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春 张新洲|毛泽东论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作者: 李永春 张新洲 日期: 2018-05-08 来源: 湘大毛研中心

  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五四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式革命的开端,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也准备了国民革命。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揭示了五四精神的深刻内涵,并将其归结为爱国主义精神、民主科学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论述,对推进五四运动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毛泽东站在中国革命的高度阐述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和倡导文化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批评了五四运动存在的形式主义错误方法和知识分子脱离工农群众的缺点。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五四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式革命的开端,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也准备了国民革命。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揭示了五四精神的深刻内涵,并将其归结为爱国主义精神、民主科学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论述,对推进五四运动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毛泽东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也是这场运动的重要宣传者和批评者。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审视五四运动,站在中国革命的高度阐述其历史功绩与局限,科学概括了五四精神的深刻内涵。重温毛泽东的这些经典论述,对于深化五四运动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于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也提供了历史借鉴。

  

  

一、毛泽东论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与局限

 

  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毛泽东革命生涯的一座界标。作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毛泽东在长沙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出版《湘江评论》,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对湖南反帝爱国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1919年7—8月间发表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论述五四运动,有谓:“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对五四运动的评价,肯定了五四运动深远的社会影响。作为五四运动的宣传者,毛泽东从运动中认识到民众的伟大力量。前述《民众的大联合》写道:“我们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这也是毛泽东最早公开支持五四运动的表示,被当时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罗家伦称许为对“五四”学生运动的准确解释。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因此被北京大学《新潮》月刊编辑傅斯年称誉为全国最有价值的杂志之一。

  毛泽东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参与五四运动的最高政治领袖,也长期关注和研究五四运动。1939年5月1日,他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上发表《五四运动》的长文。同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他又作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1940年1月,他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更加深入的论述了五四运动。这些文章和讲演,从中国革命的高度论述了五四运动的进步意义与历史功绩。例如,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明确指出五四运动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他说:“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学生们参加的历史上叫做五四运动的大事件,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运动。”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指出,五四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封建主义的运动,充分肯定五四运动的进步意义。194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社论稿《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时再次写道:“五四运动所开始的新的文化事业,它为现在的革命战争与将来的革命建设而服务,没有它,革命战争与革命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些评述不断发掘五四运动新的历史意义。

  同时,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归结起来,一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重大功绩,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在反帝反封建的认识上,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正是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反帝反封建的实践上,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比辛亥革命更进一步,并且把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他指出:“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与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获得了一枝生力军,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而在五四时候,英勇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是数十万的学生。”前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更加明确地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进而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中出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统一战线,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一个开端,这也是五四运动的伟大功绩。

  二是倡导文化革命。五四运动中开展的反对旧道德旧文化的斗争,体现了中国文化革命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可以说,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五四运动这样伟大而且彻底的文化革命。毛泽东高度评价五四运动在文化革命领域的历史功绩,甚至说“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把五四运动反对旧道德旧文化的斗争,称为中国文化革命史上最伟大、彻底的革命运动。不仅如此,在文化战线上以科学和民主反对老教条、老八股,也是五四运动的一大功绩。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时期的新式知识分子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

  作为五四运动的观察者和研究者,毛泽东充分肯定五四运动的进步意义和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客观论述了五四运动存在的如下缺点与局限。

  一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毛泽东批评五四运动说:“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在他看来,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后来五四运动的发展。因此,毛泽东充分肯定用马克思主义去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的重要意义,指出:“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实际上总结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教训。

  二是五四知识分子未能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另一个缺点,就是知识分子未能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运动脱离了人民群众。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偏重空洞的理论说教,缺乏深入实际的热情,“一味的‘耗矣哀哉’,激刺他人感情作用。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缘此,五四运动虽然提出“平民文学”的口号,但当时所谓“平民”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所以,五四运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五四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毛泽东肯定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中起了先锋模范作用,并且开始成为唤起民众的先锋队。同时指出,在后来的革命运动中,一部分知识分子没有肩负起唤醒和组织工农群众的使命,并将其归结为五四运动未能全竟其功的重要原因。因此,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深入工农群众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号召知识分子一定要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群众动员并组织起来。这是因为,“没有工农的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而且,“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毛泽东因此把知识分子是否愿意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视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最后的分界”。

  由此可见,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客观评价五四运动,既颂扬五四运动的丰功伟业与进步意义,也指明其不足与局限。这些论述不仅提供了一个评价历史事件的光辉典范,对进一步推进五四运动研究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毛泽东论五四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善于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问题,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所指出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毛泽东对于五四运动的观察和研究,更是如此。他多次提出要从五四运动中寻找中国革命的“根”,强调应当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历史,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历史好好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党的历史的发展。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指导学习研究中共党史时明确指出:“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他认为,五四运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说明以前的五四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可见,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来研究五四运动,说明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及其后党的革命工作做了重要准备。他从中国革命发展的角度探讨五四运动,说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产物,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确立了一个合理的历史开端。

