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尘:驳李普(3)

2021-01-15
作者: 刘同尘 来源: 红歌会网

  三、“任何单位都可以设立‘公堂’和‘监狱’,这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创造,也是由来已久,也斑斑可考”

  李普又一个“斑斑可考”,只是把“文革”中的“牛棚”和1943年“延安审干运动”中的“隔离审查”考在了一起,目的是给“牛棚”找历史根源。这是牵强附会。过去一些运动中确有“隔离审查”,这是正常工作措施,今天对一些有贪污受贿嫌疑的干部,在没查清事实之前仍实行“隔离”、“两规”办法,这能说是“文革”的继续吗?在审查中对当事人有必要停其工作,进行隔离,这有利于问题的查处,这与“文革”中遍地“牛棚”,事实上,本质上都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正常工作,后者是运动中的错误行为,后者不是前者的继续、扩大和发展。

  四、“‘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但是大革文化命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大革文化命”李普说了两件事:

  第一、说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大革文化命’。它的内容是从体制到教材全部照搬苏联斯大林统治下那一套。”说了一些具体内容之后,笔锋一转,进行放肆的攻击:“那种高等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培养既精通某项技术,又习惯于服从命令勤勤恳恳干活的专家,不要能独立思考、善于动脑筋创新的人才。这种不要人才只要专家的斯大林教育体制,在当时当然很合理,很符合需要。全国有一个领袖的脑袋在思考,他还有一个计划机构把一切人的生老病死都安排好了,一切人的任务只有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埋头干活。”这是对革命领袖的污辱,是指责新中国对旧教育制度和教材进行改造的否定。

  1952年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是必要的,新中国建立后,不可能原封不动的延用旧社会教育制度和教材。当时借鉴苏联教育制度和教材,没有错。《历史决议》在总结建国头三年的工作时指出:“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无疑,这个肯定包括院系调整。诚然,苏联的教育制度和教材有其缺点和不足,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能把缺点和不足扩大为一无是处,更不能把我们的借鉴说成“大革文化命”。

  李普把这次院系调整歪曲为:“就是培养既精通某项技术,又习惯于服从命令勤勤恳恳干活的专家,不要能独立思考、善于动脑筋创新的人才。”这是事实吗?李普自己就否定了这个说法。他说:“改革开放至今,全国高等院校逐渐把那一套抛弃了。”这就是说,1952年至1966年这14年间,全国高等院校一直实行的是院系调整的“那一套”,这一时期的大学生也都是用“那一套”培养出来的,那么现在这一批人怎么样呢?这批人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人才,是当今中国的中坚、是党政军民领导机关、教育科研文化各个领域、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骨干,其中一大批人担任着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职务。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委委员、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时期毕业的学生,政治局常委九位同志全是这个时期毕业的学生。1952年至1966年,这14年间毕业的大学生,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他们又红又专。除1966年的学生,毕业就赶上“文革”外,其他各界,毕业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文革”结束后,即投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对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对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两弹一星的研制,大江大河的改造治理,国防建设等等各方面都做出了贡献,现在我们的国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他们都为之付出了血汗。他们是划时代的一代人,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承前启后的一代人。这一代人既继承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又有自己的风格,这一代人,既任劳任怨,服从命令听指挥,勤勤恳恳工作,又能独立思考、善于动脑筋和勇于创新的人才,李普的言论属实的话,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还后继有人吗?!

  李普把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歪曲为“大革文化命”,是给廖沫沙说的“大革文化命”找历史根源。李普认为凡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事情,都是“由来已久”,其目的,以此攻击和污辱毛泽东同志,在这段文字中,不仅攻击污辱毛泽东同志,污辱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同时也污辱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统治下”——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对斯大林惯用的语言,对他使用这样的语言,是对他的污辱!斯大林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有错误,但不是一切都错了。对他的功过,我们党明确指出,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逝世后,是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把苏联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斯大林率领苏联人民粉碎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他的功绩,热爱他的人民永不忘记,至今仍在怀念他,纪念他。而李普却对这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任意信口雌黄!

  第二,李普把“文革”前,农村基层干部让中小学“完成某项工作任务”说成“至少是农村的中小学,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常常‘停课闹革命’了。”这是无稽之谈。“文革”前,农村确实有些宣传,甚至义务劳动让中小学参加活动,但决不能给套上“停课闹革命”的帽子。“完成某项工作任务”,只是某些地方的一时一事,而“文革”中的“停课闹革命”是普遍性的问题,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这里李普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了讥讽,说他们“大部分是土改中的积极分子……多半没进过学校,没念过书……但他们有权随时命令学校停课。”实质上这是对翻身掌权的农民的态度问题。他们的确没有文化,却又有权管理有文化的学校。没有文化,不能怪他们,是长期封建主义统治,百余年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农民在参加革命或解放翻身后,积极参加文化扫盲,学文化正是这些农民可敬之处。很多老将军,老干部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解放后农村基层政权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党就是依靠这些积极分子,进行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积极分子对改变农村面貌,开展农村的各项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老贫农、老队长、老支书为中国革命和农村建设做出的贡献,不能忘记,更不能对他们轻蔑和讥讽。

  李普为“大革文化命”找的这两个事例,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诬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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