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国又跳出来批毛泽东:真是毛主席小题大做吗?

作者: 甄岩 日期: 2018-05-16 来源: 乌有之乡网

  以“抗议世行事件当事人”自居的杜建国先生不甘寂寞,昨天又跳出来批判毛泽东,连发数条微博,指责毛“在处理中苏关系时,他却弃团结于不顾,不是求同存异,而是夸大分歧激化矛盾,在没有重大战略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就小题大做与苏联翻脸,令中国(也令苏联)遭受巨大损失。”:

  

 

  

 

  这已经不是杜建国第一次跳出来攻击毛主席,之前杨勖的文章已经通过杜建国以往观点得出一个结论:“一位不停赞颂资本和中华帝国的托派,同时还骂“毛土鳖”背叛革命拖垮苏联”(点击阅读),可悲的是,因为其赞颂资本和中华帝国的行径,杜建国至今还被国家主义派、甚至某些“左派”奉为英雄,帮助他继续迷惑普通民众。

  甄岩同志的这篇文章,史实完整清晰,本来不是用来批驳杜建国指责毛“小题大做与苏联翻脸”的说法的——杜建国先生半吊子的历史知识水平,决定了他的历史谣言只能是一星半点的观点堆砌,迷惑性比持同样说法的沈志华差远了,所以本文也算是顺便回应沈志华。另外关于赫鲁晓夫逼债的问题,可以参见刘国震老师的这篇文章《为李慎明辩护,让事实说话——苏联有没有逼债?》。毛主席同赫鲁晓夫的斗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是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站在民族主义立场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杜建国微博中的说法无论他是作为托派还是作为国家主义者都是不及格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不可告人的目的伪装成国家主义的托派,这一点杨勖的文章已经做了精准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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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建国(资料图)

1960年代初,毛主席领导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

   

(一)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斗争,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真的是“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下面我们可以摘引当时曾担负起草重要文件和文章的吴冷西同志,时隔四十年后,所写的重要著作《十年论战》中,对布加勒斯特会议的评价。

  “第一,这场斗争是一场什么样的斗争?彭真同志在汇报中提出,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问题恐怕还是归结为毛主席讲的两句话,也就是说,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世界上另外三分之二的人民即资本主义世界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陆定一同志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讲话里面讲到,修正主义由害怕战争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革命而反对人家革命。这两句名言就是主席过去讲过的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问题,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

  第二,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当前争论的焦点。我们的观点不是说战争马上就要发生,更不是不应提出为和平而斗争。我们认为,只要战争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还存在,那么总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不能说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赫鲁晓夫强调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去掉两个‘不’字,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了。我们在讲到战争的社会根源时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只要存在战争的社会根源,战争的危险就始终是存在的,不是可以避免的。对这个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修正主义从害怕战争到害怕革命,以牺牲三分之二世界人口的革命来换取帝国主义恩赐的和平(同志们:看看现在中央的对外政策是不是这样呢?他们和美国帝国主义大搞什么‘战略伙伴关系’,以牺牲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难道不是这样吗?——笔者注)。我们是反对以牺牲革命换取和平的。我们认为,革命力量越壮大、越发展,和平的保证就越大,战争的危险就越小。而赫鲁晓夫却认为,革命越发展,战争的危险性越大,和平的可能性越小。我们和赫鲁晓夫在现时代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这样的分歧。

  第三,由于我们坚决反对赫鲁晓夫的这些错误观点,赫鲁晓夫对我们又怕又恨。他之所以对我们又怕又恨,是因为我们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打中了他的要害,我们批判的是南斯拉夫的观点,但赫鲁晓夫正是抄袭这些观点,而且还有所‘发明’(如‘三无’世界之类)。所以他总想办法来整我们。

  赫鲁晓夫这么想整我们,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坚持了原则,另一方面是美国人也坚持了原则,但它坚持的是帝国主义的原则。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它对赫鲁晓夫很不客气的。虽然要举行四国首脑会议,但它仍派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而且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飞机是他派的,以后还要派。他的这个态度使赫鲁晓夫下不了台。如果没有我们的批评,可能他还觉得好混一点。我们一批评,他就非常难堪了,只好宣布拒绝参加巴黎四国首脑会议,虽然他已经到达巴黎。

  赫鲁晓夫在我们发表三篇文章之后,特别是在巴黎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之后,恼羞成怒,把气出在中国党身上,对我们恨透了,于是准备发动一个反华运动。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他们作了充分的准备,在6月21日开会之前就把苏共中央给我党中央的信,改成《通知书》的形式发给各兄弟党。这封信是作了充分准备的。那个时候,苏共中央想采用高压的办法把我们党压服。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可以看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是下了决心要压服中国党的。

  第四,这次布加勒斯特会议是搞阴谋诡计,搞突然袭击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很恶劣的先例。他们事先不说要开什么会,甚至预先也说不讨论什么问题,只讨论开兄弟党会议的地点、日期和会议议题。但是会议一开始,就搞突然袭击,组织对中国党进行倾盆大雨的围攻。他们搞阴谋诡计,在会议之前纹丝不露。虽然他们给我们中央的信署的日期是21日,但6月22日我们代表团会见赫鲁晓夫时,他也讳莫如深。他对我代表团采取严密封锁,然后搞突然袭击。

  这种办法不是兄弟党之间讨论问题所应采取的方式,而是反常的,是搞阴谋的。由此可以这样说,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是不可信赖的。他是搞阴谋诡计的,不能用通常的党内斗争的办法来对待他,也不能用兄弟党之间商量问题、讨论问题以至争论问题时通常采用的办法来对待他。

  赫鲁晓夫是个阴谋家,从他搞掉贝利亚,搞掉莫洛托夫,后来又搞掉朱可夫的这些情况来看,他是善于搞阴谋的。他在党内既然这样做,那么在兄弟党之间也会这样做的。布加勒斯特就是一个证明。

  第五,大家认为,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好些同志指出,看来赫鲁晓夫是越走越远了,要他改变很难,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要具备三个条件:一个是他们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对他的修正主义进行有力的斗争。这是主要的。第二个条件是我们坚持不跟他走,不听从他的指挥棒,为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用批评的武器,对他的修正主义思想进行坚决斗争。还有一个条件,也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美国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反面教员的作用,在一定情况下,比我们的斗争作用还要大。巴黎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并不是因为我们反对这个会议,而是因为艾森豪威尔的帝国主义立场非常坚定,他横蛮霸道,不但不道歉,而且说以后还要派飞机入侵苏联,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这对赫鲁晓夫来讲是迎头一棒,对他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接受这个教训,反过来恼羞成怒,说我们拆他的台。这真是岂有此理。