  首先,五四运动是中国新式革命的开端。

  毛泽东坚持认为“现时中国革命的生动的具体的内容”,应当是一场从五四运动算起的“新的革命过程”。根据在于,一是从时代特征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纪元。十月革命后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已经结束,这时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属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范畴,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正如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因此,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划分为新旧两个阶段,就是以五四运动为时代坐标。二是从文化性质来看。五四运动造就了中国新的文化革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他看来,“五四”不仅在中国文化革命历程中发挥了划分新旧民主革命界限的作用,而且在文化上“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因此,以五四运动为文化坐标,中国近代文化革命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三是从革命领导阶级来看。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新的政治革命,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上取得了领导地位。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无产阶级处于自发斗争阶段,主要是进行一些经济斗争。虽然也进行过一些政治斗争,但都是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的,无产阶级还不能独立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还没有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提出了诸如“万众一心、罢工救国”等口号,而且在组织上摆脱了资产阶级的影响,在这次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毛泽东明确指出: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五四运动发生时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正是由于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以广大工人和学生为主力军,五四运动已不是一场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一场有无产阶级广泛参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在文化斗争上取得了领导地位。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文化战线的斗争是以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资产阶级在中国的文化革命战线上还有领导作用。但是,“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毛泽东认为,“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它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地位。正是以五四运动为政治坐标,中国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的伟大征程。

  其次,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五四运动以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才刚刚兴起,五四运动以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潮流。而且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中的左翼骨干纷纷开始了思想方面的转变,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1936年回忆时说:“五四运动以后,我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他认为,“到了一九二0年夏天,自己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五四运动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造就了一大批先进分子。在五四运动中革命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强大的力量,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自觉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以毛泽东为例,他回忆说:“一九二O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正是从五四运动起,“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上总结说:“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所以,毛泽东认定“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再次,五四运动准备了国民革命。

  作为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亦称大革命)的重要参与者,毛泽东明确指出,“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五四运动是以青年学生为先锋,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等社会各阶层广泛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为开展国民革命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指出:“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末,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他认为五四运动为大革命做好了准备,“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由此充分论证了五四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密切关系。

  

三、毛泽东论五四精神

 

  伟大的五四运动孕育了伟大的五四精神,毛泽东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站在中国革命的高度概括了五四精神,主要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主义运动,爱国主义精神是五四精神的主旋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造成了中国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将斗争矛头直指北洋政府,实际上既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又反对帝国主义,五四运动成为中国人民的爱国壮举。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正因为五四运动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毛泽东将其界定为爱国革命运动,并号召“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充分表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是五四运动中毛泽东的肺腑之言和爱国主义观念的集中体现,也是五四运动迸发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在这场爱国运动中,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热血青年走上街头,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本着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不两立的态度,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革命精神。毛泽东认为,诸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中国人民进行的反抗斗争,“虽然情形不同,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无论是反抗外敌入侵,还是改革现状,都是五四运动中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五四运动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爱国主义精神是五四精神的集中体现。

  二是民主科学精神。五四运动高扬民主科学旗帜,造就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民主科学精神是五四精神的支柱。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上腐败,经济上贫困,文化上落后。五四运动中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响亮地喊出了反专制、反愚昧,要民主、要科学的口号,明确提出了改造封建旧思想、铲除旧道德等斗争目标。如毛泽东所指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把广大人民群众从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为各种新思想的传入开辟了道路。在纷至沓来的各种新思想中,马克思主义以它科学性和革命性很快为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受新思想启发的人民勇敢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进一步推动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一步体现和弘扬了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精神。1942年2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特别提到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精神”,他认为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并没有抛弃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精神,而是“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赋予了民主和科学新的内涵。

  三是改革创新精神。五四运动是一场改革创新运动,改革创新精神是五四精神的灵魂。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五四运动中觉悟起来的知识分子明确提出要破旧创新,他们冲破封建统治的藩篱,提出了许多新主张。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思想大解放局面,并有力带动了其他领域的大解放。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后不久乐观地指出:“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并且断言,“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正是得益于先进知识分子勇于创新的精神,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河。五四运动中进步青年敢于向传统宣战,毛泽东称他们为“先锋队”。他说:“‘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先锋和带头作用,具体展示了一种革新精神,也充分体现了五四运动的改革创新精神。

  正是这种改革创新精神,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在审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同时,产生了对未来新社会、新制度的热切向往。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反复鉴别、比较和论争,五四先驱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可以说,近代中国人民的觉醒很大程度上是由五四运动的改革创新精神唤起的,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这种改革创新精神推动的。改革创新激活了中华民族的生机,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他认为革命改造道路是一个大工程,而五四运动时期的革新还仅仅是一个开端。

  总而言之,毛泽东站在中国革命的高度充分论述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发掘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重温毛泽东的这些论说,是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也是对五四精神最好的弘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广大青年对五四运动的最好纪念,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以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担负起历史重任,让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伟大征程中,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放射出来的时代光芒,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作者简介:李永春——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张新洲——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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