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一个人的武汉

作者: 刘继明 日期: 2020-02-15 来源: 刘继明

  附记:武汉封城已经二十天了。尽管我半年前就已离开武汉,对于从湖北武汉蔓延至全国乃至世界的新冠状肺炎疫情,却比任何时候都牵挂和忧心。胞泽乡梓承受的每一点痛苦、焦虑、忧愤和艰难,都让我感同身受。身处异地,忧心如焚、遥望荆楚,寝食难安。惟愿尽快降服瘟疫,平安和康乐像阳光一样普照到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特将二十年前的旧作《一个人的武汉》发表于此,以表祈愿。

  第一次到武汉是在1985年的春天。我赴浙江温州参加由《文学青年》(这是1980年代一家颇有影响的青年文学杂志,后来因故停刊了)举办的一个笔会,返回时路过武汉,去探访当时在武汉大学外文系就读的一位中学同学。那年我刚二十岁出头,在家乡小镇上的文化馆工作,一个典型的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除了高中失学后跟着做小生意的父亲到过家乡石首附近的沙市、宜昌等中小城市,我还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远门”,这之前,武汉在我的心目中显得那么模糊、遥远,小时候听大人们的嘴里经常挂着“汉口”这个字眼,总觉得像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或者神话。那次,到温州参加笔会的还有武汉郊县的一位青年诗人,他比我见多识广,我们从温州返回时一路结伴同行,让初次出远门的我多少感到几分踏实,但我们在武昌火车站就分手了,他蹽着鹭鸶样的长腿头也不回地钻进一辆公共汽车,将我扔在了熙熙攘攘的火车站广场上。我惶然四顾,目光显得好奇而茫然。到处都是川流不息的人和汽车,仿佛决堤的洪水毫无规则、漫无边际地流淌着,耳畔像有一万只蜜蜂和蝗虫飞来飞去,令人头晕目眩,有一种失重之感。我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去武大的公共汽车路线,但其间要转两趟车,我只坐了两站路,就在大东门下车,我怕转错车,向人打听了一下,遂步行往武大的方向走去。没想到这一走就耗费了差不多小半天工夫,相当于从我出生和长大的长江边那座叫茅林口的小村庄步行到石首县城的时间。由于不识路,每走完一段马路就得找人打听,好几次还走错了方向,只好重新折回去。再加上我挎着鼓鼓囊囊的旅行包,没多久身上便冒出了一层大汗。当我终于走到武汉大学校门口时,脚板上已经磨出了几个大水泡。

  多年以后,当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到武汉时的这段经历,还忍不住为这种“乡下佬”第一次进城的窘态百出而自嘲地哑然失笑。整个儿不就是一个小陈奂生嘛!但那一次,作为一个匆匆过客,我除了感觉到武汉的庞大以外,对这座城市还谈不上有任何整体意义上的了解,也没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将会与这座陌生的城市发生密不可分的联系。那次路过武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倒是坐落在市区边缘一角的武汉大学。尽管中学时代我就知道这是一所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名牌学府,然而,当我第一次见到矗立在武昌街道口的那道用古朴、庄重的楷书撰写的“国立武汉大学”几个字的校门时,还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仰慕乃至肃然之感;及至走进林荫夹道、古木参天、一座座古色古香或中西合璧的建筑群错落其间的校园后,这种感觉尤为加深了。随后,我在学生宿舍找到了那个同学,他叫卢新华,跟那位曾经以“伤痕文学”名噪一时的上海作家同名同姓,上高中时,我们之间关系甚笃,他也爱好文学,考上武大以后,和我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在我刚开始学习写作时对我多有帮助,我最初接触到的一些外国文学名著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选》《白朗宁夫人抒情诗选》和《海明威短篇小说选》《培根论人生》等,就是他从学校图书馆借出来邮寄给我的。大学毕业后他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再后来,他就去联邦德国攻读博士学位了,再也没有回国。