  第六,在会议讨论过程中间,打击都赞成中央采取的坚持团结、坚持原则的方针,就是尽力来推迟中苏两党、两国公开破裂的时间,力争拖下去,但是也不怕分裂,也要准备分裂。如果他硬是要破裂,那也没有办法,但我们不怕。无非是自力更生。他不给援助,我们自己搞。如果他连贸易也不做,我们就跟日本、西欧做生意。美国封锁我们,做不成生意,但日本、西欧还是可以做生意的。这样就逼得我们搞单干。其实单干也是列宁和斯大林在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之下搞工业化时采取过的办法。这是列宁的办法,没有什么可非议的。我们要有这样的志气,这样的国格,不怕封锁,不怕分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第七,对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给各兄弟党的《通知书》,也是他们6月21日给我们的信,要答复,要坚决进行反击。”

  以上是我们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第一个回合的斗争的基本情况。在讨论彭真汇报过程中,毛主席主要讲了这么一个意思。他说,布加勒斯特会议这场斗争是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是人家准备好向我们“围剿”,而我们中央委员会只去了三个人,搞反“围剿”。不管赫鲁晓夫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我们还是把他顶住了。现在反“围剿”告一段落。下一回合是十月革命节时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我们现在要静观一个时期,暂时不公开发表跟他论战的文章,看他还有什么法宝要拿出来。他既然下决心在布加勒斯特会议采取这么恶劣的办法企图压服我们,但没有压服得了,是不是还要压呢?估计他还要压。所以我们还要看一看,看看他还要拿出什么东西。当然,他们的《通知书》是要回答的,要统统给他顶回去,秀才们要做准备。

  毛主席又说,现在人家对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怀疑,这不能说没有道理。这些是新鲜事物,我们正在进行试验。我们进行各种各样试验,无非是想把我们中国搞得好一点,发展得快一点。我们想试试是不是只有苏联那个办法是唯一的办法?我们想,除了苏联的办法,是不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还有更好一些的办法,更快一些的办法?无非是这么一个想法。国内工作决定我们在国际上的发言权,我们要埋头苦干,把国内工作搞好。(我们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评价完全是按照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世界观、认识论来评价的,是很客观公正的。)(吴冷西:《十年论战》P309-314)

  

(二)我党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与斗争的简要回顾。

 

  我党同赫鲁晓夫的分歧,主要是从1958年以来。这个时期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成长发展的时期。首先,他出版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苏联党史等5本书,公开修正列宁主义。这样才使我们不能不写三篇文章。他们除了出版这几本书以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从害怕美国到羡慕美国,从惧美到媚美,不惜牺牲盟友的利益来讨好一些民族资产阶级。比如对中国,在西藏叛乱问题上是这样,在中印边界上也是这样,在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关系上也是这样。更加严重的是他企图控制中国,控制不成就公开反对中国,亲自出马反华。

  这是因为在1956年、1957年这两年中间,中国虽然明确支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但是对他的错误也是有批评的。比方说,在波兰问题上,开始苏联准备要出兵波兰,镇压波兰共产党,要把哥穆尔卡搞掉,这件事情受到我们强烈地反对,而且我们还严肃地警告他,如果你这样做,我们就要发表公开声明来谴责你。这样他才不敢动手。在匈牙利问题上,我们也批评了他。在他准备放弃匈牙利,不再援助匈牙利人民反对反革命时,我们很严厉地批评了他,说将来历史要追究你们的责任。对这些他是很不高兴的,再加上中国的威望日益增大,赫鲁晓夫忌妒怨恨我们的那种仇视的心理、恼羞成怒的心理,明显地增加了。

  从1958年开始,赫鲁晓夫就企图控制我们,首先要我跟他们共同建立长波电台,共同使用,共同拥有。我们反建议中国自建自有,苏方可以利用,他们不干。我们曾经要求他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而他却提出要搞共同舰队。那时我们根本没有舰队。所谓共同舰队就是苏军的舰队,他所建议的就是苏军的舰队,他所建议的共同舰队驻扎在我们沿海港口,实际上就是要把我国的沿海口岸完全控制起来。另外,他还想派空军或导弹部队驻扎在福建前线。这些要求都被我们顶回去了。

  由于这一切,他对我们的批评总是耿耿于怀,特别是周恩来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访问匈牙利、东德路过苏联的时候,也对苏联进行了访问,并跟他们中央会谈,给他们讲道理,指出他们过去的一些做法是不对的,是大国主义的。当时毛主席在北京给总理打电话说,你要狠狠地捅他一下,统统给他讲,让他们感觉到疼,这些人你不把他刺疼,他是不会觉悟的。其实,刺疼了他还是不觉悟,反而怀恨在心,多少年后还念念不忘说“周恩来给他们上大课”。

  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强大,不仅不感觉到高兴,反而感到害怕。后来我们发现一个材料,就是在1954年西德总理阿登纳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赫鲁晓夫跟安东尼讲,中国人强大起来了不得呀!你们还记得历史上的黄祸吗?接着他讲了成吉思汗是怎样打到欧洲去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把中国当成是“黄祸”,他的那种欧洲第一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是根深蒂固的。

  赫鲁晓夫1958年要搞共同舰队没有搞成后,到1959年6月他就宣布不供应我们原子弹样品,不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单方面撕毁中苏两国政府1957年签订的协议。他采取撕毁协议的这个步骤,不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而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在1959年赫鲁晓夫动身去美国和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之前。他是把它作为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之一。他给艾森豪威尔的另一个见面礼是1959年9月9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这个声明歪曲事实,偏袒印度,责备中国,完全是站在反动派的立场上。

  赫鲁晓夫访美结束马上到中国来,为美国人做说客,要我们放弃台湾,要我们释放在中国的美国罪犯。这就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是想牺牲中国,讨好美国。在1959年我国国庆十周年的时候,他在访美后急忙到中国来,跟我们中央领导同志大吵一顿不是偶然的。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屁股已经坐在美国一边了,不是把美国看作是他的最大的、最危险的敌人了。而对我们,他从中国回去以后,就大骂我们“公鸡好斗”,大骂我们是“不战不和的托洛斯基主义”等等,甚至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中恶毒攻击毛主席,一直到布加勒斯特会议时对中国进行围剿。采取高压手段,企图把我们压服。这是赫鲁晓夫背弃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历史发展。

  以上是周恩来同志1960年7月14日至7月16日,用了三个半天时间系统地讲述了我党与苏共自从建立共产国际以来的关系发展情况中,新中国建立以后,主要是1956年以来与赫鲁晓夫的分歧和斗争情况简要概括。总理在最后结束他这个回顾的时候说,我们跟赫鲁晓夫的路线斗争不是偶然的,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这个斗争会高一阵低一阵。我们现在在内部把整个过程说清楚,但在公开讲的时候,特别是发表文章的时候,应该十分谨慎。最后,总理还讲到,1959年中苏两党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谈的时候,赫鲁晓夫说你老是给我花园里面丟荆棘。毛主席就跟赫鲁晓夫说,我们不是给你丢石头,而是给你撒金子。主席说的意思是我们给你说道理,给你讲马克思主义,指出你的错误,希望你改正错误,这是丢金子,而不是打石头。

