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茅于轼极力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意欲何为?

作者: 岳青山 日期: 2019-05-17 来源: 红歌会网

  习近平早就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读者》2008年第14期上,发表了茅于轼的《三十年前的中国百姓》一文(以下简称《茅文》),就是一篇用后三十年彻底否定、“虚无”前三十年的恶劣典型。

  他说,“要说改革好不好,比一比改革前后就清楚。”诚然,不比不知道,对比很必要。问题在于,评说前三十年“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对比前后三十年,必须遵循客观、全面、辩证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令人气愤的是,《茅文》却反其道行之。他评说“前三十年”,竟然完全无视客观事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随心所欲,编织谎言,令人叹为观止。

  鉴于今年是共和国成立70周年,对《茅文》作一番解剖,批判是必要的,有益的。

  (一)比对前后三十年,基本出发点只能是实事求是

  列宁在其著名的《辩证法的十六要素》中,把“观察的客观性”作为第一个要素。而《矛文》却完全无视客观实际,谎言满篇。

  诸如,《矛文》宣称,前三十年物价倒也不涨,“不过供应越来越差,凭证、凭票供应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就是没有货。百货商店橱窗里的东西都是陈列品,非卖品。售货员靠聊天打发日子。老百姓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

  诚然,前三十年物质供应偏紧,一些基本生活实行凭票供应。

  只是《芧文》断言,尽管凭票,“但就是没有货,百货商店橱窗里的东西都是陈列品,非卖品”,这就纯系谎言。

  试问,这种论断的事实依据何在?是亲历所见,还是道听途说?何年何月中国的百货商店就是只供“参观”的“陈列馆”?你当年想必也或多或少进过百货商店,难道只是去欣赏“陈列品,非卖品”,没有买过任何东西?此其一。

  其二,芧于轼号称著名经济学家,应当懂得“再生产”的道理。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前三十年中国社会商品零售额是逐年增长的。1949年为140.5亿元;1956年为461.0亿元;1965年为657.3亿元;1979年达1752.5亿元。如果这些商品都只是摆在“商店橱窗里的陈列品、非卖品”,橱窗能摆得下吗?全国工厂还有“再生产”可言吗?

  其三,以王府井百货商店为例,1955年9月25日开业当天,日销售额达30.9万元,盛况持续一周,至1972年营业总额达到1亿元;1979年则突破2亿元,日均营业额达55万。王百营业员的艰辛,大家都可想而知。著名劳模张秉贵为了减少顾客排队时间,苦学苦练,练就一手绝技——一抓就一斤(技术比赛为“498克”),人称”“张一抓”。仅王府井百货这一铁的事实,岂不就将茅于轼的这种谎言驳得体无完肤!

  又如,《芧文 》诬谓前三十年中国老百姓 “穿的自由是没有的”,说什么“城里人穿什么?那时候穿西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文革时大家都穿中山服。……女同志很少穿裙子。穿布拉吉(连衣裙)是资产阶级思想,大家都不敢穿。烫发更不敢了。要烫发需要单位开证明,说某某同志是文艺工作者,有烫发需要,这才可以烫发。穿的自由是没有的。”

  试问:根据又在哪里?毛主席、周总理何时发过“禁穿”的指令?党中央、国务院哪个文件有过此种禁令?

  无庸置疑,前三十年中国百姓穿西服确实很少;49年一解,大家争穿“解放装”,尔后长期流行“中山装”,成为风气。这也是老百姓自由选择的结果。正是“穿的自由”使然。怎能说只有都穿西服才算得上“穿的自由”?

  反观现在,老百姓穿中山服很少,岂不也是没有“穿的自由”?

  毛主席、周总理也是常穿中山服,受到世人尊重,总该不是“没有穿的自由”,难道他们也是怕扣上“资产阶级”帽子?

  可见,所谓中国老百姓“没有穿的自由”,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再如,《茅文》说:“城里人吃什么?北京是全中国供应最好的城市。但供应的大米、白面是有限的,每月都要搭一半粗粮,如玉米、白薯。大米、面白也是质量很差的那种,现在我们都不吃的。好的大米、白面只有过年、过节才供应。外地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粗粮,细粮不到四分之一。”

  这是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臆疡。民以食为天。只拿他所谓除了北京,“外地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粗粮,细粮不到四分之一”来说。

  这是一个“全称肯定判断”! 茅于轼又凭什么如此肯定北京之外的全国各地,供应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粗粮,细粮不到四分之一”?

