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资本主义“秘密”的破解

作者: 付文军 日期: 2018-10-11 来源: 《当代经济研究》

《资本论》与资本主义“秘密”的破解

  《资本论》是马克思关注现实存在的典范之作,它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活的生动图景。经过反复思量,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利刃,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描述。换言之,马克思面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科学的批判法则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秘密的解蔽。可以说,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10为“最终目的”的《资本论》,不仅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考量,还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解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直接使用“秘密”一词(指字面含义)的次数达八十余处。从马克思所论及的“秘密”入手,不难发现,这些秘密都是资本主义蛊惑人心的重要手法。马克思非但没有被资本主义之谜所迷惑,还彻底破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秘密。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之源:攫取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同唯物史观一道,成为了马克思的“两大发现”。面对剩余价值,国民经济学家囿于阶级立场或是有意地歪曲或是无意地回避它,而对其含糊其辞,既说不清,又道不明。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唯物史观为基本考察方法,破解了剩余价值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

  一方面,马克思确认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剩余价值形成之间的关联。资本主义生产,表面上是商品生产,“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1]582由此,我们可窥见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1]230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过程不仅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1]215还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1]216不仅如此,资本家还占有一切劳动要素,并享有对劳动成果的支配权。或者说,非旦工人的劳动全属于资本家,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管下苦苦劳作,就连工人劳动的结果———产品———也尽数归了资本家,成了资本家的“所有物”。同样的,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增殖过程也不外是持续地“超过了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1]227作为价值增殖过程,既包括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又含有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的保存。可见,“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的目的”。[1]265或言之,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1]384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由此,资本主义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形成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1]307剩余价值的形成的秘密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

  另一方面,马克思破解了剩余价值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就生产资本而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要么不明白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别,要么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混同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抹杀了“剩余价值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抹杀了“一定的价值体现和体现这些价值的物品借以转化为资本的条件”。[2]244以李嘉图为例,他将可变资本视为“一个一定的、既定的(因此它本身是不变的)资本部分,一个既定的价值额(假定等于劳动力的价值)”,[2]243却未理解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决定性差别;他虽了解资本在流通中表现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却不了解这期间的价值转移形式。由此,他的理论便无法准确而客观的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马克思在对此进行批判分析的基础上,详细地考察了生产资本的基本形式,并将不变资本排除在剩余价值源泉之外,而将可变资本视为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就“资本主义的观点”而言,“剩余价值的形成这个惟一的秘密”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所使用的价值额不是靠剩余价值来增殖,那它就根本不是资本。既然按照假定它是资本,所以剩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2]364,365资本主义的一切行为都是围绕“增殖”而进行的,可以说,资本的增殖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所在,也是剩余价值的秘密所在,更是资本剥削的秘密所在。就利润而言,它实际上是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只要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关系稍作分析,便可发现,“在剩余价值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在资本和利润关系中,也就是在资本和剩余价值———它一方面表现为流通过程中实现的、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另一方面表现为一个通过它对总资本的关系而获得进一步规定的余额———的关系中,资本表现为一种对自身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本作为原有的价值额,同它自身创造的新价值相区别”。[3]56,57可见,对于利润的贪欲(准确地说是对剩余价值的贪欲)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

  总之,资本主义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最大程度地榨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获得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动力。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不言自破。

  

二、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秘密形式的破解

 

  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为了掩盖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压迫和不公,必会想尽办法美化其形象、掩盖其剥削本质。然而,马克思以犀利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剑洞穿了资本主义的诸多秘密。

  1.“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及其破解

  在人类早期的交换过程中,2只绵羊可以换得1把石斧;在现今生活中,我们可用一定量的货币购得一定量的商品。然而,少有人真正能够反思这一交换形式中蕴藏着的价值形式的奥秘。

  亚里士多德较早地研究了商品的价值形式。他所提及的“5张床=1间屋”无异于“5张床= 若干货币”,这既清晰地向我们表明货币形式不过是简单价值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又表明本质等同是价值通约的基础。遗憾的是,亚里士多德并未就此而对价值形式进行深入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商品》章”论及“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的时候,提出了“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于“x量商品A=y量商品B,或x量商品A值y量商品B(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之中。[1]62