  从上述斗争过程,可以充分看出:我们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绝不是无原则的斗争,绝不是讲“空话”!我们是既坚持团结,又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正如周恩来同志指出的:“我们跟赫鲁晓夫的路线斗争不是偶然的,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这个斗争会高一阵低一阵。”这就是正确的结论。

  

(三)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第二个回合。

 

  1.顶住压力。

  毛主席在7月18日北戴河会议上讲了一番话。他说,现在全世界反华的最多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这里面包括反动派、半反动派、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半修正主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同情我们的,因为他们要革命。尽管一个时期好像是满天乌云,全世界都反对中国,好像跟1947年3月国民党进攻延安时一样,那个时候也是满天乌云。我们不要被这种假象吓倒了。当时谁如果给吓倒了,那就要站在蒋介石一边去了。现在呢?从去年以来反华表面化了,就是9月9日塔斯社声明发表以后就表面化了。依我看,越表面化越好,他放毒越多越好。多行不义必自毙,“多”是数量,“毙”是质量,到一定数量以后他就垮台了。所以我们不要被暂时现象吓倒。现在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搁一搁,还是搞我们自己国内问题要紧。

  毛主席的这一番话,就从思想上武装了与会代表。使参加会议的同志心里亮堂了,毛主席虽然宣布主要讨论国内问题,但是与会同志在发言时,还是首先要谈国际问题,这样就就国际问题、国内问题一起讨论。

  李富春在讲到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整我们的时候,特别强调我们要坚决实行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方针。这时,毛主席说,我们不要忘记苏联党和苏联人民在历史上给我们很大帮助。现在不帮助了,我们只能采取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这个方针。非这样不可。不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而是非这样不可。我们既不能向赫鲁晓夫乞求,也不能向美国乞求。他说,十月革命以后,没有什么别的国家,更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苏联,可是列宁就是开始领导苏联党和苏联人民进行建设。斯大林搞工业化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可能而且必须搞自力更生。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一国可以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非要外国援助才行呢?我们要走列宁、斯大林的道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毛主席所以在18日讲话中这么强调自力更生的问题,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收到了苏共中央16日交给我们的信(即“7.16照会”),他们在信里提出要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间全部撤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这就是说,苏联把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全部撤退专家,实际上是等于全面撕毁中苏过去签订的所有合同。

  按照过去的合同,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我们的项目有156项,在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了148项,一共304项。到1959年底已经完成了109项,1960年将要完成48项,合在一起一共有157项。剩下来还有147项,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苏联给我们的这些援助并不是无偿的,而是要钱的。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还剩下79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味着这近80亿卢布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147个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根据这些项目,苏联派到中国来的专家一共1299人,另外有家属1700多人。在这些专家中有些不完全属于援助项目的,比如文教方面、军事方面的顾问。但大部分是经济援助项目的,包括国防工业。他们把将近1300 名专家全部撤走,设备就安装不了,究竟以后他们还来不来设备也说不定,也可能一风吹了。

  当时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讨论了这件事。中央认为,我们应该把决心下在他们统统撤走、所有援助的设备统统都不给、条约统统撕毁上。当然估计他们还是想做生意的,因为中国有些东西他们还是需要的,特别是矿产和轻工业产品。我们要认真算一算账,我们欠他的债怎么办?他们赖账怎么办?

  周总理把账算出来了。他说,按80亿卢布算,过去我们每年还他5亿左右,要16年才能还清。如果提高一点,每年按8亿算,那我们要10年才能还清。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决定,要争取5年还清。要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要尽快把欠苏联的债全部还清。其实我们欠苏联的152亿卢布里边,真正属于经济上援助的只占四分之一,其他四分之三的债务都是抗美援朝中苏方以半价卖给我们军火的钱。(这是当时造成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一个最主要的外因!——笔者注)

  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不管怎么样,过去我们答应买武器弹药按半价的,现在我们还是按半价还债,一个钱也不赖。经济建设的设备也是一个钱不赖,欠多少还多少。因为这是苏联人民的钱,我们要对得起苏联人民,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们帮助了我们。现在他们领导这么反华,但是钱是苏联人民的钱,还是全部还清。各地方、各部门要下决心把东西挤出来。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得多了,要勒紧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毛主席强调说:中国人不信邪,不怕压,也不怕逼债,就是要有这么一个志气。(吴冷西:《十年论战》P337)

  苏共中央“7.16照会”,标志着苏联全面地撕毁跟中国签订的所有关于经济援助、国防工业援助的协议和合同,这是一个严重的步骤。但是,对这件事情,我们毛主席和党中央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决心顶住这个压力,把重点放在搞好国内工作上,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艰苦奋斗。北戴河会议后期集中讨论了国内问题,特别提出要把农业搞好,要大办粮食,要千方百计地挤出东西来还债。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下定决心,千方百计,还清外债。

  8月10日,毛主席在会议结束时讲话。他说,中苏关系的问题不大也不小,天不会塌下来,也不必无穷忧虑。无非是不给设备,把中国共产党逐出“教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风吹,对中国实行军事威胁,甚至同美国人一起来打我们,极而言之,无非如此。中国这个地方历来是不好惹的,进得来就出不去。美国人曾经说过,在朝鲜打仗是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向错误的对象,实行错误的战略。现在再来,他要打就打嘛。中国地方大,有西南,有西北,蒋委员长就躲在那个地方,日本就打不到他。我不相信美国就能打得进来,能够占领整个中国。应该相信苏联老百姓的90%以上是好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也许有些人暂时被蒙蔽,但是最终是会明白过来的。也应该相信90%以上的苏联专家是搞国际主义的,是好同志。我们要相信他们,要好好欢送他们。什么叫孤立呢?讲不清道理就叫孤立。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使得人家了解了,我们就不会脱离群众,就不会脱离大多数,就不会孤立。

  毛主席说,这次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这么迫不急待地撤退所有专家,看来是有一种什么需要。听说苏联通过一个法律,反对领导要判六至七年徒刑。我们对右派都没有这样做,看起来他们有些惊慌失措,所以这么着急,这么迫不及待,看来是害怕,是心虚。我们不急,无非是那么几手,要硬着头皮顶它十年,如果太长了,缩短五年也可以。如果五年不行,还要顶,就再顶五年。当然,我们希望时间越短越好,但是要做越来越长的准备,有长期打算,硬着头皮顶着。首先要县一级的干部知道这个道理,然后让12万个乡的乡一级干部懂得这个道理。听说苏联已在全党都传达了,我们现在只传达到12万干部。这叫留有余地,那么急不必。苏联是急于作决议,中央全会作了决议,急于往下传达。看起来这里面有什么名堂,有什么需要,说穿了几手怕。布加勒斯特会议把我们骗去,搞了两天的突然袭击。我们要修改,他不赞成,修改一个字都不行。代表团说要请示中央,他也不赞成。世界上那有这么蛮干的,还像共产党吗?列宁在搞第三国际的时候,开会开一个月都有的,因为有理不怕辩论,真理越辩越明。他害怕辩论急于作决议,说明他心虚,说明他有弱点。我就不相信这种状况能够长久。

