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水周:必须时刻警惕形式主义危害

作者: 彭水周 日期: 2019-11-08 来源: 察网

彭水周:必须时刻警惕形式主义危害

  湖南省永顺县桃子溪学校语文老师李田田在自己的公众号“山花诗田”发文率性批评体制内形式主义引发风波事件已经过去近1个月了,恰如社会上每天发生的其它类似的带有争议性质的问题性事件一样,在当今资讯汹涌的信息化时代,于必然与偶然的交集瞬间,激起一朵民意舆论的浪花,旋即便消融于席卷而去的茫茫网潮中。当今社会流行一个雅词叫“审美疲劳”,说的是时刻满眼充斥美好的情景、事物,时间一久,也就因对美的感知度的饱和而变得熟视无睹了;同理,依照市场经济法则,专事吸睛的当今充斥电脑、手机屏幕的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的资讯,令人们产生“审丑疲劳”,成年累月被动地浸淫于芜杂琐碎、刺激诱人的非健康视听之中,对世间苦难与罪恶的的心灵感知逐渐由迟钝沦为麻木,并由此形成可怕的社会整体认知混沌效应,最终导致人们对正义与邪恶现象心理反射仅止于瞬间激情,旋即陷入集体忘却的时光深渊。

  因对李田田老师于文章中披露的体制内泛滥的“形式主义”不能释怀,故写了这篇文章,文章内容贯穿历史,针砭现实,抒发了自己对形式主义的一些管见,权当对李田田事件的另类形式的记忆“钩沉”吧。

  必须时刻警惕形式主义危害

  一

  近日,湖南省永顺县桃子溪学校语文老师李田田在自己的公众号“山花诗田”发布一篇批评形式主义的文章,不料该文在当晚就被删除,其后当地教育局采取了打压措施。此事一经媒体传播,迅即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永顺县教育部门在舆论压力和上级干预下,旋即反转事件定性,撤回错误处置方法,为自己领导工作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引咎自责。

  李田田事件源起从表面看,是她对干扰到自己正常教学工作的诸多反常现象的直抒胸臆引起的,但透过现象看本质,事件的真正起因,乃是源自她对文学,对富于浪漫色彩的诗歌、童话创作的挚爱情怀,是由青葱年华的浪漫想象营造的纯净世界对于现实世界的折射,导致与现实世界成熟规则龃龉,是体制内弥足珍贵的社会良知与刻板冷漠的形式主义的对抗。

  然而,李田田事件的意义同其它社会上发生的许多早已将我们的神经刺激得麻木的类似事件一样,揭开了体制内几乎人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的遮羞布,——尽管这块用以掩盖体制运行病态的遮羞布在旁人看来,早已不过是堂而皇之招摇过市的皇帝的新装。

  二

  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给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以及日常工作带来恶劣的消极影响的形式主义,破坏我党实事求是工作原则,人为加重体制运行成本,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形式主义不单存在于高尚的教育领域,而且遍及体制内自上至下党政机关及各行业各领域。

  翻阅历史便会发现,形式主义在我国由来已久,古代帝王、官宦阶级敲骨吸髓榨取人民血汗大事虚伪排场,官场往来礼仪上的繁文缛节,无不打上形式主义的烙印;一部规定自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的几乎囊括政治、社会方方面面礼仪的《礼记》,更是将形式主义发展至登峰造极地步,它如一副沉重的枷锁,将人们生动活泼的思想、行动禁锢在封建统治阶级冷酷的礼教制度里。文化方面,从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切韵的古典格律诗、骈俪文和各种用于上禀下达的规定格式体例的文体中,均可窥见形式主义的影子。及至明、清,举国推行科举取士八股文,将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在国家选拔治国人才的关键层面推向顶峰,导致僵化的教育、铨才方式和与之并行的腐朽的国家管理制度,最终成为葬送明、清封建王朝的主要动因。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以来,始终对危害党的事业健康发展的形式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坚持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坚持同不同社会发展时期党内滋生的各种形式主义作坚决斗争,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旺盛生命力。