  其一,马克思从“简单价值关系”入手继而阐释了商品价值表现的“两极”。简单的价值关系就是“一个商品同另一个不同种的商品(不管是哪一种商品都一样)的价值关系”,[1]62商品最简单的价值表现在此得以凸显。“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一“价值表现”向我们表明:商品A和商品B在这一交换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前者在交换中处于主动地位,其价值形式表现为相对价值;后者则处于被动地位,起着等价物的作用,表现为等价形式。需注意的是,在同一价值表现中,同一商品决不能同时具有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非但如此,“这两种形式是作为两极互相排斥的”。[1]63就商品A而言,不能用商品A表现商品A的价值,“商品A=商品A”至多能够说明x量商品A就是x量商品A,这样的交换活动是毫无意义的,它决非商品A的价值表现。因此,商品A的价值需要通过另一商品B相对地表现出来。就商品B而言,它在交换活动中并不能积极主动地彰显自身的价值,其功用仅在于为另一商品的价值表现提供必要的材料而已。或言之,惟当商品A通过商品B的使用价值而表现自身的价值时,商品B方才取得了等价形式这一“独特的价值形式”。[1]70需指出的是,在“x量商品A =y量商品B”中,并不能随意地将等式两边的商品进行互换,即“x量商品A=y量商品B”和“y量商品B=x量商品A”所要表达的意思截然相反。前者是借商品B相对地表现商品A 的价值,后者是相对地表现商品B的价值。由此,马克思言明“一个商品究竟是处于相对价值形式,还是处于与之对立的等价形式,完全取决于它当时在价值表现中所处的地位,就是说,取决于它是价值被表现的商品,还是表现价值的商品”。[1]63