  毛主席讲完后,邓小平也在会上讲了话。小平说,对赫鲁晓夫,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照他的办,跟着他搞修正主义;一个办法是顶住,坚持原则,即使只剩下我们一家,也坚持到底。……我们党坚持原则是正确的,也只有我们党有力量坚持,我们不坚持就不得了。(吴冷西:《十年论战》P339-340)

  2.胡志明劝和。

  在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越南党主席胡志明直接来到北戴河。他一来到就声明说他是来做说客的,是来劝和的。先有周恩来和邓小平与胡志明会谈。当把中苏分歧的详细经过跟胡志明谈后,胡觉得中苏分歧不简单。不管怎样,胡还是希望中苏两党团结,以大局为重,共同对敌。

  在北戴河会议结束的那天(8月10日),毛主席通宵未睡,他一清早就想跟胡志明谈话。听说胡已到海边,毛主席也来到海边,跟胡志明一起游泳。

  在交谈中,胡志明讲到,中国同志是不是对西方同志的性格不太了解,有时候采取的方法效果不大好。毛主席说,可能有这种情况,我们要注意批评的方式。毛主席说,主要是原则,我们要用科学的语言表达意思,发表评论,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这是主要的。当然,方式也要注意。批评要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胡说,是不是还可以加上同志式。毛主席说,也要看对什么人,对一时糊涂受骗的人,对一般中下层干部可以作同志式的谈话。列宁对伯恩斯坦就不把他当作同志了。胡志明说,那当然,应该是义正词严。

  胡志明去苏联后,8月19日又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主席就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他。

  据胡志明说,他在那里把意见都跟赫鲁晓夫讲了。赫鲁晓夫说,对中国同志谈的一些问题,在主要点上意见是一致的。比方说,消灭帝国主义、搞无产阶级专政、搞无产阶级革命、搞共产主义,等等。可是当深入一点谈时,意见就不同了。比方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对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的看法,他们对中国同志有一大堆意见,这是中国同志都知道的。特别是在谈话中间,苏联方面指责中国从1958年起在许多事情上都不给苏联打招呼,不跟苏联商量。比方说,提百花齐放,办人民公社,搞大跃进,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纸老虎,还要修成吉思汗陵墓,等等。

  毛主席说,成吉思汗的陵墓是日本人破坏的。蒙古人很尊重他的祖先成吉思汗,所以把他的陵墓重修了。苏联人不也在列宁格勒重修了彼得大帝的陵墓吗?而且赫鲁晓夫还想在中国的旅顺把日俄战争时沙皇将军的塑像重新修起来,只因我们不同意才作罢。

  毛主席讲,赫鲁晓夫说1958年起中苏之间谈不拢的事多起来了。的确是这样,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时候,以至早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的一段时间内,1954、1955年,双方还好谈,1956年虽有争论也还好谈,但是1958年起就不好谈了。他们提出要搞中苏共同舰队,要在中国搞长波电台,要派空军驻在我们国家里,这些我们都抵抗了。就是说,他们想要控制我们,我们不受控制,他们就不高兴,就打击我们,就要整我们。实质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他们要把他们的意见强加给我们,要把我们管得死死的,要搞大国沙文主义。我们不抵抗行吗?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争个面红耳赤,也可以从长计议,让实践证明谁错谁对。但大国沙文主义非抵抗不可,没有谈判、妥协的余地。

  毛主席说,至于人民公社、大跃进、百花齐放,这是中国式的“香肠”,我们不准备向外国推销。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赫鲁晓夫都提到这些问题,唯一新的是成吉思汗这一条。赫鲁晓夫1954年会见阿登纳的时候曾提到成吉思汗,说要提防中国的“黄祸”,可见这个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成吉思汗是征服了俄国之后才征服中国的,并不是先在中国称王然后打到欧洲去。我们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埋怨俄国人。赫鲁晓夫这种颠倒历史的说法很可笑。

  胡志明说,他同赫鲁晓夫还谈到了中苏两党中央见面的事情。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并说苏联将尽力而为,但要看中国的态度。

  毛主席对胡志明说,会议可能开成,可能有希望,但是我们不能松懈。你们是12日到苏联的,14日他们就给我们两封信,一封信提到两党见面,大家讲团结;另一封信把我们大骂一顿,是回驳我们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声明的。毛主席说,看了后一封信,我很担心,究竟他们心里想些什么,会议能不能开好。看来我们得有思想准备,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究竟怎么样答复苏联,我们中央在几天之内再讨论作决定。现在是8月19日,8月份还有12天,9月份还有一个月。他们提出9月29日或是30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看来要在这个时间之前半个月左右举行中苏两党会谈。1957年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中苏两党开了五天会,这次有半个月,时间比过去长,但是五天很多,究竟是开得好开不好,再看。(吴冷西:《十年论战》P348-351)

  胡志明表示,希望两党会谈越早越好。

  3.对苏共的《答复书》。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两党会谈之前,就把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书发出去。《答复书》的起草工作,在北戴河会议时即已着手,会后写出了送审稿,共十二个部分。8月下旬陆续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召开常委会讨论过一次。根据常委的意见,作了修改。又经毛主席审阅。9月10日最后定稿。当天,即将《答复书》交给苏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同时通知他,中共代表团于9月15日动身去莫斯科。

  《答复书》对苏共中央的《通知书》作了系统的批驳。其中,着重讲了五个问题:第一,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实行突然袭击,组织“围剿”。第二,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所有协议,撤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第三,赫鲁晓夫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指责中国,把中苏分歧公开化。第四,赫鲁晓夫吹捧艾森豪威尔,美化美帝国主义。第五,赫鲁晓夫公然对西德总理阿登纳宣传所谓“黄祸”,并要阿登纳帮助他对付中国。

  4.中苏两党会谈。

  13日晚上,毛主席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两党会谈从9月17日到22日,共举行五次。因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争执不下,无结果而散。代表团23日下午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毛主席在汇报会上讲了一些意见。据吴冷西回忆,毛主席说,中苏两党还是应该团结的。我们需要团结,他们也需要团结。问题是如何达到团结。我们要争取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同苏共达成协议。苏共习惯于以老子党自居,不习惯于兄弟党之间进行民主讨论。这次中苏会谈有好处,你讲我也讲,不是布加勒斯特会议那种一面倒的方式。将来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争取达成协议,但也不怕分裂,准备苏共要分裂。我们总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吴冷西:《十年论战》P364-365)

  5.起草委员会争论不休。

  有26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从10月2日开始在莫斯科召开,主要是是讨论为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准备一个声明草案。

