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漫谈历代农民起义口号的演变


  中国是一世界文明古国。从史前时期到文明时期,中华文明绵延至今,是现存唯一未曾中断、堪称发展最为完整的人类文明。尼克松为此发出过感叹:

  “历史上的许多大国,都匆匆而过”,“唯独中国却能与世长存”(《真正的战争》)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由野蛮走向文明,由感性走向理性,由低级走向高级的发展过程。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对研究人类文明进化的轨迹,从而自觉认识历史发展规律,具有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

  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是古代文明,中华古代文明最具代表性的是农业文明——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研究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得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就不能不研究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斗争史。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以完成的”(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能有如此规模、如此长期持续不断的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这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是未曾有过的。

  常言道,“窥一斑而知全豹”。研究中国农民起义,必须研究历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因为它浓缩了农民起义的反抗目的与要求。一部农民起义口号的演变史,实质上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不断进步的足迹。

  中国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就其口号中反映的追求而言,总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的三个层次:秦汉时期反“天命”;唐宋时期求“平等”;明清时期变“制度”。三个时期农民起义口号的演变,恰恰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由野蛮到文明、由感性到理性和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野蛮到文明:反“天命”

  公元前209年,中国历史上爆发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正是这次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发扬了被压迫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为打碎思想禁锢,解放被奴役人们的反抗意识,他们当时呼出的口号是:

  “王候将相,宁有种乎?”到了东汉末、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的英雄们,又喊出:

  “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什么意思?就是要打破统治阶级禁锢人们反抗意识的“天命”论。前者,明确提出:不相信人生来就有“高低贵贱”之分;后者,就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中国自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进入阶级社会后,奴隶主阶级为了让奴隶阶级“认命”,甘心情愿地接受他们的剥削、压迫和奴役,利用人们对大自然的无知与畏惧,炮制了“天命”论,把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说成是“天命”使然。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周甲骨卜辞,彝器铭文中,就留下有奴隶主阶级统治“受命于天”字样。

  其后,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大圣人”的孔子,更是大力宣扬“天命”观念:“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目的就是愚弄被压迫阶级,通过说教,让他们老老实实畏惧“天命”,顺从统治阶级一切残暴统治而不能反抗。

  奴隶主和封建统治阶级鼓吹“天命”,奴隶和农民阶级接受剥削、压迫和奴役。一边是野蛮;另一边是愚昧。但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的,野蛮和愚昧总是要被文明、进步取代的。

  早在奴隶制时代,在中国最古老的文献《诗经》中,就记录了奴隶们对残酷现实的质疑与觉醒: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伐檀》)

  译成白话:砍伐檀树声坎坎,把它放置河旁边。河水清清泛细浪。不种田来不收割,何有庄稼三百顷?不捕兽来不围猎,为何庭中有野獾?那些君子啊,不能白吃饭啊!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

  译成白话:大老鼠啊大老鼠,不要再吃我的黍。三年始终喂养你,你却从未将我顾。我已决心离开你,去找那块安乐地。安乐地呀安乐地,哪是我的安身之所?

  从先秦时期奴隶们的逐渐觉醒,到秦汉时期农民英雄们的公然反“天命”,这无疑是人类从野蛮、愚昧,走向文明的演进。

  感性到理性:追求“平等”

  从秦末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到唐宋时期的农民战争,中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历经了近12个世纪。期间,几乎每个朝代都发生过农民起义。然而,就其口号、诉求而言,却一直停留在感性阶段。即起义者局限于当时遭遇的情况、矛盾,提出当时的诉求。大多都因饥荒、战争直接引发的饥民起义与反抗斗争。如西晋的李特流民起义,为了生存斗争;东晋的孙恩起义,为了反抗世家豪族的斗争;隋末农民起义开始是为了“反战”(反对对高丽的战争),义军领袖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揭开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到了唐宋时期,农民起义开始由感性转向理性的诉求。这已不仅仅是为眼前生存而斗争,更是为了要追求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平等”。

  公元875年唐末农民大起义,义军领袖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提出“天补平均”。这一口号,已是“平等”思想的萌发,体现农民起义开始由感性转向理性的发展。

  公元993年,北宋王小坡、李顺起义,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均贫富”口号。王小坡对起义农民说:

  “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就明确提出了农民阶级对“经济平等”的要求。

  到了1130年南宋的钟相、杨么起义,则进一步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口号。钟相说:

  “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这表明农民阶级已意识到政治权利的重要性。他们已从要求“经济平等”权利发展至要求“政治平等”的权利。既要经济平等,更要政治平等,这无疑就是农民起义理性发展的产物,是历史进步的结果。

  低级到高级:追求人间“天国”

  人类的认识,总是从感性到理性发展着的;人类的理性思维,总是在不断地深化着的;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不断地演进的。农民起义口号的不断演变,恰恰正是人类历史发展、文明演进,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具体表现。

  明清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已进入了末期。农民起义的口号,也已不仅是追求“平等”的问题,而是要求废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人间“天国”了!

  1628年,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尽管起因仍是因灾荒、且官府强逼赋税引发“民变”,但其后起义领袖李自成,却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

  “均田免粮”,已不光是要解决农民的现实问题;更是触及了封建社会的“命根”——它已发展到要求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已要求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

  再往后,那就是晚清185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这一次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提出的纲领是《天朝田亩制度》,明确要求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建立人间“天国”。

  太平天国主张实行“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固然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强烈愿望,更是在经历了几千年小生产方式后,要求走集体化道路、实现共同富裕的追求。这无疑是历史发展的结论。

  以往学者大多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土地的方案,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认为这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其实,这一结论是非常武断的、非学术的。如果能客观地正视太平天国的历史,人们即可发现:

  原来太平天国运动所以失败,其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它主张了“绝对平均主义”;相反,恰恰是因为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袖们,背弃了《天朝田亩制度》的理念,做了封建剥削阶级的俘虏。他们背弃了自己的主张,恢复旧制度,大搞封建特权等级制——导致领导集团的整体腐败,直至爆发内讧、最终覆亡。

  其后,新中国“土改”历史也充分证明:按照农业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是正确的、完全可行的!说这是“绝对平均主义行不通”,实属荒谬。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睿智。回顾历代农民起义口号的演变,可以清淅看出人类文明进化的轨迹。人类只有走马克思主义指出的公有制——共产主义光明大道,这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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