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应该享有调查取证权吗?

作者: 杨百胜 日期: 2019-04-15 来源: 红歌会网

  我国现行有关立法于审判权之外另行赋予法院(及法官)调查取证权(简称查证权)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这一做法既不科学、合理, 也不能体现时代法治精神。应尽速修改这些不合时宜的规定,以期实现当事人举证功能的完善,实现当事人基本权益。

  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均在有关条文中赋予了人民法院以调查取证权(以下简称查证权)。笔者认为这一做法是值得商榷的。长期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几乎无人对此产生过怀疑。而随着我国庭审方式改革的稳步推进,特别是当事人审判原则的积极引进及其巨大功效,实践中原有的当事人举证与人民法院查证同时并存的二元格局逐渐显露出巨大弊端。经常可以看到的一种现象是:法院要么包揽一切查证和举证活动,要么就干脆推诿不管,其结果往往是:一方面严重挫伤了当事人的举证积极性,使其对法院极度反感,另一方面又养成了法官独断一切的官僚作风和随心所欲的衙门习气。这一切既妨碍当事人举证功能的实现,也不利于人民法院庭审作用的发挥。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改二元制举证模式为一元制举证模式,强化当事人举证功能,逐步取消法院的查证权,使其尽速退出查证举证领域、专司审判,应当是当前我国庭审方式改革中又一项行之有效、值得探索的办法。

  一

  民诉法第65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第64条第2款规定了人民法院行使查证权的法定条件,限于“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以及“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对于上述两种情况下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刑诉法对法院查证权的规定略有不同,其中主要的区别是增加了查证权的主体,规定除法院外, 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也一并享有查证权。其中第4条第1款有如下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此外,刑诉法第43条还规定了上述机关之工作人员行使查证权的具体程序与条件:“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察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 行政诉讼法同样赋予法院以查证权,它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及其它组织、公民调取证据。”(第34条第2款),而其第34条第1款则变相规定了法院的查证权:“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不难看出,三大诉讼法对法院查证权的规定是极其缜密和用心周到的,真可谓不遗余力,不惜笔墨! 对于立法上之如此规定,无论社会各界作何感想, 法院本身无疑是极其欢迎并欣然接受的。尤其是法官,法律规定他们可以依其主观判断以决定证据的取舍或是否行使查证权,这一点更是令其心花怒放、不能自已。可如此一来,原本就极度膨胀与失控的法院权力就变得更加难以制约和控制了。笔者认为,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司法腐败、法官违法现象与立法上的这一规定有很大关系。须知,法院本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负责审理各类大小案件,其作为最后的一道防线和把关者,负担已经够重,责任已经够大,权力也已经够多了,可如今再加上这么一项可大可小、弹性十足的权力,不仅令法院自身“负担不堪”,而且让普通百姓更是“怨愤不已”。立法上作如此之设计,不能不说是一项重大失误。

  二

  众所周知, 我国立法一向是很少甚或完全不必说明立法之理由的, 在赋予法院查证权的问题上更是如此。笔者遍查有关法律条文与司法解释, 竟没有片言只语对此加以说明, 似乎查证权本身就属法院职权的一部分, 是无可怀疑的。对此做法, 笔者实难苟同。

  那么何以会出现这种既有悖于时代法治精神又有违于国际通行惯例, 既不科学也不合理的现象呢?依笔者愚见, 无外乎两个理由:一是基于对当事人自身举证困难之考量;二是出于对法院自身扩大权力之需要。而在这二个理由中, 笔者甚至以为后者较前者更能体现立法者的本意, 也更能令法官们欢心。依前述之第一个理由, 人民法院享有查证权似乎确有必要, 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大量因当事人客观上举证不能而败诉的情形, 遇此情形, 人民法院确有责任协助当事人调查取证, 否则, 不仅不能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不利于人民法院及时准确地查明案情, 解决纠纷。但即便如此, 笔者也以为, 若当事人自身不主动申请或者虽有申请但不符合法定条件, 人民法院最好不要越俎代庖, 主动调查取证。因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之固有规则, 当事人对于自己的权利主张有以充分证据加以证明的必要, 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而败诉的后果。这意味着即便是出于第一个理由, 人民法院也应极其慎重, 不能将调查取证本身视为一种法定权力, 而只能是作为一种协助性义务,在当事人请求时对其予以支援。

