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是上海的教训——抗疫、基层与民生

2022-04-18
作者: 刘梦龙 来源: 微信公众号“新潮沉思录”

  抗疫斗争已经进入了第三年,在上海还会出现大规模的混乱局面并造成蔓延,是让人窝火的。又因为我们面对着这样的困难与复杂形势,我们才更要及时吸取教训,总结正反两面经验,以使我们的工作能及时改进,不至于重蹈覆辙。

  疫情发展到当下,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抗疫斗争,它不是一个短期斗争,而且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斗争。它是我们当前一系列挑战中的一环,而这些内外部的困难又是彼此联系,相互呼应的。这也就是在说,我们要做好打一场持久战的准备。而打一场持久战,就不能不及时调整我们的战法,充实我们的队伍,克服各种不良的倾向。

  现在,我们面临很大的困难。用兵之害,犹豫最大,如今一些地方的极度困难,恰恰是既不能在初期很好控制疫情,又不能实行严格有序的封控,乃至有人从中浑水摸鱼所造成的。个别人把有序的封控和一些地方如今无序无能的管理混为一谈,试图把这种混乱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困难归结于封控政策本身,别有用心地鼓吹外国经验,攻击动态清零政策,这是完全错误的。

  一些地方在抗疫斗争中是出了问题,这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看恰恰是片面抗战,没有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一些地方的经济发达了,社会主义的成分恐怕就弱化了。像某些地方喜欢标榜国际性,走小政府的路线。平时号称精强的队伍,其实更多是依靠大城市的资源富集效应,真正办事的基层干部长期大进大出,留不住人。

  又因为基层力量实际上并不充裕,不得不把大量基层工作交给社会和市场,只依靠少数精干队伍的高强度工作来撑门面。这样的基层队伍,在日常工作中尚能应对,实际上持久力不足,不少问题还要靠舆论优势来掩盖。

  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还是加强和充实常态化防疫下的基层一线队伍。自武汉初战直到今天,无论是日常防疫还是全面会战,特别是刚刚摆在我们面前的经验教训,抗疫的经验千万条,第一条就是要加强基层一线的力量。

  基层平时承担着巡查补漏、防范未然的任务,一旦出现大规模疫情,又是沟通上下,组织群众,引导各级下沉力量,坚守阵地的关键。从实践来看,基层工作的好坏,特别是平时对本辖区真实情况的掌握,是直接关系到下沉力量能不能到位的关键。基层平时有余量,资料清晰,战时才有领路人,基层混乱,战斗中就没有发力的基本点,下沉的力量就会无所适从,要花费很大的力气重新补课,并容易造成漏洞。

  充实基层并不是一件太复杂的事情,武汉疫情结束不久,各地就都先后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包括清退借调人员回原单位,保证基层人员在编在位,尽量扩充网格员等编外辅助人员,强化基层党群组织。但随着国内疫情的相对平稳,许多地方在又很快故态复萌。该借调的借调,之前充实的人员又挪作他用,不顾实际的增派任务,使基层疲于奔命,力量有减无增。基层虚化的顽固性存在,说明充实基层这件事看似简单,却是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具现,其背后是地方治理思路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国公职人员占人口比例在全球范围是比较低的,加上内部分配不尽合理,一线基层长期处于一种超负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大家所知,减员增效又是我们一个机构改革方向。所谓减员增效,合理而言,应该是增减两个部分共同构成,在削减冗员闲职的同时要把减掉的部分用来充实一线力量,通过合理调整实现增效。

  但很多地方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是本末倒置。冗员闲职的形成往往有各种历史原因或者特殊背景。于是这些人不去触动,哪怕迫于形势,送到一线也只当菩萨供奉起来,空占编制,不发挥实际作用。结果,只能是靠进一步压榨在做事的一线力量,以透支来实现增效,这无疑是本末倒置的。

  不可否认,自疫情爆发以来各地在防疫斗争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家底子削弱了。而大环境的恶化,又使过去的很多矛盾尖锐起来。在疫情催化下,全球范围的萧条,冲突正在逼近,国内也不能独善其身。面对种种困难,各地要出成绩的压力大,可支配的资源又少,不约而同选择了加大压榨最为弱势的基层,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