  毛泽东同志早在1930年为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严重形式主义思想而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便对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作了深刻论述:

  【“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紧接着,毛泽东以许多专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走上反革命道路的惨痛的教训,说明形式主义的危险性:

  【“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那些唯书本理论的伪马列主义者、假共产党员在革命斗争中,不肯或不屑于将书本上的理论与生动的工作实践结合起来,形成无实际应用对象的虚幻苍白的纯理论的空中楼阁,形成无现实内涵的形式主义,并由此演化为危险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而一些缺乏文化知识的普通工人,虽然较少接受书本马列主义理论熏陶,但他们具有较丰富的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由斗争实践检验理论得出的真理认知和理想信念,往往较来自于单纯的书本理论的激情与信仰更加恒久、坚定。当然,消灭形式主义最有效的方法,是将来自于实践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互为补益。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著名的《反对党八股》演讲,借陈腐僵化的旧八股对新时期党内产生的危害革命事业的新八股——形式主义种种,再次提出批判,以警戒广大党员干部。他用开中药铺的比方形象地比喻形式主义:

  【“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说来说去就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

  ——这里,毛泽东同志所指的并非文章根据文意分段落的顺序排列,而是批评一些党员干部在领导岗位上对待工作、对待问题的流于形式主义的处置方法。

  毛泽东在演讲中一针见血的戳中形式主义的病灶:

  【“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

  接着,他进一步指出形式主义者对革命工作和同志们的毒害:

  【“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

  在谈及召开各类会议时,毛泽东严厉批评当时许多会议呈程式化的空洞呆板的形式主义:

  【“(每逢开会)‘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

  毛泽东于70多年前批判形式主义的讲话,其锋芒穿越时空,直指今天体制内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的文风、会风。如当今自上至下各部门、各单位几成不治之症的文山会海,尽管国家三令五申精简会议,但事实上收效甚微,各种会议愈来愈多,愈开愈长,以至于很多单位领导、职工发出感叹,正常工作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到开会上去了,主职工作反而成为“副业”了。

  三

  新中国成立后,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党一直未曾停息过同形式主义的斗争。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状况,但由于对经济发展形势预判过于乐观,导致制订经济发展规划偏离实际,加上某些领导滋生主观专擅作风,致使举国上下在“大跃进”运动中,深陷形式主义泥淖,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很大损害。

  对于当时同志在全国掀起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高潮中所持立场和领导方法,已退居二线的毛泽东深感忧虑,他在1958年11月上旬,针对全国大跃进“放卫星”热潮提出批评: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但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同年11月下旬,在武昌会议上,他又对愈刮愈劲的浮夸风和体制内形式主义风潮敲响警钟:

  【“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100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200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100头就是100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

  但从上至下由高涨的向往共产主义社会激情泡制的脱离实际的“大跃进”风潮,一如脱缰的野马纵情狂奔,党内一些清醒的正确的纠偏意见无法通过正常宣传渠道让基层广大干部群众看到、听到。忧心如焚的毛泽东于1959年4月29日,亲自将自己对全国“大跃进”运动脱离党的实事求是基本原则而犯下冒进主义所面临的严峻局势的意见写成一篇《党内通信》,在一个月内连续4次要求自省级一直发到农村最基层的生产小队。

  毛泽东在《党内通信》里,明确提出反对党内狂热的刮“共产风”激进思想,反对造假浮夸的极端形式主义,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

