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权力如何成立、如何运用——在“师生辩证法”的视野里

作者: 老田 日期: 2018-08-10 来源: 红歌会网

在“师生辩证法”的视野里:

群众路线、结构化理论与制度变迁的相互观照

  认真阅读了白钢教授“列宁时刻”与“毛泽东时刻”的文章,产生很多感慨。实际上,这个话题,更为深入地涉及到了人类社会“权力装置”的创设和起作用的方式问题,在这个关键方面,苏共的探索深度尚浅,按照白钢教授的看法是引入了“颠倒了的主奴辩证法”,而中共的探索就很深,进入了“师生辩证法”那个很少人涉及的范围。

  毛泽东1957年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这是强调那种在共识的基础上,获得自下而上的认同和支持,由此,执行力就挣脱了强制和权力垄断那个古老的基础。

  在纪律和自由之间的这种相互配合关系,并不容易达到,至少是不可能自发地达到。孔夫子说“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说明“心所欲”和“矩”之间已经实现了高度认同和一致性,显然,心所欲与矩之间的一致性关系确立,是不容易的。孔夫子从“而立”开始,经过“不惑”“知天命”走向“耳顺”“不逾矩”,花了四十年的时间。这还是自我观照和反思能力很强的圣人。

  在不太勉强的纪律条件下学习和工作,是最适合人本身需要的状况,是那种真正走出了“异化”条件的状况。正是在这样的门槛上,人生意义网络的生产才会开始,人的学习工作不再是强制地从属于外部压力的不得已,而是一种自觉或者相对自觉的需要。就这样,各种认同之于管理目标本身,就会带来自觉的纪律,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由自我意义生产网络去支持努力水平提升,这肯定会导致管理成本的下降,或者同等管理成本条件下更高的绩效。

  其实,在管理的实务中间,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自下而上的认同向来具有重要地位。美国的切斯特·巴纳德认为,管理中间所有的激励因素都是稀缺的,而被管理者会有一个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接受命令的自觉区间,他命名为“接受区间”,这一区间,与各种自上而下的控制与激励措施,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而良好的领导者,就需要设法扩大被管理者的接受区间,因此,塑造认同而不是激励或者控制,永远是区别好赖管理者的指标。

  实际上,不仅共产党应该走群众路线,内在地实施师生辩证法,就算是资本主义,最有效率的方式,也需要这么干。泰勒制发明人自己也说,新管理制度的良好落实,需要一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双方的“思想革命”。

  在社会学学科中间,经常争论个人行为到底自主的、还是被外在机制所约束的?安东尼·吉登斯进行了一次综合,他本人称之为“结构化”理论,其要点是:一个人总是在特有的结构约束下思想和行动的,同时又以自身的行动去创造或者改进外在的结构,就这样形成双向的互动。吉登斯的提炼方法,是见物不见人,这个在学术界很受推崇——可以发现或者发明“非人格化”的规则,这可是很有学问的表现。

  在经济学领域,新制度经济学家较为关注人们的行为和效率问题,例如道格拉斯·诺斯,他就认为外在的结构约束就是制度,可以分为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两类。制度并非恒定不变,存在制度变迁的可能性。通常而言,正式制度变革会很迅速,但是文化、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会相对缓慢,这一样会制约人们思想和行为,影响到新制度的运作效率,会因此造成“路径依赖”现象。

  在正式制度发生过快速变革时期,“路径依赖”形成的拖后腿现象,会相对严重,非正式制度变革的现实需要也相对突出。所以,文革的指导性文件《十六条》的第一条就说:“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四旧的存在——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就是“路径依赖”起作用的方式,而且,还会被不喜欢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群,作为一种资源利用起来,帮助扩大其不利于新制度运作的效果,依据《十六条》所下的判断,教育领域、文艺领域等上层建筑方面,是热衷于借助四旧作为抓手,妨碍四新的顺利产生的关键领域,其中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特别偏爱四旧同时否定四新。其中“四旧”和“四新”的对照说法,就是指代“非正式制度”变革方面速度慢和相应的破旧立新要求。

  如果拿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来说,制度变革可能包括多个方面,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来说,博弈者、博弈规则和博弈均衡都算是制度。在管理学的视野里,管理者、管理对象和管理规则要算是“管理三要素”,而创建一个有效的政权(管理)组织,就会涉及到谁来掌权,权力如何对管理对象起作用,当权派和群众的互动方式和规则,都要算是制度变迁的内容了。

