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六卷 五洋捉鳖 第225章

作者: 东方直心 日期: 2018-10-09 来源: 红歌会网

第225

  “殷鉴不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要记取项羽的教训,切不

  可骄傲自满,对敌人更不要心慈手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

  名学霸王’。现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蒋介石到了台湾,

  还想要反攻大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将革命进行到底。”

  话说1949年10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第4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萧华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参谋长,常乾坤为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王弼为副政委。

  刘亚楼第一次接触飞机是在1930年春。红军从国民党空军中缴获了一架美制“柯塞”式飞机,这是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后来被命名为“列宁”号。时任红11师32团政委的刘亚楼听说缴获了敌人的飞机,特别兴奋,他绕着这个庞然铁鸟,前前后后摸来摸去,不忍离去,特意站在飞机旁留了影。

  10月26日,毛泽东给延安各界复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

  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

  10月28日,毛泽东因为张家口地区发生鼠疫,已经死亡60余人,疫情严重的威胁到了京津地区,遂致电斯大林,请求他空运生菌疫苗400万份,血清10万份,到北京急用。并请求他派一支防疫队,来中国帮助防治鼠疫工作。

  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刻派遣一批医生、防疫人员,携带大量药品赶赴中国。

  10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对于他的慷慨援助表示“甚为感谢”。

  10月30日晚,毛泽东批转了薄一波呈送的《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形和经验的报告》。薄一波在10月29日《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形和经验的报告》上写道:

  毛主席:

  兹将华北各城市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形和经验简报如下:

  一、北京、天津、唐山,各开一次代表会议。保定各界代表会议的常务会议(类似小政协),开过例会八8次,太原6次,张家口6次,大同5次。石家庄则召开了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并选出市人民政府。其他3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有若干工商业而人口在2万左右的城市,如河北的秦皇岛、通州、邯郸、沧州、泊头、辛集、定县、安国、昌黎、汉沽、邢台、正定、杨柳青,绥远的丰镇、集宁、陶林、兴和,察哈尔的宣化、张北、阳高,山西的阳泉、长治、榆次、平遥,平原的安阳、新乡、焦作等,也都开过一次代表会议。华北局根据以上各地经验,规定普遍召开县、区、材3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已经发出,各区正在布置进行中。

  二、各城市各界代表会议,一般都以当前生产上的重要问题为课题。都解决了一些问题,如原料如何供给,产品如何推销,劳资关系如何调整,城市粮食如何供应等。往往一次会议,如太原各界代表会议,就可以把敌人过去多年来的反动宣传一扫而光。认为“共产党真民主,说到做到,做不到就不说”。增强了共同克服困难的力量。领导机关也受到教育,感觉到党的决定,群众不一定执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定,群众则勇于执行。太原各界代表会议总结说,“各界代表会议,只要保证各阶层代表的一定比例,就会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测量器,一切决定,不准‘左’,也不准右。因此,都能执行通”。

  三、许多地方,各界代表会议召开前,都进行了充分的筹备工作,成立筹备机构,利用座谈会、报纸、黑板报、讲演会、画报,漫画和秧歌等方式,宣传解释各界代表会议的任务和代表的标准、职权等,先行广泛搜集群众意见,给会议作准备。推选代表,既有严肃性,又有广泛的代表性。代表产生方法,一般是由各人民团体推选,加政府聘请。代表中往往会有些中间偏右,而为群众所不满的分子,但他们确具有代表性,代表他们那一小部分人。只要是有领导的,只要是共产党加左派占优势的,有些偏右分子,不但不会坏事,运用得法,且大有好处。许多问题,经过他们从反面提出,在反复辩论解释后,反更容易解决。对群众教育的意义,也就更大。在第二次第三次代表会议时,群众自然而然地就会学会会议斗争的方法。

  四、每次会议,应抓紧解决为广大群众所迫切要求要解决的一两个问题,决议后一定要贯彻执行。不能执行的,不要决定,决定了但行不通的,应向代表和群众说明道理,加以解释,以示信于人民。执行决议,是一个关键。太原各界代表会议决定要清除街道,后来执行的很好,代表们和群众对会议信心大大提高,认为会议既轻松,又解决问题,这样会议最好多开几次。有些地方不会开会,政治报告很长,决议很多,但不解决问题,代表们则感到疲倦,甚至有的说:“好话说3遍,狗也不喜见”。其意思是说每次都可听到“好”的政治报告,作出同样“好”的决议,但均不执行。

  五、谦虚征询各方意见,解答问题,使每个代表都有充分发言的机会,是开好代表会的关键。认真报告人民政府的工作,尤其把财政公开出来,代表们甚受感动,认为“这才是真民主,是对人民负责的”。在讨论问题时,对偏右分子所提出的显而易见是错误的议论和意见,表示愿意充分考虑,不表示不耐烦,更不立即给以打击,直至大家都反对他时再做结论。这样的方式,在几个代表会议中是成功的。但很多地方,并未学会这一条,错误意见一经露出,就给以迎头痛击,结果使代表们不敢多说话,会议开不好。