  这种未战先疲的状态,本身埋下了隐患。很多地方正因为知道基层工作虚多实少,力有不逮,尤其在抗疫达不到上级要求。于是,面对疫情时必然要风声鹤唳,过度紧张,层层加码,使整个社会盲目空转,干部群众过度疲劳,造成了无谓的消耗,看似小心谨慎,其实是在削弱长期抗疫的潜力。

  这种情形,当然是和打持久战的斗争原则背道而驰的,却又是当前抗疫一线普遍存在的。造成这种情形,不仅仅是方式方法的问题,更是斗争路线的问题。而要解决这种问题,不能只靠一时人力物力的加强,更要改变一些根深蒂固的想法。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没有足够的资源,也能挤出资源去做,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有多余的资源,也往往会被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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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虽然进入第三年了,但一些地方还是格外顽固地把防疫当做了临时性任务。正是因为这种心态的普遍存在,所以,一些地方的常态化防疫还十分生疏,在抗疫投入上能省则省,大量存在形式主义。比如,纸面上有一套颇为完善的制度,却大都停留在纸面上,干部对自己在预案中的任务,职责都十分陌生。平时缺乏专人专职,被临时抓丁的干部工作没有受过专业培训,水平有限,把防疫搞成了徭役。不少地方的熟练骨干陆续流失,只能不断拉新人填战壕来维持。

  顽固坚持防疫临时化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就是疫情防控不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还要占用较多的人力物力。不少地方心存侥幸,明知疫情的可怕,也不愿投入成本,就像不少资本家甘愿让工人顶着爆炸危险施工,也不愿意为安全生产多出一分钱,活脱脱野蛮生长的嘴脸。于是,面对疫情的社会管控往往在宽严两个极端横跳,不能真正做到有常有度。

  造成这种思想的根源,还是几十年来行政惯性,经济一日千里,发展掩盖了矛盾,使很多地方一直以击鼓传花式的方式在前进。如今随着土地财政走向尽头,传统的地方发展模式也在走向尽头。这种情形下,很多地方的不知所措,困窘集中传导到基层。不少领导干部甚至抱着最后再传一手,再榨一波这样不责任的态度来处理这种空前困境的,这就难免使问题恶化而不是改善。

  地方当前的这种困难,不是一时的,将是长期的。要克服这样的困难,就必须地方和中央通力配合,调整好新的治理模式。土地财政已走到尽头,经济也已经从高速度增长走向高质量增长的模式。过去那种自由,散生的经济发展要日趋走向全国一盘棋,具有高度规划性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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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疫斗争的本身就在要求中央具备更强大的权威,防疫政策一定要协调一致,任何一个地方少做一点,漏掉一些,别的许多地方就要做很多工作才能弥补回来。千里之溃于蚁穴,就比如我们如今面临的困难,恰恰是一些地方依仗自己的优越地位,自行其是闹出来的。现在讲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在越来越明显的外部压力下,做大做强内部市场是必然需求。而要实现这一点,就更要加强全国一盘棋的意识,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以邻为壑,独善其身的顽固山头。

  面对当前的困难局面,三四城市势必越来越依靠中央财政的支持,一二线城市则要更加配合中央的调度。那么,地方要从中央得到更多资源,就不可避免要让渡一些自主权,相应的中央也必然要以全新的方式来考核地方。

  这种新理念的核心是什么,我看就是地方要逐渐从过去那种围绕GDP增长为中心回归到为人民服务为中心,实现发展和服务的两个平衡。过去,很多人讲小政府,其实暗含着一种给甩包袱的心态,把一些服务,监管都当做无益的负担,一心只想扩大财源,减少支出,多拿权力,少担责任。