  【“包产一定要落实。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那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300斤的,今年增产1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例如去年亩产500斤的,今年增产200斤、300斤的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一般不可能的。……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且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针对鼓荡全国的浮夸风,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文末,他以颇带调侃的口吻给党内头脑发热的领导同志进献箴言:“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但遗憾的是,毛泽东这篇旨在拨乱反正、刹住违背马列主义凡事须从客观实际和社会发展阶段客观条件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党内通信》,大部分地区并没有下发,其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尽管当时已退居二线的毛泽东纠偏时局的正确意见受到压制,未能及时遏制“大跃进”运动中左倾浮夸风的肆虐,消除其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损害,但在此后的1962年由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领导干部出席的总结“大跃进”时期经验教训的7000人大会上,毛泽东仍以顾全大局的宽广胸怀,主动承担了“大跃进”运动中由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左倾激进思想造成决策失误的全部责任。全党在毛泽东同志的带动鼓舞下,对“大跃进”运动中由盲目冒进导致的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行深刻反省,坦诚、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全党呈现出空前大团结局面。

  四

  今天,如纯朴的热血青年教师李田田于工作中耳濡目染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体制内依然无处不在,它时刻侵蚀着党的健康肌体,消磨人的斗志和活力,增加行政运行成本,撕裂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

  近年来,扶贫工作作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一项旨在促进经济社会均衡和谐发展的国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推进,其力度之大,投入人、财、物力之巨,步骤措施之具体精细前所未有,充分体现了我党为人民服务执政宗旨。扶贫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极大地改善、提升了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与此同时,在实施这项民生工程中,同样存在形式主义。李田田反映的情况不过呈现扶贫工作中形式主义之一斑。

  推行定期定点扶贫和结对帮扶举措,固然是值得肯定的行之有效的扶贫工作方法,但应引起我们注意和思考的是,国家每一项政策的颁布实施,都只是从宏观层面指明方向,不可能具体到各地各部门施行细则,各地各部门应在深入学习国家政策、深刻领会政策精神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科学推动政策落实,以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而不应单从形式上奉行政策条例,以至于使自己的思想、行动陷入固步自封、抹杀政策鲜活生命力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泥潭。实事上,国家扶贫政策在基层实施过程中,多入彀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框框,譬如有的部门、单位不顾实际情况,刻板地规定扶贫日,表现为为扶贫而扶贫的形式主义;有些未能真正领会扶贫国策精神实质的扶贫工作人员,在扶贫工作中,溢于言行的“高姿态”无形中将自己和扶贫对象隔离开来。

  扶贫工作中表现得最极端、最具危害性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是扶贫部门、单位和被扶的贫困乡村每天面对的上级规定必填的无穷无尽的各类报表,这些报表不仅耗费扶贫人员和乡村干部大量精力,而且耗费巨额经费,本应用于扶贫工作的宝贵资金,却很大一部分被印制名目繁多的报表、文件吞噬了,最小的贫困村每年应付报表、文件印制开支数千元,大的行政村应付此项开支每年甚至达到数万元,这笔本可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方式精减的开支给扶贫工作增加了沉重负担,导致很多扶贫单位和贫困村谈“扶”色变。

  此外,在近年开展的“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主题教育活动中,形式主义同样以不同的面孔纷纷呈现,如固定的程式化动作步骤、规定党员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指定的党的纲领性文件抄写任务等等。

  其实,学习、领会国家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上级工作部署,均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结合实际,科学采取各种生动活泼的方式,充分调动基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参与积极性,使上、下真正获得心灵、精神层面的同频共振。政策施行的活力,决非体现于形式上的夸夸其谈、照本宣科,而是取决于人们内心的认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程式化生硬宣贯、执行方式,只能使人因厌烦而产生逆反心理,非但不能取得理想成效,甚至还会给我们工作带来负面效应。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任何一项政策实施,任何一项工作开展,都必然会在实施、开展过程中暴露出一些未能预知的矛盾和问题,具体工作措施、方法正确与否,绝非单凭顶层设计便能够得出完全正确的答案,它需要经过实践检验,这就需要具体执行政策的基层同志,具有既服从上级又不唯上的非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坚持真理的精神,将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向上级反映,而上级党政领导亦应具有共产党人一切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的从谏如流的宽广胸怀,及时对政策条款中与实践相龃龉部分予以修正,从而为着一个共同的崇高目标,打通体制内上下思想交流融通渠道,同心协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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