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前汶川抗震的侧影：我军一次震撼西方的大规模实战化调兵作业
刚过去的五一，我第一次去了汶川映秀，第一次近距离感受了十四年前的地震灾难。
十四年前的今天，下午14时28分4秒，震中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映秀镇、面波震级8.0级的汶川大地震，惊动全国，也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汶川地震严重破坏地区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其中极重灾区共10个县（市），较重灾区共41个县（市），一般灾区共186个县（市）；在四个月时间内共计造成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374643人不同程度受伤、1993.03万人失去住所，受灾总人口逾4600万。
关于地震，或惨烈或温情，十多年来各媒体已有诸多视角的报道叙述，我想聊聊的是当时汶川救灾过程中我军继1998年长江世纪大抗洪十年之隔后，又一次展现出的武装动员能力。
今再回望，历史意义重大。
1
正如2003年的非典发生于党的大会（2002）之后，这场汶川地震又是一场发生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一年后的灾难。
先来看一看汶川地震之前的国际形势。
就在地震爆发前一个月，2008年4月7日，北京奥运火炬传递来到法国巴黎，27岁的火炬手、也是我国著名女残疾击剑运动员金晶在传递过程中，突然遭到埋伏在巴黎街头的藏独分子的袭击。
藏独分子试图从坐在轮椅的金晶手上抢夺火炬并毁坏，但是金晶当时拼命用娇小的身体死死护住奥运火炬，没有让藏独分子得逞。
此举捍卫了奥林匹克尊严，也捍卫了国家尊严。
这次事件也直接导致了国内轰轰烈烈的“抵制法国家乐福”运动，是2012年保卫钓鱼岛运动之前我国最大声势的反洋浪潮。
这股爱国主义声浪的最高潮也是那一时期伴随奥运氛围达到的民族情绪最高潮，但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西方的对抗，进一步促使了西方媒体对北京奥运的歪曲抹黑和隐性抵制。
某些西方舆论机构甚至将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柏林奥运会、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相提并论。
时任德国联邦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基民盟党人波伦茨就聒噪“德国运动员不该前往北京参赛……”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当时忧虑：“地震可能让中国失去奥运会”，美国之音则幸灾乐祸：“灾难，混乱毁了中国‘庆祝’年”。
最穷尽力气攻击北京奥运的就是南希·佩洛西——就是今天那个站在拜登身后的老女人，美国众议院议长。
自中国1993年首次申办奥运会以来，佩洛西就率领其反华团队不断发出噪音，反对和抵制北京申办奥运，加剧了奥运政治化。
2001年2月时，佩洛西曾伙同兰托斯、考克斯等反华议员反对北京申办奥运，声称“中国在上次申办奥运会后的八年间人权状况不断恶化”。
就在巴黎火炬传递闹剧中，佩洛西再次搅动世界舆论，以此前的3.14拉萨暴乱为抓手，公然会晤藏独老和尚。
在参观藏人寺庙时，两人甚至手牵着手，刻意表现出关系非同一般。
同时，就在2008年上半年，美国军方与台湾伪府达成协议，在2007年9月和11月已经连续对台军售价值22.3亿美元的P-3C巡逻机+标准二型导弹和价值9.39亿美元的爱国者PAC-2+升级套件的情况下，继续谋求在2008下半年向台湾出售总价达64.45亿美元的4套爱国者导弹发射组、330枚爱国者PAC-3型导弹、30架AH-64E阿帕契直升机30架、32枚UGM-84L鱼叉block 2型等武器。
同样是在上半年，2008年3月下旬，美军“小鹰”号航空母舰驶离母港日本横须贺基地，开往台湾海域，与美军核动力航母“尼米兹”号汇合
在2007年夏天时，美军就曾动员两万人、330架战机和三个航母战斗群（斯坦尼斯号、小鹰号、尼米兹号）的超大规模兵力，在中国即将召开十七大之际，于关岛海域举行“2007勇敢之盾”海空联合军演。
其演习假想区域正是设定为台湾海域，彼时美军还叫嚣“绝对有各种能力处理在亚太地区的所有危机……”
而2008年3月再调航母奔赴台海的目的只有一个：为所谓“台湾大选”以及陈水扁所谓“入联公投”造势，挑衅中国。
从3.14中国拉萨暴乱起始，配合着格鲁吉亚局势（萨卡什维利配合美国、强行侵占与俄罗斯交好的南奥塞梯），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2008年上半年对东北亚地区的武装逼近可以说是磨刀霍霍。
这就是汶川地震地震爆发之前的国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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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说地震爆发之前的国内局势。
