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尤克:土耳其的小库尔班?

作者: 陈俊杰 日期: 2020-07-07 来源: 红歌会网 点击:

  1958年新疆于田维吾尔大叔库尔班“骑着毛驴进北京”的愿望跟着全国农具改革展览会新疆参观团搭乘的火车如愿以偿,2015年转机飞来北京学习的土耳其库尔德左翼青年詹尤克像不像土耳其的小库尔班?答案是有争议的。

  詹尤克自称反感无政府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极“左”分子、欧洲共产党人、社会民主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托派自称“左翼”,他认为自己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詹尤克成长于左翼家庭,少年时期最爱读《红岩》,大学毕业后积极参与土耳其社会运动,“如果没有土耳其在1990年代晚期、2000年代初期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也许我也不会变成今天的我。”2015年起在北京大学边学习边做助教,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国共产运动与工人运动。詹尤克自称支持土耳其共产主义运动,但又澄清自己与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毫无关系,进而对新疆“东突”恐怖组织引狼入室的恐怖主义言行嗤之以鼻,“现在在中东库尔德工人党跟美国帝国主义一起行动,共产主义者不能接受这个。”詹尤克在中国留学期间讲述了中国读者并不熟悉的土耳其共产主义运动的血泪发展史,尽管在埃尔多安的铁腕政策下困难重重,他仍然对全球化社会主义潮流充满希望。但邵武勉认为,詹尤克恰恰是“东突”恐怖组织的支持者,只是主张改良主义路线的“民族自决权”而已。詹尤克到底属于真左翼还是假左翼?兼听则明。

  詹尤克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历史上并没有线性的进步。历史是以一种辩证的方式进步的。没有什么胜利或失败是永恒的。从1917年,到197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势头强劲。社会主义革命与反殖反帝革命显著降低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国家,平民阶级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权利与福利。仅仅在1960年到1980年之间,中国的初生婴儿平均寿命就从36.3岁增长到66.8岁。正如著名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敏锐指出的那样,1950年代早期,中国的工业基础甚至不如小小比利时,到了1970年代中期,已变成世界六大工业生产者之一。今天,即使最激烈的批评也不能否认当今社会主义取得的社会与经济成就。怎么能否认呢?苏联解体仅仅三年,俄罗斯的人均寿命就戏剧性地降了五年。然而,1970年代晚期以来,全球性的反对革命的潮流开始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以“新自由主义”的名义反击,试图削弱工人阶级的权利与福利,试图压制受益于1917-1970年代中期的国家。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帝国主义宣布了“历史的终结”,称除了新自由主义外再无其他选项。他们至今仍在继续这一宣传。因此,拥护西方正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越来越流行。过去几年,习近平也几次指出这一点。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全球尺度上思维范式的转变也在影响着中国。很清楚的是,“历史的终结”这一幻象已破碎。如果历史已终结了,那为什么帝国主义干涉仍在继续?如果马克思主义已死,那为什么1990年代末期以来还有那么多左翼政党在拉美掌权?还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体现的正是资本主义危机,并在各地引起了民众运动。资本主义不是也不会是历史的终结。它不仅仅破坏人类的创造力与生产力,也破坏自然。最近的科学研究表明,人类正处于石油高峰的前夜,从2020年起,全球范围的需求将超过产量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竞争观念。这一体系不仅剥削人,也剥削作为整体的自然,包括那些不可再生的能源。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跟那些后冷战时期广泛传播的迷思相反,历史远未终结。挑战与斗争是真实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左翼学者认为当前的混乱局势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瓦解的前兆,但又认为即使资本主义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也不确定替代资本主义的体系是会更民主、更平等还是更压迫、更独裁,“我们最多有50对50的几率获得我们想要的世界体系。”事实上,全球北部兴起的新法西斯主义运动与全球南部兴起的恐怖主义组织已表明,我们不该低估一个新的黑暗“中世纪”崛起的可能性,此刻我们仍有很多理由保持希望。南半球还有国家被帝国主义干涉,但反帝的、世俗的、相对民主的力量仍在抵抗新殖民主义。叙利亚的抵抗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平民阶级也为高失业率、不公平的分配愤怒。那些大众运动,如美国的“我们是99%”、欧洲的工人阶级抗议游行、2008经济危机以来的”占领“运动,都是重要的例子。尽管这些反体制运动受到了极右民粹主义的利用、操纵并取得了一定成功,这一风潮仍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再次组织起来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没有什么是容易的,但一切都有可能,尤其在危机中。葛兰西曾说:“向着知识阶层的新的广度与深度的每一步跃进,都是与‘普通人’方面的类似运动相联系的。”因此,人民群众在崛起,社会学理论也有机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一次飞跃。用一个旧的术语来说,列宁与毛泽东与马克思一样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导师”。因为他们不仅在各自的国家领导了革命,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列宁是最早意识到资本主义获得了一种帝国主义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根据这一分析发展了独特的革命策略。毛泽东作为当权的社会主义者,第一个意识到: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过程,其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始终持续着,在这个意义上,工人阶级需要一直被鼓励参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免国家官僚变成新的统治阶级。这些贡献仍然是重要的,是世界上任何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需要注意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教条地照搬马克思、列宁或毛泽东。实践总是先于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向着改进开放的理论。