  一些大城市,恰恰是打着小政府的名义,堂而皇之地把社会管理交给市场,看似减轻了负担,甚至实现了隐蔽的利益交换,实际上却失去了复杂情况下直接管控的能力。未来,这些将日益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使命,而要真正落实这些,就必然要改变原来的资源分配体制,社会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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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转变当然要经历长期的磨合,冲突,乃至反复。但没有什么比疫情管控能更好考验一个地方社会治理的真正水平。斗争当然都是不断发展的,旧办法面临的困难很大,我们不反对新形势下探索。但也绝不会容许出问题以后的滞后与摆烂,而一些腹心地区,既然自认大到不能倒,就更该稳重一些。甚至产业在一些城市的过度集中,在未来也该思考如何合理的分散布置,均衡发展。

  怎样在这种复杂条件下,统筹协调,抓好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的两头平衡。这两者绝不是对立的,尤其是随着病毒感染力越来越强,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两种任务的压力都空前巨大。怎样在减少对社会经济生活影响的情况下,防控好疫情,服务好群众,兼顾社会发展,是各级地方都要认真探索的首要课题。

  那么,我们有了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各级干部的共同努力,是不是就足够了?我看是不够的,长时间的防疫工作不可能只依靠政府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的。要打赢持久战,就一定要依靠人民的力量。你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我们的基层再怎么充实,各种网格员,临时工再怎么多,一个乡镇按编制,连乡村两级干部,加起来也不过百人,再大举扩编,也是当前财政状况下不现实的。

  这点人,要管控住几万人,没有群众是支持和配合是做不到严密防控的。而随着城镇化比例的不断提高,城市作为防疫的重点、难点,人口结构,人口流动又远远要比乡村复杂。

  面对这种高度复杂的形势,不广泛发动群众,不大力推动适应新时期的动员体系建设,不打一场全民参与的人民战争,那就还是片面抗战的路线,是不能取得防疫斗争胜利的。

  怎样去动员群众,首先要讲宣传。现在的情形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困难,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的劣势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投降躺平的后果又是什么,我们今后到底要怎么做,广大干部群众又要做什么,准备些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要和群众讲清楚的。疫情发展到现在,我们常常能感受到宣传上的一种无力、混乱。干部不懂,群众也不懂,局势错综复杂,很多时候,只能靠现实的苦难而不是宣传的引导来维持大家的战斗意志。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舆论越应该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越要旗帜鲜明的主动同各种投降论调做斗争,摆事实,讲道理的去动员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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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要讲组织,这里的组织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组织生产,一层是组织群众,两者是二位一体的。组织生产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要积极探索在防控好疫情前提下,尽力搞好生产生活。抗疫斗争的胜利离不开群众的支持,而群众会支持我们,那必须是我们能较好的保护好群众,处理好斗争和生产之间的关系。要是你三天两头折腾群众,市面一片萧条,群众日子都过不下去了,饿着肚子怎么可能跟你干。

  另一个层面就是组织群众,包括我们说的充实基层也是一级组织,说到底,就是人要在组织中才能发挥作用。我们现在的很多工作,全靠干部自己干,群众只是被动的配合,很少主动的参与,这是不行的。无论是长期抗疫,还是今后更加复杂的其他斗争,都要把群众组织起来,让群众能实现群防群治,挑起大梁。

  我们现在的动员机制,框架还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已经不太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变化。像之前,我在农村的工作经验,虽然医疗条件比城市差,往往还更好守些,因为他的熟人社会还没有完全破坏,社会结构还比较明确。而像我从闽东南地区城市地区了解的情形,就特别能感受到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上的困难。

  基层的外来人员底册更新不及时,信息落后,单纯的一封了之,保供,管理的能力又容易跟不上。下沉的人员很多基层经验不足,只能作为本地管控力量的补充,党员年龄结构老化,志愿者普遍和政府工作人员重叠,成了纸面上的力量。我们的城市物流,一开始缺乏统一的调度和集中管控,在不断的封控中快速消耗。传统民政的救助又不能很好适应人户分离的情况,尤其是外地务工人员,实际处于一个很弱势的状态,而他们又格外需要救助。

  更不用说,确实也存在地方财政困难,往往先本地,后外来的情形。各个社区,街道、村镇又存在相互封闭,只求自保,无论有证没证都禁止出入,影响了统一的人员物资调度。这些问题,我们都先后出现,又下了大力气克服了。

