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鼓吹“共产党中国化”,要害是改变党的指导思想

作者: 李旭之 日期: 2019-07-14 来源: 红歌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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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一日和二日,“第三届思想者论坛”在北京举行,出席这个论坛的是来自京沪及全球六十余名著名思想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姚洋先生作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的主题演讲。

  他说:“我要说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这个听起来很别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中国化?核心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十年,实际上是回归中国的过程。”

  他又说:“第一是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中国人的精神特征、人文特征就是务实主义。邓小平在当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球籍论,就是我们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他是一个典型的务实主义,我们说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确是这样的,他直接用直觉理论,由此导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

  他说中国共产党“回归了中国的务实主义”而且还“实践了儒家的贤能主义”。他先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佐证中国共产党是西化的产物,再以“过去四十年,实际上是回归中国的过程”为论据,由此提出他的核心点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化”。

  

  “中国化”好像被贴上了“绝对正确”的标签,在姚教授这里,连中国共产党也必须“中国化”。话外之意,以前它不是“中国化”而是“西化”的。他的话里音很明确,因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而马列主义则来自西方的欧洲,马列主义到中国来,首先就不是中国的,只到“过去四十年”才是“回归中国的过程”,即“中国化”的过程。

  他所没有明言的,前三十年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再早到从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指导思想,都不是“中国化”的,不是“中国”的党,而是西化的党。之所以没有“中国化”,是因为它没有“导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因此,他所谓的“中国化”和没“中国化”的标准,是有没有“导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

  无需疑问,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坚持了一条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也可称为马列主义的中国化道路,而其本质是党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不变,在运用上则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是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等几次路线错误后,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坚持毛泽东思想,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用短短的二十八年建立了初步繁荣昌盛、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一穷二白的极其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靠的制度保障。

  那么,姚教授所谓的“中国化”又是什么呢?

  虽然他说党在经济上“导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但是他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不仅只是经济概念,而应是整体概念,就是还有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也得“中国化”。所以姚教授提出——中国共产党回归了中国的务实主义和实践了儒家的贤能主义,并对中国共产党重新定义,也就顺理成章地在演讲中出现了。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按照姚教授本意,不是再提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因为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已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已“中国化”的没必要再“中国化”,所以他所谓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只能是弃掉来自地理上西方的马列主义,而弃掉马列主义,自然也就弃掉了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然则由什么来替代呢?姚教授给出的处方是,要“中国化”,借来民族复兴的大旗,去复中国的“古”,即用他认为的“回归了中国的务实主义”和“实践了儒家的贤能主义”这两个“古”来已有的“主义”,来把马列主义指导思想换掉。

  他虽在用一个“经济”的卒去拱“指导思想”的帅,手法看似隐晦,但目的却是很明确的。所以,他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的要害,是要改变党的指导思想,换成他所说的“务实主义”和“贤能主义”。

  他显然是在违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要求。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用隐晦和侧击手法,姚教授将党的历史更将党的指导思想分割成一个前三十年的和一个后四十年的,单凭经济做标准,妄言前三十年不仅政治上而且经济等方面都不是“中国化”的,而只有后四十年才走向“中国化”,且他还清晰地要将七十年以后的指导思想替换成他所谓的两个“主义”,只有这样,那才解决他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这个“绝对正确”的核心问题。

  

  然而,他的两个“主义”又是什么东西呢?

  接着他便创造出“直觉理论”,第一步论断中国自古是“务实主义”。

  他先张冠李戴了“球籍论”,而事实是“球籍论”不出于邓小平,而是出于毛泽东,出处是: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报告中说: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藉!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然而自古的中国,并不是什么务实主义。

  务实主义是近代出现的哲学名词。古代中国改朝换代治理国家,没有哪个皇家提出要搞什么主义,什么理想,什么精神,从来都是“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凡数历代的文治武功,汉宣帝总结的汉家制度是“霸王道杂之”最为精辟。两千年来中国历朝都是内行孔儒的王道,外行法家的霸道。请看,儒家的王道,把中国人教化成了苟且偷安、逆来顺受的奴才,法家的霸道,又把中国人训练成了谋取功名富贵不择手段的比附攀爬者。

  而这“内儒外法”则是一种治国之术,反映到统治者的思想上,历来都是厚古而薄今,尊孔是为了稳固其统治,用孔孟之道教化人们去复孔子所理想的“周礼”——“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用礼的等级和规制以约束天下人的言行,不可僭越,统治者和所有天下人又何言务其实呢?官逼民反是民最大的务实,而统治者又是如何残酷镇压的呢?倒是历朝都在向前更迭,愈加“乐崩乐坏”,不能忍受压迫,都复不到“周礼”上去了。

  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革命的思想武器,推翻旧中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务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选择和拥护这个最大的实,难道还有哪个“实”能比“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选择”更好的“实”吗?不务“社会主义”之实,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实”值得去务吗?