  会议讨论的声明草案是由苏共准备的。由于我党给苏方《答复书》中和中苏两党会谈中,批评了苏共的不少错误观点,所以苏共提出的声明草案修修补补,加了一些合乎马列主义的观点,也删去了一些有明显错误的观点。但是,这个草案仍然包含了许多错误的观点。

  起草委员会上争论很激烈。争论的问题大致同中苏两党会谈时争论的问题差不多,还是围绕那些问题如何修改苏方草案。对于有重大错误的观点,我们据理力争修改。但是苏共仍然坚持。特别是赫鲁晓夫从联合国大会回来以后,苏方更加坚持他们的错误观点,甚至把他们过去已经同意修改的也推翻了。苏方在草案里安了不少针对我们的“钉子”,主要有四个:第一肯定苏共“20大”是完全正确的;第二不指名地攻击“派别活动”,这是苏共指责所有不听从它的指挥棒的兄弟党的借口;第三谴责“个人迷信”,这是苏共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的借口,引起了许多兄弟党的反对;第四鼓吹世界战争可以避免,这是苏共认为时代已变、帝国主义本性已变的逻辑结论。

  赫鲁晓夫参加联合国大会,曾两次要求会见艾森豪威尔都遭到拒绝,所以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大闹一场。

  起草委员会由于苏方代表在赫鲁晓夫指使下,出尔反尔,争论不休,始终不能就80多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的共同声明草案达成一致的协议,只好在举行大会的同时,继续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

  6.81党莫斯科会议的斗争。

  中共代表团由刘少奇邓小平任正副团长,11月5日乘专机去莫斯科。去前,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议,进行研究,决定出席会议的方针。经过大家充分讨论,毛主席最后强调指出,81党会议会有一番恶战,辩论会非常激烈,甚至可能发展到破裂的边缘,因此我们要有破裂的思想准备,但是也不一定就会破裂,仍有可能达成一定的协议。我们的方针应当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放手斗争,不怕破裂,以斗争求团结,力争达成一定的协议。会议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要求代表团本此方针,相机行事,重大问题电报北京请示中央,并授权代表团在情况紧急时先行处置,事后报告。

  11月7日,红场游行后,苏方交来一个对中共《答复书》的《答复信》,并且申明,希望不要把它与会议联系起来。苏共的这个“答复”集中攻击毛主席的一些论点,同时也列举了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文章和讲话中的论点。11月9日,苏斯洛夫等会见中共代表团时,说明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立场,是要消除分歧,加强团结;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建设性的,没有争论的语言,不涉及答复书的问题。(其实这是苏共故意在麻痹我们!)刘邓彭(真)向他们表示,我们这次是抱着团结的目的来的,原定在会议上要讲一篇热情的团结的话。现在你们11月5日的“答复”,破坏了这种可能,原来的想法已经不能不改变了。你们一面说要团结,不争论;一面发出100多页的“答复”,你们要团结的讲话是不真实的。看来是非在会上回答你们不可。争论是你们引起来的。(《杨尚昆日记》上,P583、586)之后,在招待宴会上,和各种场合,赫鲁晓夫都不厌其烦的攻击斯大林,攻击我们党的领袖毛主席,攻击我们的国内大跃进、人民公社、百花齐放,等等路线和政策。因此,毫无疑义,争论是赫鲁晓夫们挑起来的!

  当代表团成员传阅了苏方《答复信》之后,确定要加强我们原来准备好的在大会上发言稿的内容,把调子提高。代表团确定,在会议上着重讲四个问题:第一讲中苏之间的争论从何而来;第二讲争论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争论;第三讲中苏关系时,既要表示我们团结的愿望,又要说明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发展到今天如此恶化地步,首先是由苏共挑起和造成的;第四要强调兄弟党的关系的原则是平等的、独立的、协商一致的,不是父子党,不是指挥棒一统天下。

  从这几天和各兄弟党接触中得出一个印象,虽然情况比较复杂,但是相当多的党都希望团结,希望开好这次会议,不要像布加勒斯特会议那样大吵一场。当然也有不少党在苏共指挥棒下,准备跟中国党大吵。

  81国兄弟党代表大会,11月10日正式开始。会议开始后,赫鲁晓夫在讲话中继续不指名的大肆攻击我党。

  晚上我代表团研究,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在报告里面讲的差不多大部分都是攻击我们党的,因此代表团决定我们在会上发言的调子要再提高要公开指名跟赫鲁晓夫展开争论,要让到会的兄弟党都知道我党的观点立场是怎样的。代表团还根据国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刘少奇在二线,邓小平和彭真在一线的方针,决定第一次发言由邓小平来讲。

  在11日,有11个党的代表在会上发言。其中荷兰党的总书记鲁克曼旗帜鲜明,尖锐地批评修正主义,主张维护团结。14日,大会继续发言。金一同志代表朝鲜劳动党发言。他在发言中两次提到中苏为首,两次提到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强调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中国的经验对落后国家有重大的意义,确信中国党是忠于革命和忠于国际主义的。然后,他详细讲到他们国内建设中反对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他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强调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反对提出宗派主义,强调各兄弟党之间是平等的,要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朝鲜党的发言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党,给赫鲁晓夫以当头棒喝。

  我党代表团在14日下午发言。整个乔治大厅坐得满满的。苏联方面除了代表团全体到会外,苏共中央主席团所有成员都到会了。邓小平在整个发言过程中,会场的空气非常紧张,鸦雀无声。

  邓小平发言的内容主要是我们在9月10日给苏共《答复书》的内容,一共讲了十几个问题。其中讲到:中苏两党的分歧首先是由苏联挑起的;把中苏分歧拿到国际会议上并组织对中国党突然袭击,也是苏共搞的;把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签订的所有协议、合同,从中国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也是苏共;把中苏之间的分歧首先公开在全世界面前的,也是苏共。赫鲁晓夫搞什么分工协作完全是假话,搞什么平等协商也是假话,他就是要大家听他的指挥棒,不听的他就打击你,压迫你。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谈到波匈事件。1956年苏联准备出动军队压服波兰,干涉波兰党内部事务,要波兰党听从莫斯科的决定组织政治局。当时我们坚决反对,后来跟波兰党和苏联党在莫斯科分别会谈,才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我们是帮助苏联做好这件事情,推动他们搞好跟波兰的关系,但是他们却反过来恨我们,一直恨到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大国主义。关于匈牙利事件。他说,苏共原来是要从匈牙利撤兵的。当时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调解苏波纠纷,知道此事后劝苏联不要抛弃匈牙利人民不管,不能置匈牙利这个社会主义阵地于不顾。当时他们不听,说什么也要从匈牙利撤兵。只是到了第二天,他们才接受我们的意见,重新派军队帮助匈牙利人民平息暴乱。这两件事我们都是帮了苏联同志的,但是赫鲁晓夫一直到现在还怀恨在心。他多次说我们给他上大课,特别是咬牙切齿地讲周恩来同志1957年1月间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时在莫斯科给他们上大课。在实际上就是他在兄弟党之间所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态度,挥动指挥棒要大家服从他,就是他说的所谓“对表”。试问,这能“对表”吗?能够跟赫鲁晓夫一起走吗?