  詹尤克认为,很多人错误地把共产主义视为经济发展的替代范式,这种经济主义的解释基本上是对共产主义的讽刺。首先要提醒的是,马克思主义是启蒙运动传统的批判性的继承者。在这个意义上,它意味着人的全面解放。废除剥削与异化的物质基础,当然是朝向建立无阶级社会的第一步。但如果没有创造出无私的、无忧的、“新社会”的“新人”,社会主义传统就无法到达它的逻辑终点。当然,宗教也是一种异化的形式,人应从中解放。从历史马克思主义的角度阅读历史,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发现宗教思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基础。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宗教都有两面。首先,绝大多数宗教是宿命论的。这些宗教建立在一个幻象的基础上,即所有的信徒都是兄弟姐妹,不管是不是其中一小部分人很富,大部分人很穷。如果人们怀有相同的宗教信仰,那么就严格禁止穷人起来反对统治阶级。在这个意义上,这是统治者的一个合法性工具,用来控制被剥削的广大人民群众。其次,对于被剥削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希望。大多数宗教为相信它的人许诺了死后的天堂。这个幻象通常会把受压迫的大众转变为严格的信众。他们在悲惨的条件下生活与工作,寄望于在神的天堂永远享受繁荣与财富。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把宗教定义为“人民的鸦片”。宗教的确有暂时减轻痛苦的功能,给信众愉悦的幻觉。然而,宗教不能被简单地禁止。你能把马带到水边,但不能强迫它喝水。宗教是几千年古老阶级社会的产品。宗教信仰与仪式深深体现在世界各地人们的文化中。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人们不会一夜之间抛弃他们旧的信仰。这是个时间问题。宗教信仰会慢慢消失的。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的是对的,共产主义者不要专注在无神论宣传上,而是要给普通人提供条件,让他们得以从宗教异化中解放出来,废除剥削与压迫的物质基础。2009年年末2010年年初,土耳其发生了大规模工人抗议。2009年,埃尔多安ZF宣布超过1万名原国有企业的员工需要再就业,他们面对的是新的临时合同,与伴随私有化而来的社会权利的丧失。全国工人聚集在首都安卡拉,抗议ZF的决定,革命的学生也在支持他们。面对抗议,埃尔多安的警察施以暴力攻击。但工人们没有放弃,他们侵犯工会领袖。人们开始饥饿罢工。共产主义者从各地赶来,与工人们一起住在工会大楼前面搭起来的帐篷里。当时是冬天,天极端的冷。但工人们很有决心。工人中也有一些虔诚的穆斯林,特别是那些从库尔德地区来的人。他们会每天做礼拜。他们中的大多数过去曾为埃尔多安伊斯兰主义的正发党投过票。然而在抵抗期间,他们从实践中了解了一些事。一个虔诚的库尔德工人曾说:“过去,我以为共产主义者是没道德的怪兽。现在,我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像你们这样的人,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投票的党没有支持我们,相反是共产主义者支持我们。你们在这与我们住在一起。你们与我们一起反抗警察的攻击,一起被拘留。你们为我们做了这一切。从现在起,我也是共产主义者了。我是一个穆斯林共产主义者!”从前,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能想象在夜里的营火旁与女性聊天。现在,他们都住在同一个帐篷里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社会实践会告诉老百姓应怎么做,执政党必须耐心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作为宗教的伊斯兰与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伊斯兰不是一回事:伊斯兰是一个宗教,是关于信徒与主之间的事的。然而,政治伊斯兰是一个现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尽管它有着一切反现代的修辞,它想把社会作为整体重新组织在伊斯兰法里。伊斯兰是一个应尊重的宗教,穆斯林应被给予实践其宗教仪式的最起码的自由。