  六、会议后,各个代表向其所代表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部队和行业,分头报告和解释会议的决议很重要。北京、天津、太原、张家口、保定、石家庄这样做了,效果都很好。这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即完全可以补偿干部的不足。一个各界代表会议,可以当几百几千干部用。

  七、各界代表会议一定要和当前实际工作密切结合。河北省安国县,有几个实验模范村,就是把各界代表会议和麦征与防汛工作结合起来所建立起来的。每次会议很活跃,群众很拥护。

  薄一波

  毛泽东在薄一波这个报告上批道: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同志们:

  现将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同志1949年10月29日给我的一个报告转发给你们。这个报告总结了华北各城市所开各界代表会议的主要经验,写得清楚明确,可为一切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所取法。因此,请你们认真研究一下,并且印发给全党干部研究(中央已印2000余份发给中央直属各部委社院校的同志们);同时请你们用电报发给你们所属各市委省委区党委并转发到地委县委及一切中小城市的党委,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同时,希望你们注意总结你们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报告中央,是为至盼。

  毛泽东

  1949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南战役。

  西南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5省区,地形复杂,幅员广阔,交通不便。且云南西南部约有3000余公里与越南、缅甸、老挝接壤。毛泽东根据敌人力避与人民解放军决战,准备逃至国外的企图,为解放军制定了分路进击,纵深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力争将敌军歼灭在川康境内。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

  “以第2野战军主力配属周士第、王新亭的第18兵团及第1、第4野战军各一部,由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统一指挥,向西南进军。”

  11月1日这一天,人民解放军在北起巴东、南至天柱的千里战线上,向国民党军发起多路进攻。解放军首先从两翼突破了宋希濂集团,攻占了秀山、恩施、彭水、酉阳等地,直逼乌江东岸。另一路则从湘西挺进贵州。

  11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重申关于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指示电,他写道:

  “关于新华社9月16日《六评白皮书》社论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和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的、不负责任的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2万余人)的错误,不要重犯。”

  11月初,周恩来和几位外交部副部长经过1个月的紧张筹备,报请毛泽东批准,外交部工作人员选调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这些工作人员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主要来自4个方面:一是原中央外事组主要人员。二是从全国各大军区、各大行政区调来的领导干部,他们有:第7兵团兼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姬鹏飞,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飈,中央军委政治部第1室主任黄镇,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谭希林,南京警备司令袁仲贤,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政委韩念龙,南宁警备司令彭明治,第5兵团政治部主任王幼军,济南市市长姚仲明,军委机要通讯干部学校校长曹祥仁,中南军大副校长倪志亮,中共内蒙古分局宣传部长吉雅泰,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冯铉。中组部还从全国60多个军中各抽调了1名师级和2名团级干部,共计180多人,限期到北京报到。他们中有符浩、韩叙、余湛、朱启桢、李清泉、宋之光、康矛召、凌青等。三是从各文科大学选出来的毕业生。四是起义的旧中国外交人员,他们有着丰富的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在外交部担任专家或顾问。他们中有何思敬、周鲠生、钱端升、梅汝璈。

  一时间,各路人马纷纷到京,分别住在新华饭店、解放饭店、方家胡同5号等处。他们先到中组部报到,中组部再把他们介绍到外交部,外交部人事处又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最后经周恩来亲自批准方能任用。

  11月3日,当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位外交使节王稼祥向苏联领导人递交国书的时候,周恩来在这天下午1时,与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正在召集王炳南、董越千、柯柏年、乔冠华等人开会,研究外交部的机构设置。这是外交部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外交部由苏东司、亚洲司、欧非司、美澳司、国际司、情报司及条约委员会、外交政策委员会组成。司下直接设科。外交部办公厅下设秘书处、交际处、机要处、人事处、总务处。

  会议还决定于11月8日,正式召开外交部成立大会。

  11月间,江青带着李讷从莫斯科回到了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她在苏联治疗休养了6个月,还在苏联带李讷去割了扁桃腺。

  那天江青一进家门,看到毛娇娇,就一把搂着娇娇,抱住她,在她的脸上亲吻了一下。

  娇娇小时候跟着江青生活过,因为那时候她太小,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这是她长大后第一次见到江青。江青满脸笑意,那股热情劲显得比多年未见的亲生母亲还要亲。江青又叫过来李讷,对她说:

  “快叫姐姐!”

  两个小姐妹免不了也亲热了一会儿。

  12岁的娇娇和9岁的妹妹李讷,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有时,小孩子之间也免不了发生一些小摩擦。每当姐俩产生纠纷时,毛泽东从不问她俩谁对谁错,谁是谁非,也从不会各打50大板,他总是说:

  “当姐姐的要照顾小妹妹哟。”

  “妹妹要听姐姐的话,要互相帮助哟。”

  “你们要友好……”

  “手心手背都是我手上的肉。你俩都是我的好孩子,你们要相亲相爱哟。”

  毛泽东说着,还把大手在女儿们面前翻过来背过去。小姐妹俩在爸爸的开导下,自然就会和好如初了。

  后来,江青经常在人前夸娇娇好,说娇娇懂事,说她爱娇娇,说娇娇和她好得跟亲生母女一样。江青还夸娇娇是个绘画天才,又夸娇娇四肢灵活,双腿又细又长,将来会在体育方面出成果。

  有一天,毛泽东把娇娇叫到跟前,说:

  “娇娃,你怎么不肯叫她妈妈?她很难过呢。”

  娇娇低着头,不说话。毛泽东又说:

  “她会对你好的。”

  娇娇不抬头,还是不说话。

  “你就叫她一声妈妈,这对你不会有损害嘛,怕么子喲!”