  这里,我倒想同茅于轼“对质”:长沙应是“外地”,你怎么得知长沙市前三十年供应的粮食“绝大部分是粗粮,细粮不到四分之一”?老夫也算“老长沙”了,家里我买粮,长沙市粮店供应的粮食的品种,“绝大部分”都是大米。同茅于轼的论断完全相反。只是间或有些年秋后,也有过搭配一、二个月红薯,每人按定量2斤(1︰10)搭配,爱吃红薯的人想多搭还不行,并未搭配过其他“粗粮” ,你咬定外地长沙供应的粮食“绝大部分”是“粗粮”,根据在哪里? 假的就是假的,我量你拿不出根据。

  还如,《芧文》说:“现在许多人都出国,不论办公务还是私人旅游,出国的机会很多。”前三十年“不要说去外国,连国内旅游都被严格限制。”

  这是睁着大眼说瞎话。

  前三十年,老百姓外出旅游,确是极少;现在风行,凸现生活提高。但硬说那时“连国内旅游都被严格限制”,则是造谣。如不认帐,请拿出根据来,党中央、国务院何时,又是怎么“严格限制”旅游的?

  且不说全国,单拿首都北京来说,北京政府哪项政令对外来游人“严格限制 ”?

  众所周知,那时“外来人”初次进京,大家也少不了到颐和园、故宫等玩玩,哪有什么“被严格限制”过?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茅于轼随心所欲,诬谓中国老百姓生活“一天不如一天”,造谣惑众,連一点“实事求是”影子都没有!

  (二)评说前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实事求是地看待建国后的70年,不仅坚持观察的客观性,而且要力求做到观察的全面性,防片面性。而《茅文》看待共和国的前三十年,则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拿他所谓工人的生活状况来说。他说:“中国老百姓处于什么状态?先看城里人。工人是领导阶级,20世纪60年代初进厂的工人,转正后的工资一律是二级工标准—42·5元。这还是多少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托人说情才能谋到的一份工作。”

  《茅文》这里说到二级工标准42·5元,倒是事实。毛泽东时代确是实行“低工资”,承认差别,但又不过份悬殊的工资制度。工资增长较慢。但茅于轼不应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首先,《茅文》只说2级工标准42·5元,工人工资多低,为何不说5级工,乃至8级工的工资是多少? 其实,那时8级工的标准工资已达100零几块钱。这可是行政16级县处级干部的工资水平呀! 显然,不合茅于轼“虚无”的需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其次,茅于轼不是号称“著名经济学家”嘛,那总应当懂得,职工的分配不止于第一次分配,还有第二次分配。前三十年不仅是“低工资”,同时又有“高福利”。那时水、电不要钱;住房单位分配,不收房租;工人实行公费医疗,连工人的直系亲属也享受“半公费医疗”;子女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基本上国家“买单”等等。这一切难道无关“工人阶级”的生活?

  再次,前三十年固然是实行“低工资”,但那时的工人却连作梦也不曾有过“下岗失业”。与此同时,还有“高就业”。毛主席在解放之初,尽管一穷二白,百废待举,却连国民党时期留下的全部“旧人员”都一概“包起来”。工人工资虽说较低,却往往一家人都有班可上。此外,讲到“低工资”,还不能无视低物价。《茅文》承认那时“物价倒也不涨”,其实不止不涨,而且非常便宜。这种低物价,再加上高就业、高福利,一个工资收入四、五十元的工人,却能养得活四、五口人,还不愁子女考上大学,读不起书。

  至于《茅文》断说什么:过去工人拿42·5元工资,“这还是多少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托人说情才能谋到的一份工作”,靠的“关系学”。请问茅轼,你又是托的什么“说情才能谋到一份工作”的?