  其二,马克思分别揭示了商品简单价值形式中蕴藏的价值关系和数量关系。面对“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一等式,有两个问题是亟待回应的:一是这一简单价值表现是如何潜藏于两个不同商品的价值关系中的?二是二者之间能够顺利实现交换的数量比例关系是如何确定的?对于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从三个方面作了透彻分析。一是确证了“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一等式得以成立的基础。面对“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一价值关系,世人往往只会看到其中的数量关系,而难以发掘其中所蕴藏着的价值关系。造成价值关系被遮蔽的原因,是因为世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因而是可通约的”。[1]63,64在交换过程中,真实的情况是:不论一定量商品A值多少量的商品B,商品A和商品B“作为价值量是同一单位的表现,是同一性质的物”。[1]64或言之,两种商品之所以能得以交换,就在于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人类劳动的凝结”,[1]64就在于两种商品都积蓄了人类的劳动。二是确证了具体劳动化为抽象劳动是深掘简单价值表现秘密的第一个要件。马克思灵活运用“抽象力”的方法,将人类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抽象化,继而确证了两个不同的商品价值关系中隐藏着的简单价值表现。以具体的“20码麻布=1件上衣”为例,其交换得以顺利进行,就在于上衣被视为一种与麻布相等的价值物,“缝上衣”和“织麻布”过程中所包含的劳动相等。如此,问题便出来了:“缝上衣”和“织麻布”是两种不同的具体劳动,二者何以等同?马克思直言,“把缝看做与织相等,实际上就是把缝化为两种劳动中确实等同的东西,化为它们的人类劳动的共同性质。通过这种间接的办法还说明,织就它织出价值而论,不具有和缝相区别的特征,所以是抽象人类劳动。只有不同种商品的等价表现才使形成价值的劳动的这种特殊性质显示出来,因为这种等价表现实际上是把不同种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种劳动化为它们的共同东西,化为一般人类劳动”。[1]65不计较具体劳动的形式,不计较量的关系,而统统以抽象视角来看待生产商品的劳动,两种异质性的商品才能互换。三是确证了商品的自然形式化为价值形式是破除简单价值秘密的第二要件。商品也是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的统一体,由自然形式到价值形式的转化,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得到了具体体现。依旧以麻布和上衣的交换为例,“在麻布的价值关系中,上衣是当作与麻布同质的东西,是当作同一性质的物,因为它是价值”。[1]66在此过程中,上衣是以自身的“可捉摸的自然形式”入手来表示价值的“物”,上衣作为“价值承担者”而体现出“物体化的价值”。正因此,即便是上衣发生了形变———“扣上了纽扣”,“麻布在它身上还是认出与自己同宗族的美丽的价值灵魂”。[1]66由此,就使用价值而言,麻布是根本异质于上衣的不同物;就价值而言,麻布却是上衣的等同物。“麻布就这样取得了与它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它的价值存在通过它和上衣相等表现出来,正像基督徒的羊性通过他和上帝的羔羊相等表现出来一样”。[1]66可见,一旦麻布与上衣之间发生交换,“商品语言”就向我们说明了一切:“通过价值关系,商品B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A的价值形式,或者说,商品B 的物体成了反映商品A的价值的镜子。商品A同作为价值体,作为人类劳动的化身的商品B发生关系,就使B的使用价值成为表现A的价值的材料。在商品B的使用价值上这样表现出来的商品A 的价值,具有相对价值形式”。[1]67对于第二个问题,马克思分析了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在马克思那里,凡是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都是一定量的有用物。凡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都必须是“一定量”的人类劳动的结晶。因此,作为价值形式而言,不仅要表现“价值一般”,还要表现“价值量”(或者说是一定量的价值)。“20码麻布=1件上衣”得以成立的前提便在于20码麻布和1件上衣包含有同样多的价值实体,即二者都耗费了等量的劳动时间。生产麻布和生产上衣所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一变化情形有四:(1)“麻布的价值起了变化,上衣的价值不变”时,麻布的相对价值即表现在上衣上的价值的增减,与麻布的价值成正比;(2)“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时,麻布的相对的、表现在上衣上的价值的增减,与上衣的价值变化成反比;(3)“生产麻布和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量可以按照同一方向和同一比例同时发生变化”时,它们的相对价值保持不变;(4)“生产麻布和上衣的各自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它们的价值,可以按照同一方向但以不同的程度同时发生变化,或者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等等”时,其中的各种组合对于相对价值的影响,可由上述三种情况推断而出。对于商品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其三,等价形式的三次翻转,刮起了一切价值形式的迷雾。众所周知,“一个商品的等价形式就是它能与另一个商品直接交换的形式”。[1]70对于等价形式而言,其三大特点即直接标示着经济现象的三重翻转:一是“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在麻布和上衣的交换过程中,在麻布将上衣视为等价物的价值关系中,上衣貌似天然就具有价值形式。可见,“一物的属性不是由该物同他物的关系产生,而只是在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所以上衣似乎天然具有等价形式,天然具有能与其他商品直接交换的属性,就像它天然具有重的属性或保暖的属性一样”。[1]72,73“等价形式的谜的性质”就此产生。这一谜疑在货币出现的时候才为国民经济学家们所注意,殊不知,“最简单的价值表现,如20码麻布=1件上衣,就已经提出了等价形式的谜让人们去解开”。[1]73一方面,作为等价之物(1件上衣)既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化身”,又是具体劳动的“凝结”,因而“这种具体劳动就成为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1]73另一方面,“缝的形式”(上衣)与“织的形式”(麻布)一样,均耗费着人类的劳力。从价值生产的视角来看,这一过程中所耗费的只是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而已。可见,价值形式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但在价值表现上,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为了表明织不是在它作为织这个具体形式上,而是在它作为人类劳动这个一般属性上形成麻布的价值,我们就要把缝这种制造麻布的等价物的具体劳动,作为抽象劳动的可以捉摸的实现形式与织相对立”。[1]73,74二是“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本来具体劳动真实地改变着物质对象而具有了“殊相”,但只有当它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表现”时才具有与其他劳动相等同的形式。也正因此,“它才会表现在一种能与别种商品直接交换的产品上”。[1]74从以上两个特点也很轻松地推导出第三个特点———“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1]74在对等价形式三重颠倒关系的清晰认知中,马克思拨开了萦绕价值形式周围的迷雾。

  由“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一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的出发,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的秘密就迎刃而解了。