  从晚清到民国年间,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很不顺利,按照美国学者杜赞奇的总结提炼,在乡村社会中间起作用的“权势人物”(博弈者)有很多变化,最初是认同于村落的良绅(保护型经纪)在国家和村民中间起中介作用,到了民国年间是劣绅(赢利型经纪)在唱主角,他们的权力都通过非正式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去兑现。他把晚清到民国的这个消极变化,称之为“政权内卷化”。等到共产党执政之后,就走出了“内卷化”的局限,真正实现了国家建设目标。此时,不管是良绅还是劣绅都退出了历史舞台,群众和干部的积极互动过程占据了主导地位。

  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的总战略是“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这个战略的核心课题就需要在农村重建有执行力的政权组织,而这样的政权组织无论是依靠晚清的良绅,还是民国时期的劣绅,都无法实现,只能够把绅士们的私权力和私人领域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终结掉,创造性地构建一个党与群众积极互动的公共领域去替代之后,才能够实现目标。

  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制度变迁是不连续的过程,而是与生物进化过程相似,呈现出一种点状均衡的路径。就晚清到土共根据地建设的变化,可以看到三个点状均衡:良绅主导下的旧式均衡(晚清时期),劣绅主导下的新均衡(国民党的内卷化状态),这两个点状均衡状态下的政权执行力都很低,而执行成本却不低。在共产党主导下,乡村权力机制走出了传统的私人领域,构建了干群互动的公共领域,形成了低成本高执行力的乡村政权组织。共产党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就是这个有效的政权组织把革命军队建设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相对均平地分摊给农民承担。

  其实,一切运作良好的制度,都需要积极的干群互动,塑造认同以降低执行成本。共产党革命时代的特点,相当于是在短时期内,密切投入各种推动变革的要素,实现较为迅速的变革和共识转型,两千年以降执掌乡村社会里,以绅士们的私人领域去透过权力的文化网络起作用的方式,就得到快速革新,掌权者的私人领域被破除,新的公共领域得以创建,执行力提高的同时执行成本显著下降,这样,才使得根据地建设取得了成果。

  1938年八路军东渡山西,派出地方工作团深入群众,颠覆乡村旧有的权力结构和经济剩余分配规则,创建有着政治主体性的各种群众团体,然后,共产党和八路军就内在地保持与群众要求的一致。反过来,群众也认同于共产党和八路军,有了自下而上的高度认同,政权组织可以在很低成本条件下,具备极高的执行力。长治地区平顺县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创造过程如下:

  《平顺县志》海潮出版社1997年,第73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人民主体性创造的过程,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过程,同时也是共产党与农民群众相互认同关系的塑造过程。其中,创新农业经济剩余的分配规则——减租减息,只是一种过程中间的激励手段,以此去吸引群众的关心和参与进来,但目的却是新政治状况的创造——体现为各种“某救会”的成立和成员的扩大,这是共产党与群众政治主体性创造和相互认同关系成立的关键。

  在革命过程中间,制度变革一样会划分出受益者和受损者,也一样需要采取策略去支持受益者推动变革向前,同时,还一样会压制受损者的阻滞成本和向后退的趋势,一句话,变革远非所有人都自愿的。统一战线作为策略,意味着最小化制度变革的阻滞成本,降低新制度受损者的反抗力度,同时还最大化新制度的支持动力,为此,就需要扩大进步力量,争取或者中立中间力量,打击和缩小反动力量。这也是一个创造新制度认同,从核心群体扩展开去的过程。

  土共的根据地建设过程,对于西方的社会运动研究者而言,就是共产党引导群众运动的过程,也是创造特定的资源动员策略和政治机会结构的再分配,去诱导人们主动参与进来,个体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同时,还需要据此引导大多数人的意愿落定——共识的快速形成与稳定下来,以期快速破除旧的均衡并达到新的均衡状态,完成点状均衡的跃迁。

  权力如何成立,及其如何运用,是一个渗透全部社会关系和规则的过程,同时,依据土共的经验,集中和统一的需要,也可以建立在高度认同的基础上,从而把副作用很大的强制性权力最小化。但是,过去人们老是狭隘地看待这样的问题,白钢教授依“师生辩证法”而展开的创新分析,打开了新的想象力空间——说到底这是一个多人合作社会里的新文明样式维度上的问题。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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