  毛泽东有点急了。娇娇想起妈妈在她来北平的时候,一再嘱咐她,要听爸爸的话,不要惹爸爸生气。她就顺从地点点头,算是同意了爸爸的规劝。

  据李敏回忆说:有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家庭生活会,江青和她的姐姐李云霞,还有娇娇、李讷以及警卫员、炊事员等都参加了。回到父亲身边时间不长的娇娇,感觉会议气氛非常严肃。毛泽东在那里算账,一天饭钱多少,菜钱多少,劳动人民一天吃多少。江青未说话,李云霞也没有说话。而娇娇、李讷听了父亲的话,都哭了。

  娇娇很不理解不满意父亲这样的说法,以至在多少年以后她还在抱怨说:

  “那场面谁不记得呀?我们这样的家庭,要与普通的劳动人民去比,我有什么话说呢?当时李讷虽然只有8岁,也哭了,我13岁,才到父亲身边,还不是主要说给我听的?”

  那时候,娇娇有一个比她小一点的同学,也住在中南海,她们两家的情况类似,她的妈妈也是后妈。她和娇娇在苏联一块学习过,现在又在一个学校学习,又都是住校,关系很要好。有一次,她对娇娇说:

  “我回家后感到很苦恼,后妈不喜欢我,嫌弃我。我想我妈妈,觉得生活过得挺不愉快。”

  娇娇劝她说:

  “你最好不要老回家,咱们都住在学校,多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生活,也很快乐。每两周或一周回一趟家就行了,我就是这样。”

  谁知那个同学回家后又遇到了不高兴的事,就说:

  “还是娇娇姐姐的话对。”

  她后妈听了,以为是娇娇在挑拨她们母女的关系,就找到毛泽东说了这事。毛泽东说:

  “这事让江青去处理吧。”

  她转身去找江青,说明来龙去脉后,又说:

  “主席说让你处理。”

  江青让人找来娇娇,说:

  “当阿姨的面,说说你跟她女儿说了些什么?不许说谎。”

  娇娇说:

  “我没说什么呀!”

  “你好好想想,没说什么,阿姨怎么会找到我们家来呢?”

  那个同学的妈妈当着娇娇的面又把那话说了一遍。江青问道:

  “是这样说的吗?”

  娇娇说:

  “是。”

  “你说这干嘛?”

  “她说回家后挺苦恼,挺不高兴,我劝她多在学校跟同学补补课、玩玩,一周一次,两周一次回去,这样大家都高兴。我就是这样。我们家挺好。”

  那女人一听,娇娇的话跟她女儿说的一样,没有挑拨的意思,就说:

  “还是娇娇大点,懂事……”

  江青也感觉娇娇的话有道理,就说:

  “以后说话注意点,跟阿姨道个歉。”

  娇娇心里想,我没错,为什么要道歉呢?就说:

  “阿姨再见。”

  转身走开了。

  后来,娇娇小学毕业后,要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了,毛泽东决定给女儿起一个正式的学名。有一天,毛泽东把娇娇叫到跟前,很认真地说:

  “我的娇娃要上中学了,成个大孩子了。成个大孩子就得有个大名。爸爸再给娇娃起个名字。”

  娇娇不解地问道:

  “爸爸,我有名字呀!我不是叫毛娇娇吗?”

  毛泽东微笑着说:

  “娇娇是你在陕北保安刚生下来时取的小名,现在长大了,该给你起个正式的学名,而且这个大名要有深刻的意义。”

  娇娇听了父亲的话,高兴的伏在椅子上,看父亲究竟怎样为自己取名。毛泽东从书架上取下来一本《论语》,翻到《里仁》篇指着一句话念道: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接着他解释道:

  “讷,就是语言迟钝的意思;敏,则解释很多。”

  毛泽东又打开《辞源》,指着‘敏’字说:

  “敏字有好几种解释,如敏捷、聪敏。《论语.公冶长》中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敏捷而通情达理。敏,还可解作灵敏、迅速。敏捷多智等;杜甫写思念李白的《不见》诗中说:‘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我想好啰,我的娇娃名字就一个单字敏。但不一定叫毛敏,可以叫李敏。”

  “为什么呀?爸爸,我干嘛要姓李呀?大哥叫毛岸英,二哥叫毛岸青,他们都跟爸爸姓毛,我为什么不姓毛?”