  当时,武汉大学外文系的学生宿舍在樱园。那是武大校园中最具特色的一幢学生宿舍楼,依山而筑,连绵数百米,高墙危檐、雕梁画栋、琉璃瓦屋顶,楼栋之间镶以拱圆形的横梁,数十级的石阶水帘一般倾泻而下,气势恢宏、极其雄伟。上面是造型看上去像一座中国古代宗庙的武大老图书馆,下面是一条宽阔而不失纤细的柏油路,像绸带一样从宿舍楼脚底下蜿蜒而过,路两旁是一棵棵俊逸挺拔的樱花树,据说这些樱花树连同整座宿舍楼,都是当年日本华中占领军司令部侵驻武汉的产物,现在却成了武大校园内最具魅力的一处风景。每年春季的三四月份,樱花纷纷绽放,红的似血,白的如雪,迎来校内校外不计其数的人前来观赏,数年后甚至成了武汉市民春游的一个非去不可的胜地。而武大的学子们近水楼台,早在80年代初期就开始举办“樱花诗赛”,邀请武汉各高校的大学生诗歌爱好者登台赋诗。樱花诗赛一年一届,持续至今,武汉地区的不少诗人和作家都被邀请去当过“樱花诗赛”的评委,武大也因此成为了中南地区甚至全国高校中孕育诗人的一个重镇,驰名诗坛的如王家新高伐林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当然,这都是后话。彼时我对武大的了解,除了诱人的校园风景,实在是一鳞半爪的。我在同学卢新华的宿舍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就离开了。但就是在那一晚上,我与中文系和生物系的两位大学生有过一次难忘的交谈,他们都是卢新华的文友。说是“交谈”,其实只是听他们神侃,在那间光线幽暗的学生宿舍里,他们翘着腿坐在低矮的床沿上,旁边还放着刚吃完的饭碗,一边吞云吐雾地抽烟,一边天马行空地高谈阔论,从时事政治到文学艺术,嘴里不时冒出一两个陌生而新鲜的概念或词汇,思维之活跃、话题之广泛,使本来就不善言辞的我压根儿插不上嘴,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这无疑让来自偏乡僻壤的我,初次领略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们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精神风貌,同时在我因久居偏远乡间而寂寥沉闷的心潭,溅起了一阵阵微妙的躁动与不安。我开始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生活视界多么浅陋和狭窄,与我的同时代人和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简直就像处于两个完全隔离的空间!

  这就是我第一次到武汉引发的心理振荡。不,那时我心目中的武汉其实仅仅是“武大”:一座依山(珞珈山)傍水(东湖)、藏龙卧虎、气象万千的大学城。就这样,一所大学同一座城市在我的“私人地图”上奇妙地合二为一了,后来,当我从地理意义和人文意义上对武汉有了稍微完整的了解时才明白,自己的这一想法无异于瞎子摸象。

  第一次到武汉后,导致我的人生历程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折:两年之后,我只身出走新疆,在围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流浪了一圈后,又回到武汉,在武大附近一个叫新村湾的居民区租了一间民房住下来,一边写作,靠微薄的稿费收入维持生计,一边到武大旁听英语和中文系的课程。一年以后,即1988年的9月,我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插班生。

  我作为一个合法居民在武汉的生活开始了。但对所处时代和广袤世界的那种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使刚入学的我根本无暇去了解这座城市。后来一个偶然的契机,才使我对武汉的历史和现实,产生了探寻的兴趣。兴趣的缘起来自于图书馆。在武大新图书馆社科阅览室那一排排九曲回肠、迷宫似的书架之间徜徉的过程中,我发现许多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著述里,都经常提到武汉,二十世纪上半叶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大都与这座城市有关,如辛亥首义、北伐、京汉铁路和二七大罢工、国民党临时中央政府、八七会议、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汉保卫战、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叶挺独立团以及那首著名的北伐军军歌“光荣征战武昌城下”……等等,无不让人领略到这座城市拥有过的辉煌历史记忆。尤其是打响推翻满清王朝和建立共和第一枪的辛亥革命之武昌起义,更使我对自己已置身其中的这座城市,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亲切乃至崇敬之感。要知道,1980年代的中国,是与“民主”、“自由”和“反封建”、“反传统”等等这样一些响亮的口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当我从浩如烟海扑朔迷离的文字云雾中探出头来,蓦然意识到自己脚底下的这座城市,就是敲响统治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制丧钟的策源地,一种用自己双手和眼睛亲自去探究和抚摸这一活的历史标本的强烈冲动,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怀有同一想法的不只我一人,我的同班同学、来自河南的郎毛在这一点上与我不谋而合。有一段时间,我们整天泡在图书馆社科阅览室,几乎翻遍了中国近现代史与武汉有关的著述,每有令人惊喜的发现,便彼此相告、互通有无。在这种学者式的考证检梳与索古钩沉中,我们不约而同地冒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写一部反映武昌辛亥首义的电影剧本!在我们俩人的印象中,这个题材似乎还无人涉足。一种填补电影领域里着令人遗憾的空白的雄心壮志,使我们兴奋难平,并且很快投入到了剧本创作之前的资料收集和实地采访阶段。资料收集自然是在学校图书馆,由于此前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内容可观的史料,这件工作就显得水到渠成、毫不费力了。剩下的便是实地考察了。

