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知识分子：敢问路在何方？

　　昨天，分享了一篇朋友写的《我的父亲是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读者的反应之热烈有点出乎我的预料。

　　许多人用“我有一位同样的父亲(母亲)”，概括了他们的感受。

　　我理解，在这短短的一句话里，有骄傲，有伤感，有惋惜，也有茫然。

　　在今天的语境中，“改造”有点刺目，分享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是不是要换个标题?

　　转念一想，决定还是用原来的标题。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看法：知识分子的改造是必要的，改造是对知识分子的最大爱护，通过了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才有光明的前景。

　　讨论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时代语境。

　　近代以来，中国由于在现代化的问题上落后于西方，亡国灭种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中华民族有沦为和黑人、印第安人相同命运的极大危险。

　　这个问题，传统的士大夫解决了不了，乡绅乡贤解决不了(他们反而是现代化、工业化的障碍)，脆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也解决不了。

　　中国靠什么跳出了近代陷阱，开始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凯歌行进?

　　靠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

　　而人民革命的主体，就是工农大众。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有两个传统：

　　一是买办知识分子传统，基本特点是立场、情感都是西方的，由于视西方为精神上的祖国，所以一旦中国和西方发生对抗，他们总是出来散布失败主义、投降主义情绪;

　　二是封建知识分子。信奉读书做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

　　这两种知识分子，都是外在于人民大众的(如果我们不能笼而统之地说他们是站在人民对立面的话)，他们确实存在一个思想改造的问题。只有通过思想改造，实现立场感情的转变，才能和人民融为一体，汇入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确实是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特征：人民比知识分子更先进!

　　知识分子改造的全部正当性、合理性也正在于此。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就是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这次改造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推动几千年来一直作为一个农业民族的中华民族，快速向一个工业民族转变，就是两弹一星，就是摆脱名缰利锁的科技人员取得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科技成就，就是教育的普及，就是教师、工程师、医生的广受尊敬，就是孩子们从小把“当一个科学家”作为最大梦想(我曾经梦想成为一个天文学家)……

　　据我所知，《我的父亲是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的作者聶炎的母亲，当年是一位医生。她发展壮大了当地的矿山医院，亲自培训医生护士，为矿工和矿工家属服务时不辞辛劳，不计时间、地点，随时出诊，换来的结果是她在当地赢得了极大的尊敬。

　　聶炎回忆，小时候随母亲上街买菜，经常会有人“强行”把菜塞进她的篮子里转头就跑。朴实的劳动人民就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的爱戴。

　　想想今天的医患矛盾以及层出不穷的杀医惨案，真是令人无语。

　　具有讽刺意味是，聶炎说，母亲当年白手起家，胼手砥足创办的医院，今天已经私有化给个人了，据说“效益很好”，而母亲却只能靠微薄的退休金过日子。

　　当然，这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报应，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被背叛的报应。

　　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改造被否定了，“春天”来了，情况如何呢?

　　几十年后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除了少数上层知识精英名利双收，居则“黄金屋”、拥则“颜如玉”之外，大部分中下层知识分子变得困窘了。在新的逻辑下，他们也成了压榨的对象，沦为“替老板打工的”，他们的荣誉被掠取，成就被侵占。他们本该是国家柱石，结果却成了“学术恶霸”的垫脚石。

　　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整体上失去了大众的尊敬，获得了“砖家”、“叫兽”、“眼镜蛇”等恶谥。这对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当然是不公平的，但其所折射的社会心理却耐人寻味。

　　今天，知识分子还需不需要改造?

　　答案是肯定的。

　　知识分子只有通过改造，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才能获得人民的尊敬认同，才能凝聚成磅礴的力量，才能在解放社会的同时解放自己，摆脱对立、异化与奴役(无论是权力的奴役还是金钱的奴役)，最终创造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最后，用毛主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