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继东:“五一口号”的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

2022-05-03
作者: 朱继东 来源: “思想火炬”微信公众号

  70多年前的1948年4月30日,著名的“五一”口号发布,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回首光荣历史,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都应该牢记合作初心,尤其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应该不忘合作初心、坚定政治立场、弘扬优良传统、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大力加强五大能力建设,积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努力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进一步坚持好、发展好,更加坚决、自觉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携手在新时代努力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在新时代提高到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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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发

  1948年4月30日,为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动员、团结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尽快建立新中国,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号召,5月1日的《晋察冀日报》和5月2日的《人民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发,这就是著名的“五一口号”。“五一口号”不仅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而且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使得建立新中国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热切向往和努力方向。尤其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不仅通过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等方式积极响应,而且纷纷应邀奔赴解放区一起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开始一起为建立新中国并肩奋斗。“五一口号”发布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不仅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经过长期实践比较后终于开始公开、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此坚定地走上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从此开始谱写新篇章,为最终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70年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不忘合作初心,共同携手前进,谱写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壮丽篇章。新时代新号召,今年2月6日、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两次谈起“五一口号”。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回首光荣历史,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都应该牢记合作初心,尤其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应该不忘合作初心、弘扬优良传统、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大力加强五大能力建设,积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努力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进一步坚持好、发展好,更加坚决、自觉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携手在新时代努力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在新时代提高到新水平。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不忘合作初心、提高政治站位,更加坚决、自觉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反复证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在经过长期实践比较后作出的重大整治抉择。1948年上半年,随着人民解放军在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取得节节胜利,两年多时间歼敌260多万,越来越多人开始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必将在国共大决战中取得最后胜利,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专制统治必将被推翻,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一直积极倡导和努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政权,以及国民党反动派一手策划、制造的“较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闻惨案”等倒行逆施,鲜明的对比让越来越多民主党派人士开始从曾经主张在国共两党的道路之外另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中醒来,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只有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才能真正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1947年11月3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时评稿《蒋介石解散民盟》加写了一段话:“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的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 在民盟乃至所有民主党派中引起很大反响、共鸣。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等一些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建议、提议中共中央应尽快成立新的联合政府,以对抗国民党一手主导的所谓总统选举。沈钧儒甚至明确希望由中共通电各民主党派,建议召开人民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等。一些民主党派中央也纷纷表示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等,不仅是1948年1月在香港召开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表示今后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 ,1948年1月1日举行成立大会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成立宣言中也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 并宣布坚持同共产党合作、赞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通过实际的教育,民革公开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且,民建、民进等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革命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快承担起历史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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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期待,毛泽东虽然在1948年3月20日代表中共中央写的党内通报中认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并预言“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 但随后不久,同年4月1日,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谈到人民大众将来要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 并且,1948年3月6日,中共中央也已经公开发表评论,表示愿意与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携手前进”。4月27日,毛泽东更是写信请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转告民盟华北总支部主委张东荪、著名文字学家符定一,邀请他们和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民盟北平市支部主委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因此,可以说,“五一口号”发布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单方行为,而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努力推动的结果。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五一口号”发布次日,即1948年5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民革主席李济深和在香港主持民盟事务的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 并以商量的语气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提议,表达出中国共产党的坚定决心与真诚意愿,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与主要的民主党派之间已经形成很好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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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极大鼓舞了在艰难中坚持斗争的各民主党派,使得他们迅速、公开站到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边。5月5日,民革的李济深、何香凝,民盟的沈钧儒、章伯钧,民进的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的陈其尤,农工党的彭泽民等众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当天,他们同时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5月7日,台盟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5月23日,当时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的民建中央也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通过决议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这一切表明,“五一口号”发布,不仅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经过长期实践比较后终于开始公开、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此坚定地走上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

  为尽快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分别致信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陈嘉庚,诚邀二人尽快回国参加会议。同年1月22日,由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签署发表的《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向全世界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确表示愿意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政治转变,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