2008年4月12日，美国之音官方“通令嘉奖”了《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长平，表彰他在“捍卫新闻自由”、“摆脱政府控制”、“促进社会民生进步”等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美国之音还旗帜鲜明地宣布：“南方报系代表了中国媒体未来的方向”。
那是金晶巴黎火炬骚乱的五天后。
于金晶在巴黎的遭遇，不论是对事件本身的报道，还是对后续引发的国人反法反洋浪潮，南方系媒体集团的口径态度都是一致的嗤之以鼻、冷嘲热讽。
同时，南方系对3.14拉萨暴乱的姿态也是“另成一派”。
事实上早在之前的2007年末西藏老和尚和新疆老婆娘双双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时，《南方都市报》 就于2007年12月17日特刊社论所谓“《国家荣誉制度当奠基于人类普世价值》”。
该文落笔可谓重拳出击：“就像诺贝尔和平奖，无论这个奖项颁给谁，它都会坚持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守卫人类和平的道义责任……”
那一时期，“拆了故宫建白宫”的南方系舆论攻势，经历过的朋友应都有印象。
也是在那一时期，“军队国家化”的论调在南方系的鼓动下登上中国舆论舞台，对解放军的泼污、对军队政治功能的歪构成了2008年比较显性的争锋。
正是在这样内外夹击的局面下，汶川大地震爆发。
是成为压垮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成为扭转内外交困格局的契机？
这支在八十年前由毛主席一手缔造的人民军队，最终给出了答案。
3
地震发生10分钟后，中国地震局发布的第一条震情短信被送到军队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国家救援系统当即启动。
当天下午，胡主席紧急通过内电向中央军委首长要求：“动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用最短的时间查明灾情。”
随后解放军抗震救灾指挥组组长，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陈炳德，立即传达贯彻重要指示，并特别交代应急办：“这是特殊时期，要建立特殊机制，简化程序，急事急办，特事特办，重要信息不必综合，可以直接用白纸条传来。”
全军旋即迅速启动应急机制，成都、兰州两大军区第一时间派出部队奔赴灾区。
12日下午15时40分，陈炳德签呈了第一份出兵命令：派某集团军工兵团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赶赴灾区。
12日傍晚18时10分，胡主席打来电话，询问部队救灾准备情况，陈炳德报告：“部队4400人正在向灾区机动，但道路保障情况不好。”
12日傍晚19时20分，陈炳德急电四川省军区作战值班室，要求省军区苏巍副司令员“马上组织部队进入灾区，民兵预备役部队可以直接行动，现役部队也可边行动边报告，在灾区附近的一切部队都可以使用。”
但灾区的满目疮痍仅靠驻灾区附近的部队远远不够，必须立即大规模增兵。
根据1998年长江抗洪的经验，为加快部队投入速度、便于组织指挥，同时考虑到当时全军部队执行战备训练任务情况，军委内部一个“集中使用济南军区部队、适当调集其他部队、多路多方式开进”的方案逐步形成。
12日晚间21时34分，陈炳德不顾程序，直接急电济南军区范长龙，下达预先号令：“济南军区两个集团军必须立即做好执行抗震救灾任务的准备，随时待命出动。”
12日晚间22时34分，胡主席向陈炳德来电：“当务之急是救人！兵力出动越多越好、越早越好、越快越好！”
陈炳德向胡主席提出：“为加快速度，建议派空军的空降兵赶赴灾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派小分队伞降查看灾情。” 主席当即同意，并要求注意空降兵伞降的安全。
陈炳德随即报告军委，并与空军指挥领导通话商定有关事宜，要求空降兵某部随时准备出动。
12日晚间23时50分，胡主席再次来电话询问部队抗震救灾部署情况，陈炳德报告：“重灾区是汶川、北川、绵竹、什邡等地，成都军区某集团军1万人正准备紧急机动，空军空降兵某军6000人明日早上8点出发，防疫医疗分队同时赶赴灾区。”
一个小时后，经胡主席和中央军委审批，总参谋部发出《关于参加抗震救灾的命令》，正式做出调动第一批达3.4万名官兵规模的救灾军队参加抗震救灾的军令。
一时间，举世惊叹。
就在12日当晚，成都军区某集团军一支22人的先头突击队首发出阵。
由于交通地貌全部被毁，突击队全员徒步向震中映秀镇进发，于13日中午12时火速到达，并第一时间向中央报告了映秀镇灾情。
13日晚间23时15分，200名武警官兵冒着生命危险，强行军到达汶川，用海事卫星电话向中央首次报告了汶川县的灾情——汶川这个与世界隔绝了33个小时的孤岛，终于等来了解放军！
14日12时25分，武警8740部队在震后两个小时内于参谋长王毅带领下，逾600名官兵紧急出发、向汶川开进。
其中，15名空降兵不顾大雾弥漫、无地面信号引导、高原山地无空降场的环境困难，冒死带伞跳出机舱营救——说实话，在气象地形等极为复杂的情况下，超常规实施伞降，风险是很大的，这已经与战时状态无异。