  邓小平还讲到,赫鲁晓夫对我们这么恨,可是他对美帝国主义却那么爱,对我们的敌人极尽美化之能事。赫鲁晓夫在戴维营和艾森豪威尔见面前后大肆吹捧艾森豪威尔,说他“跟我们一样爱好和平”。赫鲁晓夫早在1955年9月跟阿登纳就说,中国是“黄祸”。他要阿登纳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对付中国。他这种认敌为友,以友为敌,跟敌人坐在一条板凳上对付自己的朋友,对付自己的同志、兄弟,我们能够跟赫鲁晓夫同志“对表”吗?

  最后,邓小平讲到,还有别的问题,要讲还可以讲,但今天不想讲,以后有机会再讲。事情多着呢。赫鲁晓夫的错误多得很,搞大国沙文主义的东西可多啦。邓小平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出国前,毛主席交待这次莫斯科会议不要把所有子弹都打完,要留一手。

  在其后几天的发言中,有些党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公开指名攻击中国。而阿尔巴尼亚党的霍查发言时,列举了一系列事实,充分揭露赫鲁晓夫搞大国主义,干涉阿党内政,跟颠覆活动。他指出:苏共中央违背国际主义的原则,以断绝对阿援助相威胁,对阿党施加压力,背弃列宁主义,背叛十月革命。他讲得非常激动,列举苏共的错误事实非常具体,也是放了一个大炸弹。苏方也非常紧张。

  在这个回合前一阶段的斗争中,我们把问题全摆到大会上去,充分揭露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面目,让大家来评论,在气势上占了上风。尽管在赫鲁晓夫的指挥棒下,有不少人攻击我们,但是讲来讲去没讲出多少道理,等于谩骂,以致引起一些立场处于中间状态的代表团不满,要求不要再采取这种方式开会,要真正协商解决问题,好好协商,搞一个一致同意的协议。总的看来,第一阶段的斗争,我们打了胜仗。(《毛泽东传》<1949-1976下>,在写这个问题时,根据否定毛主席领导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需要,故意隐蔽了一些重要内容,和第一阶段的斗争,我们打了胜仗。——笔者注)

  7.压服与反压服的斗争。

  我党代表团发言后,经过分析研究前一阶段的斗争情况,可以看出,苏共仍然坚持采取压服的方针,逼使我们屈服。代表团根据左、中、右各兄弟党的情况,作出两项决定:其一,在起草委员会中,我党代表团公开宣布,绝不在指责我们党的声明上签字。在声明草案上如不删掉影射我党的“指责”和“钉子”,我党绝不签字。其二,我们要做好会议破裂的充分思想准备。只有采取这两条鲜明的、坚决的方针,我们才能够争取主动,才能够给苏方施加压力,也才能够争取中间派,坚定左派的斗争。因事关重大,决定请示中央。

  第二天,收到周恩来代表中央来电话:“已商量过,同意你们的意见。”电话里只能这么简单地说,因为苏方肯定搞窃听。

  得到中央批准,代表团决定所有人员,在16、17、18日分头同西欧的、拉丁美洲的、亚洲的党以及东欧兄弟党代表团接触,向他们宣布我们的坚决态度。经过三天的活动,左派态度更加坚决,他们说要坚决把声明草案中的“钉子”拔掉;中间派也考虑劝说苏共让步,跟中国党协商,取得一致意见;那些跟随赫的右派也没有那么神气,表现得很沉闷。

  81党会议,共有77个党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其中有51个党(包括赫鲁晓夫)是右派;15党是中间派;11个党是左派。跟随赫鲁晓夫的那50个党的代表在发言中,有些态度非常恶劣。我代表团商量,在第二次发言时,决定对所有造谣诬蔑和极其错误的观点,统统都要驳回去,但除点赫鲁晓夫的名外,其他人一概不点名。还决定,我第二次发言也要排在赫鲁晓夫的第二次发言之后,以便后发制人。

  在21日会议上,匈牙利党代表团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提出一个共有兄弟党关系的决议草案,要求大会通过。这个决议草案很荒唐:其中主要的一条居然规定国际会议要少数服从多数,来作决议;另有一条更荒唐,是两个党有意见分歧不能解决的时候,请第三党来仲裁,再不行就提交国际会议,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表决。这个声明草案实际上是一个类似国际组织的章程、法规性质的东西。显然,根本上违反兄弟党独立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是针对不同意苏方意见的那些兄弟党的。

  我代表团经向中央请示同意,坚决打掉匈方草案。

  赫鲁晓夫的第二次发言,调子有所降低,对中苏之间分歧的主要问题,他采取了含糊其辞的辩解态度,也弥补了过去他们宣传的一些明显的错误漏洞。之后,第二天,邓小平代表我党第二次发言。在发言中,除重申对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的原则性意见,不同意苏共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外,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是着重揭露了赫鲁晓夫实行的路线实质上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国际资产阶级的压力,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自己不革命到反对人家革命的错误路线;二是回答了赫鲁晓夫在发言中对毛主席的攻击,驳斥他攻击毛主席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纸老虎”、“我不是帝国主义参谋长”这几个论点,指出他根本不了解毛主席所讲的是什么,完全是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采取不分是非曲直、谩骂一顿的态度对待毛主席的重大理论问题。

  因阿尔巴尼亚党霍查16日讲话后即回国,没有机会回答其后会上一些党的代表发言对阿党的攻击,故邓小平在发言中批评法国党和波兰党的代表对阿党的不公正,他们的无理指责和恶毒攻击,不仅侮辱了阿尔巴尼亚党,也侮辱了他们自己的党。

  之后,邓小平郑重宣布:中国党根本反对匈牙利提出的决议草案,决不参加这个草案的讨论,要为反对这个草案斗争到底。

  第二阶段的斗争,并没有像赫鲁晓夫所想象的那样把我们压服,反而造成一种紧张的空气,使中间派、右派都怕会议破裂,都要求达成妥协。我党代表团贯彻执行不怕破裂、坚决斗争的方针,把赫鲁晓夫组织的围攻瓦解了。

  8.调解与妥协。

  由于前面时期的斗争,我党代表团坚决顶住了苏联的压力,不管赫鲁晓夫的恫吓也好,劝降也好,也不管他作出破裂的姿态相威胁也好,或者事实指使匈牙利党提出少数服从多数的决议也好,都没有把我们压服,我们统统顶住了。这样做引起各个代表团很大的震动。左派长了志气,更加坚定了对苏共的斗争;中间派进一步迫切希望达成一个一致同意的协议,若是中苏两大党、两大国分裂,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实在太大;而听命于赫鲁晓夫指挥棒的那些人也犹豫起来,他们也害怕承担破裂的责任。据此,代表团认为,形势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继续坚持中央原定的方针:就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放手斗争、不怕破裂,以斗争求团结,力争达成协议的方针。