  詹尤克认为,“文明的冲突”只是一个广泛传播的幻象,完全不能解释今天的社会现实。现在的问题与两种文明之间宗教、文化冲突毫无关系。是什么使今天那么多西亚与北非人迁移到西方国家?那些白人至上主义者、右翼民粹主义者与新法西斯主义者会给出最蠢的答案:他们迁移是为了改变西方的人口结构,传播他们的宗教,所以是一种准“圣战士”。这种解释颠倒黑白,完全是胡说。事实是,从中亚到北非的广阔土地上已陷入完全的混乱与不稳定,这正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干预给这一地区带来的。利比亚曾有整个非洲最高的人均GDP,在北约支持的战争发生前,利比亚人享有免费的社会服务体系。现在,整个国家变成了一团混乱,可想而知,人们出逃是为了自己与家人的性命。基地组织与ISIS曾直接得到北约的支持,西方联盟把他们武装起来,对抗相对世俗的卡扎菲统治。今天,这些激进恐怖主义匪徒在国家中有了自己的“自由区”,强迫人们接受他们的统治。当然,帝国主义者不是真的关心利比亚人的死活。他们已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他们的军队一直在保卫被西方巨型公司没收的油田。所以现在,除了迁移到安全的国家还有什么办法?曾在家园过着体面生活的医生、律师、教授,开始在西方变成黑工,没有社保,你不觉得这是一场灾难吗?利比亚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也能发现类似的情况。事实上真相是简单的:帝国主义使这些国家分崩离析,用宗教与分离主义运动渗透进它们的市场,把这些国家变成地狱,好来剥削这些地方的自然资源,当这些国家的人逃命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时,西垄断资本再把他们当做大规模廉价劳动力使用以积累资本。如果真的有所谓文明冲突与西方价值,为什么美国政府在1980年代直接用塔利班对付苏联?为什么基地组织曾被白宫称为“自由斗士”?为什么与基地组织相关的组织与ISIS直接被训练与给予武器,特别是2013年对抗阿萨德政府时?为什么欧盟与美国总是批评阿拉伯世界里那些世俗但反帝的政府,却从不批评沙特阿拉伯或阿联酋这样的血腥独裁者?真是虚伪!他们创造出邪恶,当枪口朝向自己时,又开始抱怨。西方的那些右翼民粹主义者与新法西斯主义者把目标指向那些可怜的移民,为的是掩盖当前人道主义危机中帝国主义的角色与责任,文明冲突论正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之一。敌人当然不是劳动人民,这当然不是一场文化斗争,混乱正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系统创造出来的。

  詹尤克反对赞颂智力劳动,认为社会主义改造要有一个过程,其中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将渐渐消失。这里面当然有一个认识论的背景。智力劳动并没有特殊的优越之处,所有的人类知识都是建立在物质实践的基础上。就像葛兰西说的那样:“非智力性的活动是不存在的:正如作为劳动者或工具使用者的人同作为思想者的人是密不可分一样, 将智力参与从任何人类活动中分离出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尽管由于阶级社会中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严格区分,普通劳动者没机会把他们的知识系统化,但只要直接参与了生产过程,就有关于社会现实的知识。所以有必要废除两种劳动之间的区隔:知识分子能、而且应从生产过程中学习,来验证他们的理论;普通劳动者应被给予机会,把他们不成体系的知识理论化。左翼青年应经常与工人们呆在一起,从他们的经验中能学到很多。现在的“工人”往往被狭义地定为蓝领产业工人,这种“严肃的、肌肉发达的产业工人”形象一部分是由20世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家生产出来的。然而,这存在误导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只要把劳动卖给资本家赚取工资并有自己生产方式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在这个意义上,白领与服务业人员也是工人阶级。今天很多人对把自己称作工人感到犹豫,但这是一种虚假意识。从定义上说,只要出卖劳动力赚钱就是工人,工资、社会地位、生活水平差异并不重要。