  娇娇睁大眼睛,十分不解。毛泽东用手拍拍女儿的头,说:

  “娇娇,爸爸姓毛,这是不错的。但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爸爸曾经用过毛润之、子任、李德胜等十多个名字,爸爸特别喜欢李德胜这个名字。”

  “爸爸,你给我讲讲李德胜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给娇娇讲起了他在转战陕北时的化名的由来,说他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时期的“离得胜”的谐音——李德胜。

  正因为如此,他把这个姓给了两个女儿。他从“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中,各取一个字,给女儿命名,小女儿叫李讷,大女儿就叫了李敏。

  后来,毛泽东让保健医生王鹤滨带李敏、李讷去师大女附中去报名,领到了两张学生注册登记表,需要填写家长的姓名。王鹤滨不敢做主,带着登记表回到中南海找毛泽东,他说:

  “主席,学生注册登记表上,有一栏要填写家长的姓名,如何填写?”

  毛泽东连登记表看都不看,就说:

  “你带去的学生,就填你的名字嘛!”

  王鹤滨只好在家长一栏里,填上了他自己的名字。

  毛泽东虽然老叫李敏为“娇娃”,其实他对李敏的要求是很严的。李敏除了要学中国话,认中国字,毛泽东还要求她必须天天抽空练习毛笔字。为此,毛泽东为李敏写出了由浅入深、由易变难的仿帖,让李敏一笔一划扎扎实实的练习基本功。毛泽东写出的第一个仿帖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0个数字;第二个仿帖是:“毛娇娇学写字”。可惜李敏没兴趣,她不但没有练好字,就连爸爸写给她的仿帖也没看住,不知道叫谁给拿走了,笔和砚也不翼而飞了。文房四宝丢了两宝,剩下的那两宝没什么用处了,李敏干脆就送了人,从此与文房四宝绝交。

  毛泽东除了关心李敏在学校的学习外,还要求她在休闲的节假日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而且,还不许她读俄文版的,这几乎是一道不可更改的命令。这对于李敏来说,难度可是太大了。

  有一次,毛泽东问李敏:

  “娇娃,我给你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读了多少?读懂了多少?”

  李敏知道,这是爸爸在检查自己的学习,就如实的说出了她读《三国演义》的感受,她既认真又带玩笑似的说:

  “这本书我越读越糊涂,越糊涂越乱。三家谁和谁打?怎么打?在什么地方打?我都搞不明白了。我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再看下去,就要把我加上,成了四国开战,就更乱了。我实在是读不下去了。爸爸,请您网开一面,放我一马吧!”

  谁承想,毛泽东听了,并没有发下赦免令,他说:

  “糊涂了,就先把这部著作放下,再看另一部吧。”

  李敏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又读完了那本难啃的《红楼梦》。

  毛泽东为了提高李敏中国古典文学的水平,专门为她请了一位老师,为她讲解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有关古典名篇名著。凡是初中生、高中生应该掌握的古典知识,毛泽东都要李敏学习掌握。

  11月6日,在西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在略事休整后,为了不使敌人获得喘息之机,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发动了进攻广西的战役。解放军在湖南西南部分三路直插广西。西路军迂回百色、果德、断敌入滇退路;南路军西进郁林、博白一线,阻敌经雷州半岛入海;中路军沿湘桂边南下。

  11月6日,王明在呈送给毛泽东的声明中写道:

  “遵示将我在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所犯错误声明如下:关于内战时期错误问题,完全接受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决议中提到的一些历史问题,再不向任何人发表对任何问题的不同意见。关于抗战初期错误问题,中央做出结论,我是一个党员,一定接受和服从。”

  王明在建国后仍任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等要职,但他仍然不肯对其在历史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做出深刻反省。刘少奇找他谈话,催他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写出声明书。他借故拖延了很久,才终于写出了以上的这份声明。

  这才是:小子多翻决议案,嘴尖皮厚枉称明。精生白骨三遭逃,城下无计一声明。

  永不翻案人知否?头上三尺有神灵。堪笑历史惊人处,翻云覆雨每相同。

  再说11月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

  “我国人民政府成立第2天即获得苏联的无条件承认,并很快即获得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使许多经常摇摆的人们稳定下来,觉得人民政府势力大了,不怕帝国主义了。又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抛入被动地位。”

  11月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说:

  “我们已请科瓦廖夫(苏联驻中国经济专家组组长——笔者注)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11月9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由朱德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随后,全国地方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均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

  11月11日,中央军委正式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刘亚楼为司令员的空军正式成立。

  11月12日,斯大林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对周恩来说:

  “恩来同志,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趟比较合适了。”

  周恩来说:

  “今年是斯大林同志70寿辰。他60寿辰时,主席在延安不是还写了祝贺他生日的文章吗?”

  “是呀,一晃10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啊!”