  此时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即越南党主席胡志明向我们透露,他要组织请愿团向中苏两党请愿,要中苏两党无论如何也得达成协议。这表明第三阶段形势发生变化,即左派和中间派要联合出面调解,要求中苏两党达成协议。

  代表团根据这个新情况,决定对策是:第一,我们的决心还是要放在不怕破裂上面,否则就会经常担心破裂,影响坚决斗争。第二,只有全部删掉苏共安在声明草案里的“钉子”,我们才能签字。第三,如果他们删掉了“钉子”,但又另外搞一个匈牙利党那样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决议,我们也不能签字。

  在声明草案中的四个“钉子”,又增加了两个,一共六个问题是:一是兄弟党的关系问题,是父子党的关系还是独立、平等的关系;二国际会议中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还是协商一致的原则;三国际共运中什么是派别活动,谁搞派别活动;四什么是民族共产主义,谁是民族共产主义;五声明中是否肯定评价苏共“20大”和“21大”;六反对个人迷信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哪些要坚决反对到底,哪些可以妥协,代表团把研究的意见用电报向中央请示;同时也请示中央授权代表团在什么情况下签字,什么情况下不签字。

  26日,越南党主席胡志明组织请愿团去见赫鲁晓夫。当天晚上,越南方面告诉我们:请愿团跟赫鲁晓夫当面谈,主要是劝苏共让步。但赫态度非常强硬,毫无商量余地。赫鲁晓夫想利用这个请愿团向我党施加压力,要我妥协。

  即日,赫鲁晓夫又派米高扬和科兹洛夫到我们代表团驻地来,带有劝降的味道。邓小平和彭真跟他们谈。苏方意见稍有松动,如他们提出“20大”必须写,反对宗派活动可以考虑写法;对匈牙利决议案要不要作内部决议,那要看我们的态度。(很明显这是要挟,想逼我妥协。)如果会议圆满结束,中苏两党的分歧也就结束,向前看,搞好团结。(这是要劝降。)最后,还表示邀请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当然,如果达不成协议,我们不会接受邀请,访苏。)

  邓小平回答他们说,这次会议实质上是由苏共策动的反华会议,我们对这一点表示极大的遗憾、极大的愤慨。到现在为止,苏共仍然坚持错误路线,这样下去究竟是一个什么结果你们知道。我们劝苏共不要做绝,要看得远一点,还是以大局为重。只有把不指名攻击中国党的所有“钉子”拔掉,而且不做少数服从多数的内部决议,我们才能签字。

  米高扬和科兹洛夫说他们不能接受中国党的意见,并说,请中国党考虑他们的意见,他们回去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中国党的意见。这说明,他们还没有完全关闭妥协之门。

  第二天(27日),胡志明主席率领请愿团到我们代表团来。我党代表团把昨天同米高扬、科兹洛夫谈的意见告诉了他们,并且强调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反华会议,到现在为止,苏共并没有放弃他们的错误路线,所以会议破裂不破裂取决于苏共改变不改变错误态度。如果苏共不改弦更张,中国党决不在声明上签字。因此为了避免破裂,你们应该向苏共施加压力,要动员亚非拉美一些党、西欧一些党向他们施加压力。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已被逼到墙角。我们处境实在困难。如果我们签字,就无法向我们中央交代,无法向中国人民交代,无法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交代,无法向历史交代。我们已经仁至义尽,实在是退无可退了。别的问题我们已经作了很多妥协、让步了,苏共的一些提法已经写到声明里面,有一些是两方面的观点都讲,既讲他们观点,又讲我们观点。现在在最后六个关键问题上,我们实在是让无可让、退无可退了。

  请愿团虽然没有达到他们要我们让步的愿望,但是他们听了我们的解释以后,总的觉得我们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他们对中国代表团已经到了退无可退、让无可让的地步,印象很深。

  之后,苏共方面已经熬不下去,他们也害怕承担破裂的责任,于是开始松动,同意删掉民族共产主义的提法。从这点退却迹象表明,我们争取拔掉全部“钉子”的可能性增加了。同时也可以看到,许多党是不愿意破裂的,他们也对苏共施加了压力。这可以看到,他们的阵脚开始动摇了。

  此时,代表团决定,还是跟赫鲁晓夫熬下去,看谁能熬到最后。同时,代表团也将这三天的情况陆续电告中央。

  28日夜,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莫斯科会议结束以后,胡志明到北京和毛主席见面,曾谈到这件事情。他说,他约少奇同志到他那儿去跟赫鲁晓夫见面,是赫鲁晓夫提出来的,是他要采取这种方式见面的。毛主席跟胡志明说,当时不到时候,熬的火候还不够,还差一天24小时,所以当夜没有赞成你的意见,拒绝了你的邀请,很对不起。毛主席说,赫鲁晓夫这个人非被逼到墙角是不会认输的。

  28日晚饭后不久,代表团收到了中央来电。中央的复电内容主要有三点:首先,中央认为,当前情况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兄弟党队伍还不巩固,一些采取中立态度的党摇摆很大,看起来全世界大多数党还没有跟赫鲁晓夫决裂的思想准备。相反,在全世界所有要求革命的人,包括共产党、工会,也包括搞民主独立运动的人、得到我们支持的人和很多群众,他们都希望这个会议能够成功。应该肯定,所有进步力量都不愿意这个会议失败,不愿意破裂,我们党也不例外。因此代表团现在的方针应该是力争达成协议,发表一个经过共同协商、达到一致的会议声明。中央要求代表团在最后阶段要把力量放在力争达成协议。因为会议已经到最后时刻,不能像过去那样采取不怕破裂的策略,而是应该采取明白无误的、力争达成协议的方针。其次,中央列举了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况,并要求代表团准备对付这四种情况。之后,中央又指示:不论签字或不签字,代表团都要单独发表一个声明,就是说,遇到第二、第三、第四种情况,代表团都要单独发表一个声明。中央复电还指示:除了会议声明以外,还要搞一个类似1957年莫斯科会议时搞的那样的《呼吁书》,呼吁全世界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呼吁书》可以搞得简单一点,只讲形势和任务,其他一些根本问题、理论问题,因为声明里面都讲到了,《呼吁书》里可以不讲。

  第二天(11月29日),彭真率领代表团成员参加起草委员会工作。这些会大但是吵吵闹闹,最后由苏共代表拍板定案。彭真看到苏共代表还是这样霸道,就抓住这个机会大发脾气,说你们还是这样霸道,小组委员会只能按照你们的方案办,亚洲只有中国党参加其他兄弟党一个也没有参加,这太没道理了。我们拒绝参加。

