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杨伟民的“减法”

　　在“某某论坛”上，杨伟民的发言被冠以了如下标题：“很多金融机构用政治正确代替市场规律，减政才能够大规模减税”。

　　把“政治正确”与“市场规律”对立起来，好像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市场经济是纯洁无瑕的少女，永远与政治不相关。注意，这个标题的看点就在这里。

　　市场经济真的这么纯洁吗?非也。马克思主义早就科学地揭示了，政治与经济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市场规律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政治正确”，所谓“用政治正确代替市场规律”的说法，纯属伪命题(注1)。

　　18大以来的中央反复强调：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也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注2)。所以，把市场规律与政治正确对立起来，如果不是幼稚，那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注3)。

　　有趣的是，即使是崇尚“市场规律”的杨伟民先生，其放言的改革依然离不开政治：

　　——“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地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简政放权”与“政治”有什么关系?“减政减权减税减费”与“政治”是什么关系?“做减法”的人其实心知肚明。

　　本来，“减政减权减税减费”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明摆着的事实，可有人就是要假装看不见。所以，对于其中的政治，我有必要说道说道。

　　杨伟民先生放言的改革，关注点集中在“减政减权减税减费”上面，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减法”逻辑是一致的。但是我以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减法”只不过是具体做法而已，怎么减?减什么?与政治大有关系。什么关系?在“做减法”的背后，其实是有立场选择的：是以资本的利益马首是瞻，还是以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为指向?

　　换言之，是以资本的利益为皈依，还是“以人民为中心”?这就是“讲政治”!

　　一旦说到“政治”，一旦明确“立场”，有人不干了：“难道资本的利益与劳动的利益不共戴天吗?”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利益与劳动的利益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辩证地看，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二者的利益或有交集，也有一致的地方。然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者的利益毕竟不能混为一谈。也就是说，资本的利益并不能代表劳动的利益，也不能涵盖人民的利益。

　　因此，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简政放权，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当然必要，也确实有助于减轻社会负担。但是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眼点不能仅仅是针对资本的“减政减权减税减费”。因为这些“减法”虽然能为社会减负，但本质上却是为资本减负，而不是为劳动者减负;这些减法的目的是提升资本的利润率，而不是提升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能力。

　　如果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那么，“做减法”就更应该发展公益教育、公共医疗，并提升社保水平和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如果没有人民大众需求的认可和支撑，不论怎样“减政减权减税减费”，提升资本利润率的愿景都只能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辩证法的两点论。就供给侧结构改革而言，既要“做减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也要“做加法”甚至“做乘法”(补短板)。对此，大家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

　　问题的关键是，短板究竟在哪里?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说法认为，短板是马桶盖，是资本利润率太低，是社会各个阶层的经济负担过重。我认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经济负担的确过重。但是，负担过重的根源和症结，不在于马桶盖的质量低劣，不在于资本的利润太低，而在于人民大众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和养老。因此，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义不是消极等待“市场出清”，不是仅仅为资本“做减法”，而是必须为广大劳动者的负担“做减法”。所以，政府不仅不能无所作为，当务之急，更应当在供求两端做好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供给侧而言，优化供给结构与其把眼光聚焦在马桶盖上，与其殚精竭虑地为资本做减法，不如把着力点用在人民大众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和养老上。比如，房地产的供给结构如何优化?除了被动的限购以外，现在的决策空间基本被锁定在市场自发调节的窠臼而不能自拔，几近束手无策。其实，加入政府的自觉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量，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加减乘除”可以大有作为，未必就只能任由任志强所谓“只能炸掉”了事。

　　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少有不被房地产给绑架了的国家经济。中国经济也有“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一说。然而，凡事总有例外，德国的房价和新加坡的组屋，就是例外。这些国家为什么能避免房地产绑架经济的情况?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房地产不能任由市场说了算。

　　各国当然有各自的国情，但只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经验，我们就应当借鉴——关键是如何把恶性膨胀的房地产泡沫变成无利可图的东东。我感到不解的是，某地的公租房改革，效果事半功倍，为什么就不能在全国推广?好的做法不在于是谁搞的，而在于它是否符合国情，是否得到民众拥护，是否能解决问题。

　　第二件事：就需求侧而言，堵住“腐败消费”之后，必须畅通“健康消费”的渠道。堵住腐败消费是“做减法”，畅通健康消费是“做加法”。什么是健康消费?健康消费就是事关国计民生的消费，也就是人民群众的生存消费、发展消费以及享受消费。总之，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消费，就是健康消费;反之，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消费——比如少数人的腐败消费和奢侈消费，就是畸形消费(注4)。

　　反腐倡廉为什么会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和支持?道理很简单，任何腐败消费都是以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反腐倡廉的目的，不是要压制民众的正常消费和健康消费，而是要压制腐败消费和畸形消费。进一步说，反腐不仅仅是要抑制腐败消费，更要把少数人的腐败消费，转换成多数人的健康消费。畅通和发展健康消费，就是要大力增加、而不是缩小民众的有效需求，就是要大力提升、而不是压制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水平。杜甫有诗云：“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借用一下就是：“人民群众的健康消费多多益善，少数人的腐败消费必须斩尽杀绝”。

　　鼓励和促进健康消费的路径很多，关键是要明确和摆正立场。这个立场就是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的“人民立场”——政治立场。只要立场摆正了，健康消费就会取代腐败消费的“空场”，成为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我必须强调的是，促进健康消费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因为只有提升和扩大健康消费，中共承诺的人民立场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老百姓才会真实感受到反腐倡廉带来的积极变化，人民群众才会真心诚意地支持反腐倡廉、坚定不移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但凡那些声称“政治与经济无关”的人，往往却最“讲政治”。只不过有些人讲的政治，是“资本的政治”，而不是“共产党的政治”。且看杨伟民是咋说的：

　　——“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所谓“取消所有制的分类”，这里面难道没有政治吗?请问杨先生：若“取消所有制分类”，甚至干脆把公有制从地球上彻底抹去了，能指望私有制解决中国民众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和养老问题吗?

　　有关私有和公有孰是孰非的讨论，我不想再说什么，点到为止就可以了：某些人心心念念的私有化，其理由并不是他们鼓吹的那么高大上，而是与资本的政治经济利益高度相关。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一直搞不懂，即使中国搞了私有制，便宜的是少数资本和权贵，让他们在多年前的改制大捞一笔后，再把剩余国有资产都瓜分光，再来一次分赃的盛宴，再造就一批少数人的亿万富翁，而你们自己却成了彻底无产者才高兴吗?他们把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私有化，你们又得不到半分半厘，你们又当不成资本家，轮得着你们跟着他们一起激动?你们也跟着瞎起哄什么呢?”

　　话糙理不糙。所以，对于某些人的私有化热情我并不感到奇怪，我奇怪的是，身为普罗大众的“你们”为什么也跟着起哄?

　　由此可见，澄清意识形态的忽悠是多么地必要啊!问题是，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共产党用什么来澄清意识形态的忽悠呢?

　　注1：赵磊：《“政治的”经济》，载《赵磊新浪博客》2016年6月1日。

　　注2：赵磊：《旗帜鲜明讲政治!》，载《赵磊新浪博客》2017年1月9日。

　　注3：赵磊：《别了，政治课?》，载《赵磊新浪博客》2012年9月20日。

　　注4：赵磊：《经济下滑说明反腐初见成效》，载《赵磊新浪博客》2014年3月1日。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2018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