  不外乎是机关要及时动员,按局包片,主要干部要带头进入核心区做一线工作,而不是搞遥控指挥。中层干部一定要下沉,这不仅仅是带头作用的问题,也是在管控区里多一个基层向上反馈的行政资源,很多事情,基层没有办法,但他们是有办法,有门路的。

  依托本地干部群众,动员的下沉干部要协助建群,做底册,了解自己片区的人员动态,每天报告。物流人员一定要集中管理,统一住宿、使用、检测。纪检监察力量要同步下沉,及时跟进督促,保持压力。物资、财政都在其次,都有办法,首先是要本地坚持住,不要乱,有秩序,外地才有办法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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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像一些金融城市,看上去发达,财政充裕,但和制造业城市比,管理上就更加困难。制造业城市,哪怕是深圳这样发达的地区,再小的工厂也是一级组织,提供出租的城中村也是一级组织,都有一定的抓手。但金融城市,白领也好,服务业人员也好,他们都零散又独立,又不同于习惯于集体生活的工人,没有一个统一的大抓手,只能依靠社区。社区又没有多少行政资源,怎么管控的住几万,几十万人。所以,一出现混乱,就只能八仙过海,能力强的社区有保障,能力弱的社区没保障。这种贫富不均,弱肉强食,说到底是一种无组织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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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适应新形式的变化,就要重新恢复并加强基层党组织,基层群众组织的建设。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的第一道堡垒,我们的很多基层党组织,本就老龄化严重,好不容易发展了年轻党员,却在外地工作,这怎么会有战斗力?要搞人民战争,单纯把人封在家里只是初级阶段,县大队还没来,区小队就不能守阵地了吗?我们的干部为什么特别累,因为每次动员,都是一人一个萝卜坑,没有后备队,大家干到累垮拉倒。说到底,就是干部用的多,群众动员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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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不是群众不愿意帮助我们,是我们没有充分去了解动员他们。关键时刻,要清楚辖区内的家底,基层应急物资储备有多少,能撑多久,青壮有多少,老弱有多少,有组织管理能力和经验的人有多少,有专业技能的人有多少,党员,积极分子、退伍军人,退休的老干部,老工人有多少,谁需要帮助,谁能提供帮助,要充分发挥群众的能动性和无穷潜力。

  这样的任务当然是繁重而困难的,对一些害怕工农群众的官僚来说甚至是可怕的。我们说要发动群众,要组织群众,那么群众为什么跟你走。这就涉及到我们的社会治理,一切斗争的目的,到底是不是为了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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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发展三年了,我们说政府和群众都困难。政府困难在哪,我们知道,那么群众的到底困难在哪里?是单纯的不好找工作,还是工作待遇低,强度大,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政府组织了几次减租,发放了不少消费券,一般群众到底有没有得实惠,中小业主的经营成本如何减轻?一些地方面临财政困难,开始推动积极乃至激进的房地产政策,于此同时,商品房存量没有明显的削减,那么这又该怎么办?

  我们困难的时候,为什么有的地方人不少,素质不低,却不好管理,不好动员。平时把城市建设者当耗材,大进大出,一群漂泊的人又如何能指望他们产生认同感,一起保卫城市?

  这两年我国社会开始进入加速转型期,改革分配机制,缩减地区差异,实现真正共同富裕是必须发展的方向,疫情只是让这一需求更加强烈了,而随着全球抗疫仍然软弱无力,更新的新冠变种仍然层出不穷,整个人类社会抗疫长期化的概率越来越大。

  所以,这场抗疫斗争,也是对我们的一次全面考验。由此,我们将得以检视我们自己长期以来的不足,调整好我们未来前进的方向。要真正打好人民战争,就要尊重一般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

  1946年,伟大的卫国战争结束时,斯大林是这样说的:

  “这次战争可以说是对我们苏维埃制度,对我们国家,对我国政府以及对我们共产党举行了一次考试,并对它们的工作做了一个总结,仿佛是对我们说:看吧,这就是你们的那些人物和组织,这就是它们的工作和行动,——请仔细地查看查看他们,并根据他们所做的事情来赏罚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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