  “12月21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合适。”

  “我可是只管去祝寿喔,有关双方商谈、协定、签约之类的事情,还得靠你这个政务院总理哟。”

  “主席可以先在苏联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恢复恢复,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去办。”

  “好哇——。”

  毛泽东点点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抬头凝视着中南海天空中的一弯新月。

  12日晚,毛泽东复电给斯大林,他写道:

  斯大林同志:

  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科瓦廖夫同志与我一同去。

  毛泽东

  毛泽东访苏在即,为祝贺斯大林70大寿,他接受了江青的提议,为斯大林准备一批山东土特产——大葱、萝卜、白菜等,作为生日礼品。并决定筹备山东土特产这件事,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来办理。

  第二天,山东派人将给斯大林礼品的样品——大葱、白菜等,送到了菊香书屋的大院里,说是请毛泽东过目。王鹤滨等人一看,感到很吃惊,没想到山东的一棵大葱竟有2斤多重,一颗白菜也有20多斤。毛泽东看到这些蔬菜的样品,自然是非常满意。

  王鹤滨是留苏归来的人,他说,为毛泽东献策的谋士,一定是一位苏联通。因为,他在苏联期间看到车站的铁路旁,一些妇女或儿童,手持筷子粗细的葱或加上小手指粗细的胡萝卜叫卖。他在列宁格勒见到苏联公民到医院探视病人,有的拿上两三棵筷子粗细的大葱,像中国人送水果一样,送给病人吃。

  11月间,宋庆龄因事要回上海,毛泽东委派江青代表他为宋庆龄送行。宋庆龄对江青的印象不错,她和别人谈起江青,说:

  “有礼貌,讨人喜欢。”

  1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发出《关于大量吸收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指示》:

  德怀同志,西北局:

  一、据青海省委迭次反映,马匪余党,在许多地方煽动群众,组织反抗。此次兰州会议上请予以严重注视。除大力剿匪,省委地委县委集中注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外,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二、西北局诸同志是否已到兰州,你们的会议何日开始。此次会议议程甚多,恐须开会一星期左右。今后西北政治中心定于何处,西安还是兰州,亦须有所决定。望以主要议程见告。

  三、请令王震台和我们通报。

  毛泽东

  11月14日,毛泽东给堂侄毛远翔写了一封回信。

  毛远翔,字玄夫,他是毛智珠的第三个儿子,1924年出生。1942年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湘潭县银田区委书记、湘乡县凤音乡武工队政委。韶山解放后,他代表毛泽东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慰问人民解放军。此时他正在中国人民革命大学湖南分校学习。

  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远翔贤侄:

  10月15日来信收到,很高兴。

  毛泽东

  11月15日,在西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攻占贵阳、思南。至此,国民党大西南防线被拦腰切断。胡宗南部急忙向成都方向南撤;宋希濂则布防于南川及其以东地区。

  11月15日晚,毛泽东给在辛亥革命新军中共过事的辎重营文书毛煦生写了一封回信,关切的询问他们辎重营营长毛子奇“尚在人间否?”

  接着,他又给在西安市部队上做财会工作的堂弟毛泽青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运才弟:

  来信收到,甚慰。望努力工作。

  毛泽东

  再说经济战线上,在“银元之战”后,投机资本家并不甘心认输,他们认为“银元之战”是人民政府依靠政治力量取胜的。所以他们就又将投机目标转向粮食、棉纱、棉布、煤炭市场。在他们的哄抬下,全国物价一日三涨;上海涨价尤甚。这时,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叫嚣说;

  “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即大米、棉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平抑物价的工作。毛泽东针对投机商人的猖獗活动,经过调查研究,指示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依靠刚刚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调运和集中足够的粮食、棉纱、棉布等重要物资,选择适当时机集中抛售,给投机商人以毁灭性打击。

  11月15日至30日,中央人民政府每日从东北调运1000万至1200万斤粮食入关,加紧华中棉花东运,把陇海沿线积压的纱布运至西安。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都准备了足够抛售的粮食、棉布、棉纱等物品。

  经过周密布置和充分准备之后,选择市场物价达到高峰之机,全国各大城市在11月25日统一行动,集中抛售。大量物资涌入市场,使投机资本家措手不及,吞食不下。11月26日,各大城市市场物价立即下降。政府连续抛售10天后,粮、棉等商品价格猛跌30%到40%。投机商人哄抬物价的阴谋彻底破产,竞相抛售存货,可是此时的市场已经饱和,愈抛愈贱,愈是不易脱手。有不少投机商人是借高利贷抢购囤积的,结果不仅所囤积的货物亏本,而且还要付出很高的利息,两面挨耳光。其中有许多投机商因亏损过多而不得不宣告破产;许多私营钱庄也因贷给投机商人的款项无法收回,纷纷倒闭。

  “米棉之战”后,投机商人一蹶不振,从此很难再成气候了。毛泽东说,米棉之战“不亚于淮海战役”。

  11月间,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第5次全国干部大会,会议作出的《政治决议》明确提出: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全党;以政协的共同纲领为农工党的行动纲领。

  毛泽东决定在农工党会议休会的这一天,接见他们的与会代表。上午,一位农工党中央的负责人告诉大家说,下午有重要活动。

  这天下午,一辆大客车把会议代表们从住地辛寺胡同接出。农工党中央负责人在车上告诉大家说:

  “我们去中南海,毛主席接见大家。”