  彭真来这一着,使得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突然紧张起来,他们好像感到中国党准备破裂了!其实,彭真考虑是趁机再给他们施加压力,他要我们接受肯定“20大”,我们就采取这样一个姿态逼苏共摊牌。之后,彭真约科兹洛夫出去谈话。科兹洛夫非常紧张。彭真责问科,你们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使会议破裂?如果要破裂,你们就公开宣布,我们要发表声明谴责你们。这时候科兹洛夫一下子就软了下来,连声说:不是!不是!我们是想搞好这个会议。彭真提出,既然你们要搞好会议,那么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可以达成君子协定。科问什么君子协定?彭真说,第一不做任何内部决议,不但反华的不能做,少数服从多数的也不能做。科说你再提吧。彭真又提出,第二,不但不能写反对民族共产主义,也不能写反对派别活动;第三,要写上协商一致的原则;第四,可以同意写上苏共“20大”,但是措辞要修改。

  科兹洛夫听说同意写上苏共 “20大”,马上松了一口气。大概这是他们内部的底盘,只要肯定写上“20大”,因为这是他们的命根子,就像贾宝玉脖子上挂的通灵宝玉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于是,科兹洛夫马上就说,内部决议可以不做,反对派别活动可以不提,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也可以写入声明。他最后说关于苏共“20大”你们有什么措辞希望提出来修改。同时他还表示同意我们对《呼吁书》中的部分意见。最后双方同意两人达成一个君子协定:中苏两党协商一致的几个问题,拿到起草委员会上公开宣布并做决定。

  就这样,会议中长期争论的几大问题,最后“一锤子交易”,我方摊牌,科兹洛夫都接受了。彭真看到科兹洛夫同意,马上对他说,我们是在列宁像面前达成这个协议的,我们两个人要负责报告中央。而后两人都表示,各自都是代表中央的。但是科兹洛夫又说,他还要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得到主席团的批准就行了。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看来赫鲁晓夫也还是纸老虎,到最后他只好步步退却,只要能够保住苏共“20大”就可以了。因为苏共“20大”在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上写过,现在仍然照抄那个提法,这对我们的原则立场毫无损伤。

  9.胜利达成协议。

  29日傍晚,科兹洛夫打电话给彭真,说苏共主席团已开会,基本上赞成我们的“君子协定”,但是要求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式会谈,达成正式协议。第二天(30日)上午10(后根据中方建议改成11时)点钟,两党代表团在列宁山会议厅正式会谈。经过协商,基本取得一致。对于写上苏共“20大”和反对“个人迷信”(因朝鲜党和阿尔巴尼亚党不同意写上反对“个人迷信”),由双方代表对措辞加以协商修改。

  最后,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终于经过20天的争论、协商,基本上取得了成功,发表了《莫斯科声明》,而告结束。此后,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

  

(四)对莫斯科会议的评论。

 

  12月初,以胡志明主席为首,包括黎笋、黄文欢在内的越南党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国路经北京的时候,毛主席和我党中央两党同他们举行了会谈。毛主席总结这次莫斯科会议时说,这次莫斯科会议结果是好的,是协商一致,保持团结。大家都是共产党,一定要团结,争吵有时候是免不了的,但结果还是要团结,要和。终究是要和的。先和后吵,吵了又和,又和又吵,又吵又和,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在宴会的时候,毛主席特别称赞胡志明起了“和事老”的作用。他对胡志明说,这次81党会议所以开起来是因为你做了说客。你当说客在先,后来又发起请愿,你当“请愿团”的团长。你是两重身份,既是说客,又是请愿团团长。这时胡志明大笑起来。毛主席又说,大家还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反帝,天是塌不下来的。上一次(是8月间胡志明到北戴河的时候)我在北戴河跟你们两人(胡志明和黎笋)谈话的时候向你们交了底。我说,没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不要怕原子弹会落下来。现在我想起我们那次谈话还有点好笑。毛主席说,这次又搞了个协商一致的原则,这是最重要的。按这个原则办,不一致的就不写,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都不能不协商而强加于人。看起来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双方都应该不强加于人。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苏方达成了君子协定,停止互相攻击。胡志明说,都不要丢香烟了(即8月北戴河会见时胡讲要“递香烟”,不要“丢香烟”。)。毛主席说,到某个时候还可能丢呢,我不相信从此就不丢了,可能是丢一阵,递一阵,生活的规律既是这样。

  毛主席接着说,如果他要分裂,我们有什么办法?苏共方面这次搞的是边缘政策,一步紧一步,先撤走专家,再来个经济封锁,破坏团结还不够,还画漫画,指名公开批评中共。压的办法无非两条:一条是物质的,如经济封锁、撕毁协议等等;一条是精神的,就是谩骂。这是搞边缘政策。结果这次走到边缘又回来了。我们也是采取边缘政策,就是斗争到底。你不退让,你不接受我们的原则性的意见,不拔掉钉子,我们就不签字。这就是说双方都是采取边缘政策,结果双方走到边缘又回来了。也许将来又要走到边缘,又回来,我们准备着。

  胡志明说,把辣椒都收起来。都多给点糖。邓小平说,光给糖恐怕不行,因为分歧还有。他挑起争论,他先丢辣椒,我们也得丢辣椒。

  毛主席说,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也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赫鲁晓夫曾经对小平讲,你以后不要带棍子来(邓小平因为腿摔伤后还没有完全复元,参加会时拿着一根手杖,赫鲁晓夫在中苏两党会谈时曾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对小平说,赫鲁晓夫很怕你这根棍子。你这根棍子出名了。我们党有九十几个中央委员,只有四个人出面和苏方对骂,这就是彭真、康生、胡乔木,加一个邓小平。我们党的五位副主席刘周朱陈林都没有出面,都没有指名批评,都留一手,更不要说我这位主席了。我现在不讲话,看他怎么样,也许几年以后我要讲话,到那时候再说。

  当邓小平讲到,赫鲁晓夫到处讲话,都是他站在论战第一线,而且说话又那么粗野。有些问题我们这次会上回答了,有些过去已回答过,这次会上就没同他们纠缠。毛主席说,这是生活中间常有的现象。开一次重要会议只能解决当前的一些重要问题,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各党保留着。比如“纸老虎”,现在中苏无法达成协议,这并不妨碍两党团结。有一些问题还有不同意见,那就把这些问题保留下来,还是讲团结。我看这种办法还是需要的。这次会议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实现和解,比我们过去所预想的要早一点。本来我们是准备十年的,现在只争论了一年。以后是不是还有争论?也可能还有争论,我们准备着。这次会议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就是明确了革命路线,第二个胜利是肯定了协商一致的原则,用说服而不是用压服的办法,压服不是列宁的办法,那是对敌人的办法。

  毛主席这次会见胡志明和越南党代表团时的谈话,是对81党莫斯科会议结果的一个概括的总结。1961年1月间召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肯定了81党会议成果,并决定从1961年起集中力量搞好国内工作,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全面调整方针,不受任何国外事件和国内事件干扰。(吴冷西:《十年论战》P438-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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