  至此,我终于得以将目光从抽象虚幻的历史文化情境,转向到开始对武汉这座城市进行一种类似地理学意义上的观察和探询。差不多整整一个学期,我和郎毛除了上课,便像两个地下工作者行迹诡秘地窜出校园,在校门口乘上12路公共汽车,去寻访大半个世纪以前爆发过那场震惊世界的事件的历史遗存:红楼(现武昌首义纪念馆)、阅马场(黄兴在此检阅过起义胜利后的革命军)、首义路××号和彭刘杨路(武昌起义最初的秘密策划地)、中华门(起义革命军攻克武昌城的第一个城门)、武昌的蛇山炮台、为起义进行舆论宣传的《大江报》报馆旧址、汉口的黎黄陂路(曾担任过国民革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黎元洪公馆所在地)、20世纪初叶繁盛一时的江汉路商业区、曾经作为武汉通商口岸象征的江汉关大楼及洞庭街一带的外国租界区……那一段时间,我们的足迹几乎遍布武汉三镇。这使我总算真正体会到了这座由武昌、汉口、汉阳三个板块和长江、汉江两条江组装而成的城市的硕大无朋,从武昌到汉口,过了长江过汉江,乘车坐船,七上八下,随便蜻蜓点水似地溜达一阵,往往就需要花去大半天的工夫;而倘若你想驻足深入地探访一番,没有一天两天的时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有一次,我和郎毛在汉口滞留晚了,过江的公共汽车和汽渡已经收班,没办法,只得找一家价格最便宜的旅社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才匆匆赶回学校上课。

  那次对武汉按图索骥似的“实地考察”,最后以不了了之而告终。因为当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感性和文字资料后准备动笔创作那部想象中“气魄宏大”的电影剧本时,却偶尔从一份电影杂志上看到有人已经写了一部相同题材的剧本,并且马上就要开拍了,这等于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只好偃旗息鼓,草草收兵了。然而,当我从武大毕业分配,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武汉市民以后,我惊讶地发现:这次不乏游戏意味的城市“游历”,极大地拓展和构建了我对这座城市迥异于他人的、也许是“非我莫属”认识框架和观察角度。也就是说,当我看取这座置身其中的城市时,不再像一般市民那样平面地停留在马路建筑、交通旅游、人情民风和市容市貌之类的外部景观,或者旅游手册中诸如“九省通衢、南北枢纽”之类的广告说辞上面,而是仿佛配置了一副立体眼镜。在我的内视角下面,似乎隐藏着另一台“摄像机”,它的焦距和光圈始终在冲洗着这座城市往日的底片,这使我的眼光变得挑剔而苛刻,看到了这座城市存在着过多的毛病和缺憾,正如我在一部虚构作品里所写的那样,武汉素以交通发达、容纳百川,对异质文化具有惊人的消化能力而著称。但也许正因为此,它几乎变成了一个大杂烩,任何一种劣质文化也能在它身上生根发芽,化到其血液里去;而任何一种优质文化经过它的消化,改头换面出现后便变得平庸无奇了。比如在武汉,你很难找到地道的川菜馆或湘菜馆,所有外地的风味菜肴一进入武汉,都经过武汉人的改头换面,就变得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了。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好不容易在武昌街道口找到了一家冠以“正宗湘菜”的餐馆,可一拿起菜单,竟发现连湘菜中最常见的酱板鸭也没有,分明是一家 “水货”湘菜馆。类似于这种湘菜不像湘菜,川菜不像川菜的例子枚不胜举。

  事实上,在这座城市,不同阶层、职业和社区的人的文化乃至生活趣味的差异微乎其微。它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城市功能和面貌的惊人雷同和平均化,城市的创造力和敏感度陷入了一种低靡和萎缩的状态……这无疑是我对武汉的真实感受,多少与我的文人趣味以及“外乡人”的身份有关。在我的潜意识中,大概从未把自己当作一个武汉市民,我一直就是这座城市一个“心怀叵测”的旁观者,我很少用褒扬的语气谈论现实的武汉,相反,总是像一个前朝遗臣那样,以激赏的态度注目和眷顾于这座城市拖曳在中国大地上悠长的背影,有意无意将武汉的昨天同它的今天进行比照,试图从中找出二者之间的距离和相互重叠的部分。我觉得,相对于这座城市辉煌厚重和色彩斑斓的昨日,它的今天就像一个家道衰败的破落子弟那样黯然失色,实在显得相形见拙了。我这样说也许有些偏执,但你不得不承认,在许多外地人眼里,现实的武汉形象除了“大”和“热”之外,驳杂、中庸、模糊,以至很难一语道出它的个性特征。在20世纪后期中国急遽前行的城市现代化步伐中,武汉似乎一直处于 “匿名”的状态。个中原委,除了某些外部环境和因素,大概与武汉始终缺少对传统和现代的自我塑造和整合能力有关。它总是那么盲目、随意、滞后、像一个老态龙钟的人暮气沉沉,而缺少20世纪初叶的武汉人那种“敢为天下先”的火辣辣的魄力和勇气了……

