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树松:“知青”生活拾趣·馍馍豆腐


  笔者有诗曰:

  千层杠面立高桩,满釜浓浆九个方。

  日露出笼起模后,只期食客换新粮。

  说起蒸馍馍来,笔者的脸上就会放花,眼神也会突然的亮起来。蒸馍馍,做豆腐,笔者可是个高手。油坊歇工,笔者就会转工到蒸馍馍点豆腐的作坊,有时还要掺和到粉坊做工。

  那时,馍馍坊蒸的馍馍是高桩馍馍,和高桩馍馍的面可又是一个“技术”活儿。但笔者觉得这个技术不用学,只要看看,能耐着性子豁上力气准行。果然,笔者还真就行了!高桩馍馍的面叫“杠面”,又干又硬,揉得时候简直就像“牛妈妈”生犊,那个费劲没法形容。和面又像做游戏,由两人在又粗又长两头略细的枣木擀面杖两端,持擀面杖反复挤压案子上的已经发酵好的面,因为水少面硬,还要往里掺和干面粉,两个人干脆就斜坐在擀面杖两头,像孩子翘压板你上我下,我下你上,顺着劲儿来回的压,直到把面压匀和,再人工使劲揉成一个个像“兵马俑”似的,排列在笼屉里,大火猛烧,蒸出来的馍馍细高不塌,层多筋道,香甜可口。笔者灵透,一看就会,只是屁股没经过过磨练,和了几次面后,虽面和的不错,笔者却也只有站着的份儿了,哪还敢坐凳子,就是睡觉还得侧着身,同伴儿都说笔者上了“肉刑”。哈哈,笔者却挺高兴,每天乐呵呵的,就和上完小学跳舞一样,只是费些力罢了,还能尽情的吃馍馍。别忘了,在那里吃馍馍可就是“过年”。那时生产队有个约定俗成的“条文”——干嘛吃嘛,就是不能拿着走。一斤干面蒸六个高桩馍馍,蒸熟后的重量要求一斤一两半,最重不能超过一斤二两,否则就用水多了。社员吃馍馍,就用麦子换,按八零粉计重。一斤二两半麦子,换六个高桩馍馍。生产队的副业就是挣点麸子,作喂牲畜家禽的精料。如年终有剩余麸子,就到集市上卖掉,作为副业收入。那个时候,生产队的副业和社员之间,都是很公平的兑换。

  做豆腐可就省力的多,套上那头油坊拉碾得驴,围着水磨转它一个时辰,把前一天收工时泡上的黄豆磨成豆浆,在大锅里烧到九成开,点上发酵的老浆,待锅里的豆浆逐渐聚拢析出成块时,把它捞到豆腐模子的布包里包好,用木板把成块儿的豆浆瓣子压结实,等水空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出模了。笔者插队的山区,卖豆腐也是不用钱的,和吃馍馍一样,也是用粮食换。没有标价,出模的豆腐有一虎口那么厚,四四方方白白嫩嫩,冒着热气,透着黄豆略带腥味的香气,看着就想尝一口。这一模子豆腐,按九宫格很均匀的切成九块儿,每块儿大约三斤多,用多少豆子换一块儿笔者已经记不清了。那时山村还有一个习惯,换豆腐的都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意在把“福”早早的接到家里去,一天顺当。所以,做豆腐唯一的就是要起早,在鸡叫头遍就要到豆腐坊刷磨套驴开始磨豆浆,然后就是烧浆点豆腐,等豆腐做成时不早不晚正好是天将亮的时候。点豆腐的时候还有个很严格的忌讳——妇女不能在跟前。据说,妇女在跟前豆腐点不好,还会点酸的。这是什么时候的“规定”,谁也说不来,反正是一辈儿一辈儿传下来的,社员们都是自觉地遵守着这个律条般的规定,没有哪一个妇女敢去冒犯它。对此,是真是假笔者没有作过试验,也无意去做试验,入乡随俗也就跟着一起吆喝着。

  想想那高桩馍馍,就着点缀着大葱绿叶的豆腐粉皮,真香!

  (内容选自:朱树松·《风雨十年知青路》;朱树松·2020年4月1日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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