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尘:高行健为何请出五位人物?

作者: 刘同尘 日期: 2018-10-12 来源: 红歌会网

u=3035684063,957077160&fm=26&gp=0.jpg

  高行健说:“作家倘若想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而诉诸言语的作家,如果长时间无言,也如同自杀。逃避自杀与封杀,还要发出自己个人的声音的作家不能不逃亡。回顾文学史,从东方到西方莫不如此,从屈原到但丁,到乔伊斯,到托马斯·曼,到索尔仁尼琴,到一九八九年后中国知识分子成批的流亡,这也是诗人和作家还要保持自己的声音而不可避免的命运。”

  高先生的这段话,不仅是为他的逃亡作辩解,还想借他人之名,抬高身价。

  自由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有自由,也有纪律,任何人都不能任意自由,一个国家,如果人人任意自由,成何体统?那只能是天下大乱!

  作家也不能任意自由。所谓作家“思想的自由”,就是作家的写作自由。

  作家是意识形态工作者,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作家的自由,必须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自由,不能有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自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家自由无限,对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作家的自由,必须剥夺;对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必须封杀,这是理所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灵魂,如果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灵魂“自由”垮了,社会主义国家,就亡国了!

  高行健请出五位人物,想与他们为伍,以抬高身价。与这五位人物为伍,高先生够格吗?书本上、网上对这五位人物都有介绍和评论,作些摘录,与高先生比比高低。

  请看屈原——

  屈原,名平,字原,出身于楚国贵族。公元前340年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提倡“美政”;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是,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再加上楚怀王的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的怀抱。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开始了流放生涯。结果楚怀王被秦国诱去,囚死于秦国。顷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以死明志,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自杀。

  屈原是战国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是楚辞的主要代表作家。《楚辞》,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抒情诗篇。全诗大致可分为前后两部分:从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篇,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顾,多描述现实的情况;后半篇则重在通过幻想方式,表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离骚》集中表现了屈原对美好政治理想的热烈追求和始终不懈的斗争精神。全诗才气纵横,感情激荡,震撼人心。

  在屈原之前,《诗经》中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但它基本上是群众性、集体性的创作,个性的表现甚少。而屈原的创作,却是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及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这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新时代。

  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他关心国家和人民,忠君爱国,无私无畏,勇敢坚强,至死不渝地追求理想的实现。由于表达这种感情的需要,屈原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出恢弘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诗》、《骚》并称,成我国古典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特别是《楚辞》中屈原的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沉郁的感情、丰富的想象、瑰丽的文辞,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楚辞的比兴寄托手法,不仅运用在遣词造句上,且能开拓到篇章构思方面,为后人提供了创作的楷模。而楚辞对其后的赋体、骈文、五七言诗的形成,又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特别崇敬屈原,终生酷爱《楚辞》,特别是屈原的《离骚》。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主席就在《讲堂录》中,用工整的小楷抄录了《离骚》、《九歌》全文,在《离骚》正文的天头上,写有各节的提要。

  1915年5月,毛主席结识了罗章龙。他们第一次会见,谈了两三个小时,内容涉及很广。其中就有对于《离骚》的讨论。

  1918年春,罗章龙赴日本留学,毛主席赋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送别,诗中有“年少峥嵘屈贾才”句,将屈原、贾谊并称,可以看出屈原已成为那批同学学习的榜样。

  1950年3 月10日,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我国驻外大使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毛主席走到黄镇面前时,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主席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宁碎而不致其白,竹宁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白玉兮为镇”是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

  1951年7月7日,毛主席邀请周世钊、蒋竹如在中南海划船时,曾说:“《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毛主席还多次在政治外交场合提到屈原,并且数次向国外元首推崇、介绍屈原。

  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说,1949年毛主席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他任苏方翻译。一次,毛主席与他大谈中国古典文学,在谈到屈原时毛主席曾发了一段较长的议论,其中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这是毛主席对屈原最高、最全面的评价。把自己看作屈原“生命长存的见证人”,推崇程度至高无上。

  这也展露出毛主席的心境。新中国处于摇篮时期,面临着重重困难,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只能与苏联站在一边,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而苏联领导人此时对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还心怀疑虑,还存有大国沙文主义作风。因此,心情复杂的毛主席在谈到屈原时格外动情,民族自信与自尊的情绪也油然而生,进而以屈原传人自励与自许,委婉地展露了毛主席作为一位伟大爱国者的深沉情怀。

