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国企,谁的梦

作者: 巫乌 日期: 2020-03-26 来源: 激流1919

  

  过去,长辈过世,孝子贤孙大抵是要讨一条哭丧棒的。撑一撑躯体,以示身心因哀痛而疲弱……又或者挥将起来,舞之蹈之,歌之咏之,抒发抒发情绪,表达表达心迹,也给左邻右舍乡里乡亲做个样子。

  如果和死者不沾亲不带故,也去抢个哭丧棒,争做个孝子,画风就大不同了。阿Q去赵太爷家哭丧,估计还是会讨来一句“你也配姓赵?”,然后打将出去。当然,也许还会被人以为惦记别家财产,安上个“别有用心”的骂名,再捉弄一番丢出去。

  

  趁着疫情,各地方政府赶忙将手头的国企悄抹黑地转手,推了些改制项目,生怕晚了就不能在自己手上沾些好处了。毕竟,这几个月来,在官位上的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危机意识大增,有些个最后捞一把的举动,尚属正常。

  于是,有几个自我标榜“红色”的朋友,又摸出了哭丧棒。

  比如,有人端坐着念到:“国企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定海神针。不管我们的经济怎样发展,从中遇到怎样的问题,只要有国企在,我们都能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扭转不合理的市场分配,确保国计民生稳定发展。”

  “我们”,“国家”,呵呵。

  

  当然,来凭弔的也不都是觍颜自认的孝子贤孙。有些恸哭者曾经对逝者投入了自己心血和汗水,带着天然的朴素情感。一些受过改制之苦的老工人普遍有国企情节,对混改之类的做法天然反感,因为他们有切肤之痛。另一些老同志对自己参与建设的社会主义体制贡献了大半辈子,对各种崽卖爷田的行径插不上手、说不上话,无力而辛酸,叹惋不已。尽管今天的国企与他们关系已不大,但他们见到改制,仍像看见自己抚育的孩子被随意抛弃、宰杀一样,哭是人之常情,是十分自然的。

  所以,即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反私有化斗争,也是要十分重要的。区别在于,我们的主体不在于“国家经济发展”,而在于千千万万被国家或私人雇佣的劳动者。

  

  五六年前,大概是元旦假期吧,曾经和几位青年朋友在老同志李成瑞家聊天。其中有一位问老人家一个问题:“您觉得现在是不是可以通过法治、民主实现工人权益?”九十好几的老头毫不含糊,几乎没有半秒钟迟疑:“你这个问题是个政体问题,是统治阶级怎么统治的问题。而关键是国体问题。是谁做统治阶级的问题。”

  谁的国,谁的企,还真是个大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搞不搞国企私有化,是资产阶级内部“大市场”和“大政府”两条路线的斗争,是资产阶级要亚当·斯密还是要凯恩斯的问题,是怎么挽救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的问题,总之,是个政体问题。当然,与劳动者切身利益相关的政体绝非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但在关注政体同时,仍要时刻掌握大方向。无产阶级要求得解放,关键还是国体问题。

  

  虽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上头还写着些职工民主管理的句子,然而,职代会早就成了摆设和工具了。而按照《公司法》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企业,则更是和普通员工、和中国千千万万无产者的解放不沾边了。这些企业,照样建立在剩余价值的积累上,围绕利润,围绕“保值增值”运作着。

  判断一个企业、一个国家是谁的,大概还是要看谁说了算、谁的利益得到保障的问题。这样才能有效地判断谁是统治阶级。在生产关系中,如果不能自主地支配生产、分配的过程,就不是真正的生产者,就只能给各色老爷们做嫁衣裳。所以,“夺回劳动果实”的斗争就应该进化为“夺回生产过程”的斗争。只有夺回并时时控制生产过程,才能确保劳动果实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只有支配了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而在政治生活中,如果不能说话算话,不能主导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就算不得统治阶级,而只能是被统治阶级。当劳动者的权力变成统治者恩赐的“权利”的时候,当行使恩赐的“权利”都不可得的时候,他们大概就已经知道企业、国家是不是自己的了。

  如果你的意志只是你的意志,和人家无关,喊喊“那小姐姐是我的”,多半要被认为是痴汉单恋的呓语,当不得真。退一万步讲,就算金莲百般拍胸脯说“我是大郎的人呀”,可大郎不是照样管不着人家去西门家鬼混么?听着“我是大郎的人”,喝着递来的药汤,眼里溢出幸福的泪珠…谁晓得这泪珠是不是人生中的最后一颗呢?

  

  看到人家搞什么改制,脑子还是要清醒一些。动不动哭鼻子,容易教别人抓了软肋,任人拿捏,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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