是土地股份化。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经济,可能是某种土地股份化。国有城市土地股份化目前不可能,除非发生一场革命。但是农村土地股份化还是有可能的,就是集体土地承包权所有者、集体承包土地经营权所有者与集体成员身份的三统一。

  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一种身份社会,但是它和封建社会的身份社会是不一样的。封建社会的身份是依附型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身份是平等型关系。

  毛泽东在《实践论》里讲到,“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作为“社会一员的资格”至关重要,谁都不能拥有特权,谁都单凭这一身份而参与社会。这是社会主义考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角度。有人批判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是一个身份社会,认为它是一种依附性关系。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的身份,确实存在一定的依附性,但它不是来源于制度的依附性,而是来源于比较低的土地生产力所带来的人对土地的依附性,及随之而而来的人对在地性组织一定的依附性,但在组织内人与人关系是基本平等的。很多人不区分这两种依附性,把它和封建社会那种人对人的依附性相混淆。很多讨论把它们混淆,我们将还会遇到这种混淆。

  现在看承包经营权的形成和变迁。改开搞土地承包经营,土地不仅分散,而且因为肥力不同而碎片化。现在搞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它真正的逻辑是怎样的呢?土地分散,过了一些年头,农业开始搞不下去,必须搞规模经营。这就产生土地流转,在流转过程中形成承包土地经营权。土地流转有一个矛盾:承包土地都是分散而碎片化的,只要有一两个人不愿意流转,土地流转就很难形成整体性规模经营。土地流转发展到今天,允许经营权流转到集体组织手中,在以前这是不允许的。

  成员土地流转到集体组织手中,它才可能是完整的,才可能真正有效地发展规模经营。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往这条道路走。需要指出的是,成员承包土地流转到集体组织手中,和原来的集体经济是不一样的。在集体经济时代,农民只需拥有集体成员身份,而现在是承包土地经营权变成股份,已经是可以计算的东西。这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上。没有这个条件,它是没法计算的,或者说计算是很难的。当然农村最后走不走这个道路,也是不清楚的。

  

四、劳动:雇佣化机制

 

  现在讲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就是雇佣劳动,存在相应雇佣化过程和机制。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四十年,就是雇佣劳动普遍化和深刻化的四十年。

  雇佣劳动之一:劳动者基本类型

  首先,农民工是有土地的被雇佣的非雇佣工人。这在后面详谈。

  其次,中产阶级是有房产和财产性收入的雇佣劳动者。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在一篇公号文章里讲了,这篇文章后来被404。农民工的辛苦劳动,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资本的有机构成,就是讲和人工相比,设备和技术等在资本构成里比例越来越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设备服务性人力和技术服务性人力就会增加,这部分人收入也比较高。这部分劳动者成为中产阶级主力。他们显然是农民工辛勤劳动的产物,再反过来瞧不起农民工。

  第三,创业者是被雇佣的资本家,创新者是有知识产权的雇佣劳动者。创业者,既是资本家,又是被雇佣者,对大资本具有很强的依附性。

  下面重点讲农民工。农民工是一群被雇佣的非雇佣工人。这里借用“边际”概念分析农民工与雇佣者关系。边际效用,指新增每一单位投资品,其效用递减。对于雇佣者,每新增一劳动力,其效用也是减少的,直到最后一个新增劳动力效用为零,整体效用达到最大化。这时再增加一个劳动力,就变成浪费;再少一个劳动力,就会有一点效用没赚到。现在反过来说,每减一劳动力,其带来的是序列最后一个劳动力效用增加,从而使序列最后一个劳动者谈判筹码加大。农民工在农村有房有地,随时可回去休息一段时间。这一种回去的可能,形成“每减一劳动力”的随机状态,就会造成谈判的位势差异,形成不同劳资关系类型。我没说他们直接回去。现在很多人都说农民工不可能回去。其实他们不需要回去,只要有这种回去的可能,就会形成“每减一个劳动力”的随机状态。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家六兄妹,除了三哥三嫂在家乡做红白喜事表演,其他的都在广东打工。很多研究者靠调查来了解,了解到的往往不是一个连续过程。而我所观察到的是一个连续过程。效益不好一点,或者是厂子不行,或者觉得挣得少了,农民工就走人;如果一时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回家休息一段时间。这是中国这30年来没有大规模罢工,没有大规模的工人造反运动,但是工资增长速度还是很快的真正原因。如果没有这个机制,工资不可能增加得那么快,就得靠大规模罢工。马克思主义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最大的谈判筹码,是最大的民主。没了这个,谈民主就没用,或者只有一丁点意义。