  其实,前三十年党风、政风清正廉洁,已是举世公认。“托人说情”之事不是没有,但只是个别、少数,并未形成气候。要说“关系学”风行,无孔不入,愈演愈烈,这还真改开以来的问题,栽不上前三十年。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茅于轼把“靠关系”说反了,颠倒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达到极致。

  可见,茅于轼对前三十年工人的生活状况,抓住2级工工资42.5元,“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真是形而上学猖獗。

  列宁说得好:“如果从全部事实的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把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把握事实,而是片面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茅文》玩的就是“连儿戏也不如”的虚无主义“鬼把戏。

  (三)话说前三十中国百姓生活,决不应当撇开基本的数量分析。

  茅于轼号称著名经济学家,还荣膺过“2007品牌中国年度人物”,论及前三十年的中国百姓生活,理应尽量让“数据说话”,而他却执意撇开全国性的基本统计数据,信口开河。请看他对共和国前三十年中国老百姓的住房状况是怎么说的吧。

  《茅文》说:“然后谈住房。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三十年后的1979年,房子盖得很少。因为政府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何况盖房子又很花钱的。那时连吃饱都成问题,哪来钱盖房!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中国的人口增加了的几乎一倍,而房子盖得极少,结果人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差。结婚只能并铺,根本没有房子可供分配。一家三代人住一间屋不是稀罕的事。……在办公室里搭铺,铺上加铺,充分利用空间。以天津为例,20世纪50年代人均住房面积为3·8平米,到72年降低到3平米。”

  这里,《茅文》显然是按照“资本”的逻辑,既然毛泽东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盖房子又很花钱,连吃饱都成问题,哪来钱盖房,于是就逻辑出前三十年“房子盖得极少,结果人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差”的结论。接着,还摆出天津从49年到72年,人均住房面积反而减少0.8平米的数据,作为实证。

  然而,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逻辑”,却是劳动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在一穷二白的基地上,国内财力有限,还有国外帝国主义严厉封锁,却是千方百计为广大干部和劳动人民新建住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一清二楚。茅于轼摆出了天津的数据,却为何要撇开前三十年全国建房的“大数据”?只能说是居心不良,甚至心里有鬼!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前三十年新建职工住宅面积以万平方米计:1950年为251;1953年为1342;1956年为2523;即使国民经济最困难的1960年,新建职工住宅面积也达2978;1972年为2730;1979年为6256,是1949 年的25倍。

  再从各个时期职工住宅竣工面积来看,以万平方米为单位,一五时期9450;二五时期11012;1963到1965时期,4271;三五时期5400;四五时期12573;五五时期23496,是一五时期的2.48倍。

  这就表明,1979年全国新建住房面积达6256万平方米,是1949 年的25倍;五五期间职工住宅竣工面积,是一五时期的2.48倍。应当说,前三十年房子盖得并不少,党和政府是尽力了。

  请问茅于轼:你为什么如此无视这些铁的事实,不顾统计局全国新建住房“大数据”,信口开河,硬说前三十年“住房盖得极少”,“人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差”?

  诚然,前三十年新建住房,同职工日益增长的需要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住房是偏紧,这也是事实。只是应当看到,国家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职工队伍迅速扩大。拿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增长来说,1949年是800万,到1979年达到7693万,增长近10倍,再加上,城镇扩张较快,因之,职工住房不宽,或者偏紧,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还应当看到,那时新建住宅,都是免费分配给职工住的。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未有过的。从这一方面来说,比起如今头顶住房“大山”的“房奴”,那一代职工够幸运的了。再说,这些年2亿农民工大军的住房现状,其实也并不美妙。

  如果说,前三十年城市住房果真是“盖得极少”,那么到79年全国7693万职工究竟住在哪里?是不是都是“三代同房”?都在“办公室铺上搭铺”?那又哪里来那么多办公室“铺上加铺”?

  我倒想问个清楚:你茅于轼结婚之时,究竟是怎么“并铺”

  的?你在办公室“铺上加铺”,又是睡的第几层“加铺”?