  1954年10月26日,毛主席在会见访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

  “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阴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在这天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

  在送别访华后即将归国的尼赫鲁时,又特地引用屈原《九歌少司命》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达对尼赫鲁的友好之情。

  1957年12月,毛主席让为他管理书报的逄先知请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收集了五十余种,列了一个书目。在这段时间里,毛主席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

  毛主席将屈原精神运用到党员干部的教育上,激励人们奋发有为,积极向上。

  1957年,新华社的吴冷西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时,毛主席找他谈话:“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毛主席列举屈原、司马迁为例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放逐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到腐刑乃发愤著《史记》。”

  1958年,是毛主席读屈原著作最勤、感受最多的一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他又向与会干部介绍自己的读书方法:“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1月18日凌晨一点多,突然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方向飞来,全城立即进入防空状态。警卫人员请毛主席进防空洞,以保安全。但他却神情若定,安然处之,挥手说:“我不去,要去你们去。”又说:“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我又回来了,他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他让卫士长李银桥点燃蜡烛,聚精会神地读起了《楚辞》。毛主席期望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是年7月1日写了《七律送瘟神》二首,比较强烈地反映了他的这个愿望,尤以第一首最为显著,这首诗的后半部分“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毛主席是以地球为“飞行器”作巡天之游,比起屈原的远游规模更为壮观。《离骚》中屈原上天寻找天帝陈述政见以求支持,毛主席则是向出身劳动人民、后来成为神仙的牛郎倾诉悲欢之情,其情怀更为高远和深广。毛主席的这两首七律以及1961年所写的《七律答友人》,可谓“骚体苗裔”。

  1958年8月22日,毛主席在审阅、修改陆定一起草的《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时,在该文中加了一段话,特意把“屈原的批判丑恶”同“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重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等思想列在一起,看成是中国教育史、思想史上具有进步性的“人民性”的代表,并说:“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人民的教育。谈中国的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可见,毛主席对屈原作品的思想价值是给予高度肯定的。

  1958年9月,毛主席在安徽视察时,借来一本《楚辞集注》,问随行的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治中回答说:“未读过。”毛主席说:“这是本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1959年8月1 6日,毛主席在《关于枚乘(七发)》一文中说:“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屈原的作品,比较集中地表现出他坚持真理、恪守气节、宁死不愿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在屈原作品中,通过对以楚怀王为首的腐朽贵族集团的揭露和自己遭谗被疏的痛苦愤懑的抒发,充分表现出他对“美政”的追求和对楚国黑暗统治的大力批判。这种批判精神,也正适宜毛主席的个性。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等人的成就虽不如屈原,但他们继承了屈原的这种精神,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可喜之处”。

  1959年和1961年,毛主席又两次要《楚辞》读,还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和明陈第撰写的《屈宋古音义》。收藏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的《屈宋古音义》中,毛主席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圈划。

  对于屈原的创作,司马迁曾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把屈原的作品价值同他的人生遭际和人格的光辉联系在一起来评价。毛主席很同意司马迁的观点,并加以发挥。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毛主席坚定地认为,一个人的经历、社会地位如何,其处境和命运如何,是否经受磨难,是创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他认为真学问一入太庙,便为牺牲;诗人作家一旦以精神贵族自居,便丧失艺术嗅觉,也没了诗的灵魂和本色。真正有创造力和才智的人,总是处于逆境中的人。只有那些身处不平、心里有火气的人,才能创作出具有艺术震撼力的杰作。

  1961年秋毛主席作《七绝·屈原》: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七绝·屈原》是毛主席赞颂屈原诗品和人品的诗化评论。“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是说屈原的《离骚》等光辉诗篇,是他手中紧握的足以致敌于死命的利剑。这是赞屈原诗作的战斗威力。“杀人刀”的比喻,是对屈原作品的真理性和批判威力的形象化表述。“杀人刀”就是真理,“手中握有杀人刀”就是手中握有真理。毛主席这两句诗对屈原作品的评论,一扫千百年来咏屈原诗作中的忧愁幽思、悲愤同情的气氛,出语惊人而深刻地指出:屈原的诗歌是指向腐朽势力的战斗檄文,读之使人感奋!这是前无古人的独创之论。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是说由于社会的黑暗,奸佞小人太多而贤德之士太少,屈原感到政治理想无法实现而奋身跃入汩罗江,悲壮而死,以死报国,以死明志。从表面上看,屈原是被反动势力迫害死了;但从本质上看,屈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千古流芳。正如毛主席所说:“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毛主席在此诗中,对屈原人格精神,作了前无古人的评价。