  上述历史进程表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在经过长期实践比较后作出的重大整治抉择,不仅对其自身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也对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正如民建中央原主席胡厥文晚年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所道出的一段心路历程:我从立志实业救国,到投身抗战拯救民族危亡,从创立民主建国会,企图通过民主协商建设新中国,到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准备参加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在思想上经历了从实业救国到民主建国,从民主建国到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转变。这道出了很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共同心声,也是新时代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应该铭记的重要初心。7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引领着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但是,现实中却有一些民主党派成员没有弄清楚自己的政治定位,竟然把民主党派定位为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党,甚至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并指责、攻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党派成员为“左”。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因此,今天回顾光荣历史,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定要牢记先辈们70年前作出的重大政治抉择,不忘合作初心,牢记光荣使命,进一步坚定政治方向、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尤其是各民主党派要牢记自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决不是什么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从而更加坚决、主动、自觉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建设好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好、发展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而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是从“五一口号”发布之时开始生根、发芽,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精心培育的,经历过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经过70年的风风雨雨终于长成参天大树,这不仅是对中国政治建设、政党建设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是满怀真诚地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合作的,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也主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始终尊重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伟大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不断良性互动中实现了伟大政治创造。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形成了互帮互助的好传统。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就多次会晤张澜、柳亚子、沈钧儒、王昆仑、黄炎培、许德珩、章伯钧、郭沫若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并鼓励和推动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和创立。特别是三访被称为“民主之家”的民盟总部特园,与张澜等民盟领导人在就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与民盟的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后达成“君子协定”——1945年9月,在特园的第三次会晤深谈中,毛泽东提议,今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谈后采取一致行动。张澜毫不犹豫地回答:“甚好,先前我也早有此想。” 1946年1月,周恩来与张澜会面,再次确认了此前毛泽东与张澜的“君子协定”。此后,毛泽东、中共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强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强调要团结、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强调要进一步建立和发展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影响、感召着越来越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心向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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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五一口号”的修改也凸显出他对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的重视。在审定“五一口号”时,毛泽东把初稿第5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且把初稿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把初稿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些修改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向坚决反对一党一派的专制独裁统治,坚决主张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府,坚决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合作。1949年3月5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特别强调:“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并进一步要求:“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区域或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民主党派人士认为原先反帝爱国、要求民主的政治纲领已经实现,纷纷提出解散自己组织的主张。对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都明确表态,民主党派不仅不应该解散,而且应该巩固发展,并强调中国共产党愿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同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针对当时党内外存在的“民主党派还要不要”等争论,他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进一步解释:“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 “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 1957年2月27日,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讲话中又进一步解释和强调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 “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 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强调:“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 再次强调了要继续“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并且准确阐释了其内涵,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必须坚持的重要准则,是我们应该永远牢记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并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民建推动多党合作制度“入宪”,更是成为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对宪法部分内容做出修改,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得知了这一消息,力主抓住时机,动员民建上下一起努力,希望能在修改宪法时把这一内容加进去。尽管当时中共中央向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修改宪法的八条建议中没有涉及多党合作问题,但在孙起孟的带领下,民建上下齐心协力,正式向中共中央提交《民建中央关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并得到采纳。当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案》,其中第一条就是在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最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多党合作制度“入宪”,在民主党派推动下完成了执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的重大转变,书写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重要一笔。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精彩解答:“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从代表谁的利益、发挥什么功能、取得怎样效果三个维度揭示出新型政党制度是伟大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良性互动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70年光辉历程的深刻总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能。” “五一口号”发布70年来的光辉历史很好地证明了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是我们应该坚定不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好、发展好,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都必须具备的政治清醒和政治坚定。

  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大力加强五大能力建设,发挥独特优势,努力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多党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就是这种民主最基本的体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这就要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应该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大力加强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五大能力建设,才能真正发挥好自身的独特优势,真正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这是新时代的呼唤,更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70年前正式牵手之初就坚定的初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必然要求。

  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士纷纷奔赴解放区,有的甚至历经千难万险,更有冯玉祥、杨杰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的共同努力下,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等在内的23个单位的134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筹备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 在8月22日完成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中,新政治协商会议被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46个单位的662名代表参加会议,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成立。当天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时指出:“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并豪情满怀地宣布:“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由于当时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肩负起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重任,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而这一切,正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通力合作的结果,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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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视为亲密、可靠的好朋友,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而不是让他们当花瓶、做摆设。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并进一步剖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关门主义作风所养成的对党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确态度,警醒全党:“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 在这个精神指导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中,除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朱德、刘少奇、高岗外,另外三位副主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均为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占据了副主席名额的一半。除此之外,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中,也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了一半,民建中央主委黄炎培被任命为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无党派人士郭沫若被任命为副总理兼中国科学院院长、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并且,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竟在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占了27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教育部长马叙伦、农业部长李书城、水利部长傅作义、林垦部长梁希、邮电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长章伯钧、文化部长沈雁冰、卫生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长史良、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等重要岗位都是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很好地践行了“五一口号”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任和大力关心下,这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性被大大调动起来,纷纷努力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贡献,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毛泽东非常重视尊重和爱护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他不仅通过经常通信、会面等方式与其中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多次提醒全党要注意这个问题。1956年12月24日,他在审阅中共中央为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加强政协地方委员会工作的意见》给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并转各地委、市委、县委的指示稿时,在末尾加写了一段话指出:“对于有些在党外人士面前爱摆老爷架子,宗派主义作风极为严重的同志,应当认真地给以批评和教育,端正他们的态度和作风。”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更是非常重视尊重和爱护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走访、座谈、协商、看望等方式征求意见、听取建议,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和中国共产党更加心连心、肩并肩,一起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一起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毛泽东也非常关心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这也成为一个优良传统。1952年10月19日,毛泽东针对民盟的各种会议存在的只谈人事、不谈工作等问题明确指出:“一个政治团体不谈工作,是无法维系成员的,也势必永远陷在人事纠纷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也强调,要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这五大能力既是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重点,也是传承优良传统、再创时代辉煌的关键。尤其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民主党派更应该进一步弘扬优良传统,大力加强自身建设,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努力建设好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参政党,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提高到新水平。这就要求各民主党派要以思想建设为核心、以组织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保障,进一步大力加强五大能力建设,在合力推进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等重大任务和举措的关键时期、重要关头切实发挥好自身独特优势,找准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认真履行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三大职能,真正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真诚协商、务实协商,道实情、建良言,参政参到要点上,议政议到关键处,在努力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的进程中,全力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广泛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正能量,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努力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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