  马克思讲雇佣劳动,分两个,一个是形式从属,一个是实际从属,从属于资本。马克思《资本论》规划六册结构,前三册的顺序原来是《资本册》《劳动册》和《土地册》,后来它改了,改成《资本册》《土地册》和《劳动册》这个顺序,直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农民失去土地,才真正形成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完全从属。农民没土地,资本想怎么剥削就怎么剥削,回去的地方就没有。房子没有,全靠出去打工,一天都不能断。

  有人说现在也有这个问题,我也知道,我大哥他们曾经占领厂房一个月,但是老板不急,警察不允许他们破坏厂房,工人就急了,一个月闲在那里,如果谈判还没成功,再闲一个月,这两个月工资就没了。参与占领厂房的工人参与谈判,获得赔偿相互之间差别比较大,像我大哥干了十几年二十年,是管理层,可以获得很多赔偿;有的才干两三年的,补偿两个月工资,还不如出去干两个月获得的工资,他们就走了,走了以后就散了。但这种屈服毕竟是为了赚得更多一点,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屈服。工资不高,不满意,农民工就可以走,所拥有的土地和房子使农民工具有极大的主动地位,至少是主动心理。因此现在千万别上这个当,说农民工回不去,拥有的土地没用了。经济学家搞乡建研究,访谈农民,然后说农民都不愿意回去。在这里一定要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就是要紧紧把握住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不要被分配正义一类的美妙词汇骗了。

  雇佣劳动之二:新型剥削方式

  现在说说新型剥削方式。首先是灵活用工。已经有老师讲得很详细,特别是沃尔玛把灵活用工这种剥削方式用到极致,已被揭示得清清楚楚。灵活用工实际就是把经营风险最大限度地转嫁给劳动者,降低资本经营风险。简单地说,经营好一点就让劳动者来,不好一点就即时让劳动者走。这就等于经营风险全部归劳动者承担。国内流行的劳务派遣便属于灵活用工的一种。

  其次是绩效工资。绩效工资是目前剥削白领最主要的方式,它主要是计件与效益相结合,拆解劳动时间空间边界,绩效做得越好和越多,绩效工资就越高,回家也干,睡觉也干,梦里也想着怎么把工作干好,把8小时工作日制和一周五天工作制全拆解,消除劳动时间边界和空间边界。然后以中产阶级、财务自由为诱惑点的成功励志学把绩效工资制内化于心。其实质是无限制提高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绩效工资很多白领认同,因为它能把自己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因为他想成功,想财务自由,这时老板就不停地大声喊:“加油,加油,你一定很成功。”其实老板经过精心计算的,很多人是拿不到绩效工资的。我知道很多企业真实情况是这样的:一百个员工能完成绩效的,能拿到完整绩效工资的是比较少的,但是拿不到完整绩效工资的劳动者跟拿到完整绩效工资的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几乎是一样的,结果一大批人只是陪读。在白领里搞一般社会主义运动,就要努力降低绩效工资比例,提高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比例。

  第三是通勤成本。大家都知道,都住得很远。从资本角度看它实际上就是资本集中,资本的效率和团结大大提高。资本集中,资本成本降低,资本效率提高,资本内部团结也提高,而劳动者是生活成本提高,团结成本提高。一个工厂的工人分散住在很多地方,搞工运,想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困难增加不少。工人都住在一起,如果发生工人运动,就是看热闹也会凑过去不少工人。现在工人的生活成本和团结成本很高。这是资本运动必然的结果。现在很多城市在搞街区这样的城市空间,就是这样一种新型剥削方式的自觉设计。