  毛主席把斯大林和列宁比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这里他把屈原的“楚骚”比作“杀人刀”。当时国际上多数共产党放弃了马列主义原则,走上背离革命和人民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不也同样面对着“艾萧太盛椒兰少”的困难局面吗?“一跃冲向万里涛”所塑造的是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屈子形象,集中地表现出毛主席的道德评价,也是对在反修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捍卫马列主义真理而战斗到底的心灵召唤。由此可以看到,毛主席正是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候想到了屈原,他从屈原精神中吸取了力量。

  《天问》是屈原的又一名作,全诗自始至终,完全以问句构成,一口气对天、对地、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提出一百七十三个问题,被誉为是“千古万古至奇之作”。毛主席对这首诗也评价较高。1964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与吴江、邵铁真、龚育之等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毛主席说:“《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1972年9月27日晚,毛主席在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时,将一套线装本的朱熹《楚辞集注》作为国礼赠送给田中,这既表明《楚辞》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又对当时日本学术界已出现的“屈原否定论”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同时,也向世界推介屈原及其作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屈原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创始人,毛主席说在创作风格上深受他的影响。通读毛主席诗词,人们深深地被其气势磅礴、神奇浪漫、富于想象的艺术魅力所感染,从中可以窥见《离骚》、《九歌》给毛主席的创作带来的影响。毛主席的名篇之一《七律·答友人》前四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的典故。“帝子乘风下翠微”,显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变化而来。“斑竹一枝干滴泪”也是化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十分悲痛,眼泪沾在青竹上,留下点点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由于毛主席的个性特征和创作风格与屈原相类似,这是毛主席酷爱屈原和《楚辞》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一生研读屈原诗歌,崇敬屈原人格,对屈原作了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评论,在诗词创作中发扬屈原的人格精神,吸收屈原作品的艺术营养,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主义诗风,从而使自己诗词的艺术成就和思想境界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

  ——请问高先生,你能与屈原比肩吗?够格吗?

  屈原是爱国诗人,你是叛党、卖国的“作家”;屈原是被流放,你是逃亡。屈原赋《离骚》,你写《灵山》,“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手中握有杀人刀就是手中握有真理。你写《灵山》,你手中握的什么?你手中握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离骚》千古育人,《灵山》毒害人民的灵魂!爱国者名垂青史,共产党的叛徒、卖国贼遗臭万年!你站在屈原的脚下,有地自容吗?!

  再看但丁——

  但丁·亚利基利(意大利语:Dante Alighieri,1265年—1321年),意大利诗人,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人物之一,以长诗《神曲》留名後世。恩格斯评价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1265年5月,但丁诞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颇受当地人尊敬的小贵族家庭里。他幼年丧母,大约在他十八岁那年,父亲也去世了。不过,但丁还是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据记载,但丁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对当时的各个学术领域都有着广博的知识,并且很早就开始了诗歌创作。

  在但丁的一生中,他曾积极地投身于佛罗伦萨的政治活动,担任过公职。后来,他因为反对教皇及其在佛罗伦萨的追随者,被判没收全部家产,终生放逐。

  在此后的近二十年里,但丁虽然也作过多次努力想重返故里,但都没有成功,最后终于客死他乡。辛酸的流亡生活使他扩大了视野,增长了阅历,丰富了经验。但丁的重要作品几乎全部是在流亡中写成的,其中以《神曲》最为著名。

  《神曲》叙述的是诗人自己想象中的经历。全诗分《地狱》、《炼狱》和《天堂》三部,每部由三十三首“歌”组成,加上全书的序曲,总共有一百歌之多,计一万四千多行。

  这部长诗采用的是中古时期所特有的梦幻文学形式,通过但丁的自叙描述了他在1300年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五凌晨,在一座黑暗的森林里迷了路。黎明时分,他来到一座洒满阳光的小山脚下。他正要登山,却被三只张牙舞爪的野兽(豹、狮、狼,象征淫欲、强暴、贪婪),拦住了去路,情势十分危急。这时,古罗马时代的伟大诗人维吉尔出现了。他受但丁青年时期所爱恋的对象俾德丽采的嘱托前来搭救但丁,然后又作为他的向导带他游历了地狱和炼狱。