  至于第二个理由, 我们认为立法上若作如此之设计, 如此公然扩大法院的职权则实在是毫无道理,也是有悖法制精神的。众所周知, 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 法院的职能只能是专司审判, 并严格保持中立之立场, 任何偏离这种专司审判职能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 也是不能允许的。有同志认为, “勘验、检查等收集证据的活动, 是它依法所享有的权利, 是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一种表现。”并且“人民法院有权进行收集证据的活动, 也有权不进行这种活动, 而将需要进一步查明的案件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我们完全不能同意这种意见。试问, 既然查证活动是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一种表现, 怎么能想行使就行使, 说放弃就放弃呢? 须知, 行使审判权是法院应尽的职责, 绝不能想行使就行使, 说放弃就放弃, 否则就是玩忽职守、消极怠工, 须承担法律责任。

  那么何以会出现以上说法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问题就在于查证权根本就不应属于法院, 也不是什么行使审判权的表现。这种权力(其实也是一种责任)在刑事案件中, 是公、检二机关的权限范围(或者说责任范围);在民事案件中, 是当事人的权利(责任)范围;而在行政案件中, 则是被告行政机关的责任, 均与法院没有任何关系。再说, 如果让法院享有查证权而同时他们又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而随意决定证据的取舍或者是否查证的话,“必将使得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范围因案件承办法官的不同而大不相同, 就会出现有多少个法官就有多少个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和标准。”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 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了法官随心所欲的代名词。”事实上, 赋予法院查证权的做法已经在实践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 表现为:一方面, 法院要么大包大揽一切查证甚至举证活动, 严重干涉和限制了当事人和公、检机关的类似活动与权利, 要么就互相推委、完全撒手不管。另一方面, 一些法院及其法官往往凭借其在调查取证方面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 按照自己的主观判断随心所欲地“调查收集证据”。更有甚者, 有部分法官竟公然站在一方当事人的立场上“积极主动地” 调查收集有利于该方当事人的各种证据, 而置有利于另一方当事人的各种证据于不顾。

  这种徇私舞弊、执法违法的现象目前确实相当严重, 败坏了法院的公正形象, 造成了极大社会危害, 到了非惩治不可的地步!不仅如此, 赋予法院查证权往往还会造成他们“先入为主、先定后审”、“未诉即审、未诉即判”以及“诉而不审、诉而不判”的恶果。审判实践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 对于自己调查取得的证据法院及其法官总是很乐意地并且不加丝毫怀疑地采信, 而另一方面, 对于当事人及公、检机关所提供的证据却不是挑三拣四, 就是干脆拒斥不用或视而不见。如此“自由心证”的办案, 怎能保证案件不出差错? 事实上, 实践中所发生的大量冤假错案与这种任意取证的作法是有很大关系的。虽然目前在庭审方式的改革中我们已经试验性地推出了主审法官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 以求对此有所改进, 或尽量减少办错案的几率, 但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 效果并不明显。

  事实上, 笔者认为,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追究法官办错案的责任, 因为这是不可避免也很能避免的。人非圣贤, 孰能无错? 更何况即便从法律程序的角度看, 也是允许办错案的, 不然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中就没有必要规定上诉程序和再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根本就不应赋予法官以查证权。实践中所发生的大量司法腐败和法官违法现象必须引起我们足够重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前就发生过一起司法腐败案件, 该案涉及法官, 包括前后两任院长共9人之多, 有40多名律师也因牵涉到该案而逃之夭夭。所谓权力过大而不受制约, 将必然会导致腐败。案件的原因分析起来也是与法院的法官不正当地享有查证权有关,因为权力太大而且不受限制, 所以“大盖帽, 吃了原告吃被告, 还有三分没吃好”, 而吃完以后还要索、拿、卡、要, 最终弄出许多关系案、金钱案与人情案,以致最终让法官自己们沦为了阶下囚, 实在可悲)。笔者以为, 只有取消了法官的查证权, 才能真正杜绝上述种种不良现象, 才能提高法院自身的素质, 以提高办案质量与效率, 还司法以公正。

