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为何如此恨毛主席?


  网友传来了微博上的一段凤凰卫视的视频:

  笔者特意查了一下,这段视频出自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在2006年12月27日的视频《“毛泽东热”经久不衰的秘密》,完整的视频内容笔者也看了一遍,这期视频请到的嘉宾是马未都和作家王斌,而讲这段“往事”的人就是王斌。

  王斌所说的这张床现在就摆在井冈山八角楼的“茅坪毛主席旧居”。1927年10月,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在这里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而这张床也见证了中国革命的真正起点。

  “恶狠狠的说了一句话”、“恨不得在床上撒泡尿”——“著名作家”对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切齿痛恨,仿佛已经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根据王斌的讲述,“著名作家”曾经在它的小说里用那泡尿酿出了高粱酒”,我们很容易推断出这位“著名作家”究竟是何许人也。

  “著名作家”在他那篇《毛主席老那天》(“老”——山东方言,死的意思)的文章里还只是暗戳戳抒发自己对毛主席“老”的幸灾乐祸和对毛主席的嘲讽指责,而在王斌所讲述的这段往事里,“著名作家”对毛主席的痛恨已经是极其露骨、毫不掩饰了。

  王斌的这段话算不算给“著名作家”抬轿子的人所说的“告密”呢?显然不算!

  作家王斌曾被称作张艺谋的“御用编剧”,还是余华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活着》的副导演,11年他还出版过一本“反思”毛泽东时代的小说《六六年》。应该说,对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态度,王斌与那位著名作家基本是相同的,只是王斌没有作家那么下作,他对毛主席还没到全盘否定以致切齿痛恨的程度。而王斌不过是想要借“著名作家”的话,在节目中描述今天对毛主席的“质疑”大约是什么样的场景。王斌能够第一印象想起“著名作家”的话,充分说明了“著名作家”在今天的反毛思潮中的分量。

  凤凰卫视的节目是2006年录制的,王斌回忆说是“20多年前有一次和一帮作家到井冈山去,就去重新凭吊当年的革命先烈在那如何战斗的”。笔者又查了一下相关人士回忆,著名作家去井冈山的具体时间可能就是“1987年秋天”这次:

  也正是1987年,王斌所说的“著名作家”“撒泡尿酿出了高粱酒”的小说由导演张艺谋搬上了荧幕,那时的“著名作家”已经靠着1985年发表的抨击人民公社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以及1986年发表的解构革命、“呼唤人性”、向往“蓝色文明”的《红高粱》,一时风头无两,获得无数殊荣。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解构革命与反毛,与其说是一种突破,不如说是在纳“投名状”。

  所以,“著名作家”面对作家同行所表现出来的“恨不能撒泡尿”的“切齿痛恨”,更多的是一种刻意“表演”——谁“表演”得越极致,谁就能获得更高的地位。

  况且,笔者实在想不出,彼时的“著名作家”与毛主席能有什么“深仇大恨”:

  “著名作家”8岁时拍了人生第一张照片,穿着虽不光鲜却干净得体,更是被人民公社养得白白胖胖,与作家的“饥饿记忆”文学描写形成了很大反差;

  著名作家在学校“造反”、调皮捣蛋退学,却能在毛时代入伍当兵,后来又在部队考上大学、成为作家,实在看不出毛泽东时代怎么亏待了他这样的农家子弟;

  而他的两个哥哥,一个上了大学当了教师,一个读完高中成了正式职工,这是解放前的农家子弟不可能有的境遇;

  他病危的母亲是毛主席的626指示发出后被先是“省里的巡回医疗队”后来又是“县里的医疗队”救治的,而且是“义务看病,不要钱”(引号里面是作家自己的文字,当然他写这些文字主旨并非讲母亲被救,而是要讲时代和封建观念带给母亲的苦难);

  反倒是著名作家的堂姐在80年代赤脚医生制度被废弃以后,遭遇了“意外之死”。

  这算不算“忘恩负义”呢?为了个人出人头地、功成名就,不惜去歪曲历史、编造谎言,背叛自己的阶级,诋毁、咒骂本阶级的“救星”、“恩人”。

  不过,更加令人不齿的是,如此痛恨毛主席的“著名作家”,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却领衔百位作家亲手誊抄“延安讲话”。

  在其获得国际大奖之后,法新社记者问起了他为何要抄写“延安讲话”,显然一个老外都知道著名作家的作品完全背离了“延安讲话”精神。

  于是,“著名作家”为了不损害自己在国际教父面前的形象,把被撕去一角的“投名状”补回去,就回答记者说:

  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讲话》,会感觉到它有巨大的局限,这种局限就在于这个《讲话》过分的强调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过分的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人性。我们这一批作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后来所有的创作都是在突破这个局限。我相信有很多批评我的人是没有看过我的书,如果他们看过我的书,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也就是说我的作品是跟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作品大不一样的……

  好家伙,从《红高粱》到《丰乳肥臀》,我们看到的是从解构革命、到咒骂革命,层层递进、步步为营,这哪里有一丁点儿“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影子?明明是越写越离谱、越写越过分、越写越嗨、越写名气越大、越写外国人越赏识好吧?

  而在获奖次年4月,中国官方举办的一次活动中,“著名作家”的回应更加令人瞠目结舌:

  现在有很多人在否定毛泽东,在把他妖魔化,把他漫画化,但我想这是在蚍蜉撼大树。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你能否定得了吗?他的《论持久战》你能否定得了吗?你可以不喜欢他的诗歌,但他的那种胸襟,那种气势,你能写得出来吗?你可以不喜欢他的书法,但你能写出他的那种龙飞凤舞、狂飙一样的字体吗?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现在有些人去把他丑陋化、漫画化、魔鬼化,是缺少理智的。现在谁要肯定毛泽东,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的。

  对比上面著名作家回应法国记者的话以及作家1987年那段“恶狠狠”的话,笔者只能直呼三遍,好家伙!好家伙!好家伙!

  在“著名作家”给自己立的光鲜牌坊底下,正是碎了一地的节操。

  又如,作家曾跑到香港演讲,说什么“文学从来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的确,“著名作家”从来不给中国的劳动人民和人民领袖唱赞歌,作家的笔下,穷人中也有恶棍,富人中也有圣徒,革命队伍里处处是“不堪”,但他却在《北海道的人》一文里给屠杀过中国人民的日本民族献上了极尽谄媚之词;作家的《红高梁》里的中国人是野蛮、丑陋、落后、胆小、愚昧的,作家的《丰乳肥臀》中,明明是侵略者的日军却是军容整齐,骑着高头大马,坐得端正,腰挺直,日本军医救了母亲和孩子,纪律严明,富有爱心;还有,刚刚落马的贪官张本才、赵志刚,都是作家曾高调歌颂过的对象……

  既然著名作家领衔抄写过“延安讲话”,我们不妨重新温习一下其中的几段: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

  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

  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显然,对于作家的丑陋表演,毛主席早有预料;无产阶级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就如同有了一双火眼金睛,再漂亮的画皮也会立即被识破。“著名作家”之所以痛恨毛主席,这或许是“阶级立场”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吧。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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