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炎黄春秋》怎能诬58年“放卫星”是毛主席的“号召”

作者: 岳青山 日期: 2018-06-08 来源: 红歌会网

  今年是大跃进60周年。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登载了钱江题为《‘放卫星’的第一条新闻怎样发出?》(以下简称《钱文》),就是一篇奇文。说的是1958年6月7日,新华社河南分社编委方徨应邀去遂平嵖岈山实地采访夏季小麦“大丰收奇迹”。“现场验证”所见,打麦场四周高高地垛着几大堆金字塔的麦垛,在阳光照耀下闪耀金光。

  但方徨却发现了一个破绽:两亩地的试验田怎么能收割这么多麦秆儿?不由地一声惊叫:“有这么多麦子呀!两亩地能插下这么多麦秆儿吗?”这就引来男女农民的严厉斥责:“我看你不是记者,你是‘保守派’吧?”“这句话真正打到了方徨的痛处,她马上解释,不是不相信,是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太兴奋了。”

  此外,方徨“还发现一个破绽,就是整整一天,都只让她守在打麦场,没有人领着她到试验田边上去看一看,那小块地里割下的麦子怎么源源不断呢?”

  方徨在打麦场奉陪了一夜。 第二天清早,脱粒之后最后过秤的结果出来了,2亩9分地总产量为10238斤还多一点,平均亩产3530斤7两5钱,创造“当时河南全省,也是全国小麦亩产最高纪录!”

  方徨立即回到农业社办公室写出第一篇“卫星稿件”。1958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方徨采写的题为《卫星社放出第一颗卫星》的消息。由此引发全国“群星乱飞”。

  只是大跃进风潮过去,方徨终于打听到了事实真相,当时采写的那2亩9分地产量,原来是从20多亩高产麦地里集中起来堆到一起打场的。此后,方徨痛苦地反思,“为什么她推出了‘卫星’消息”?“这场荒诞之所以产生的原委”是甚么?

  《钱文》得出结论:影响方徨的原因,有适应方徨意识到“吴芝圃领头的河南新省委斗争,需要创造‘奇迹’”,也有新华社总社盼望河南分社多多报来创造“奇迹”,但归根到底,则主要是为了“迎合了领袖的意愿”,“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方徨在审阅作者文稿后的复信也说:近些年来,新闻界反思过去,差不多都提到我在嵖岈山放的这颗“卫星”,甚至把我当成罪魁祸首。“ 我开始是不服,不过后来我想通了, 我那时是够幼稚的,没有独立思考,在当时那个大的社会背景下,领袖一发号召,我就追逐那个乌托邦去了” 

  《炎黄春秋》就本着其反毛去毛的宗旨,如此这般逻辑来,逻辑去,最后逻辑出:“这场荒诞之所以产生的原委”,归根到底,是“迎合了领袖的意图”、响应领袖的“号召”的结果。

  毛主席成了罪魁祸首。

  这就是《炎黄春秋》的鬼谲逻辑。

  试问:根据何在?毛主席何时何处表示出如此离奇的“意愿”?又何时何地发出过如此荒唐的“号召”?

  历史如铁。本文拟从毛主席发动大跃进的基本指导思想、对河南的“跃进规划”的质疑、批评和建议、关于中央媒体宣传报导大跃进的重要指示,以及事后对“卫星上天”的严厉斥责,剖析《钱文》的荒谬无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一)

  先看,毛主席发动大跃进基本指导思想。

  1958年1至5月,毛主席发动大跃进,意在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出发点是好的。尽管他也确有“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方面。诸如:1月南宁会议就提出,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等等,但主要的、基本的方面还是强调加快建设步伐,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听取各省市发展规划的汇报中,他是中央顶层领导核心中第一个发现并批评业已出现了“高指标”、“浮夸风”,就尖锐提出“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的东西”,要从实际出发。

  这就是他在3月2 0日成都会议第三次讲话时说的:“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要务实,要有措施。”(《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19页)

  他在听取辽宁的汇报时,批评他们提出两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是“吹得太大”。他说:“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留有余地,以免被动。(《毛泽东传》1949_1976,上册,第794页)