  至于茅于轼摆出了天津人均住房面积数据,1972年比刚解放时还减少了0.8平米,这应是真的。只不过,茅于轼以此证明,毛主席只搞建设,不顾老百姓死活,“新建住房极少”,那就犯了形式逻辑“推不出”的错误。因为“人均住房面积”的减少,既同新建住房多少固然有关,更同城市人口增速相联。天津人均住房面积减少,究竟是城市扩张、人口急剧增加的结果?还是“房子盖得极少”所致?这就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再看肉食供应问题。茅于轼同样隐瞒全国性的有关统计数据。《茅文》宣称:北京市每人每月有半5斤肉,而“大部分中小城市根本没有肉类供应。只有国庆、春节会有一点”。这里,茅于轼为了编织谎言欺骗年青人,同样不敢直面全国有关数据。

  其实,国家统计资料表明,全国生猪生产增长是可观的。前三十年国家收购肥猪量,以万头为单位 ,1950年为81.5;1956年为7860; 1965年为7859.5;1975年为10281。到1978年增至10849.1,为1950年的133倍。

  茅于轼怎能说国家收购这么多生猪只供应北京“每人每月5斤肉”,全国“绝大多数中小城市根本没有肉类供应”?

  《茅文》论及“行”的问题,说什么前三十年“青年人结婚盼的是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买这三大都要票。撵一年发的票也不够买三大件,结婚时只好找亲戚朋友凑。凑够了票还要准备钱。” 为此,在《茅文》中还配发一幅插画:一个年青人买回一辆自行车,老老少少一群人围着看稀奇。

  拿自行车来说,前三十年我国自行车发展之快,产量之高,在世界上亦属罕见。全国的自行车社会零售量:1949年为1.4万辆;1957年为84.7万辆;1965年达176.2万辆;1978年增长到809.6万辆,为49年的57倍。此时全国人口是9 亿多人,买辆自行车,有什么新奇的可言 ?少数地方结婚要送自行车,买辆普通车,又何难之有?

  其实,那时自行车在全国已是相当普及。工人上班,甚至农民出工,都骑自行车,街上满街自行车流。外国人把中国称之为“自行车王国”。 这本是我国人民解放后生活提高在“行”方面的表现,却成了茅于轼攻击前三十年的靶炳,这对一个以右派自居的人来说,也是不难理解的。

  茅于轼捉住这样事情大做文章,未免太不道义。

  (四)对比前后三十年不应当割断历史。

  列宁说得好,“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是把问题提到当时的条件下。”对比前后三十年,应当“把问题提到当时的条件下”,应当回复各自的发展基础,决不能无视各自客观条件,决不应割断历史。前三十年是在49年那样一个烂摊子上起步的,而后三十年,则是在前三十年艰辛地创建好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上发展的。它们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接。

  就拿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来说。

  《茅文》说:“再看看农村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农民最大的苦恼是如何能够吃饱。如何喂饱这几亿人,始终是人民政权的最大挑战。统购统销,以粮为纲,全民学大寨,口号一个接一个,政策加强又加强,可是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1956年时人均粮食量为310公斤,1960年灾害时下降到210公斤,1978年恢复到320公斤—徘徊了22年。”而改革开放后,则一包就灵。“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产量上去了,成本降低了。粮食吃不完,连年出口。大家吃得比几千年以来任何时候更饱、更好。”

  这是《茅文》提供的唯一一个全国性数据,人均粮食1956到1979年“徘徊了22年”,完全属实。他精心选出这一数据,是以此造成一种映象,似乎前三十年中国的“粮食总产”就没增加多少,“徘徊了三十年”。茅于轼用心也太良苦,真是“虚无主义”专家、老手。

  首先、《茅文》所谓“徘徊22年”,为何起点选在1956年,而不是1949年?这只是因为,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只有11318万吨,人均粮食仅为208.9公斤,而到1956年,粮食总产增至62828万吨,人均粮食突破306.9公斤。显然,不合茅于轼“虚无”前三十年的需要。

  其次,《茅文》说什么毛泽东时代,费了那么大的力气,

  又是“以粮为纲”,又是“全民学大寨”…… “可是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按说紧接着就应列出“粮食总产量”上不去的具体数据,而他搬出的却是1956、1960、1972年人均粮食量“徘徊了22年”的数目, 驴头不对马咀。“粮食总产”和“人均粮食产量”,是两码事,不是一回事!又为何不敢列举全国粮食总产的数据?

