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不该被曲解

作者: 欧洲金靴 日期: 2021-03-05 来源: 金靴指挥淮海战役

  “华西村破产”,每年一度被炒作的恶谣,近期以来又被搬出大做文章。

  华西村以及执掌村舵46年的华西老书记吴仁宝(2013年病逝),之所以长年累月被某些媒体(以南方系为首)污蔑泼污、歪曲解读,不过是因为其作为一个坚持走集体经济的农村典型、故而为自由化风潮所不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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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他们几十年来持续不断丑化陈永贵一般,吴仁宝可以看做是陈永贵精神的化身延续,也是毛泽东治农思想的一种传承。

  1964年2月,《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一篇名为《大寨之路》的文章,高度赞扬大寨模式,当时36岁的吴仁宝就拿着这份报纸在群众大会上朗读。

  从此大寨的陈永贵成为吴仁宝的“偶像”。

  顶着1965年毛主席对华西村“光明灿烂的希望”的批示,吴仁宝带着公社村民制定出“华西大队学大寨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并提前七年实现了农产目标。

  到1969年,华西大队的粮食亩产达到1423斤,人均分配口粮590斤,现金130元。

  到1972年,华西大队实现亩产2100斤,完成吨粮田的目标,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最知名的示范农村。

  难能可贵的是,由于在60年代面临某些官僚极左势力一刀切“减资本主义尾巴”的极端威胁,吴仁宝还曾偷偷摸摸兴办小五金厂,坚持“工业兴农”和“集体主义”两只拳头一起打,最终让小五金厂十年时间创造300万产值、利润率逼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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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的媒体,只会曲解吴书记“也得向资本主义服软”,却完全无视吴书记事实上坚持集体分红、即便顶着某些村里老人压力也坚持不变色的施政风骨。

  比如2009年11月16日晚间的新闻联播,央视在介绍华西村时就采用了这种阴阳失真的报道话术,绝口不提真正让华西壮大、共同富裕的法宝是集体所有制。

  到1978年,中国农村面临体制性的瓦解分甭,吴仁宝治理下的华西村却拥有着固定资产100万、银行存款100万、外加三年口粮的家底。

  这让华西村有了拒绝家庭联产承包、拒绝分田单干、拒绝包产到户的底气。

  强顶着三中全会精神,吴书记在80年代初表示:“华西村现在的头等任务是要更大力度地发展集体经济,让大伙儿的生活更加富裕,全面富裕!这也是社会主义,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进入80年代,市场经济风潮席卷全国,吴仁宝率先给自己约法三章:“不拿全村最高的工资,不拿全村最高的奖金,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

  进入90年代,原本被新中国压灭的黄赌毒死灰复燃,面临华西人逐渐富起来的现实,担心抵御不住诱惑的吴仁宝登报贴告示:“凡检举揭发华西人参与赌博,一经查实,奖励举报者人民币1万元!并为举报人保密。”

  从1999年至2004年,镇政府按责任制合同、贡献绩效,批给吴仁宝的奖金累计达5000多万元,而他都留给了集体。

  上级领导和华西集团公司的总账会计、现金出纳会计都找过吴仁宝,劝他“作为华西掌舵人,应该拿最高的奖金”,吴仁宝的回复则是:“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还是留给村里,留给老百姓,作为华西的发展基金和流动资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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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系过去针对华西村死死抓住不放的,就是泼一个所谓“吴仁宝家族搞垄断”的脏水。

  但实际上,到吴书记2013年去世时华西31个正副书记中的5个吴书记的子女,均是通过十多年的工作而被村民民主选举选上去的。

  同时,从1961年开始,吴家没有一人担任过财会职务,比如村党委会计等,华西的历史账目也是清晰可查。

  2010年,厉以宁曾为《赢在华西》做序,这在当时是一副很尬、很有趣的场景,如同一个和尚高喊“老道万岁”……

  但那篇序文里,厉以宁的用辞落笔是非常春秋的,先是抹去华西村和吴仁宝在1979年之前的努力、只歌颂改开后的成就;又称赞华西顺应现代公司制度、因而大获成功,罔顾华西坚持集体持股分红的事实。

  到今天,吴书记已去世多年,小华西也已扩张为大华西,不可忽视和回避的问题在于,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资本的“生钱”思维,也渗透进了原本看似堡垒坚固的华西村,某些资本雇佣的原始图景也在华西出现,乃至发生了挤兑丑闻。

  近年来,频繁涉足互联网金融的华西村集团负债率节节攀升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相比于国内那些真正割惨韭菜的金融玩票集团动辄负债千亿、两千亿的负债率,媒体们针对华西村的报道总是笔墨带着腥臭味。

  且要看到,华西遭遇负债高企的局面,这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锅”?

  问一个大的问题:苏联解体,究竟是因为社会主义,还是它背离了社会主义?

  谈华西村今天的困难,其实可以拿科技巨头华为来类比。

  华为在90年代“变卖潮”中等坚持员工持股,这体现了某种集体主义的经济思路;但是到后期,所谓的集体持股和民主决策已经仅仅局限于华为高层和创始团队。

  再比如华为内部发行的鼓吹血汗工厂模式的“四大名著”(《火车头传》、《告研发员工书》、《原生家庭论》、《字字珠玑案例集》);再比如华为从2007年开始实行的“离职再入职”(规避《劳动法》规定的“入职十年需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条款)等等等等……对于华为的评价,显然要辩证。

  那么对于华西村的评价,同样要辩证。

  不论是新时期凸显的官僚主义,还是涉足金融扩张、接触私募基金而导致债务危机,华西确实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不过,既然要辩证,就不能无视从历史走来的事实。华西能有今天、能够成为天下第一村以致于被南方系媒体频频攻击,靠的就是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至于资本困局的形成原因,则又是另一番画面了。

  毛主席所言:“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只要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为华西加油,这是一个堡垒式的思想象征,不该变色,更不该因变色而被全盘地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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