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烈火英雄》:英雄主义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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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火英雄》在豆瓣的评分很低,只有6.6,和《哪吒之魔童转世》8.6的高分形成鲜明反差。这似乎证明豆瓣的网友——通常意味着被好莱坞和日本动漫等浸润、建构过的小资与文青——还没有做好接受堂堂正正的“中国英雄”形象的心理准备,“中国英雄”让他们感到不舒适,并产生抵触情绪,以至于在评论时失去了客观性。

  类似哪吒这样“烟熏装朋克小魔头”,有点邪性,甚至邪恶,为了自己牛x什么都可以不在乎的“英雄”,他们可以接受,但类似《烈火英雄》中的江立伟(黄晓明 饰)、马卫国(杜江 饰)、徐小斌(欧豪 饰)等这样把职责、荣誉等看得高于生命的英雄,他们就不能接受了。他们不愿承认的潜意识是,这种从容赴死的英雄形象,是预留给好莱坞电影中的美国英雄的,如今,中国人占据了这样的位置,这让他们觉得不舒服,于是就情不自禁地要挑一点毛病出来。

  看来,文化上的去殖民化,绝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内地甚至更迫切。文化、心理上殖民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能接受主动赴汤蹈火的中国英雄,中国人只能在被迫或偶然的情况下才能成为英雄。

  扯远了,继续聊《烈火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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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句话被人说烂了,但我是第一次引用,因为我不太喜欢其中的“张爱玲味”——"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和平年代的英雄,就是用自己的身躯,包括健康与生命,为我们挡住了破坏“静好”的种种危险,包括不期而至的烈火。

  《烈火英雄》聚焦的就是这样一群用身躯挡住烈火的英雄们。

  影片有真实的历史事件做依据,即2010年辽宁大连新港油罐区716火灾爆炸事件。剧本改编自纪实文学《最深的水是泪水》,导演在叙述时保持了极大克制,但还是令观众感到惊心动魄。

  实际上,真实情况比电影中表现的还要残酷和无奈。比如,关闭输油阀门需要用手转动操纵盘8万转而不是影片中的8千转;徐小斌的原型张良,根本没有机会与新娘拍摄婚纱照就牺牲了,为了确保远程供水,他整整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不断潜入满是油污的大海清理垃圾,而如果油罐全部爆炸,大连转瞬之间真的就会成为“死城”。

  当我还是一名年轻飞行员时,曾经在大连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不止一次从美丽的大连上空飞过,想到大连有可能会在烈火中化为灰烬,真的有点不寒而栗。

  感谢那些挽救了大连的烈火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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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火英雄》的特效和大场面,都给人留下惊心动魄的印象,在这个层面,中国电影已经一点都不输美国大片了。

  不过,给人印象更深的是影片中的几位英雄人物。

  黄晓明扮演了主要英雄人物江立伟。这个角色虽然戏份并不是很多(《烈火英雄》是一部群像式影片),但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比他在《太平轮》中扮演的那个矫揉造作的国军中将雷义方强太多了。

  江立伟本来是一位自豪、自信的消防中队中队长,也是儿子和市民心中的救火英雄。但在一次普通的救火行动中,却因为指挥失误,发生了爆炸,并牺牲了一位队员,他也因此被撤销中队长职务,受到嘲笑,并成了“PTSD患者”(即创伤应激障碍,指那些由于生活中具有较为严重的伤害事件所引起的心理、情绪甚至生理的不正常状态),面临被迫退役的窘境。

  油罐区的大火,成了他拯救自己的最后机会。在最后时刻,他用“欺骗”手段,把唯一的逃生机会让给战友,他在烈焰的包围中微笑着向战友挥手告别的镜头,成了他的“高光”时刻;

  接替江立伟担任中队长的马卫国,却一直被父亲藐视。父亲是一位老英雄,是他的偶像,也他面前的一座大山,他梦想能够成为父亲那样的人,更梦想有一天能够得到父亲的认同。在扑救油罐区大火的战斗中,他率领中队坚守油罐区与化学品区之间的最后防线,在水源断绝的情况下,做好了与化学品区共存亡的准备,他也成了烈火英雄。

  在影片的尾声,马卫国回到家中,父亲在身后出现了,他身着军装,胸前挂满了勋章,郑重地向儿子敬礼。马卫国半是仓皇半是兴奋地回礼,他知道自己的梦想实现了。而父亲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吃饭吧!”

  这是导演的神来之笔。在中国,男人与男人之间,父亲与儿子之间,公开表露感情会被视为一种软弱。父亲向曾经在火海中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儿子敬礼,就已经是他所能做到的极限了。但这种极度的含蓄与隐忍,反而能够让观众体会到他心中的极度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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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火英雄》让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当代中国,英雄主义出现了复兴的趋势。

  新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国度,从来不缺乏英雄主义。推翻三座大山的中国革命,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主义史诗。

  新中国成立后,在主流文化和文艺作品中,英雄主义大致上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个三十年,基本上革命英雄主义占主流的时代,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主要英雄人物,如雷锋、王杰、焦裕禄、王进喜、麦贤得等,都产生于这个时代;

  八十年代之后,革命英雄主义受到嘲弄与解构,逐渐进入了“去英雄主义”或“反英雄主义”的时代,“英雄”背上了“虚伪”的原罪,范跑跑这样的“反英雄”反而受到追捧;

  新世纪后,尤其是近10年左右,英雄主义开始出现了复兴的迹象,但基础已经和第一个三十年有很大不同。

  简言之,今天文艺作品中的英雄精神,主要不是来自于对“革命”的认同或政治认同,而是来自于性别(“爷们”)和性格(“血性”)认同,外加一点民族主义,如《亮剑》。在有些作品如“战狼”系列中,英雄精神甚至来自于对美国英雄的模仿。

  但在《烈火英雄》中,英雄主义精神出现了新的升华,主要来自于职业责任和职业荣誉,来自于亲人的嘱托和期待。

  这种英雄主义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也是值得提倡和鼓励的,但从长远来看,英雄主义精神还是应该建立政治认同的基础上,这才是最坚实、最强大、最不可战胜的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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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火英雄》无异是一部充满视觉奇观的商业大片,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会得到一次酣畅淋漓的视觉享受。

  但《烈火英雄》的意义远不止此。

  侯勇饰演的支队长在通知江立伟准备退役时,说自己也曾经患上“PTSD”。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曾经亲眼看到一个讨薪女工从塔吊上跳下来,从此一看见塔吊就会产生严重的心理不适。

  港口的油罐区发生大火后,“滨港市”出现了大规模的混乱,市民争相逃离这座可能陷入灾难的城市。

  大批的市民,像没头的苍蝇一样,涌向地铁、海港和机场,到处都是丢弃的行李,到处都是狼奔豕突的人群,没有看到志愿者,也没有看到基层干部。没有有组织的有序疏散,更没有有组织的支援前线。

  反倒是油罐区的火灾前线,尽管随时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大爆炸,但一切都井然有序,井井有条。

  敢于赴汤蹈火,组织良好的纪律部队身后,是一个碎片化的社会,这是《烈火英雄》呈现给我们的场景——这比影片呈现的视觉奇观更值得我们关注,也更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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