  经济上古代的中国更没有哪个皇家定出过什么经济发展理念,一贯而来的,唯有自给自足和小农经济和重农抑商、原始手工业罢了。

  姚教授把“导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的所谓“回归了中国的务实主义”,不论戴在“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之术上,或戴在“克己复礼”上,还是戴在“以农为本”上,都是在混乱古今思想,搞些根本戴不上去的张冠李戴的把戏。

  一句话言之,中国古代社会,既没有今天所言的什么理想主义,也没有什么务实主义,所仅有的,只是少数统治者如何稳固对大多数人的家天下统治而已,即阶级统治,一切所谓的务实,都不过是围绕如何巩固其统治而采取的一些积极的或更加反动的举措罢了。但个别理想也是有的,譬如历次农民革命提出的口号,大同社会的理想,也有”识时务”“好死不如赖活着““见风使舵”“随风倒”的务实,但不论统治者的手腕还是顺民奴才们的务实,都谈不到什么务实主义上去。而讲到主义,是晚到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才有了近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对主义的追求。

  中国共产党成立,明确其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姚教授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和“回归了中国的务实主义”,不言而喻,也是在否认对这个纲领的追求,不济也是在淡化和模糊这个追求,而要靠他创造的“直觉理论”去直觉行动,凭感觉走,一定会沦到“想走哪里就走哪里”“走到哪里是哪里”的盲目性上去,实则是为走资本主义张目。

  

  随后,他又用“实践了儒家的贤能主义”为“回归了中国的务实主义”做了个注脚。

  他说:“儒家的理想主义就是一种层级制度+贤能主义,这个制度一定是有层级的,谁能进入哪个层级要看你有多贤、有多能,这是儒家的理想政治。事实上,这种儒家的理想政治,至少是以前所谓的自由主义政体所秉持的理想。”

  他又说:“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十年中,把儒家的贤能主义重新实践了一遍。”

  他得出说:“我们收集从1994年到2017年几乎所有县级以上官员的相关数据,从这些数据就能发现,中国共产党人才的选拔符合贤能主义的传统。”“在这两点基础上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组织,更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需要这样一种组织来选拔官员、做重大抉择,这个组织就叫中国共产党。”

  他的以上言论,很多概念、事实和逻辑是混乱的,有的话不知其所云,云山雾罩地迷惑人。

  他把传统的儒家思想搞乱,然后把共产党对接上去,再然后修改重新定义中国共产党仅仅是“组织选拔官员”“做重大抉择”的一个组织。

  他历史无知,先把有法家不问出处的形式加内容考儒家经书的科举制度等同了是儒家的理想政治,那么,他又该如何解释同样独尊儒术的汉晋南北朝时期遵照儒家等级思想下的门阀制度,是否也等同了是儒家的理想政治呢?那么,儒家的理想政治到底是科举制度还是门阀制度呢?

  他把贤能看作了能当官,而把不是官员,不能当官都统统看做了天生的无能不贤分子,其言外之意不言自明,贤能的少数官员统治无能不贤的多数是天经地义的,是符合传统的——你不是官员,是你无能,你不贤,你只能在你自己的阶层里认命吧。你不是有钱人,是你无能,你不贤,你只能在你的贫困里认命吧。你不是精英,是你无能,你不贤,你只能在你的低贱里认命吧。从而为官僚主义者张目,为“官僚治国”树碑,为“贫富有理”摇旗,为“精英至上”立传,用以否定“平等、自由、公平”的现代思想,否定“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思想。

  

  姚教授提出的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的“回归了中国的务实主义”和“实践了儒家的贤能主义”两点归为一点是什么呢?窃以为,是要改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道路,改走一条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中国封建式官僚体制,一言以蔽之,即走官僚资本主义道路。

  需要明确,虽然马列主义创始于地理上的西方,但不是西方思想,而是在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冷战时期,因为资本主义阵营多在西半球而社会主义阵营多在东半球,便以西方思想指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东方思想指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但延续了东西方思想的叫法,仅以地理划分东西方,是历史的无知。

  所以,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根本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完全相对立于中国古代社会,企图改变性质对接什么“古”的“主义”,一是枉然徒劳,二是在作历史的退步,不过徒增笑料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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