  詹尤克一直在阅读有关中国的东西,但亲自到这里来、直接观察这里的社会生活,更加重要,他承认在中国呆久了也会对自己过去很多关于中国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与一个国家接触比阅读更能打开你的视野。国外的伊斯兰教徒能从中国的革命与发展经验中获益吗?中国伟大的革命与发展的成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灵感之源,国外的伊斯兰教徒要认真思考这一经验,分析其中的强弱。但没有一个国家能简单复制别国的革命实践与经验,革命不是能简单进出口的货物。不均等的发展状况是一个现实。如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指出的那样:“特点是顽固的,因此不管让我们喜悦还是悲伤,我们都必须考虑这一点。”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需要处理,因此他们朝向社会主义的路也是不同的。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这个。如果他不假思索地跟随第三国际建议的革命策略,就难以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然而,1920年代中期的他选择了分析中国的独特性与社会阶级结构,发展出独一无二的革命策略。正是这个使得革命成功,我们都要实事求是。

  詹尤克认为,资本主义最终的崩溃。在经济方面,马克思预见了资本主义总是造成经济危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就一直处于危机之中。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面临的困难。相反,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金融化。这个制度不再基于生产活动。而是基于热钱流动,基于金融投机,基于股市上的赌博。资本主义经济已不再可持续。资本主义危机不再可控。资本主义失去了它处理市场崩盘的能力。这是第一个原因。在环境方面,马克思预见了资本主义破坏人类最珍贵的资产,也就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地球。根据不少科学研究结果,如果我们现有的市场竞争继续存在,不可再生的资源(比如煤炭、石油、天然气)很快就会消耗殆尽。资本循环的逻辑一点都不在乎这个严重的问题。赚更多钱一直是,资本家最主要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垄断资本毫不犹豫地过度使用自然资源。但在未来的二十年之内,大部分自然资源的产量将开始下降。其结果必然是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这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一次,核武器一定会被使用。对无尽资本积累的迷恋可能会摧毁所有的生物。这是第二个原因。最后,在文化方面,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不道德的体系。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一般人无法参与决策的过程。政治领域只由少数的富人控制。这不是真正的民主。甚至,帝国主义还以民主的名义杀害了数百万人。垄断资本控制着所有的主流媒体。他们让西方国家的人们相信,帝国主义的屠杀是正常的。在个人主义主导思想的社会上,找到老实的人似乎不可能。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人人都尔虞我诈。撒谎、背叛朋友、伤害别人十分普遍。资本主义使人们不道德。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色情行业占国家经济的百分之十。资本主义把女性的身体商品化。毒品,卖淫无处不在。资本主义推广所谓的享乐主义。资本主义理论家说,这是自由。这并不是自由,而是一种异化!资本主义是不人道的。资本主义造成的人是不道德的。总而言之,资本主义正在崩溃。20世纪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决定论者,我们应避免陷入同一陷阱。胜利没有预先确定,未来更糟糕的制度可能取代资本主义。我们只有坚持奋斗才能彻底粉碎这个不道德的制度,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实现马克思同志的理想,建立一个更公正、更道德的理想社会。

