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的日子

2020-11-26
作者: 张征 来源: 福建党史月刊

  北京机器总厂(即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前身)位于北京市国子监胡同,当年的职工宿舍就是现在孔庙里的大成殿。1950年,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就和大家一起住在大成殿里,直到他主动请缨参加抗美援朝为止。我在北京第一机床厂的时候,很多老人,当年都与毛岸英有很多交往,从厂长到工人,聊起他来,滔滔不绝。

  1950年春节过后,厂里来了位叫毛岸英的新领导,二十七八岁,身穿灰色军装,腰里系着皮带,过些日子,又换成了干部服装。他经常跟大家一起劳动,时不时说上几句陕北话。他来工厂的时候,厂里生产条件还很差。许多刚出徒和正在当学徒的青年工人,和毛岸英岁数相差不大,工休的时候,就跟他天南海北地聊。大家脱了鞋当凳子。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没凳子,只能席地而坐,但是地上经常有些看不见的铁屑,必须拿鞋垫上才不会被扎着。大伙儿问他:你既是延安来的老资格,为什么不在北京挑个好工作?他说:“这可比农村好多了,我原来当过农民。”大家明白了,这人敢情是个农民。于是就同情地问他:“那你家里肯定很穷吧。”他说:“我家不是农村的。”大家就围着他起哄:“住城里,你干嘛去当农民?”他乐了,就说:“俄大让俄去的。”(陕北方言:俄是我,大是父亲)大家哈哈大笑,“你大真够可以的!放着福不许享,偏让你受罪去”。他没有笑,而是很认真地解释道:“不懂得工业农业,将来怎么治理国家?”说到这里,他便站起来说:“我的学徒还没期满呢,咱们边干边聊。”

  过了些日子,毛岸英把大家召集到工厂俱乐部,说了一件事:“不久的将来,要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我先教大伙儿学学俄语吧。”工友们跟他已经很熟了,就逗他说:“你那俄语就是陕北的‘俄’语吧!”他没有笑,而是指着五星红旗,说:“史多,诶答?”(俄文:这是什么)发音标准,吐词流利,一下子就把到场的所有人都镇住了。休息的时候,门边有块钢板,他不经意地说:“这块钢板不错,造坦克还薄了点儿。”我们厂原先是军械所,听到他自言自语的话,很是惊讶,大家到处传话:“他可确实不简单,什么都懂,八成还在苏联待过。”

  后来才知道,他和工人打成一片,还有另外一个工作需要,就是为夜里写稿子积攒素材。他亲自采写编辑《北京机器职工》,然后通过有关渠道分送到香港、澳门地区,客观地介绍新中国接收的兵工厂,已转为生产双轮双铧犁、深水水泵、鹅脖水泵(给火车头供水用的)等,开始大规模的为和平建设服务。当时,厂里已经有近千人,属大规模的机械制造企业。这个小报直到他离开,办了30多期,在港澳地区和海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所有和他交往过的人,共同的感受是,谁也没有想到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因为他在工厂里绝没有丝毫的优越感,和普通人一样,努力钻研,虚心向工人学习技术,而且,他见不得有人受罪。比如,化铜炉温度高,工人们就穿着背心上班,铜融化的时候,会飞起像雪花似的东西,叫氧化锌,那年月没有起码的劳动保护手段,氧化锌落在身上奇痒无比。他看见大家身上落满了氧化锌时刺痒难耐,急得不行,就要上去帮着挠。大家劝他说:“不能挠,一挠氧化锌就进去了,更痒痒了。”他赶紧问:“那怎么办?”大家解释道,待会儿拿水冲。他立刻说:“现在就去冲,一分钟也别耽搁。”就这么替工人着想,其实他身上也落满了氧化锌。当工人们在技术运算上遇到什么难题时,他还会手把手地教,很有耐心。

  他在工厂时还拍板处理了一件事。总厂有个南分厂,是原来国民党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原因是有逆产嫌疑(可能与日伪有牵连)。毛岸英来厂工作后,经过详细调查,认为没有确凿证据,应该把资产归还给资本家。这位资本家在老北京人中享有盛名:他曾带着一帮板金工,制造出了北京的第一辆小轿车。此时资本家已去世,他的后人不敢接收工厂。毛岸英见状立即拍板:“民族资本家,应当保护,那就跟他的家属谈谈,给相当数量的股份吧!”资本家的后人对此感激涕零。