  意外的喜讯,引得车厢里立刻腾起一片欢呼。

  汽车驶进新华门以后,在一排平房前停下。这是一间简朴的会议室,几排长条桌,前面放着几把藤椅,桌上放着几包“海燕”牌香烟。

  毛泽东来了,他脸上挂着微笑,轻轻的鼓着掌。农工党的干部们都不由自主的站了起来,使劲的鼓掌。

  毛泽东坐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口里吐出大团大团的烟雾。大家都目不转睛的端详着毛泽东:只见他满头浓发,宽阔的蕴满智慧的额头和慈祥的面容上,充满着微笑。

  农工党中央主席章伯钧和秘书长黄琪翔,先后介绍了第5次干部会议的情况,毛泽东专注的听着,不住的轻轻点头。

  毛泽东开始讲话了,他先朝大家扫视了一遍,然后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

  “你们知道杨六郎镇守三关口的故事吧?我现在也坐在关口上,我在看你们过关呐。”

  毛泽东风趣幽默的话,引起一阵轻轻的笑声。

  “我说的三关,可不是杨六郎的那个三关。我说的第一关就是战争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你们大家都过得很好,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这一关,就不是那么好过了,大家的出身或多或少同封建土地都有些联系,我希望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搞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顺利的通过这一关。

  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毛泽东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抽出一支烟,点燃了,又恳切地说:

  “只要大家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毛泽东把手掌使劲一劈,加重了语气:

  “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11月18日,毛泽东在菊香书屋接见了向三立。

  这天下午5时许,向三立刚下班,毛岸英就来了,二人一起乘车去中南海。来到菊香书屋时,正是夕阳西下,毛泽东外出散步去了,院子里只剩下几位工作人员。毛岸英叫向三立稍事休息,自己则去倒茶。不一会儿,江青回来了,她身后拥着李敏、李讷,还有刘思齐。毛岸英向江青介绍了向三立,并让李敏、李讷喊“表舅”。

  毛泽东散步回来了,走进菊香书屋,来到客厅。毛岸英迎上前去,指了指已经站起来的向三立,对父亲说:

  “爸爸,三立表舅来了。”

  “主席!”

  向三立激动得喊了一声。

  “向先生。”毛泽东朝他点点头,热情的向他伸出手去,说道:“你是开慧的表弟,来北京多久了?”

  “报告主席,我来北京已经两个多月了。”

  “现在哪里工作?”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

  “哦,对了!你会打算盘。”毛泽东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笑着说:“听岸英和田家英秘书讲过,你擅长财会工作,便推荐你到了中央财经委员会。”

  “谢谢主席的关怀!我一定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

  “你初到北京,工作和生活习惯吗?”

  毛泽东关切的问。向三立说:

  “工作愉快,生活也习惯。只是餐餐吃馒头有些不习惯,不过我想以后慢慢会习惯的。”

  这时有人进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东北有一位领导同志来看主席。”

  毛泽东去了一会儿,又回来同向三立拉家常。江青走了进来,毛泽东向她介绍说:

  “这位是向三立同志,是杨开慧的表弟,是湖南来的。”

  又对向三立介绍说:

  “她是江青。”

  江青说:

  “刚才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向三立连忙喊了一声:

  “江青同志。”

  江青笑着同他握了手。外面来人报告说:

  “主席,开餐了。”

  毛泽东说:

  “吃饭去吧,等会我们再谈。”

  众人来到餐厅,毛岸英、刘思齐夫妇正和妹妹李敏、李讷在说笑。李讷见父亲来了,就说:

  “我们家院子里放了许多瓜。你们看,爸爸像个瓜吗?”

  李讷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向三立暗暗吃惊,想不到孩子们在毛泽东面前竟敢如此放肆。没想到毛泽东依旧是满面春风,和蔼地说:

  “瓜有许多种,有南瓜,冬瓜,葫芦瓜。”

  李讷俏皮地说:

  “爸爸的肚皮像南瓜。”

  说得大家又笑了起来。向三立被他们父女之间的和睦、融洽、欢乐的气氛感染了。晚餐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无拘无束的进行着。毛泽东对向三立说:

  “今天是星期六,有客人来,特意让厨师加了两道菜。辣味菜你习惯吃吗?”

  向三立也是湖南人,自然是习惯吃辣椒。

  “吃吧。”毛泽东又说。他边招呼边吃饭,自己夹了一块红烧肉和几片鲜蘑菇。还嘱咐向三立说:“多吃菜,随便吃吧。”

  又嘱咐毛岸英说:

  “你照顾三立表舅一下。”

  毛岸英要给向三立敬酒,向三立忙说:

  “我不太爱喝酒,请上饭。”

  毛岸英就让服务人员给向三立上饭。毛泽东已经喝了几口葡萄酒,见向三立如此,就向他敬酒。向三立连忙起身说:

  “主席,我已用饭。我们湖南老家的习惯是用饭不再喝酒。”

  毛泽东说:

  “老习惯也可以打破呀!吃饭可以喝酒,边吃饭边喝酒也行。”