  邵武勉认为,较之于库尔德工人党,詹尤克更像“东突”恐怖组织的支持者。詹尤克曾说:“在PKK的官方报纸——00zgür Gündem(自由议程)上,所谓的‘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61卡德尔被称为‘维吾尔人的政治领导人’,达赖喇嘛被称为‘西藏人民的流亡精神领袖’,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被指责搞‘同化主义与殖民主义’”。其二,所谓亲库尔德工人党团体将北叙利亚的斗争与疆独分子相提并论。詹文在这两点上都使用了真假掺杂的方式以达到欺骗的目的。就第一点而言,00zgür Gündem(自由议程)的相关言论确乎有之,但问题是这一张创办于1992年的库尔德报刊,只是对于库尔德工人党保持同情态度,并不是所谓的 “库尔德工人党的官方报纸”。虽然土官方因此指责其与库尔德工人党有关联(在土耳其官方看来,同情库尔德工人党=与库尔德工人党相勾连),但它实际上却既非库尔德工人党的机关报,也非库尔德工人党的理论刊物。因此这张报纸的言论也代表不了库尔德工人党的立场。而对第二点来讲,所谓的亲库尔德工人党的政党、团体,并非库尔德工人党的下属组织,而是与库尔德工人党相独立但同情库尔德工人党事业的政党、团体。一个党与另一个党关系良好,这并不代表两个党的一切观点、立场都是相同的。所以,将同情库尔德工人党的政党观点视为库尔德工人党的立场与观点,那是极不靠谱的。实际上,詹尤克同学本人是土耳其爱国党(Vatan Partisi)的一个忠实支持者。简单来说,这个党受到俄罗斯“欧亚主义”理论家杜金(Aleksandr Gelyevich Dugin)的支持。而杜金本人是俄罗斯帝国主义势力的著名理论家,以其法西斯主义、超国家主义色彩的所谓“欧亚主义”而著称;他控制的地缘政治基金会(Foundations of Geopolitics)曾公开鼓吹“应尽最大可能地把中国彻底解体”,至少也要把新疆、西藏、内蒙、满洲(即中国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纳入俄罗斯的版图。按“亲库尔德工人党团体、个人=库尔德工人党”的逻辑,您自己是否与您口中的库尔德工人党一样支持藏独、疆独等势力呢?您的所作所为是否就跟热比娅目的相同呢?显然,这是极端荒谬的逻辑。因此,詹文中所谓库尔德工人党支持藏独、疆独的指责是缺乏根据的,渲染这种无中生有的内容反而有损于其“小库尔班”形象包装。

  库尔德工人党妥协路线的背后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两面性(革命性与妥协性),及其实用主义的世界观。早在库尔德工人党成立之初,奥贾兰就为了争取在叙利亚建立基地而讨好老阿萨德,甚至不惜丧失原则迎合老阿萨德的大阿拉伯沙文主义,“承认”叙利亚库尔德人是从土耳其来的难民(尽管事实上库尔德人早在11世纪便已定居在今日叙利亚的国境以内)。20世纪90年代,当库尔德工人党寄希望于伊朗庇护时,它又曾冷对伊朗库区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同时还曾对什叶派教权势力有所妥协,究其原因也无非是一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在遇到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或是地区霸权主义时,就往往表现为妥协性:库尔德工人党人特别是基层战士在同这三种力量浴血奋战,但其高层领袖却试图通过妥协退让来安抚党的敌人。北叙利亚民主联邦至今也不敢在解放区内实施彻底的土改,不但对受自己统战的“开明”封建主(其地产约占全境耕地的20%)不敢触碰,即便是通过了征用逃亡封建主田产的法令,也因为叙利亚克基督教会与某些国际组织的反对就不敢彻底实施。另一方面,因为民主联邦希望在军事上得到俄罗斯与美国的帮助,所以它在许多方面也就不得不与阿萨德政权与亲美、亲埃及的“明日运动”之流封建势力妥协。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直到目前为止,这些妥协都是以领导力量没有发生变化的前提的,它们尚未改变库尔德工人党事业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因为这种与生俱来的妥协性,所以库尔德工人党是不太可能将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只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才能领导人民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为进一步向社会主义迈进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已被上个世纪的历史所充分证明了的。土耳其乃至中东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能否诞生这样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取决于这一政党能否独立自主地参与到这一民族民主革命中去并逐渐掌握住它的领导权。对此,中国只能拭目以待而不宜“革命输出”。不过,无论无产阶级政党能否夺取革命的领导权从而将革命推上新的高度,未来终究属于实践的人们,而不是那些翼赞军部的清谈客。关于这点,中国人民决非不明真相,更不会被一切“对所有的进步力量都狂吠”的清谈客们的“真材实料”(其实是颠倒黑白)愚弄。詹同学打着“左翼青年”的招牌坐享留学生“超国民待遇”的那一套把戏早就该收起来了,中国甘当“文化输出”冤大头与“革命输出”之效果何异?

  与此相关的更大的悲剧也许是,教育者在假装传播左翼思想,被教育者在假装学习左翼思想,一旦此类平台不再有权力或资本的支撑则瞬间作鸟兽散。

「 支持红色网站!」

红歌会网 SZHGH.COM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您的打赏将用于红歌会网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传播正能量,促进公平正义!

红歌会网新闻晚报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