  第四是债务奴隶。这是目前新型剥削方式的一种发展趋势。资本主义全球市场形成,市场广度失去扩张空间。现在全球都是资本主义的。过去扩张殖民地,只要战争打赢,资源、劳动力和市场顿时增加无数,而现在没有这样的空间。过去把赚到的钱全部投入到资本上去都能赚钱,而现在不行。这就是说储蓄转化为投资机会被严重压缩,扩张市场深度就成为必要,这首先要求劳动者将储蓄转化为消费,然后发展到要求劳动者将未来收益转化为现实消费,实现现实市场深度的扩张。马克思主义曾经说过对外贸易和对外殖民是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然而,全球资本主义没有对外贸易和对外殖民的空间,或者说这种空间越来越窄,根本不够资本的腾挪。所以就要发展对内殖民,对内殖民有很多种方式,关键方式是区域间不平衡发展的再生产机制。比如把东北搞差一点,对于北京资本,这就是一种可殖民的空间。同时起到加强劳动者对资本的依附,未来、现在和过去都成为资本的依附者,从而增强资本家对工资水平调节的主动性。在负债比较多的时候,打工就老老实实,不敢乱动。无论老板怎么欺负,都得忍着。每个月都要还供,或者还债,如果换工作,一个月没找到工作,就没钱还,这既控制劳动者,又扩大市场。

  现在说说金融资本主义。中国前几年搞消费刺激,主要是要劳动者和国民把储蓄拿出来,现在则开始往消费金融方面走,大家借款消费,把未来收益用来扩张现在的市场。昨天有人讨论未来的老年社会。其实过去谈论老年社会并不可怕,因为大家都有比较高的储蓄,而现在我们是连未来收益都在现在花掉,老年社会就显得真实恐怖。这就是金融资本的一个结构。

  最后一种新型剥削方式是公益机构与社会企业。它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提高平均剩余价值率的一种方式。公益机构和社会企业,本身不必然是剥削。它们的老板很多只是公益人士,不仅不从机构盈利中分红,机构也不盈利。但是它们参与了提高资本主义平均剩余价值率的总运动。

  怎么说呢?资本发展需要很多条件,而创造这些条件不一定都赚钱。资本主义企业可以自己去创造这些条件,华为可以,阿里也可以,资本主义企业都可以。他们必须为资本的发展创造一些条件,比如公共建设,比如扶贫。扶贫可以带动消费,带动高素质劳动力。资本主义企业如果用自己的员工去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提高当地的消费水平,这些员工工资是很高的。如果让公益机构去做,投资特别少,给的钱很少。这里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去讲,而不是从道德角度去讲。公益机构必须去做,资本主义的大前提就是如此。这样的话,它就把资本家的平均剩余价值率提高。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员工的工资必须符合企业内部的工资化平均运动。资本主义企业员工的工资平均化运动和公益机构社会企业员工的工资平均化运动是不同的,首先就是范围不同。如果公益机构和社会企业老板还参与剥削,那公益机构和社会企业员工就很悲惨。相信有些人已经面临这个问题。也许可以说,公益机构和社会企业是被总资本或一般资本所雇用和剥削。

  雇佣劳动之三:“农民工”与“新工人”

  最近出现一种“新工人理论”,它和一些托派都采用教条化的工人阶级概念和教条化的无产阶级概念。现实中的工人,不直接符合马克思时代和列宁时代的工人阶级概念和无产阶级概念,他们就认为是落伍的。这是一个比较教条的做法。无产阶级概念在不同时代是会变化的,工人阶级的历史形态也是会变化的。

  在这里我想讨论什么呢?刚才已经有人提到,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民工虽然有土地,但农民工返乡率大大降低,土地对农民工没实际意义,认为关键要形成“新工人”,要发现“新工人”。这种说法特别有诱惑性。

  其实,斗争形式是有很多种。这里要区分两种斗争。马克思主义者斗争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劳动者获取生产资料所有权,建立劳动者社会所有制。如果不以这个为目的,斗争所取得的成就就会很快失去。一定要区分已经拥有生产资料条件下的斗争和没有拥有生产资料条件下的斗争。劳动者拥有生产资料是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行为。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行为和群众运动,这两者哪个作用更大?从马克思看,肯定是掌握生产资料这种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行为的作用更强。

  在没有拥有生产资料条件下去斗争,《驴得水》对应的就是这种层面,然后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战争》。我们以《不可避免的战争》来谈以有否生产资料为条件的斗争方式。其实电影中的农民根本不具备外出打工能力。即使到城里也买不起房子,要住贫民窟。土地要被剥夺,他们决定武装反抗,那个反抗是最激烈的。反抗斗争最激烈的,就是既一无所有,也无所可去。反抗最激烈的形式也多是围绕生产资料所有制。

