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1912年的《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的政治宣言

作者: 江山多娇 日期: 2018-12-06 来源: 红歌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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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毛泽东19岁,中华民国刚成立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写了《商鞅徙木立信论》。

  该文天才般地批评了中华民国效仿西方民主体制是行不通的,并给出了中国未来的政治方向:开启民智,既开启人们高尚美好的人格、天性。而毛泽东的一生,就是开启民智的一生。所以说,《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的政治宣言。

  在今日左派、右派为中国前途命运大论战之际,该文实在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1、从《商鞅徙木立信论》到《总理遗嘱》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很多仁人志士为国家前途命运四处探索。到1911年,孙中山效仿西方民主体制和基督教意识形态建立了中华民国。国家成立后,孙中山效仿华盛顿退去总统职位,着力于铁路修建和经济建设。没想到袁世凯却称了帝。1925年,孙中山在《总理遗嘱》中承认,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唤醒民众”。这正是毛泽东13年前的观点。

  这段曲折的历史表明:

  1、若民智不开,简单照搬西方民主体制注定要失败。

  2、19岁的毛泽东目光如炬,自有伟大之器,是中国民族的大救星。

  从某种意义上讲,30年改革开放也印证了上述两点。

  2、从《商鞅徙木立信论》看西方民主体制的困境

  文章一开始,毛泽东就开明综义地提出:自古以来,国民思想愚昧,民智不开,往往不理解、不接受好的政策法规,到了民国也不例外。这是国家几乎灭亡的根源所在。

  随后毛泽东用了一个反问句,开始了自己的论证,其论证逻辑是这样的:

  法律本是要造福人民的。对于一个好法律人民应该是欢迎和拥护的,政府要人民信任和接受是很容易的。对于一个不好的法律人民必然反对,即使政府要人民相信和接受也是枉然。这是民主法制体制的基本前提。

  商鞅的法律能富国强民、惩奸除恶、保护人民权利、树立国家军威。这个法律是非常好的法律,百姓应欢呼才对,为何反而惧怕和不相信,以至于用 “移木赏金”才去信任呢?现在,中华民国实行了新的政治,可人民还是惧怕、不信任,为什么呢? 共同的原因是:民智未开。

  总结该文,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民智是民主法制的前提,是一切政治体制的基础,若民智不开,效仿西方实行民主法制体制的中华民国注定要失败。

  现在,台湾推行西方的民主法制,表面上繁荣富强,实际上贪污腐化、卖淫嫖娼等不良风气严重,社会问题不断。奉劝他们好好地读读《商鞅徙木立信论》。

  而美国自身,其所谓民主法制体制导致了世界霸权和经济危机,而国内精英们面对国内诸多问题,还在鼓吹和宣扬这些。奉劝他们也读读《商鞅徙木立信论》。

  3、《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工作的方法和原则的写照

  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所提到的民智,不是知识和技术,而是人格、天性。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其处理政治、军事、外交事务的根本方法,就是开启民智,让人民美好、高尚的天性发挥出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发展。采取这种方法,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人民,以极为贫乏的物质资源,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政治、经济成就。

  毛泽东的一些主要教工作方法:

  1、 在军事上,推行官兵平等,发扬军事民主,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 在政治上,吸纳基层群众意见,邀请各民主党派参与政治活动。

  3、 在经济上,反对物质利益刺激,反对经济挂帅,发扬人的自觉意识和自信心。

  4、 在外交上,对一切小国家平等公正相待,对一切强权国家针锋相对斗争。

  5、 在生活上,要求党员干部树立“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当官做老爷”的思想,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形成了清正廉洁的新风尚。

  6、 在教育上,发现并歌颂小人物身上的伟大品格,如张思德、白求恩、南京路上好八连,雷锋、王杰,等。

  7、 在工作形式上,浅显易懂、幽默风趣,使人民容易理解,并不断《改造我们的学习》,防止“精英们”自高自大,脱离群众,让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在道德人格方面的“再教育”。

  8、 在工作上,深入基层,走群众路线,与群众交流,发扬群众的创造性。

  9、 在学习上,让人们开动脑筋自己学习,自己思考。

  为了形成开启民智的良好机制,使民族走上持续繁荣、富强之路,毛泽东一生坚持整党整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纠正党员干部盲目自大、自以为是、脱离和打击人民群众的错误意识,到最后发动了文革。

  总的说来,为建立繁荣、富强、文明、自由的新中国,毛泽东除了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科技思想方法外,其根本方法是开启民智。“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4、毛泽东:人民的信徒

  19世纪末,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亚瑟.斯密斯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指出 “中国需要的,我再重复一遍,仅仅是独立人格和良知。”因此他认为,内部改革、外交、商业、科学、选举都不能从根本上促成中国富强。 “为了变革中国,必须追溯其人格的起源,还必须让人格得到净化,良知得到实际尊重。” 这简直和《商鞅徙木立信论》的观点不谋而合。

  作为基督徒,亚瑟.斯密斯先生指出:“中国所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取它,她绝对需要具有一套上帝的知识。”

  毛泽东不是基督徒,他说“人民就是我的上帝。”他从他的上帝——人民——那里找到了正义和良知,并竭尽全力去保护她、开启她、发扬她,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毛泽东深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国家富强、民主、文明的根本所在。

  毛泽东,人民的信徒!

  本文姊妹篇:写于1919年的《祭母文》预言了毛泽东的一生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903/734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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