仅12日地震当晚，全军紧急抽组50支医疗队，次日全部空运进入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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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2日到15日的3天时间里，我军武警部队和解放军部队共出动近11万官兵，从数千公里以外军区挺进受灾最严重的58个乡镇。
这些部队除成都军区之外，都是来自全国各省的军区，最主要的是北京、济南和兰州等军区的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武警等单位。
其中包括各大战区特种兵、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十五军等20多个兵种，通过空中投送、铁路运送、公路摩托车甚至徒步行进的方式，昼夜兼程向灾区疾进。
震后40小时内，我国铁路部门响应军委要求，专门为救灾行军开通25列专车，运送抢险部队达1.5万人次。
此外，由于汶川地区为山地，地形崎岖陡峭，当时直升机救援是核心中的核心。
但是十四年前我国空军发展远没有现在这般强大，不论是军用直升机还是运输机，我空军规模也远不如眼下。
为保证能更快的完成救援任务，当时汶川灾区几乎调动了各大军区的所有直升机，中国民航和空军共出动各种机型飞机达7084架次。
7天内，所有的受灾村都有救援部队挨家挨户的进行搜救行动。与此同时，800万吨物资通过公路、铁路和航空的方式向灾区运去，抗震救灾专用物资足足装了416个火车车皮。
整个抗震救灾期间，全军共108支医疗队、3700名医务人员赶赴灾区，救治伤病员达80万人次，收治伤病员7万余人，以最大努力挽救受伤人员生命。
在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的川地条件下，陆航部队出动上百架直升机飞行4000多架次，转移危重伤员、解救被困群众7800余人，空运空投救灾急需物资2200多吨。
5月16日，胡主席乘专机赶往四川在绵阳南郊机场落地，后坐大巴前往灾区，稳定军心和民心。
这一切，西方世界全部都看在眼里。
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兵力最多、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纵观整个人类军史，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军队都难以做到，直到今天。
从纸面数据看，3天集结11万大军的速度或许并非世界第一，战备水准最高的美军曾做到在2天内集结10万人的记录——但美军的这个记录是在事先有完善的规划且准备协调好了所有交通工具和一切路线后才达成的。
而十四年前的中国事先并没有任何规划和准备，完全是在突如其来的地震爆发后随机应变和临时决定的情况下所达成的动员规模。
同时，在地震发生后通往灾区的很多道路都被摧毁，我军不但没有现成的道路，反而还需要自己修路后才能通行。
这已然是又一次长征的再现。
如汶川威州镇，一座横跨岷江的光辉的“红军桥”，1935年时红四方面军主力曾受阻于此，七十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救灾中又一次阻拦我军步伐，然而人民子弟兵竟又一次徒步跨越这座天堑，救汶川百姓于危难之中。
震后一天，通往北川和青川的道路被抢通；
震后两天，通往平武和卧龙的道路被抢通；
震后三天，绵竹至北川的道路被抢通；
震后三天，第一条通往汶川县的道路被抢通；
震后五天，通往映秀镇的道路被抢通；
震后十二天，宝成铁路109隧道被抢通。
BBC当时评论：“中共的军队已经三十年没有作战任务，但是在四川省的紧急行动还是彻底地展现了这支军队的即战力，以及发达的指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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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看，当时汶川救灾所体现的十万级别规模的调兵和诸兵种协同作战的实战能力，令西方世界、特别是军界——尤其是日本军界、美国军界和台湾伪军，极为震撼，不得不重新评估解放军的战时水准和中国的战备标准，也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对华政策。
此后，以舆论渗透、文化颠覆为主的颜色革命重新抬头，成为2008年下半年上台的奥巴马政府核心的对华打击策略。
汶川地震的二十七年前，苏联曾经举行过一次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西方-81军演”。
当时苏军出动了十个以上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近卫坦克军，在前线航空兵 远程航空兵以及国土防空军的伴随下，进行了大纵深装甲合成突击战术的演练。
那场军演，苏军出动的总兵力超过五十万人，可谓铁流滚滚，声势骇人。
当时的西欧诸雄在颤抖，美国媒体也在隐忧，可是真正聪明的、藏在深宫处的那一小撮美国大佬却在暗笑。
从“81军演”，几乎就已经能够预见苏联的悲剧和美国的胜利了。