  在中国,农民和农民工已经拥有土地这种生产资料。要么已经拥有,要么没有拥有。在已经拥有情形下,我们总不能先剥夺他们手中的土地生产资料,然后再动员起来去夺取政权。作为一个设想当然可以。首先把农民工手中的土地剥夺掉,让他们变成一无所有的自由雇佣工人,然后不断失业,抱团反抗。但是,事实上第一这种条件目前尚不具备。第二,还得去做农民土地的剥夺者,变成《不可避免的战争》里的私人武装。然后一无所有者通过斗争获得生产资料,最终还得回到这里的起点上来。

  我们不妨换一个说法。已经拥有生产资料,斗争还是存在的,剩下就是斗争方式和新的斗争目标。阶级斗争有很多种。一种是夺取政权的斗争,一无所有的工人为夺取国家政权从而夺取生产资料的斗争。我们现在考虑的是什么问题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农民工拥有土地的条件下如何去搞社会主义,而不能去制造一无所有的条件出来,先把农民搞成一无所有,然后再去搞社会主义革命,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吗?

  这里关系到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概念问题。无产阶级概念它是有多层面的含义。首先它是社会生产方式意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使得生产资料不可能为劳动者直接所有。生产资料已经社会化,连成一大片,劳动者不可能把这一大片中的一点点说成是自己的。从生产力角度,这已经是无产阶级概念,但是这完全是一个自在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概念。这就有点像上午一位老师说的自然境界。上午一位老师讲到冯友兰先生的境界说,人生有四个不同境界。在这里纠正一下上午这位老师的说法,他把相邻境界说成了好坏关系。这些境界相邻之间有高低之分,但没有好坏之分。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相互之间只有高低之分,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前三个境界内部有好坏之分,即自然境界内有好坏之分,功利境界内有好坏之分,道德境界内有好坏之分,但天地境界内没有好坏之分,这是最高境界。

  其次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概念,就是被雇佣意义的概念。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私有制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劳动者的被雇佣状态。比如说这块地不能分割了,要么是大家共同拥有,要么是大家都没有而为某一个人拥有。逻辑上是如此,事实上也是如此。社会大生产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果在劳动者这里就是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还是处于自在状态。

  然后,形成一个自发的斗争,为经济利益而斗争。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就处于半自在半自为状态。然后出现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有了自觉,处于自觉自为状态,团结起来,一起革命。

  最难解决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有没有无产阶级。这就是文革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大家都是国家的主人,从社会化大生产角度讲,他们还是不可能成为生产资料的直接所有者,他们在劳动过程中能够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可是在其他情形下是不能直接占有的。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变成很多不同产业部门的工人,他们之间有很多具体的矛盾。

  我因此提出一个观点,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一种政治功能,这种政治功能使所有劳动者可以直观到自己无产阶级的身份。如果直观不到,就很容易被欺骗。就像分田到户,给他们来一点土地,有些人就高兴地叫起来,啊,我家有土地了,积极性提高了。这些人不知道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他们是会瞬间破产的。他们破产方式很简单。当然我们是土地集体所有,他们不可能通过土地被剥夺的形式破产,而是采取一种隐蔽的债务方式。

  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一个村才一千多人,有一次我们村就抓了几十个小偷。你们都没经历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时期。村里所有老人都说年轻人没出息,懒惰,游手好闲。后来他们有打工机会,工厂特别苦,他们都能干下来,这是什么问题?外来商品涌入,现金收入成为财富的唯一标志,没有现金收入,就是穷光蛋。他们的劳动产出不能转化为现金收入,买不起那些产品,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其实处在一种负债状态。年轻人没有现金收入,没钱花,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都处于一种潜在的严重负债状态。人在这样一种社会关系总和中就是这样一种负债状态。

  1998年我去西藏日喀则城区做入户调查,那里老人也说年轻人没出息,懒惰,游手好闲,因为那里的年轻人也遭遇我们村那种状态。工业产品来了,很好,电视很绚丽,衣服很绚丽。当时小生产者面对外来工业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的压力,现在体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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