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如何炼成的

作者: 补刀客 日期: 2018-07-07 来源: 补壹刀

  1943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出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作者是王稼祥,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之一。

  这是个命题作文,初衷是纪念中共诞生22周年和抗战6周年。

  

  大概半个月前,毛泽东找到抱病休养中的王稼祥约稿,方向是“总结经验教训,再针对目前党内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当时,延安整风运动正深入开展。在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水平、纠正错误思想的过程中,一个共识也在党内逐渐建立起来:

  毛泽东,已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杰出代表。

  纪念

  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领导同志,都写文章、作报告,高度评价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但对这套革命理论的提法不一。

  王稼祥早年留学莫斯科,1931年回国后长期与毛泽东共事,抗战期间直接协助毛泽东处理党政重大事务。多年朝夕相处,使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

  接受任务后,王稼祥立即动笔,用了一周时间,7月5日就写好了文章。他让警卫员交给毛泽东审阅,第二天,毛泽东就批示报社发表。

  在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中,王稼祥明确提出两点:

  1、是中国共产党,为抗战和中国民族解放找到了正确道路;

  2、这个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概念首次被提出来。

  

  王稼祥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生长成熟,与中共22年的成长是同一历史过程,都经过了1925年—1927年的大革命、苏维埃运动和抗战。

  文章中专门有一段,回顾了毛泽东自中共一大开始,如何与左的、右的错误思想和主义做斗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正确道路。

  这段描述道出了结果,但略去了历史的一些曲折与细节。

  比如在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中,尤其遵义会议毛泽东确立领导地位之前,他个人经历的“三落三起”,尤其在低谷和逆境中,一个伟人所展现出来的态度和方法。

  “四不”

  一是,不消极对待。1931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央名义调整苏区领导机构,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被撤。

  对红军和苏区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却受到不公正的打击,一般人就消极了,但毛主席呢?

  

  被撤职后,毛泽东当时就对周恩来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就来。结果没过多久,赣州打不下来,项英去请毛泽东,他二话没说就去了,还帮着解决了困难。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毛泽东连献三计破围,虽被置之不理,他也没把自己置之度外,而是始终关注作战进程。

  另据毛主席自己说,那段时间,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

  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

  1957年,毛泽东曾感慨地回忆:我没吃过洋面包,没去过苏联,也没留学别的国家。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工作,就埋头读马列著作,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那两年读马列著作时形成的思考。

  

  就是这山沟里出的马列主义,成功指导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二是,不放过机遇。在毛泽东成长为伟人过程中,他曾在多个关键时刻抓住机会,甚至主动创造条件,改变处境乃至改变历史。

  长征一开始,毛泽东坚决要求,与支持他意见的王稼祥、张闻天同行,而不是分散在不同队伍中。

  长征路上,毛泽东一个人一个人的谈话做工作,让大家认识王明路线的错误,最后争取到多数支持,在遵义会议上重获领导权。

  在张国焘公开搞分裂,率部南下成立“第二中央”时,毛泽东巧妙利用张国焘的堂兄张浩,做张国焘的工作,,克服了危险的分裂。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正是因为抓住了一系列的机会,努力去工作、去斗争,毛泽东才屡次化解了事业和人生中的险境。

  三是,不简单行事。毛泽东处理问题,总比别人考虑得更周到细致,更着眼长远。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完全可以成为党和军队的总负责,但他却推荐张闻天先干一段时间。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武汉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领导同志谈到遵义会议时说:

  “遵义会议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那不行,那样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那就会弄僵了。我们在第三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来出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

  历史证明,这一考虑不只对斯大林有用,对团结当时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后来开展与张国焘斗争,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与张国焘斗争中,包括博古、李德、凯丰还有后来的任弼时等,都坚定地站到毛泽东一边。

  在与王明做斗争时,也没搞得势不两立,而是等待大家在实践中觉悟,派出王稼祥、任弼时去苏联汇报真实情况,使共产国际了解真实情况后发话,王明最后不得不低头服输。

  最后取代张闻天当党主席,也是在王明回来后不设总负责,把他排成第九位常委,后来在整风中连他自己都认为不合适当领袖时,才水到渠成取而代之。

  四是,不动摇信念。毛泽东早年曾说自己:“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意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即使在遭受打击的岁月,他也是不改变自己的意见。

  在十年内战时,党内主要领导同志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红军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而应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

  但他的意见没被接受,结果打败了,毛主席又赶快提出意见,当大家还不接受时,他只好再等待。

  正因为这种坚持、忍耐和迂回,他的意见最后才得以实施。这个等待的过程是痛苦的,但转折,又往往是在最后的坚持中。

  “二对”

  光有“四不”的态度,还不足以让毛泽东克服逆境。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毛泽东成长为一代伟人,还在于两点:思想认识要对;措施办法要对。

  一句话,你必须是正确的,被人最后才能服气,才能引导事业走向胜利。

  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思想认识是对的?

  毛主席多次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的成功,很重要的一个要诀,就是注重调查研究,掌握大量别人没掌握的情况。

  刚上井冈山时,他在调查中了解到,从前这里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官府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几十年都抓不住他。为什么呢?朱聋子的诀窍是,在井冈山不用会打仗,只要会打圈。

  据说,毛泽东由此受到很大启发,后来发展成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他说,我们把这位山大王的办法改进一下,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保存自己,又可消灭敌人。

  另一个例子,是1931年2月,第一次反“围剿”胜利间隙,毛泽东写了近10万字的《寻乌调查》,长征路上那么艰苦,许多东西都扔掉了,但有几份调查报告手稿,却一直珍藏在他身边,最后带到了延安。

  怎样保证自己的决策办法正确?还是要调查研究。

  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在广州一次会议上说:凡是忧愁、没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办法时就去调查研究。他讲到第二次反“围剿”时,敌我悬殊很大,不知该怎么打,就与彭德怀跑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看了很多地方,做出如何包抄敌人的计划,最后打胜了。如果不去看呢?那就每天忧愁,不知道怎么个打法。

  毛泽东说,调查就是“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在总结自己的失误时,他说,我这个人是官做大了,像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

  1943年至今,又过了整整75年。

  这个7月,当我们再次细读王稼祥的那篇纪念文章,仍能感受到,作为伟人的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一道生长成熟起来,何等不易。

  (文章主体内容“四不二对”,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王立华的总结,本文由刀贱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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