因为这支看似庞大且强大的帝国主义军队——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军队——已经完全没有一丁点苏维埃人民军队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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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从来不畏惧你的钢铁洪流，美国人真正畏惧的是你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你的社会主义制度。
作为对比，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我军作为一支「人民军队」的风范，才是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观察分析、特别是对解放军战斗力的先前评估。
一支能够用血肉之躯为汶川灾民开辟天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远远要比一支坐拥“沙皇炸弹”“T72坦克”的苏联军队，更让西方感到恐惧。
除了我军的“人民性”，另一个在当时为西方侧目的就是汶川救灾过程中基层党建的重塑。
这一点，不得不提时任国家副主席的领袖。
2008年6月，领袖赴四川考察抗震救灾工作时，重点谈的是党的建设。
每到一处，他都要了解在抗震救灾中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发挥作用的情况。
在察看四川巴蜀江油发电厂设备损坏情况时，他就要求企业党委发挥核心作用、必须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加固厂房、抢修设备。
如今，神华四川能源公司江油发电厂虽已经历了改革重组的变化，但企业党组织把方向、保落实的领导核心作用没有变。
一个党组织就是一个战斗堡垒，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就是灾区群众的主心骨。
“实践证明，抓好基层、打好基础，是我们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重要保证，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不能放松。”
十四年前，中央组织部经研究决定：“在特大灾难面前，部分党员自愿交纳大额党费支援灾区，虽然过去没有先例，但这是在和平时期遇到特殊重大情况时，党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具体体现，是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有效载体，是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的有益尝试，应当予以尊重和鼓励。”
新疆、内蒙古、广西、海南、贵州、西藏、青海、宁夏8个本没有援建任务的非灾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党员们不约而同的上交了这笔“特殊党费”。
截至2009年9月30日，这8个没有援建任务的非灾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接收捐赠款物28.63亿元。
捐赠款物支出22.49亿元，其中用于应急抢险0.89亿元，用于灾后重建1.18亿元，其他重建支出0.35亿元。
而全国的4559.7万名共产党党员缴纳“特殊党费”的总额达到97.30亿元——这个数字，当时恰好相当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党员交纳党费的总和。
汶川十四年，「共产党员」这个称号穿越时空愈发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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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能力，就是战争能力。
这一点，在2020年的全球抗击新冠肺炎大业中已经体现了各国各军在应对突发灾难时的指挥部署能力、兵种协同能力、物资调配能力、工业再生能力等，其参差不齐的现状。
不要说对比中国解放军的火速调兵动员（如空军调动运-20从上海直飞武汉），某些国家的军队竟然自己都能“中招”感染新冠，这种重大技术失误是军队纪律的严重缺失、也是动员滞后和组织能力低下的显性表现。
领袖领导下的我军军改已逾六年，七大军区改五大战区也逾六年，改编武警部队归中央军委直管逾四年，联勤保障部队、战略支援部队等或新军种、或新副战区级部队迄今也成立近六年。
包括疫情在内的诸多救灾行动中，我军实战能力都在宏观或微观的层面得到了检验，如2015年尼泊尔“4·25”地震中的西藏樟木大转移，4250余名群众全员撤离；再如2015年四川“8·13”特大泥石流，绵竹清平乡5400余名群众提前撤离；再2017年的九寨沟地震，仅用21小时将6万多人从震中转运疏散到安全地带……
这些都是相当值得欣慰的。
欣慰的不仅是我军的作战水准在军改中得到了提升，更欣慰的则是从1998年的长江抗洪，到2008年的汶川救灾、2020年的抗击新冠中得见：1997年的十五大和2012年的十八大，两次重塑军魂，纯洁初心不变。
这支军队，始终是一种人民军队。
如毛主席说的：“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