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大饥荒记忆”

作者: 鹿野 日期: 2018-06-12 来源: 察网

鹿野:从《祝福》看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大饥荒记忆”

  鲁迅先生在一生当中所写的三部小说集当中,《呐喊》与《故事新编》当中哪一篇价值最高都有很大的争议。但是对于《彷徨》争议就小的多,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祝福》是其中写得最好的一篇。新中国成立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就是以这篇小说为蓝本的,中国与朝鲜等国家还长期把其选入高中课本。可见其价值之高。

  关于这部小说,最为震撼人心的一段大概就是祥林嫂在诉说孩子被狼咬死的经历,却使人们感到厌倦了的情景:

  【她就只是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个人来听她。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

  “我真傻,真的,”她开首说。

  “是的,你是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才会到村里来的。”他们立即打断她的话,走开去了。】

  当下,也有不少人对于这几段话作出了新的解读。或者认为是祥林嫂太唠叨了,或者说不重视语言艺术包装,不能把同一件事情表达出多姿多彩的形式来。虽然说这些解读也并非全无道理,但是笔者个人认为还是过去的解读最合为合适,即人们之所以在不久之后就对祥林嫂的悲惨遭遇感到了厌倦,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一种自私自利的心态,也就是被狼叼走的不是自己的孩子。如果要是那些感到厌烦的人们也有和祥林嫂一样的经历,恐怕其表现也和祥林嫂不会有什么不同。相反,如果要是祥林嫂并没有孩子被狼叼走等悲惨遭遇,那么在她听有这种悲惨遭遇的人的诉说时,估计也会和那些鲁镇里不耐烦的人们表现得大同小异。

  自私自利,别人家的孩子不心疼。这是几千年的私有制缔造在人们心目中最为根深蒂固的观念。《祝福》之所以能够震撼人的心灵,就是把日常人们生活当中的凡人琐事上升为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无论是否愿意承认,绝大多数人都能够从鲁镇的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这种长期积淀的心态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失,总会或明或暗的表现出来。所以新中国的人们仍然可以被《祝福》所感动。

  不信的话,我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要是发生了两场饥荒,有一场饥荒虽然饿死了上千万人,但是在饥荒年代你自己没有饿着,日常生活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另一场饥荒一个人也没有饿死,但是在饥荒年代你自己没有吃饱饭,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两场饥荒哪一场会给你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呢?至少笔者扪心自问,几乎可以确定会是后者,也就是让自己挨了饿的饥荒。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明白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普遍的“大饥荒记忆”。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封建国家实行的都是两极分化的体制,在饥荒年代里承受饥荒的只不过是一部分人。尽管承受饥荒的那一部分人纷纷饿死,但是其他的人受到的影响却并不大,特别是上层社会仍然可以过骄奢淫逸的生活。而社会主义体制下则相反,在饥荒年代里实行的是配给制度,每一个人分配到的粮食都差不多。一方面可以把饿死人的情况压低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几乎所有的人都吃不饱饭,包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也一样会在一定程度上挨饿。

  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下,对于饥荒有切肤之痛的人只是灾区的少数幸存者,这些人本身就没有多少话语权,即使真的写出了什么回忆饥荒的东西,也不会让那些没有切肤之痛的人有多少共鸣。那些人就好像《祝福》当中那些不耐烦的听众一样,如果老去回忆可能还会招其厌烦。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把饥荒带来的痛苦平摊到了每一个人身上,有话语权的上层人士也可以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其他的那些亲历者同样会由于切肤之痛而产生共鸣。就好像《祝福》当中的祥林嫂一样,说上千百遍也不会厌烦。

  就拿中国来说吧,民国时期的饥荒导致大批人饿死可以说是一种常态。我们且不说经常遭灾的四川省和河南省这样的灾害大省,即使是被称之为“湖广熟,天下足”等粮食主产区湖南省,1946年一次灾荒时就死了400万人:

鹿野:从《祝福》看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大饥荒记忆”

  刘苏华,李长林选编,湖南近现代社会事件史料选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04,第1065页

  在旧中国,饥荒总共饿死了多少人我们已经很难细致统计。唯一一个可以知道的事实就是,清代从康熙收复台湾到鸦片战争前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的人口翻了两番,而从鸦片战争到整个民国时期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的人口竟然没有什么增长。美国大使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据此做出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估计,也就是平均旧中国每年大约饿死300到700万人,整个民国时期大约饿死2亿人。

  但是即使如此,民国时期的饥荒也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如果要是经历过民国时期和新中国两个年代的人,回忆起自己承受过的灾荒时几乎都是回忆1960年时挨饿的情况而不是民国时期。我们不能说那些人就是天然反共的,而是因为新中国为了缓解饥荒带来的灾害实行了配给制,导致1960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吃不饱而印象深刻而已。比如说,像钱学森和邓稼先等人肯定是拥护新中国的,但是如果要是让他们回忆挨饿的经历也只能回忆1960年,因为虽然民国时期饿死了2亿人,但是他们确实并没有挨饿。

  不过,如果要是我们摘掉有色眼镜的话,就会发现1960年的所谓大饥荒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比如说,1960年时的粮食总产量是1.4亿吨,大大超过1949年的1.1亿吨,人均粮食产量和消费量和1949年差不多。但是在1960年大体平均的定量配给制之下,显然极度缺粮无法生存的人要比1949年那种贫富两极分化,灾荒救济几近于无的体制少的多。除非是中国人饭量突然暴增,否则绝不可能出现某些“研究成果”得出的1960年饿死了几千万,1949年却没有饿死几个人的结论。但是,也正是这种缓解饥荒的定量配给制才会给绝大多数人留下吃不饱饭的“大饥荒记忆”。

  另外说一点题外的话,新中国虽然接下了旧中国的烂摊子,但是用很短的时间就通过水利建设和种子改良等方面的工作根本上解决了饥荒问题。在旧中国,饥荒是一种常态。到了新中国,饥荒成为偶然,大概只有1960年堪称“饥荒的最后绝唱”。正是这种粮食供应状况的根本改善才导致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人口就迅猛增长,仅仅30年人口就翻了一番,不得不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正如邓小平在1975年指出的:

  【25年来,在农业方面,我们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邓小平同志在山西的足迹--期刊选粹-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28/c68742-25750897.html】

  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也和中国大同小异,因为其在革命成功之前的旧社会经济都不发达,饥荒年代大批饿死人是普遍的现象。所以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时首先实行了配给制,把不够吃的粮食平均分配给大家,让社会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变为“大家都吃不饱也饿不死”,从而缓解了饥荒带来的灾难。接下来,其再通过改良水利、肥料和种子等方面的措施根本上解决了饥荒问题。但是在解决饥荒问题之前的那个阶段里,由于配给制下饥荒时吃不饱饭的人数比例扩大了,甚至包括掌握话语权的统治阶级也要和普通群众一起忍饥挨饿,所以就产生了普遍的“大饥荒记忆”。

  总之,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具有“大饥荒记忆”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制度才导致了大饥荒,只不过是在根本解决饥荒问题之前改变分配方式分摊饥荒压力带来的错觉,也反映了一种《祝福》式的“别人家的孩子不心疼”式的心态。当然,某些掌握话语权的人的选择性报道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偏差。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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