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龙种”与“跳蚤”: 龚自珍与逆子龚半伦


  大凡读过中国近代史的,无不熟悉晚清著名思想家、改良主义先驱、爱国诗人龚自珍(1792—— 1841)。他的《己亥杂诗》,诸如“不论铁盐不愁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妞那不生栽禾”;“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等等,皆属振聋发聩、脍炙人口之句。

  龚自珍系道光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因不满清政府腐败统治,辞官从文。他一生鼓吹“更法”、“改图”,“变功令”、“革弊政”;主张“移民实边”、开发西北,保卫边疆,警惕外来侵略;1839年林则徐赴广州禁烟,在致好友《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更是痛斥英国的鸦片祸害,激励林坚决禁绝鸦片,面对侵略,要“修整军器”,加强备御。┄┄

  可是,就是这么一位满怀爱国主义激情的“名父”——龚自珍,偏偏生养了一个汉奸儿子龚半伦。

  龚半伦系龚自珍的长子,原名橙,字孝拱。所谓“半伦”者,是言其无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道,只爱一个小妾,五伦去了四伦半,故自嘘“半伦”。龚半伦为人放荡不羁,却并非不学无术之辈。他自幼聪颖,治学《公羊》,著述颇丰,恃才傲物,遭人忌恨。晚年家道中落,变卖先人金石书画殆尽,后投李鸿章,再入英人威妥玛幕府,月资数百。据传他曾送女儿给威妥玛做妾,英法联军入侵时,龚半伦给侵略者巴夏礼做幕僚,曾引导侵略军火烧圆明园,成了一个地道的汉奸、民族败类。

  其实,此种毫无民族节气的败类何止龚橙一人,更有代表性的当数清初的范文程。

  范文程(1597——1666),字宪斗,号辉岳,沈阳人,系赫赫有名北宋名相范仲淹十七世孙。范氏以“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句教人,至理名言,无人不晓;人皆敬仰,青史垂名。按理,范氏后人,理所当然谨遵祖训,率先垂行。可惜世事无常、往往是事与愿违。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八旗兵攻下抚顺,范文程身为大明子民,为求个人功名、竟主动求见努尔哈赤投诚,受到重用。皇太极对他最为倚重,凡讨伐明策略、策反明朝官员、进攻朝鲜、抚定蒙古,等等,都由他参与决策,清朝开国规制,更大多出自其手。他事清初四帝,堪称清初文臣之首、开国元勋之一。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统领满蒙汉官兵十余万攻明。四月十四日,行军至翁后(今辽宁阜新),得吴三桂“乞师”之信,悉李自成已攻破北京,多尔衮立即派人把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接来商议大计。其时,多尔衮正犹豫于进、退之际,难以决策。原因是:

  清军此次出师,为的直取北京再攻中原。如今农民军已先据北京,形势剧变,清军是否还要继续进军?成为一大难题。多尔衮鉴于清兵以往三攻明都,皆未得手,现被农民军轻易破城,证明其军力必强。今多尔衮十余万清兵要与数十万农民军强敌交战,自感胜负难卜。

  然而,范文程却认为清军必能打败李自成农民军。他向多尔衮献策:清军入关,应打“为雪君父之仇”旗号,招降明代官员,联合明代地主阶级一起镇压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范以阶级矛盾缓和满汉民族矛盾之策,极大地坚定了多尔衮进军北京的信心,随即决定收降吴三桂,迎战农民军。

  四月二十二日,多尔衮先让吴三桂在山海关大战农民军,取疲敌之术再自行介入。果然大败李自成农民军,清军大胜。范文程则扶病随征,针对沿途官民畏惧清军杀掠,大多逃亡的情景。即草檄宣告:

  “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

  这一招果然灵。清兵沿途招降纳叛,顺利进军。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轻易入居紫禁城,实现了满清入主中原夙愿。

  范文程竭力淡化满汉民族矛盾,高调宣扬:大清江山“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国也”。在他的建议下,清廷为崇祯皇帝及皇后、皇妃发丧,极大地分化了汉民族的抗清力量。清兵攻下南京后,范文程再上疏:“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今宜广其途以搜之”。此后定期举行乡试、会试,以科举大力收买文人。于是“江以南士子毕集,得人称极盛云”,最后完成了满汉族统治阶级的大联合。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范文程,中国历史也许就要彻底改写。

  历史上这种“‘名父’出逆子,老子爱国儿背叛”的现象,正应了德国诗人海涅的一句名言:“我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父子传承,“龙种”(高尚)居然成了“跳蚤”(卑下)。此一现象,看似不合情理,其实亦不足为怪。

  且不说人生观、道德观,个人品格修养,均属后天因素,并非天生所能遗传。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贼生儿子掘壁洞”,实为唯心主义无稽之谈。即使是人的生物体本身,根据已知的生物遗传学的三大基本定律——基因分离定律、基因自由组合定律、基因连锁和交换定律,也都证明:相对稳定的生物基因,也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在不断地变异着。

  其实,人如此,事亦然。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许多人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实质上却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难怪恩格斯曾气愤地写道:

  “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照例推崇资产阶级大学,就像推崇那个使他们有权带着军官衔甚至将军衔加入‘党的行列’的圣西尔社会主义学校一样。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所研究的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路马克思主义(按:指假货),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致保·拉法格的信》)

  是的,世上的万事万物,原本就不是凝固、静止不变的;相反,运动、变化总是绝对的,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不断地变化着的,关键是有没有促使事物变化的条件。有了这种变化的条件,“龙种”可以蜕变为“跳蚤”;反之,“跳蚤”也可进化为“龙种”。

  文革时期一些人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几十年后再看看这些人物,他们变了没有?都变成了啥样?

  反观历史上诸多人物的反复无常,无不都处在变化之中:有的人越变越好,有的人越变越坏;有的先好后坏,有的先坏后好;有的先好后坏再变好,有的先坏后好再变坏。评价人物,说到底,还是要看大节,要看他是否有崇高信仰,要看他是为私还是为公?要看他的最终表现。

  好的说不坏,坏的吹不好。岳飞为什么倒不下去?秦桧为何翻不上不来?因为: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好人会流芳百世,坏蛋只能遗臭万年!理儿,就是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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