  意识到这一点,的确使人有点儿困惑。我知道,对一座传统深厚的城市的弱点,进行如此集中的罗列,可能会开罪于那些热爱武汉的人士。但我无意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同样的逻辑,我也不想隐瞒自己的感觉。也正是因为这种固执的偏见,在定居武汉的这些年里,我对这座城市很难产生一般市民特有的那份亲近感,始终游离于它的主流生活之外。我几乎很少逛街,比如直至今天,我都没去过那条以小商品集散地闻名全国的所谓“天下第一街”的汉正街,除了我蛰居于东湖边的那处小小“村落”,我并不比十多年前在武大读书时了解的更多。偶尔过江去汉口办事,那种不辨东西的陌生感,像是到了另外一座城市,一不小心就搭错了车或走错了路。偶有外地友人来访,要我以东道主的身份陪同游览,我却发现自己对武汉的旅游知识简直比一个小学生还贫乏。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应该热爱自己的祖国,而作为一个武汉市民,也应该热爱自己居住的城市,这是幼儿园孩童都明白的道理,我为什么偏偏做不到这一点呢?我很惭愧。可细想起来,又觉得并非如此,是谁说过,只有恨之切,才会爱之深。这或许能够为我的“吹毛求疵”找到一个聊以自慰的情理依据。

  其实,我的骨子里始终都在关注这座城市,从她的政治、经济、文化到市政建设;像许多武汉市民一样,也曾经为长江二桥和三桥的落成而兴奋,为新矗立起的某座高层建筑而惊喜,为据说走在全国高科技产业前沿的“中国光谷”落户武汉而庆贺……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提速,武汉的发展步伐似乎也在明显加快,诸如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或“东方芝加哥”的广告牌也在街头随处可见;的确,仅就市政面貌而言,武汉的今天显然已经不是我十多年前第一次到武汉时可以同日而语了,许多陈旧破败的居民区和街道从城市的版图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整洁、宽阔、现代、华丽,立交桥和高层建筑的数量不断增加,交通堵塞的现象也得到了卓有成效的改善。一些新的商业和旅游景点频频亮相,如江汉路的步行商业街、洪山广场、东湖大道等等。这座从外观上使人觉得压抑黯淡的老牌大城市,似乎一夜间“亮起来”了。尤其在我居住的武昌东湖,曾经被已故的散文家苇岸盛誉为大自然赐予武汉的珍贵“礼物”和“一个美丽无比的地方”,几年以前还显得那么破败脏乱,差不多成了一座藏污纳垢的垃圾处理场,而现在,她的确变得“美丽”了。有时在傍晚,我从蜗居的住所出来,沿着湖畔踽踽独行,眺望东湖周边亮丽辉煌、斑斓陆离的夜景和濒临于湖对岸珞珈山上灯火阑珊的武汉大学,恍若置身在缥缈的海市蜃楼,有一种似真似幻之感……

  当然,这只是一座城市最基本的硬件。以我的偏执,更为注重的还是那些从本质上能够提升城市质量的综合指数。比如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精神与商品、人与物质的良性互动之类。但仅此而言,也值得让人感到欣慰了。

  2001年冬天,为了照看生病的母亲,我回老家呆了一段日子。在久违的乡村生活唤起我内心深处那种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的同时,脑子里始终牵挂着的竟然是武汉。当我从电视上看到武汉即将修建地铁的新闻时,一种欣喜和快慰不禁油然而生,并且由此牵动了一股浓浓的思念之情,思念起我在那座城市一隅闲适淡薄、离群索居的生活:东湖碧波荡漾的湖水,湖边幽静的林荫大道两侧繁茂的树林,悠闲而喧哗、充溢着市民生活情调的梨园广场,每日傍晚时分例行功课般的散步,以及我的孤寂而丰富的阅读和写作,忽然产生了一种尽快“回去”的冲动……我惊讶地发现,在似水流年、风云际会的岁月更替中,武汉已经同我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我的另一块“乡土”。我默默地对自己说:毕竟,你生命中许多刻骨铭心的甘苦和悲欢、忧伤与惆怅、成功和失败,都留在了这座城市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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