  地狱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在狄斯城内,分为五层,分别收容一些异教徒的灵魂、好色之徒、犯饕餮罪者、贪婪挥霍者、生前动辄发怒的灵魂,这些人在这里受尽了各种煎熬。第二部分在狄斯城外,也分为三层,收容的都是罪孽深重的灵魂。第三部分是一个分成四层巨大的深井,其底部是个冰湖,凡生前有残杀亲人或各种背叛罪行的灵魂都给冻在湖里。

  能够进入炼狱的,是那些生前的罪恶能够通过受罚而得到宽恕的灵魂。这里的刑罚不象地狱里的那样惨酷,并且带有一种赎罪的性质,因此灵魂们比较乐于接受。炼狱山共分七级,分别是:洗净傲慢、嫉妒、忿怒、怠慢、贪财、贪食、贪色七种人类大罪。灵魂在洗去一种罪过的同时,也就上升了一级,如此可逐步升向山顶。山顶上是一座地上乐园。维吉尔把但丁带到这里后就离开了,之后但丁就由俾德丽采前来引导了。他们经过了构成天堂的九重天之后,终于到达了上帝的面前。这时但丁大彻大悟,他的思想已与上帝的意念融洽无间。整篇史诗至此也就戛然而止了。

  但丁的这部作品,同中古时期的其他作品一样,字里行间充满了寓意。整个作品的主题思想还是比较清楚的,即人经过了迷惘和苦难,到达了真理和至善的境界。在作品中但丁通过自己的叙述或通过与鬼魂谈话,反映了中古时期文化领域内的各种成就,并说出了他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和评价,有史以来第一次表达了带有新时代特征的新思想和新世界观。但丁在《神曲》中广泛而深刻地暴露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他对作为西欧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并垄断了当时全部文化的教会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严厉地批判统治阶级的寡廉鲜耻以及对人民的残酷压榨;他否定神权统治和教会至上的观点,坚决反对教皇掌握世俗权力;他揭露教会的罪恶,谴责僧侣们的无耻勾当。不仅如此,他对新兴市民阶级的自私以及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弊端也作了一定的指责。

  《神曲》中写的虽是来世,但反映的却都是现世的事物,这充分显示了但丁对于现世生活的兴趣和关心。他认为人应当克服惰性,追求荣誉;应当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榜样,学习他们的伟大思想和坚强意志,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但丁在《神曲》中还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提倡发展文化、追求知识、追求真理。他对古典文化也十分敬仰,并以维吉尔作为理性和哲学的化身,引导他游历地狱和炼狱。

  ——但丁是被放逐,不是逃亡。你的《灵山》,能与但丁的《神曲》相比吗?

  但丁,因为反对教皇及其在佛罗伦萨的追随者,被判没收全部家产,终生放逐。

  但丁,严厉地批判统治阶级的寡廉鲜耻以及对人民的残酷压榨;他否定神权统治和教会至上的观点,坚决反对教皇掌握世俗权力;他揭露教会的罪恶,谴责僧侣们的无耻勾当。

  高先生,你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与但丁批判中世纪的统治阶级的性质相同吗?中世纪的统治阶级,是没落阶级,对它进行批判,是推动历史的前进。共产党是新兴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舍生忘死的奋斗,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改变了世界格局,你站在反华反共的立场上攻击共产党,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螳臂当车!