  向三立只得喝了一口酒。众人吃完饭回到客厅,李讷端来两盘又红又鲜的苹果,拿起一个让向三立吃。毛泽东见了,就说:

  “给客人吃水果要拣大一些的。”

  李讷按照父亲的意思,又选了两个又大又红的苹果送给向三立,说:

  “表舅吃这个。”

  毛泽东难得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和家人共度周末,兴致依然很高,他接过刘思齐为他沏好的一杯茶,喝了一口,就讲起故事来:

  “古时候有两个秀才,一个姓刘,一个姓李,两人都爱作对联,一见面就想对对子。有一次,两人又见面了,商定对对子,谁对不出就要受罚。李秀才先出上联:‘骑青牛,过函谷,老子姓李;’刘秀才一看李秀才用了老子李耳的典故,心想:‘他要占我的便宜,没门!我也非损他一下不可。’于是,他略加思索对了下联:‘斩白蛇,兴汉室,高祖是刘。’刘秀才以汉高祖刘邦自比,来对‘老子’,高过李秀才一筹。李秀才不得不服,就说:‘高明,高明!你赢了,我服输。’”

  刘思齐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称赞道:

  “爸爸,那个刘秀才真有学问。”

  毛泽东说:

  “思齐呀,那个刘秀才是你的祖先,他崇拜汉高祖刘邦。那个李秀才可算是我的本家,因为我在延安时曾化名李德胜。但我不信老子的观点学说,他提倡出世思想,清静无为。你说得对,人家多有学问;对历史掌故如此熟悉,能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来,并且一用就活。一下把人吓到了。这就是知识的力量。知识一旦灵活运用,就可以变成武器,用来保卫自己。所以,你们要努力学习,积累丰富的知识,尤其是要学习历史和古典文学。

  刘邦出身贫苦,没有多少兵力,没有万贯家财,却能称霸一方,统一天下,并且使汉朝长治久安。其原因主要是他善于用人,他手下两个重要的谋士,一个是张良,一个是韩信,这两个人都能够为他所用。刘邦的对手楚霸王项羽却是个孤家寡人。当初,他的势力比刘邦大多了,拥有庞大的军队,统治着中国大块富庶之地,兵强马壮,不可一世。但他有勇无谋,刚愎自用,不听谋士的进言,鸿门宴放走了刘邦,当然,项羽心肠好。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羽却不肯杀刘邦,刘邦说了几句好话,他就心软了。范增向他进言,他却不杀刘邦,而把刘邦放了,等于放虎归山。项羽没有理睬他的话,结果被范增言中。刘邦逃走后,势力不断扩大,与项羽争雄,结果打败了项羽。项羽被围在垓下,只得别姬自刎。项羽也不善用人、招贤纳士。韩信去拜访项羽,项羽却看不起韩信,结果韩信却被刘邦所用,为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殷鉴不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要记取项羽的教训,切不可骄傲自满,对敌人更不要心慈手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蒋介石到了台湾,还想要反攻大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停了停,又说:

  “刘邦的治国之道,任人唯贤,广纳贤才,治理好国家,实现长治久安,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毛泽东的故事讲完了,孩子们一窝蜂走了,只剩下毛泽东和江青、毛岸英、向三立。毛泽东喝了一杯茶,询问了向三立的大哥向钧被捕和牺牲的经过,对向钧的牺牲表示惋惜。毛泽东又问道:

  “明卿先生还好吗?”

  向三立答道:

  “身体还健康。”

  “他如今还住在平江乡下吗?”

  “是的,他还住在老家。”

  毛泽东回忆起往事,深情地说:

  “我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时,明卿先生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常给我通风报信。有一次是他及时报信,才使我脱离险境。后来,我住在长沙清水塘,他常去看我,与我谈当时的局势,高谈阔论,给我以信心。”

  向三立认真的听着,想不到叔父还有这么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毛泽东停了一下,又说道:

  “你叔父向明卿先生是个忠厚老实人,是个好人。过一段时间,我还想请他到北京来作客哩。”

  毛泽东渐渐的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他说:

  “我小时候在家里,母亲对我非常好,她心地善良,为人厚道,同情穷人,常常和我背着父亲接济那些困难的亲戚和穷苦人。我离开家后,母亲得一种病,叫淋巴腺炎,脖子上长着瘤子,全身奇痒。这病现在并不难治,可惜那时候医学不发达,没有药物治疗,母亲就那样过早的去世了。”

  毛泽东说到这儿,似乎有些哽咽了,他继续说:

  “我母亲要是还活在世上,那该多好啊!她死的时候,才53岁,要是到现在,也才80多岁。”

  向三立说:

  “主席,您不必难过。您没有辜负您母亲的希望。您母亲若是九泉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到他的父亲,他说:

  “我父亲勤劳俭朴,精打细算,善于持家。但他为人固执,严厉,吝惜钱财。他每天起早贪黑,自己推脚车,贩运粮食,为家里积攒了一些钱财。他会做生意,那时候常贩卖谷米,运到湘潭、长沙去销售,运货回来,销售给乡亲们。赚的钱,用来买田,放高利贷。只几年我们家就发了,用几百银洋发展到十几亩田,几十亩田,成了当地的一个富户。父亲对我们很严厉,总是叫我们劳动,不准我们躲懒,并说他辛辛苦苦劳动都是为了发家致富,都是为了替我们兄弟造福。可我们都没有继承他的财产。父亲真是用心良苦啊?”