  4月5日,毛主席主持武昌会议听取湖南汇报又指出,吹牛不算,要看结果。他说:“现在劲头很大,不要秋天泄了气。要搞具体措施,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第334页)

  4月9日,他听取江华汇报,告诫大家:“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 ,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36_337页)

  另外,毛主席反复提出“要压缩空气”。

  毛主席把各省市发展规划汇报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比喻成“十级台风”,反复尖锐提出要“压缩空气”。诸如:早在3月20日成都会议上第3 次讲话中就指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19页)

  此外,他在3月25日第5次讲话,及4月5日武昌会议讲话又一再号召:要“压缩空气” (《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25、334页)。

  再者,毛主席还反复提倡做规划、提口号要“办得到,行得通”,“留有余地”。

  3月25日,他在成都会议第五次讲话时说:“我希望一些过高的指标不要那么太高,要能办得到,行得通,至少有些东西不要登报”(《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25页)。

  4月2日,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再一次指出“要留有余地”。他说:“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31页)

  这就是1-5月毛主席发动大跃进时的指导思想,即所谓“领袖的意图”、“领袖的号召”, 哪里有什么“意愿”、“号号”放卫星的半点综影呢?

  《炎黄春秋》凭什么说58年“群星乱飞”是“领袖号召”的结果?量死他们拿不出客观“根据”。

  (二)

  再看毛主席对河南的“跃进规划”所持的态度。

  自从南宁会议发动大跃进以来,吴芝圃提出的河南计划“一年搞完四件事”,确是“拼命创造生产奇迹”的标本,各省、市难也以望其项背。毛主席却对此再三提出质疑、批评和建议,进一步气门粉碎了《炎黄春秋》的谎言。

  3月20日下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作第三次讲话,其中第二个问题,就专门讲河南跃进计划。他说:“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做到,也不要登报。就全国来说,我们的口号还是五年、六年、七年、八 年,争取实现‘四、五、八’。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19页)

  紧接着,毛主席3月25日在成都会议作第五次讲话,进一步从思想方法上,劝河南“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留有余地”。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搞完,也许能做到,即使能做得到,讲也要慎重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给自己留点余地”(《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0-801页)

  据吴冷西的回忆:毛主席还说:“此事关系重大,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再谈谈。”(《忆毛主席》第62页)

  果然,4月1日下午,毛主席在武昌会议听取吴芝圃的“辩解”后,批评他说:“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 ?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只好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8页)

  这就清晰表明,毛主席对吴芝圃的“要创造奇迹”的跃进计划,尚且从一开始就不断提出质疑、批评和建议,使得吴芝圃不得不把一年做完“四件大事”,压缩掉了“二件”,这同方徨为了适应吴芝圃“要创造奇迹”的需要,就放出嵖岈山“大卫星”,原本是南辕北辙,怎能反诬58年“放卫星”是毛主席的“号召”?

  (三)

  更得看,毛主席对大跃进的新闻报导的“意愿”、“号召”

  又是什么?是强调实事求是,还是鼓励“浮夸虚报”? 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长吴冷西的《忆毛主席》一书提供了力证。

  吴冷西说:早在1957年6月13日,毛主席当面宣布中央决定任命他去《人民日报》当总编辑,并继续兼任新华社社长。同时就严肃地告诫我,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57—158页》

  毛主席发动大跃进,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到武昌会议,点名要我参加,是亲历者。在此过程中,他反复强调报纸宣传报导,要实事求是,宣传报导要慎重,“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留有余地”。

  早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就说:“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又说:即使“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二年完成恐怕也要不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以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又说:“现在报纸宣传报导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第63、64页)

  武昌会议期刚刚结束,大约4月11日上午,毛主席还不放心,又在东湖傍边找吴冷西和田家英再次就《人民日报》宣传问题,谈了以下几点意见:“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2、现有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但是报纸在宣传上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飞机上看到湘南、越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3报纸的宣传要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作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吴冷西《忆毛主席》第62页》70_71页)

  可见,毛主席对大跃进的新闻报导的指示,是何等正确、重要。他强调新闻报要慎重、深入、踏实、细致;“现在报纸宣传报导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 “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就算河南真的全做到,一年实现《四、五、八”,粮食平均亩产超过500斤;“人民日报硬是卡死”,“一年完成不登报,二年完成恐怕也要不登报”,否则“搞得天下大乱”。

  平心而论,如果毛主席对中央媒体宣传报导这些指示能够贯彻执行,那么,58年的大跃进又会是什么情景!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跃进在全国展开之初,方徨竟然放出亩产3530斤小麦的特大“卫星”,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上述指示,“放卫星”、“高指标”、“浮夸风”,乃至 “共产风”,推波作浪,造成“天下大乱”。毛主席不幸而言中了!