  再看乔伊斯——

  乔伊斯(James Joyce)1882年2月2日,出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他的父亲对民族主义有坚定的信念,母亲则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乔伊斯出生的时候,爱尔兰这个风光绮丽的岛国是英国的殖民地,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他有一大群弟弟妹妹,但他父亲偏爱这个才华横溢的长子,“不论这一家人有没有足够的东西吃,也给他钱去买外国书籍。”他从小就在教会学校接受天主教教育,学习成绩出众,并初步表现出非凡的文学才能。1898年乔伊斯进入都柏林大学专攻哲学和语言,1902年6月,乔伊斯毕业于都柏林大学学院,获得了现代语学士学位。10月2日,他登记到圣西希莉亚医学院修课。可是,在这里只念到11月初就因为经济困难而放弃了学业。1904年,他偕女友诺拉私奔欧洲大陆,从此义无反顾地开始了长及一生的流亡生涯,中间仅仅点缀着短期的回乡探亲,1911年后便再也不曾踏上爱尔兰的土地。他一生颠沛流离,辗转于的里雅斯特、罗马、巴黎等地,多以教授英语和为报刊撰稿糊口,又饱受眼疾折磨,到晚年几乎完全失明;但他对文学矢志不渝,勤奋写作,终成一代巨匠。1939年巴黎沦陷,12月他带着家眷疏散到法国南部。1940年12月17日,乔伊斯夫妇把患精神分裂病的女儿露西亚留在法国的一家医院,狼狈不堪地逃到瑞士的苏黎世。第二年的1月10日,乔伊斯因腹部痉挛住院,查明是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在13日凌晨去世,终年59岁。

  ——乔伊斯的流亡生涯,是偕女友诺拉私奔,与高先生的逃亡性质不同,没有可比性。

  再看托马斯·曼——

  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192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出生于德国北部卢卑克城一家望族。曾在慕尼黑高等工业学校旁听历史、文学史和经济学课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一度为帝国主义参战辩护,但30年代即大力反对法西斯主义威胁,希特勒上台后流亡瑞士。托马斯•曼是德国20世纪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人道主义者。其创作主要是中、长篇小说。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被誉为德国资产阶级的“一部灵魂史”。小说通过自由资产阶级布登勃洛克在垄断资产阶级哈根施特勒姆家族的排挤、打击下逐渐衰落的历史描写,详尽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旧的刻意盘剥和新的掠夺兼并方式的激烈竞争和历史成败,成为德国19世纪后半期社会发展的艺术缩影。但因作者受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影响,小说对帝国主义势力持无能为力的消极态度,对自由资产阶级抱无可奈何的哀惋情绪。

  ——这位作家,是因大力反对法西斯主义威胁而流亡,这与高先生大反共产党而逃亡的性质正相反,二者不能相提并论。把二者相提并论,用心险恶!

  再看索尔仁尼琴——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 1918年12月11日出生于北高加索的疗养胜地吉斯洛沃茨克市。1924年,随寡母迁居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他的母亲和他家的亲戚都是虔诚的教徒,东正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中学毕业后考入了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1939年考入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1941年大学毕业,成为一名中学教师。苏德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曾任大尉炮兵连长,两次立功受奖。1945年2月,在东普鲁士前线被捕,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6年解除流放,次年恢复名誉,后定居梁赞市,任中学数学教员。

  1962年,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深受赫鲁晓夫的赏识,在《新世界》上刊出。这是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掀起了“集中营文学”的热潮。1963年3月10日《真理报》报道了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接见中,热情赞扬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说这是“一部从党的立场真实地阐明那些年代苏联实际情况的作品”,还说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和需要的书”。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1965年3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1969年11月,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73年12月,他用“艺术研究”方法写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在巴黎出版。他把苏联描绘成劳改营遍布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者遭到逮捕、关押和杀戮的黑暗帝国。同年他又在《民族生活范畴的懊悔与自我克制》、《不要撒谎活着》、《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三篇文章中“预言”社会主义必然垮台,攻击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和经济贫穷,这些文章都恰好迎合了西方社会反苏、反共的需要。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开除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1976年——1994年一直居住在美国佛蒙特。1990年恢复国籍,1994年,叶利钦请他回国。

  索尔仁尼琴的写作,攻击斯大林、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一切革命思想。作品被苏联的敌对势力用来作为反苏反共的宣传品,产生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为西方制定反苏计划提供了依据,为苏联的解体充当了帮凶。

  索尔仁尼琴,回国后看到物是人非、满目疮痍、人民极度贫困的悲剧般现状,让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苏联时代的看法。他内心开始忏悔,在他心中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充满着无尽的惋惜:“是我害了俄罗斯祖国。”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中,他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了“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这说明他的内心在忏悔。2005年6月媒体采访时,他公开指责俄罗斯政治现状,同时,强烈批评美国社会虚伪的民主,打着民主旗号,推行强权的做法。在《倾塌的俄罗斯》一书中,索尔仁尼琴几乎是仰天长叹。