  2.资本主义“赚钱的秘密”及其破解

  在为资本所充斥的社会里,资本及其逻辑得以充分发力而掌控着一切。由此,资本主义赚钱的秘密也与资本密切相联。一方面,资本的转化过程和流通过程直接体现着资本主义发财致富的秘密。资本,作为能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其转化和流通都是一“创造利润为导向的过程”。[5]就资本的转化过程而言,资本主义赚钱的现实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直观。“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1]171,172资本是以货币为其“出发点”和“复归点”的。正因此,重商主义者就将资本界定为“生出货币的货币”,“它离开流通,又进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扩大以后又从流通中返回来,并且不断重新开始同样的循环”。[1]181可见,资本的总公式(G—W—G’,其中,G’=G+ΔG)明确地显示出资本家参与投资和竞争的目的和动力所在———对于价值增额(ΔG)的垂涎。就资本循环过程而言,资本主义赚钱的秘密也暴露无遗。资本流通包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者的循环过程。从货币资本的循环来看,它是以实实在在的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这一形式“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2]67因为资本家在购买阶段的“买”是为“贵卖而买”、生产阶段只是“预付价值增殖的手段”即“发财致富本身才是生产的自身目的”、售卖阶段的G’即“价值已经增殖的货币资本G+g”。[2]68从生产资本的循环来看,它“表示生产资本职能的周期更新,也就是表示再生产,或者说,表示资本的生产过程是增殖价值的再生产过程”。[2]75生产资本的循环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商品资本出现的,而全部过程的目的,发财致富(价值增殖),绝不排斥资本家的消费量随着剩余价值量(从而也随着资本量)而增大,倒是正好包含着这种增大”。[2]81从商品资本的循环过程来看,作为终点的W’必须“大于或等于”起点的W’。二者相等的情况发生在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后者大于前者的状况发生在扩大再生产中。无论怎样,这其中都包含着一个价值增殖的过程。总之,资本预示着它是一个创造财富的过程。另一方面,劳动力成为商品而出现在市场之上是资本主义赚钱的关键。资本家的财富并非“节欲”所致,而是由雇佣工人创造的。因此,马克思从理论上考察了劳动力这一商品的买卖,它是分析一般商品流通转入资本生产过程的中间过渡环节。货币占有者欲从商品的消费中取得价值,他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1]195历经艰辛,货币占有者终于找到了劳动能力这一独特的商品。同时,马克思还指出欲找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必须具备两大基本要件:一是“商品交换本身除了包含由它自己的性质所产生的从属关系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从属关系”。[1]195可见,劳动力唯在由其所有者将其作为商品售卖方可出现在市场上。在市场上,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双方都是法律上平等的主体。这一平等关系要长久保持,劳动者就只能出卖自己的“一定时间”。否则,劳动者就将成为彻头彻尾的奴隶,就会从商品的所有者彻底变为奴隶。简言之,劳动者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得放弃劳动力的所有权。二是“劳动力占有者没有可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对象化在其中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1]196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是一无所有的自由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其存活的惟一途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透彻地指出,由于劳动力商品的独特性,就使得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买者和卖者达成协议时就已实际转入买者手中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到处都是工人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预付给资本家;工人在得到买者支付他的劳动力价格以前,就让买者消费他的劳动力,因此,到处都是工人给资本家以信贷”。[1]202在这一交换过程中,唯有在劳动力的实际使用过程中货币占有者所购得的使用价值才会表现出来。进一步地说,“货币占有者在交换中得到的使用价值,在劳动力的实际使用即消费过程中才表现出来。这个过程所必需的一切物品,如原料等等,是由货币占有者在商品市场上买来并且按十足的价格支付的。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劳动力的消费,像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费一样,是在市场以外,或者说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因此,让我们同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1]204

  总之,攫取剩余价值即是资本主义赚钱的秘密所在,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为显著的特点。

  3.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秘密”及其破解

  在考察资本主义的时候,有一个“循环”难以解释清楚:“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1]820为对这一循环进行说明,斯密创造了“预先积累”说———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前就存在一种“原始”积累,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始点。为掩藏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资产阶级的卫道士绘声绘色地给人们讲述着原始积累的奇闻逸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精英,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1]820这两类人的结局各异,“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1]821正是这一“原罪”,后一种人无论怎样劳动,可出卖的仅有其自身的劳力,前一种人虽早已不再劳作,财富依旧增加。可以看出,“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1]820 正是这一“田园诗”般的神话叙事遮蔽了原始积累的秘密,也美化了原始积累的“血腥”与“罪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犀利地驳斥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原罪”。