  吴冷西是方徨的顶头上司,也经过痛苦的反思,“勇敢地站出来”。但他丝毫也未把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宣传“放卫星”、“浮夸风”的错误,归结为什么“迎合了领袖的意愿”,反倒是由于自己忘记了毛主席关于宣传报导指示的结果。

  他说:“毛主席的这些话我虽然听到了,但是被前面所说的关于解放思想、提高风格,敢说敢做等大量的议论压倒了。因而没有足够的重视 。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也冲昏了头脑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63、64页) “我主持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隨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比较慎重,但到6月份,农业生产的“卫星”开始放了,……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了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的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2页)

  这是历史的真实。同方徨经过痛苦反思,“勇敢地站出来”,毫无自省自责之意,反倒把放卫星归结什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这是多么强烈的反差!

  (四)

  还得进一步看到,从6月12日方徨发出的第一颗高产卫星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之后,带动全国“群星乱飞”,浮夸风甚嚣尘上,隨即遭到毛主席严厉斥责。

  1958年7月3日,毛主席在赵紫阳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丛化县检查生产写给省委的报告,作了重要批示:“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多登这样的通信………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二百斤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何况还将有三百五十到四百斤的希望。原先六百斤指标高了,肥料、深耕二个条件跟不上去”(《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382_383页)

  1958年8月 13日,毛主席在天津更是怒斥所谓放卫星只是“放大炮”。那天,他在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毛泽东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是“不可能的事”,并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

  新立村的同志辩解说,他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里吹风,说就是十万斤。毛泽东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十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李银桥:在毛泽东 身边十五年《238-239页》)

  1958年11月14日,毛主席到达湖北孝感。在专列上听取王延春、长风公社党委书记和农民代表的汇报。当汇报到长风公社有人创造了亩产万斤稻谷的“万斤田”时,他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不相信。”当有人说,这是经过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他又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513页)

  11月28日,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报送湖北随县金屯乡干部弄虚作假。说:今年九月,随县县委在得知金屯乡光大九社的一亩中稻实验田放,出六万斤的‘卫星’后,到现场调查,发现这块实验田是乡、社一些负责人强迫群众用一天一夜时间将九点七五亩中稻拔掉移栽在一亩田里,谎称产量为六万斤。毛主席批示:“此件小平同志印发。……值得看一下,请各地同志予以注意 ”(《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543页)毛主席的批示和王任重报告印发八届六中全会,引以为戒。

  总上可知,迄今公布的历史文献白纸黑字,铁一般地证明,毛主席发动大跃进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强调“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的东西”,把各省市大跃进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比喻为“十级台风”,反复提倡“要压缩空气”、“留有余地”;对河南的“跃进规划”一再提出质疑、批评和建议,致使河南将一年搞完四件事压缩成二件;告诫新闻工作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报导大跃进要慎重,不要随便“登报”, 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造成“天下大乱”,“现在报纸宣传报导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 “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此外,他对全国放出所谓“卫星”斥之为“放大炮”、“靠不住”。

  而《炎黄春秋》却对此全然置于不顾。方徨嵖岈山实地采访,明明发现了“假高产、假跃进”的“破锭”,不由地一声惊叫:“两亩地能插下这么多麦秆儿吗?”一个43年投身新四军的老革命、新华社河南分社的编委,竟被当地农民一声斥责,“你是保守派”,就吓破了胆,不去深究,迫不及待地放出头颗大“卫星”,却不自省自责自疚,反倒归结为“领袖一发号召”,我就奔那个“放卫星”的乌托邦去了。真不知“良心”何在?党性何在?公理何在?

  (20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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