  其实,茅于轼所谓从1956到 1978这个“人均粮食徘徊的22年”的过程中,我国粮食总产就从19275万吨,增长到30475万吨,增长58.1%。而从1949年到包产到户前的198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从11320万吨,增长到32502万吨,增长1.8倍,年均增长3·7%。这样的增长速度,同世界各国相比,是比较快的,比之包产到户后的三十年也不逊色。压根儿不存在什么“徘徊”。

  只是由于同期我国人口增长过快,才导致“人均粮食徘徊22年”。茅于轼执意隐瞒粮食总产增长的事实,究竟为什么 ,也是可想而知的。

  再次,就按茅于轼”的说法,毛泽东时代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搞了三十年,没能解决老百姓“吃饱肚子”问题,而一旦包产到户,“粮食就吃不完,连年出口 ”了。真是“一包就灵”!

  茅于轼就这样用后三十年,彻底抹黑、否定前三十年!

  这显然是不合于历史的真实,也有违于历史的辩证法。

  殊不知,包产到户后中国老百姓解决了“吃饱肚子”问题,是立足于毛泽东时代创建的农业及相关工业发展坚实基础之 上的,“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大家知道,增产粮食,一要土地,二靠水利,三靠科学,四还要有化肥。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八字宪法”,水字当头。前三十年,我国数亿农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靠着集体经济的优势,开展了持续数十年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共建成八万六千多座水庫,总蓄水量达四千二百多亿立方。其中,大中型水庫二千七百零二座。而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仅有大中型水庫二十座。农用排灌动力,由建国初期的十二万八千马力,发展到七千八百多万马力,增加六百多倍。在缺水的北方,还新打机井二百四十一万眼,为干旱农田开辟了地下水源。因此,我国的农田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低标准的三亿亩,增达到六亿七千万亩,增加了一点二倍。这就为我国农业生产的持续和稳定发展,为老百姓“吃饭”问题的解决,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同样,如果没有前三十年创建的强大化肥工业基础,没有三十年前袁隆平实验成功了的杂交水稻等等农业科研成果,只凭“包产到户”就能魔术般地“粮食吃不完,还出口”,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的问题?包产到户,“灵”得起来吗?

  事实胜于雄辩。这就有必要看看我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几年,全国粮食产量、人均粮食的客观实际,让数字说话。

  国家统计数据表明,经过毛泽东时代的30年,全国人均粮食,

  从1949年208.9公斤,到1979年的已达340.8公斤,据说还有粮食储备达达5000亿斤之多,应当承认,这已是大体上,或基本上解决了全国人民“吃饭”问题。

  而茅于轼不认这个帐,咬定到毛泽东时代结束,79年也是“吃不饱肚子”,只有“联产承包”后,一包就灵,从此以后,老百姓“ 粮食吃不完,连年出口”

  那么,这个“一包就灵”,又是怎么个“灵”法呢?

  原来,小岗村带头开启包产到户大幕之后,1980、1981连年减产,人均粮食不增反降,分别减少至327.4公斤、324.6公斤。比79年还低。

  如果说,这2年全国粮食减产,是因处在推广包产到户的过

  程中,但到1982年,全国实行了包产到户,也夺得粮食丰收,人均粮食也只提高到达348.7公斤,比1979年也仅多7.9公斤。

  1983年人均粮食达到375.9公斤,比79年增加了35.1公斤。1984年创80年代粮食总产量最高记录,人均粮食攀高到

  390.3公斤,比79年增加多达49.9公斤。

  但1985年,全国人均粮食又下降至358.1公斤,比1979年仅多17.3公斤。

  直至到1994年,,毛泽东时代结束过了15年,全国人均粮食也是371.1公斤,比79年只高出30.3公斤。

  按茅于轼的说法,这就是彻底解决了前三十年始终没能解

  决“吃饱肚子”问题,从此以后,老百姓“ 粮食吃不完,连年出口,大家吃得比几千年以来任何时候更饱、更好。”

  这个1982、1983、1984、1985和1994年,比1979年全国人均粮食,分别增加的7.9公斤,35.1公斤,49.9公斤,17.3公斤,乃至30.3公斤,也未免真太神通、太神奇、太神圣了。

  这就不由得想起一则广为流传的神话:一个傻瓜进城,买烧饼充饥。吃完第一个,像似没吃,再连吃几个,还是不饱,直至吃完第10个,一下就“吃饱了”。傻瓜高兴得大笑起来,却突然后悔无及,连打自己几个大耳光,嘟噜自己“好傻!为何不晓得先吃这最后一个,只吃一个不就饱了呀!”