  其一,马克思指出了原始积累实质上“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1]822充足的资本和足够数量的自由而可供雇佣的工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两大前提条件。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创造满足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即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所见的商品和货币(或者说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非一开始就是资本,这其中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此过程并非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占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1]821———发生的。可以说,商品市场之上的“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劳动者和劳动条件实现所有权之间的分离是资本关系得以确证的前提。因此,“资本关系”得以确立的过程,即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它“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1]82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确立起来,就会继续保持并扩大这一“分离”。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分离”的历史过程之所以以“原始的”这一定语加以说明,是“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1]822

  其二,马克思还确证了原始积累的要素及其“罪恶”。原始积累的过程并不光鲜。在“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的分析中,马克思正确地指出“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1]842在对15世纪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的考察中,马克思发现一无所有的“自由人”不仅在小偷小摸、杀人越货时要受到法律严惩,甚至是行乞(当然,获得“行乞许可证”的除外)时也会受到法律制裁。这就迫使自由民只能进厂务工,接受资本家的雇佣,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对此,马克思直言:“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须的纪律”。[1]846不仅如此,通过表面“公平”而“等价”的交易,工人获得了新兴资本家付与的“工资”。殊不知,他们所“规定”的工资,实则是将其“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国家权力”。[1]847在对“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和“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的清理中,马克思理性地阐明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工业资本所需要的工人及其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得以游离而出,国内市场也得到了开辟。在对“工业资本家的产生”这一问题的分析中,马克思言明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四大因素:一是所谓“田园诗式”的积累过程。“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获猎黑人的场所”[1]860,861既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又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二是殖民制度。就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发迹史”而言,他们“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1]861作为一种“经济力”的暴力,同时也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861简单来说,靠烧杀抢掠而获得的财宝源源地流入宗主国内而转化为资本,继而确立了工业和商业上的霸权,此即“资本积聚”最强有力的手段。总之,殖民制度的历史和事实向人们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惟一的目的”。[1]864三是公债。公债是原始积累最具强力的手段,“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苦劳和风险”。[1]867四是国际信用制度。国际信用制度是对着国债的产生而产生的,它“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1]866在历史上,荷兰资本财富的“隐蔽”基础靠的就是没落威尼斯贷予它的巨款,英国的发迹也是依靠荷兰的贷款。正是这些巨额贷款深受欢迎,因为它不仅使得“政府可以应付额外的开支”,又不会使纳税人“立即有所感觉”。[1]866殊不知,“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由于债务一笔接着一笔的积累而引起的增税,又迫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1]866过重的课税,势必增加人民的负担。可见,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就是一部杀人越货和野蛮剥削的“黑暗史”。要充分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就必须经受种种苦难,征服、劫掠、奴役和杀戮都成为了原始积累中见惯不惊的常态了。可见,“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871

  其三,马克思还判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的积累造就了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它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1]872然而,这一积累过程的完成,“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1]873这样不正义的积累过程,势难长久地存在。当资本主义成为生产资料的不断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阻碍时,这一束缚性的“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874鉴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性之间难以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难以永久地存在,资本主义积累亦是如此。同其产生一样,其灭亡也是必然的。

  总之,原始积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这一剥夺所采取的方式是残酷、血腥和野蛮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1]821可见,这一积累在事实上并非如“温和的政治经济学”所言的那般是“田园诗式的东西”。