  毛泽东说到这儿,关切的问向三立:

  “你知道韶山那边的情况吗?我家那座房子还在不在?是不是破了?”

  向三立说:

  “听韶山的人说,那房子还在。过去国民党没收了,现在人民政府又收回来了,并且做了一些修理。”

  毛泽东点点头,说:

  “我家里过去很穷,祖父是贫农。到我父亲手里,积攒了一些钱财,买了一些田,家里逐渐富了。我父亲可算是一个富裕中农。”

  向三立说:

  “主席家总不能划富农吧!”

  “不好。我们应当实事求是,按政策办事,该划什么成份就划什么成份。”

  毛泽东郑重地说着,又陷入了深思。向三立问道:

  “主席是不是想家了?想回去看一看?”

  “是的!”毛泽东深情地说:“我很想回去看看,只是现在没有时间。新中国刚成立,百业待兴,有很多事情要做。下一步怎么走,还有待研究和探讨。总之,要把国家治理好,暂时没有时间去考虑别的。”

  毛泽东又谈到了他是如何走出韶山冲,怎样到长沙读书,受过哪些老师的影响。他说:

  “杨怀中先生其实是个伦理学家。他留学多年,在日本、德国读了不少书,治学严谨,在逻辑学、伦理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对王阳明的理学也有很深的研究,他是一位很好的老师。”

  向三立说:

  “杨姑爷在世时酷爱读书、藏书,去世后没留什么家产,却留下了不少藏书。原来,1937年抗战之前,杨姑爷还留有不少书,放在板仓那座阁楼上。我过去到板仓去,常见到那些书,都是很有价值的书。”

  毛泽东忙问:

  “那些书还在吗?”

  向三立说:

  “解放后我就不知道了。”

  毛泽东说:

  “那些书如果散失了,多可惜呀!”

  少顷,毛泽东突然问道:

  “开慧是怎样牺牲的?她牺牲时,你在哪儿?”

  向三立说:

  “霞姐牺牲时,我才13岁,在板仓附属实业高小上小学。霞姐带岸英兄弟到我家住了一年多,住到1930年。其间,何键又多次派人追捕,均摆脱了。她后来回板仓去了。不久就被何键逮捕了。这一年10月,被害于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

  毛泽东听了,不禁黯然神伤,沉默不语。江青见状,起身离开了客厅。毛泽东沉痛的对向三立说:

  “开慧要是在你家,就不会出事的啊!”

  向三立也说:

  “是啊,如当时霞姐不回板仓,继续在石洞住下去的话,多少受一些保护,不至于那么容易遭到何键的包围、逮捕,乃至杀害。可她不想连累向家,更不想亲戚为她而担惊受怕,毅然带着孩子回了板仓。”

  毛泽东又谈到杨展,说:

  “你在《新湖南》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和江青都看了,写得不错。看了你的文章,我对杨展有更多的了解。”

  毛泽东所说的文章,是向三立在1949年9月2日发表的《悼念杨展》一文。向三立说:

  “杨展到延安后常和我通信,谈延安的情况,谈对革命形势的看法,使我很受鼓舞。1941年后,我就没听到她的音讯了,我猜想她可能牺牲了。”

  毛泽东说:

  “杨展到延安后,我们不常在一起。后来,她去了华北抗日前线。再后来,听说她牺牲了。”

  毛泽东深情地说:

  “展儿是在华北抗战中牺牲的,她是一个好孩子,爱学习,向往革命对革命事业充满热情。为了中国革命,我们党牺牲了许多同志,何止杨展一人呢?”

  毛泽东见向三立流出了悲伤的眼泪,又安慰道:

  “杨展是为革命牺牲的,你们不要难过。只有好好的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才对得起牺牲的同志,也才是对展儿的最好纪念。”

  向三立想起自己曾在穷途末路时去广州粤中盐务局谋职,感到内疚。他说:

  “比起杨展来,我的思想落后多了,我曾为生活所迫去了广东,为旧政府做过事。这是不应该的。”

  毛泽东说:

  “这也难怪你呀,那是因为生活所迫,何况你在那里还学会了本事。要不,你到北京来,怎么能从事会计工作?你不是先学农业后搞财会吗?如今你参加了工作,建设新中国,需要大批人才,你的那些本事不是都可以用上吗?”

  向三立闻言,倍受鼓舞。毛岸英见父亲谈到了建设问题,就插话说:

  “有一位中学老师,提出您的著作中的一些说法不一致,比如《农村调查》、《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一些观点不统一。”

  毛泽东说:

  “一个人的思想是变化的,而且也有时代的局限性。我的那些文章不是一个时期写的。某些观点难免不一致。现在看来还要做些修改才行。”

  欲知毛泽东后来与亲友们的密切交往,请继续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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