  茅于轼自以为聪明透顶,把前后三十年割裂开来,用后三十年彻底否定、“虚无”前三十年,其实,也就是这么一个吃烧饼的大傻瓜!

  (五)医疗、教育是“老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不应当三缄其口

  《茅文》对比了过来中国老百姓衣食住行的一些方面,却对教育和医疗,三缄其口,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众所周知,前三十年里,毛主席和周总理不是在口头而是真正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那种帝国主义长期封锁经济,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的条件下,坚决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全国卫生重点放到农村;干部 、职工实行公费医疗;工厂职工家属“半公费医疗”;农村人民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卫生室;全国“赤脚医生”和卫生员500万。 当时中国用不到世界上1%的医疗资源解决了近四分之一人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未有过的创举,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崇为世界的典范。

  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阿拉木图召开年会,目的就是推广中国经验。 那次大会,国际社会高度认可中国建国之后的医疗体制建设,认为中国解决了很多国家面临的医疗问题,走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家的新路。

  1993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也高度赞扬中国前三十年的医疗保障,在世界上“一直是低收入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例外”,这是“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

  令人费解的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举世无双医疗保障体制,竟被颠覆性的改革掉了。从而把中国老百姓置于“看病难”这座新的大山之下,压得喘不过气来。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进行卫生体系绩效评估中,中国的卫生业绩综合评价,列到 144位;总体健康水平列为第81位;人均卫生人费用占有量列139位;社会内部卫生费用分配的公平程度列第188位,即倒数第四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利昴稍强,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

  这对我们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实在也值得好好反思、总结。

  教育方面,也是这样。

  这是茅于轼无法否定的事实,想“虚无”也虚无不了,只好避而不谈。

  (六)人均寿命的长短是老百姓生活状况的集中表现

  老百姓生活,从物质生活,文化生活,教育状况,卫生医疗状况,到政治生活,民主自由权益,乃至获得感、幸福感等等,归根到底,表现为一个综合指数,那便是人的幸福、健康、长寿。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它能以比旧社会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以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样的结果,自然落脚到人民的幸福、健康、长寿。

  1949年,中国人均寿命,确切的说法叫“人均预期寿命”,仅仅35岁。而当时世界人口平均寿命则是47岁,比中国人均寿命多达12岁。但经过毛泽东时代,到1978年中国人均寿命跃进到68岁。总人口增加了4亿多。此时世界人均寿命为60岁。中国人均寿命高出世界平均寿命7岁。韩国人均寿命65岁,澳大利亚这个发达国家人均寿命67岁。

  这就表明,经过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均寿命由低于世界人口平均寿命12岁,提升到高于世界人均寿命8岁,一下子跃升到全球发达国家人均寿命之列,比韩国、澳大利亚还略高一点。

  前三十年,中国人均寿命增长了33岁,增长之快,举世罕见。中国前所未有,以后也难再有。这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幸福生活的集中表现。茅于轼怎能诬谓前三十年中国“老百姓生活一天不如一天”!

  改开40年来,中国人均寿命继续增长。卫生部网站颁布了2003—2007年中国卫生发展简报,我国居民人均寿命由2000年的71.4岁提高到73.0岁,比世界平均预期寿命65.4岁高7.6岁。2018年 中国人均寿命达76.1岁。改革开放40年增长了8.1岁。

  综上所述,茅于轼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完全无视客观事实,主观片面,随心所欲,编织谣言,竭力歪曲、诋毁、抹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胡说“老百姓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以此证实他常说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全面倒退”。茅于轼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极端敌视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一贯的。他骄傲地自称,自己是57年准确地打成的右派,确实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胡跃邦“一风吹”并不领情。改开后,又拿着美国中情局支持的“福特基金会”的钱,“投桃报李”,为美国说话,替美国办事,极力使红色中国改革颜色。他“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彻底“虚无”共和国前三十年,这就是他们的内在“逻辑”的必然了。

  (201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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