  4.“利润率下降的真正秘密”及其破解

  由部门之间所形成的平均利润率并不是变动不居的存在。从长远来看,平均利润呈现下降趋势。“资本主义生产,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3]237对于这一“反常”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详细分析。一方面,马克思陈述了利润率下降和绝对利润量同时增加的二重性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3]237缘何如此?马克思继续解答道:“因为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同它所推动的对象化劳动的量相比,同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量相比,不断减少,所以,这种活劳动中对象化为剩余价值的无酬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断减少。而剩余价值量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就是利润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3]237具体而言,这一下降规律可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是从资本积累过程而言,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就不断地采用新的技术设备和新的管理理念,以使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在此情况下,各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便会不断提高,由此便带来了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二是从固定资本而言,伴随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继而会引发固定资本所占比重上升。由于固定资本的周转速度要远慢于流动资本,就会使得预付资本的周转速度放缓,进而导致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可见,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这一趋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3]237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利润率因生产力的发展而下降,同时利润量却会增加”。[3]251或言之,商品的价格下降的同时,商品所包含着的价值和售卖后实现的利润量会相对地增加。利润量的决定因素有二:“利润率”和“按这个利润率所使用的资本的量”。[3]249在资本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利润量会随着平均利润率的高低而增减;在平均利润率不变的情况下,利润量又会随着资本量的多少而增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总量在逐渐增多,可变资本的绝对量也在不断增加。在此情况下,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也绝不会有所减少,否则,资本家便不会千方百计地提升劳动生产力了。同时,马克思解答了利润率下降为何不是“更大、更快”的直线下滑,而只是一种“趋势”的疑惑。“必然有某些其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3]258正是由于“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对外贸易”和“股份资本的增加”这六大因素阻碍了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它们是“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另一方面,马克思澄清了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内在矛盾。在对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省察中,马克思讨论了“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一是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取得之间的矛盾。就剩余价值生产而言,资本为了追求更多、更大的剩余价值,就通过改进生产技术、采用先进的管理、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等手法来增加剩余价值。就剩余价值的取得而言,“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3]272 制约着剩余价值的实现。二是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冲突。价值增殖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旨趣,扩大生产是价值增殖的手段。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但为了尽可能地实现资本增殖,又广泛采用了“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3]278的方法。由此,社会生产无条件发展的手段“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3]279三是人口过剩和资本过剩之间的矛盾。为阻碍利润率下降,必会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相对过剩人口便会出现。然而,“单个资本家为了生产地使用劳动所必需的资本最低限额,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增加”。[3]279这就造成了大量分散的小资本不能从利润总量的增加中弥补利润率下降所带来的损失,就只能成为闲置的资本。因此就会出现一个“对立的两极”———“一方面是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工人人口”。[3]279

  总之,利润趋向下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大规律,但并不表示绝对利润量的减少和对工人剥削程度的减轻。这一规律内部所蕴含着的矛盾也再次确证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不在别处,而只在于资本自身。

  

三、破解资本主义“迷雾”的反思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一副由商品、货币、资本和市场等构成的现实存在的生动图景。然而,马克思的双眸并未被这些经济现象的虚幻外表所遮蔽,而以冷峻而犀利的批判之剑洞穿了复杂经济现象背后的秘密。这是马克思高于国民经济学家的地方,也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条重要线索。在此意义上,《资本论》可视为一部解密资本主义社会的典范之作。

  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善用科学的批判法则是马克思得以成功破解资本主义谜疑的的关键,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其一,面向资本主义现实存在本身,或者说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惟此方能使资本主义以“无蔽”的状态呈现在世人面前。《资本论》为我们描述一个丰富的“物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1]47“一切娱世物品,额上都贴着决定命运的白标签,上面写着阿拉伯数码和简写字£,sh.,d.[镑、先令、便士]”[5]481……面向“物”本身,其物象化背后蕴藏着的人的关系方能得到透视。以资本为例来说,资本决非国民经济学所指认的生产工具、积累的物化劳动或有用之物。虽然资本往往体现在一种“物”上,并赋物予独到的社会性质,然而它却“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3]922……具体来说,马克思通过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等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象形态的批判性分析,旨在透过物象形态深掘其间隐匿着的剥削和压迫关系,旨在完成对这一生产制度的控诉,旨在言明人类的脱困之法。可见,透过物与物的关系来揭示“物质外壳”所包裹着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旨所在。总之,面对琳琅满目的物象世界,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思维,并以科学的方法洞悉“此在世界”各种关系的本质与规律,是马克思得以成功的关键,也是他留于我们的宝贵财富。