  毛岸英的家在中南海,骑自行车到工厂也就20分钟。可他除了星期六晚上回去一趟,其余时间都是和工人们在一起,睡大通铺。那时候,他才刚刚结婚,老厂长说:“人家真有定力,新婚之后,工作习性仍然照旧。”这是后来他回忆时说的。因为在当时,谁也不知道他新婚,以为他是单身,或者揣测他的家属在陕北。除了每个星期回一次家,剩下的时间他全都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就是吃饭,也是按规矩排队买,然后端着饭盒,和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吃。那时候,工厂简陋,连个饭厅也没有,吃饭时就围一圈儿蹲着。主食吃什么呢?窝头,还经常是在蒸锅里来回蒸的剩窝头,颜色由金黄变成浅黄,变绿再变黑,又苦又涩;菜呢,就是六必居酱园做酱菜削下来的苤蓝皮,用盐水浸浸,他和工人一样照吃不误。

  195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来了两位工作人员,了解毛岸英在工厂工作时的情况。当时毛岸英在工厂又名毛远仁,他虽然在厂里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可人事档案并没有转过来,还在中央社会部,来工厂之前,他是李克农部长的秘书。一提起那位和大伙儿朝夕相处的“陕北来的年轻老资格”,大家都打开了话匣子,纷纷竖起大拇指。最后,有人还埋怨开了:“这人抬脚走就把我们忘了,大伙儿多么的惦记他,就是高就了,也该抽点儿时间回来看看,我们也好替他高兴高兴!”听到这话,两位工作人员眼圈一红,哭了。大家觉得事情不妙,就听见那位说:“他已经在朝鲜战场牺牲了。”屋里的人都惊呆了。在场的一位工人,忽然又想起了“延安人”的父亲让他当农民的事情,就追问:“他的父亲是谁啊?他那么听他父亲的话?”为了解答这个疑问,一位工作人员拿出一份表格说:“这是他亲自填写的履历表,你们可以看其中的一栏。”他把其他栏目用手遮严,只留了一栏让大家瞧“父亲:毛泽东”。瞧着这五个字,所有人都落泪了。

  关于毛岸英的牺牲,是后来大家挂在嘴头上的话题之一。

  大家都在想,毛岸英在空袭之前做了什么呢?20世纪80年代初期,《解放军文艺》上发表过一篇报告文学,是这样写的:毛岸英和高参谋这一天正在值班,房间里有些朝鲜人民军送来的苹果,他随手就削起苹果,把苹果皮放到炉火上烤。为什么干这个?因为他喜欢制作烤苹果皮儿分给大家吃。这个习惯,可能连毛主席也不明白,至于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其他同事,就更看不出个子丑寅卯,因而往往忽略了这个细节。谁会明白其中的就里呢?只有我们这些老北京人,才可以还原毛岸英生命的最后时光,他这个一般人看不明白的爱好,其实是纯粹的老北京人才会有的习惯。那年月,烤苹果皮儿,在北京城里,各个阶层,男女老少,都喜欢这个特时髦的小零食,一直风行到20世纪60年代。家里有条件的,自己削了自己烤,没苹果的,就到果子局去买现成的烤苹果皮儿。这烤苹果皮儿,其实是把整个的苹果从外到里一圈一圈地削成细长条,会削的讲究一刀一个苹果,中间不断。我冒昧地推测,就是在国子监胡同孔庙大成殿的这段日子里,和那些土生土长的北京工人们朝夕相处,使他发现并喜爱上了烤苹果皮儿。毛岸英来北京的时候26岁,到北京机器总厂时才28岁,正是接受新鲜事物的年华。我经过无数次仔细观察,从外地到北京的年轻人,最先都是喜欢上老北京的几样吃食,烤苹果皮儿就是其一,和它并列的,还有半空儿、炒肝、豆汁、卤煮等。小时候,我经常到东安市场果子局,就是单买这种吃食,用个纸口袋装满了,边走边嚼。这苹果皮儿一经烤制,都蜷起来,跟皮筋似的,搁嘴里,微酸微甜,还很筋道,味道独特。可惜,现在没有了。

  当然,即使不削苹果皮,手头什么事情都没有,毛岸英也不会进防空洞,因为在值班,要坚守岗位。老工人们都说过,他是一位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人。另外,敌人的历次空袭,都是胡乱丢几颗爆破弹了事,使不出什么新招法。他在空袭面前的坦然淡定,和留给我们厂老工人们的性格形象极其吻合,这才是镇静从容的毛岸英。但是,万万没有料到,这次扔下来几十颗最新式的燃烧弹,用水都浇不灭。毛岸英就这样在冲天火海中,走完了他独特而辉煌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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