  三

  另外, 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分析, 我们也认为赋予法院查证权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首先, 作为审判组织, 法院的职能只能是行使审判权, 公正地解决争议与纠纷。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人民法院必须保持不偏不倚、绝对中立的立场,而不能对当事人的任何一方有丝毫偏袒。法院自身并非案件当事人, 它不可能如当事人那样必须享有查证权, 也无须承担举证之责任。原因很简单:在刑事公诉案件中, 负举证责任的主体是检察院而不是法院, 在刑事自诉案件中, 负举证责任的主体是自诉人同样不是法院;在民事案件中, 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 一般来讲, 也是由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或者第三人负举证责任, 法院不负举证责任;在行政案件中, 法律更是明文规定了由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 法院不负举证责任。由此不难看出, 无论哪种类型的案件, 法院都没有必须举证的义务或责任。按照权利义务对等一致的法理, 法院既然没有必须举证的义务, 也就不必享有调查取证的权利。

  有人认为, 法院之所以享有调查取证的权利, 是因为它必须负担举证之义务。但是我们知道:谁主张才能谁举证。只有主张权利的人才须负担举证证明其权利主张的义务, 因而也才有必要赋予其相应的调查取证权。试问, 法院究竟需要主张什么权利?它又能向谁主张这些权利? 其承担举证责任又是为了证明什么呢? 同时我们也知道, 举证责任并不限于指形式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而且也包含着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如果真如某些人所言, 法院必须负担举证责任,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它是否也有可能如当事人那样, 必须承担因举证不能而败诉的后果呢? 显而易见, 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也是十分荒谬的, 法院绝不可能也绝无必要承担案件败诉的后果。因此, 我们认为, 从逻辑学的角度讲, 法院因承担举证责任而享有查证权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 人民法院若负举证责任, 则将扭曲审判的本意。因为法院审判是审理与判决的统一, 审理与判决都是以公断的职能形式出现的。如果说人民法院负有举证责任, 则意味着人民法院自己提出诉讼主张, 证明诉讼主张, 而又自行判决, 这不仅与举证责任的内涵相矛盾,而且也违背了诉审分离、审判居中的原则, 其结果将无法体现审判民主与公正, 也无法防止司法专横的现象发生。

  总之, 对于赋予法院查证权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正如一位学者说得那样:旧的审判方式过分强调法官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 忽视当事人举证责任。法官在开庭前的准备阶段包揽了全部取证活动, 因此既拖延了诉讼, 又助长了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惰性和对于法院调取证据的依赖性, 甚至出现了“当事人动动嘴, 法官跑断腿”的怪现象。与此同时, 调查、判断证明材料的工作在开庭前已经进行, 有的甚至完成, 审判人员对证明材料是否真实、充分, 在开庭前就已“成竹在胸”,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只是走走过场, 失去了实质意义。

  四

  因此, 笔者认为, 取消法院的查证权已是当务之急, 刻不容缓。具体做法是:一、从性质上, 将法院的查证活动严格界定为协力义务而不是权力, 并且此种活动须因当事人的主动申请或要求进行, 法院不得主动进行。二、在范围上, 将其严格限定为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情形。因为非如此将不足以防止受诉法院及其法官超越范围, 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和判断来“随心所欲”地收集证据。在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中则应完全取消法院收集证据的活动, 而由公、检机关依法收集证据。三、完善举证责任制度, 排除法院的举证义务与负担, 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固有规则, 发挥当事人查证举证的作用和积极性。

  为达成以上目的, 我们建议对现行诉讼法的有关条文进行修改。如可将民诉法第65条中的“人民法院”修改为“当事人”, 将第64条第2款的后半段去掉。将刑诉法第43 条中的“审判人员”删除,将第45条中的“人民法院”去掉。将行政诉讼法第34条第2款中的“人民法院”拟改为“被告”。唯其如此, 方能使诉讼活动中的有关各方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并圆满完成诉讼任务, 达成诉讼目标。

最新推荐

视觉中国被罚30万,一幕现代版的“娘打乖儿”孙锡良:毕福剑不是你姥爷东方园林被曝拖欠几千名员工数月薪水 逼离职签霸王协议快递员待遇调查:无底薪成标配 每天工作超12小时

热门文章

视觉中国被罚30万,一幕现代版的“娘打乖儿”

孙锡良:毕福剑不是你姥爷

周小平:曝光美国毁灭中国水利阴谋,众学者痛心疾呼:救救中国水库!

央视调查鹤岗“白菜价”楼房,几万一套的真相是…

毕福剑疑似复出,暗流涌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