  其二,马克思“解密”资本主义社会所依靠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其它。马克思是一名杰出的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批判理论家”。集马克思四十余年时间和精力而完成的《资本论》即是其批判思想的巅峰之作。《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这就清楚地表明他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其反思对象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程式。“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6]7并“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6]10可以说,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7]202是马克思借思想切近社会现实的主要手段。更明确地说,由“批判”而切近社会现实,是资本主义秘密得以科学破解的关键因素之一。一方面,秉承批判的传统,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批判。就理论批判而言,对国民经济学的扬弃是《资本论》得以成功问世的关键所在。在批判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回应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指责、反省自身理论之不足的基础上,《资本论》才以较为完整的面貌示人。就现实批判而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和批判进程决定着《资本论》的理论高度。作为一个社会批判的践行者,马克思之所以英名远播,是因为他知晓“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8]11 “密涅瓦的猫头鹰”在对世界的反思中偏安一隅,而“高卢的雄鸡”则唤醒了“改变世界”的意识。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的清晰认知,资本主义以“无蔽”的状态呈现在马克思面前。另一方面,马克思借以“解密”资本主义的手段,不是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哲学,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沿循“哲学批判”→“政治批判”→“经济批判”的理路逐层展开自己的理论研究。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马克思借以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手术刀”,更是摧毁资本主义大厦的“武器”。同哲学批判一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情感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主要方法是“抽象力”———“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9]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关系的考察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之情,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当然,控诉资本主义的“罪行”并非《资本论》的目的,其目的在于解开资本主义的秘密,或者说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10由此,资本主义的秘密才得以破解。

  其三,唯物、辩证且历史地理解资本及其逻辑是破解资本主义秘密的关键。资本作为普照之光宰制着社会的一切,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逻辑。可以说,《资本论》就是“论资本”,通过“资本之思”而实现“革命性变革”,最终指向“自由王国”。这也是《资本论》的致思理路。首先,《资本论》这一标题就赤裸裸地显示出了这一著作的核心成分———“资本之思”。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不仅是“死人抓住活人”[1]9的时代,更是“死劳动”管控“活劳动”的时代。马克思清晰地判定资本的本质就是“物化”的社会关系,并由“是”与“应该”的逻辑落差导引出资本批判的张力,继而言明资本管控社会的逻辑。同时,围绕“资本”这一“关键词”,马克思还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诸多社会经济范畴———商品、货币、价值、劳动、市场、分工、时空、意识形态等等———的深入思量。其次,《资本论》再次落实了马克思在年轻时的宣言———“改变世界”。在1845年之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逐步确立并传播开来。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伟大的事业也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展开的,批判的语境(哲学→经济学)、批判的场域(思维世界→现实世界)和批判的理路(外在批判→内在超越)等等悉数发生了变革。在此基础之上的批判,是最具革命性的。可以说,《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互关系为考察对象,批判性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由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外在表现与内在机理都以“无蔽”的状态表露而出,社会化生产和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得到了确证,资本主义的灭亡势难避免,此即《资本论》所蕴含着的“革命性变革”。最后,《资本论》落脚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畅想了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自由王国”。立足于“活生生的个人”的生活际遇,马克思切实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等都只是资本家开给工人的“空头支票”,不仅难以兑现,而且还纷纷走向了它们的反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会想尽一切办法遮蔽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性,会使出各种障眼法迷惑人们而不让他们了解到资本主义的“真相”。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拆穿这些伎俩的力作,更是探求人类未来发展路向的典范。在对“此岸”世界的批判性考察中,言明美好“彼岸”世界的荣光。在那里,人们不会囿于社会强制而异化,人们不会将劳动视为瘟疫,人们不会成为“单面人”……相反,在美好的“彼岸”,人们可以浪漫地“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8]165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这般美好的“彼岸”世界称之为“自由王国”。这一王国的达至,依靠“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使人能够达到“通过创造性劳动而自我实现”这样一种状态。

  总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为我们解蔽了资本主义的全部运行机理,还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副人类潜力的图景:“摆脱了哲学妥协的彻底批判的方法、概念和哲学毫不妥协的彻底批判精神”,在此基础上,“阐述过去、现在和可能;一种对物质现实的正确的规整;依据现实实际拥有的潜力来变革现实”。[10]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M].京:人民出版社,2009.

  [4]海尔布隆纳.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M].京:东方出版社,2013:98.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 卷[M].京:人民出版社,1998:426.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 卷[M].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M].京:人民出版社,2002:202.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京:人民出版社,201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M].京:人民出版社,1995:42.

  [10]列斐伏尔.马克思的社会学[M].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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