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杨伟民的“减法”

作者: 赵磊 日期: 2018-10-11 来源: 红歌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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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某论坛”上,杨伟民的发言被冠以了如下标题:“很多金融机构用政治正确代替市场规律,减政才能够大规模减税”。

  把“政治正确”与“市场规律”对立起来,好像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市场经济是纯洁无瑕的少女,永远与政治不相关。注意,这个标题的看点就在这里。

  市场经济真的这么纯洁吗?非也。马克思主义早就科学地揭示了,政治与经济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市场规律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政治正确”,所谓“用政治正确代替市场规律”的说法,纯属伪命题(注1)。

  18大以来的中央反复强调: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也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注2)。所以,把市场规律与政治正确对立起来,如果不是幼稚,那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注3)。

  有趣的是,即使是崇尚“市场规律”的杨伟民先生,其放言的改革依然离不开政治:

  ——“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地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简政放权”与“政治”有什么关系?“减政减权减税减费”与“政治”是什么关系?“做减法”的人其实心知肚明。

  本来,“减政减权减税减费”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明摆着的事实,可有人就是要假装看不见。所以,对于其中的政治,我有必要说道说道。

  杨伟民先生放言的改革,关注点集中在“减政减权减税减费”上面,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减法”逻辑是一致的。但是我以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减法”只不过是具体做法而已,怎么减?减什么?与政治大有关系。什么关系?在“做减法”的背后,其实是有立场选择的:是以资本的利益马首是瞻,还是以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为指向?

  换言之,是以资本的利益为皈依,还是“以人民为中心”?这就是“讲政治”!

  一旦说到“政治”,一旦明确“立场”,有人不干了:“难道资本的利益与劳动的利益不共戴天吗?”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利益与劳动的利益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辩证地看,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二者的利益或有交集,也有一致的地方。然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者的利益毕竟不能混为一谈。也就是说,资本的利益并不能代表劳动的利益,也不能涵盖人民的利益。

  因此,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简政放权,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当然必要,也确实有助于减轻社会负担。但是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眼点不能仅仅是针对资本的“减政减权减税减费”。因为这些“减法”虽然能为社会减负,但本质上却是为资本减负,而不是为劳动者减负;这些减法的目的是提升资本的利润率,而不是提升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能力。

  如果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那么,“做减法”就更应该发展公益教育、公共医疗,并提升社保水平和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如果没有人民大众需求的认可和支撑,不论怎样“减政减权减税减费”,提升资本利润率的愿景都只能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辩证法的两点论。就供给侧结构改革而言,既要“做减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也要“做加法”甚至“做乘法”(补短板)。对此,大家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

  问题的关键是,短板究竟在哪里?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说法认为,短板是马桶盖,是资本利润率太低,是社会各个阶层的经济负担过重。我认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经济负担的确过重。但是,负担过重的根源和症结,不在于马桶盖的质量低劣,不在于资本的利润太低,而在于人民大众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和养老。因此,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义不是消极等待“市场出清”,不是仅仅为资本“做减法”,而是必须为广大劳动者的负担“做减法”。所以,政府不仅不能无所作为,当务之急,更应当在供求两端做好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供给侧而言,优化供给结构与其把眼光聚焦在马桶盖上,与其殚精竭虑地为资本做减法,不如把着力点用在人民大众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和养老上。比如,房地产的供给结构如何优化?除了被动的限购以外,现在的决策空间基本被锁定在市场自发调节的窠臼而不能自拔,几近束手无策。其实,加入政府的自觉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量,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加减乘除”可以大有作为,未必就只能任由任志强所谓“只能炸掉”了事。

  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少有不被房地产给绑架了的国家经济。中国经济也有“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一说。然而,凡事总有例外,德国的房价和新加坡的组屋,就是例外。这些国家为什么能避免房地产绑架经济的情况?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房地产不能任由市场说了算。

  各国当然有各自的国情,但只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经验,我们就应当借鉴——关键是如何把恶性膨胀的房地产泡沫变成无利可图的东东。我感到不解的是,某地的公租房改革,效果事半功倍,为什么就不能在全国推广?好的做法不在于是谁搞的,而在于它是否符合国情,是否得到民众拥护,是否能解决问题。

  第二件事:就需求侧而言,堵住“腐败消费”之后,必须畅通“健康消费”的渠道。堵住腐败消费是“做减法”,畅通健康消费是“做加法”。什么是健康消费?健康消费就是事关国计民生的消费,也就是人民群众的生存消费、发展消费以及享受消费。总之,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消费,就是健康消费;反之,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消费——比如少数人的腐败消费和奢侈消费,就是畸形消费(注4)。

  反腐倡廉为什么会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和支持?道理很简单,任何腐败消费都是以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反腐倡廉的目的,不是要压制民众的正常消费和健康消费,而是要压制腐败消费和畸形消费。进一步说,反腐不仅仅是要抑制腐败消费,更要把少数人的腐败消费,转换成多数人的健康消费。畅通和发展健康消费,就是要大力增加、而不是缩小民众的有效需求,就是要大力提升、而不是压制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水平。杜甫有诗云:“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借用一下就是:“人民群众的健康消费多多益善,少数人的腐败消费必须斩尽杀绝”。

  鼓励和促进健康消费的路径很多,关键是要明确和摆正立场。这个立场就是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的“人民立场”——政治立场。只要立场摆正了,健康消费就会取代腐败消费的“空场”,成为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我必须强调的是,促进健康消费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因为只有提升和扩大健康消费,中共承诺的人民立场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老百姓才会真实感受到反腐倡廉带来的积极变化,人民群众才会真心诚意地支持反腐倡廉、坚定不移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但凡那些声称“政治与经济无关”的人,往往却最“讲政治”。只不过有些人讲的政治,是“资本的政治”,而不是“共产党的政治”。且看杨伟民是咋说的:

  ——“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所谓“取消所有制的分类”,这里面难道没有政治吗?请问杨先生:若“取消所有制分类”,甚至干脆把公有制从地球上彻底抹去了,能指望私有制解决中国民众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和养老问题吗?

  有关私有和公有孰是孰非的讨论,我不想再说什么,点到为止就可以了:某些人心心念念的私有化,其理由并不是他们鼓吹的那么高大上,而是与资本的政治经济利益高度相关。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一直搞不懂,即使中国搞了私有制,便宜的是少数资本和权贵,让他们在多年前的改制大捞一笔后,再把剩余国有资产都瓜分光,再来一次分赃的盛宴,再造就一批少数人的亿万富翁,而你们自己却成了彻底无产者才高兴吗?他们把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私有化,你们又得不到半分半厘,你们又当不成资本家,轮得着你们跟着他们一起激动?你们也跟着瞎起哄什么呢?”

  话糙理不糙。所以,对于某些人的私有化热情我并不感到奇怪,我奇怪的是,身为普罗大众的“你们”为什么也跟着起哄?

  由此可见,澄清意识形态的忽悠是多么地必要啊!问题是,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共产党用什么来澄清意识形态的忽悠呢?


  注1:赵磊:《“政治的”经济》,载《赵磊新浪博客》2016年6月1日。

  注2:赵磊:《旗帜鲜明讲政治!》,载《赵磊新浪博客》2017年1月9日。

  注3:赵磊:《别了,政治课?》,载《赵磊新浪博客》2012年9月20日。

  注4:赵磊:《经济下滑说明反腐初见成效》,载《赵磊新浪博客》2014年3月1日。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2018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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