  《古拉格群岛》是大反斯大林主义的小说,由此索尔仁尼琴被称为:反苏维埃制度最著名的斗士,但是,他在苏联解体后认识到自己反对斯大林和苏共是绝大错误。面对俄罗斯正沦为西方附庸的现实,他痛苦悲哀地说:“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

  在索尔仁尼琴生日时,叶利钦授予他:俄罗斯国家最高奖,圣安德列奖,他拒绝了。

  索尔仁尼琴因为处女作,正适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需要,他一步登天;因为美国反苏反共的需要,他被美国参议院授予“美国荣誉公民”的称号!在美国20年,他大展反苏反共的“才华”!瑞典文学院,因为他大展反苏反共的“才华”,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人可取的是,他在被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利用中,为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大力效劳、卖命中,面对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的罪恶,到了晚年,他终于有了醒悟,对自己反苏反共的错误进行了忏悔。

  面对事实,能够觉悟,勇于认识错误,敢于承认错误并作忏悔的人,应该受刑赞扬,受到尊敬。

  高行健先生与索尔仁尼琴相比,有所同,有所不同。

  有所同的是:

  第一,这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人才”。索尔仁尼琴出生于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1941年大学毕业,任中学教师,卫国战争中曾任炮兵连长,立功受奖。没查到这位是不是苏共党员。高行健1940年1月4日出生,1957年,高中毕业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1962年,从法语系毕业,1970年,下放农村劳动,期间曾到安徽宁国县港口中学任教。1975年,返回北京,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1977年,在中国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工作。1980年,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高行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没查到入党时间,有个资料说高在XX事件后,宣布退出共产党。1990年,高行健被开除公职、党籍。这两个人,都恩将仇报,不遗余力地攻击、诽谤共产党。

  他们为什么恩将仇报?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会变的,有的人可以变好,有的人可以变坏。虽然他们都成长在新社会,但是,成长在新社会的人,没有自来红。

  第二,这两个人都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厚爱”。索尔仁尼琴被美国参议院授予“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高行健1992年,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2002年2月25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为高行健颁发“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第三,这两个人因为反苏反共,反华反共卖力气,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有所不同的是:

  索尔仁尼琴对自己反苏反共的错误有所醒悟,并且进行了忏悔。高行健在反华反共道路上越滑越滑远,不知悔改!

  高行健把屈原、但丁、乔伊斯、托马斯·曼和索尔仁尼琴请出来,想与这五位人物为伍,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恰恰相反,在五位人物面前他原型原形毕露。

  他不但与屈原、但丁有天壤之别,就是与他的同类索尔仁尼琴相比,也矮半截!

  高行健说“到一九八九年后中国知识分子成批的流亡,这也是还要保持自己的声音而不可避免的命运。”

  一九八九年后,中国确实有些“知识分子”流亡了,或者说逃亡了。有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苏绍智、李春光、张显扬、严家其……等等。还有写《告别革命》的刘再复,大叫“我——不——相——信”的北岛之类。他们为什么要逃亡?因为他们大反四项基本原则,诋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污蔑民族传统文化,鼓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主张全盘西化和殖民化,煽动学潮和动乱。他们是中国“小气候”的制造者,是紧密配合国际“大气候”的卖国贼!

  一九八九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决果断的平息了动乱和叛乱,这些“知识分子”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梦破灭了,他们只好拔腿走人!高先生不也是在这个时间,变成法国人的吗?

  高先生,你和那些“知识分子”是同类,请不要自我辩解,也不要自我吹嘘,你和你们是自己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不要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

  2017年7月13日

最新推荐

乡村聚人气关键靠产业留人今天,致敬长征!清江游:“圈子论”暴露了西方集团的真面目骂不倒的毛泽东与撞不垮的长江一桥

热门文章

郭松民| 纪念长征胜利82年:毛泽东为何对?张国焘为何错?

宋方敏:究竟谁是中国经济的顶梁柱?

贾根良:让这些人为中国改革开放出谋划策,危矣

披露:苏联解体前400多名高层领导已被共济会收买!

吴敬琏等曾接二连三杜撰中央文件观点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