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整风反右运动(12)

作者: 王江伯 日期: 2019-01-10 来源: 红歌会网

  十二、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整风

  1957年4月7日下午四时,毛泽东乘专机从杭州回到北京。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如何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极关重要的问题。几年来,全党根据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指示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的方针,在各方面都作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但是,必须指出,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工作,现在还处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因而在许多方面,例如在工业管理、工人生活、工人教育的政策、制度和做法方面,以及党、工会、青年团的工作方面等,都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问题。最近各地连续发生的一些工人罢工、怠工等事件,表明我们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同时又表明我们在职工群众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更没有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迅速壮大,新工人成分大大增加的情况而加强起来,因而各种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就逐渐明显地暴露出来,并且有逐渐滋长的趋势。如果我们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不重视各方面工作中的缺点,让这些缺点继续发展下去,就不仅会障碍工人阶级积极性的发扬,而且还可能造成党和国家逐渐脱离工人群众的严重危险。为了总结几年来的工作经验,克服各方面存在的缺点,进一步发扬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艰巨任务,中央准备在今年内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对有关工人阶级的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加以讨论:(一)关于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问题。(二)关于职工生活问题。(三)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和教育问题。(四)关于企业中党、工会和青年团组织的工作问题。

  通知要求: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这些重要问题,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任务,必须全党动手,进行准备、讨论和解决。因此,中央有关各部委,全国总工会党组,青年团中央,全国妇联党组,国务院有关各委各部党组,各地党委,都应当重视这一问题,指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组织专门力量,按照上述各项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根据研究的结果,向中央写一个有情况、有分析、有具体意见的综合报告,或者关于某一两方面问题的报告;同时还应当各按自己部门工作的性质,选择其中若干专门问题作更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提出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方案和意见。各种报告都限于今年八月底以前报送中央。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应当协同国务院有关各部党组,慎重选择几个企业,就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和扩大企业权限的问题,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试点工作,不要过于铺广,并且将试点经验及时加以总结报告中央。在没有比较成熟的经验的时候,各地在报纸上的宣传工作,必须特别慎重。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决定暂时由新华总社负责统一报导。

  4月8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同朱德、陈云、彭真、李富春、聂荣臻【聂荣臻,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7年5月又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1958年11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仍任主任】谈话。

  同日下午五时四十分,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宴请由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李济深、沈钧儒等参加。毛泽东说:波兰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去年十月间有些人不知波兰的前途怎样,当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波兰的方向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但是没有很久就得到证明了,就澄清了。另外,波兰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如何,现在这一条大家也清楚了。有些国家不了解情况,不要怪他们,而要向他们多做些解释工作。谈到困难,每个国家都有困难。中国可以说基本上还算好,但不是没有问题。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艰苦奋斗。国家内部有矛盾,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也有矛盾。主要矛盾要解决,次要矛盾可暂置一旁,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可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你们应该争取大多数,对不了解你们的人要等待,事实可说明一切。要证明你们对那些同志是信任的,要说服,不要用机械命令的办法。

  4月9日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出席西伦凯维兹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

  同日,毛泽东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将题目改为《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商周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发出。此件以早发出为有利。”同时起草中央通知如下:“各级党委和党组:现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发给你们,请即试行,取得经验,报告我们,以便修改,在中央全会通过,然后正式施行。你们试行的时候,必须作出部署,并且根据地方特点发出省市一级的指示。然后在试行中密切注意随时纠正运动中发生的缺点。文件以能阅读者为限,不能阅读者以讲演代之。农村整风,由省市级另定办法。”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一九五七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一九五八年全面开展,大约在二至三年时间内完成。这个决定草案和通知在当时都没有下发。根据这个事实,笔者认为这个决定草案是由于工作惯性根据以前的决议和精神所做的,如果没有出现新的情况的话就按原来的要求和部署来进行。“这个决定草案和通知在当时没有下发”就说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当时已经在酝酿新的方案,新的方案即将形成、呼之欲出。当新的方案一经形成决议,原来的“决定草案”和“通知”就不再下发了。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社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要看到这个方针在文化建设上产生巨大的收获,当然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就在过去的半年多的时间中,学术文化的各部门已经比过去表现得活跃。在哲学界、文学界、经济学界、历史学界、法学界、生物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自由的论争;对于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思想有了更多的批判性的研究;大学里开设的课程扩大了范围;在文学创作方面,在电影、戏剧、戏曲、音乐、美术活动方面,在民族文艺遗产的整理和民族文艺传统的发扬方面,也都表现了蓬蓬勃勃的生气。许多人感觉到他们的眼界开阔起来了,思想活泼起来了。这些都是好现象。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社论最后强调:非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这也就给了马克思主义者一项认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巨大任务。可以断定,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的科学真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不断地取得胜利,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必然会越来越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会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者要靠自己的理论的力量,靠自己研究的成果,来说服非马克思主义者,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马克思主义者在同非马克思主义者辩论的时候,需要采取讲道理的态度,分析的态度,平等的态度,而不能采取虚声恫吓的态度,片面的、武断的、不加分析的、形而上学的态度,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态度。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首先想到的是要下决心解决人民日报的问题。4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袁水拍【袁水拍,诗人。当时任《人民日报》文学艺术和副刊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王若水【王若水,当时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批评。谈话从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持续到下午五时十分。以下是这次谈话的要点。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指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毛泽东接着说: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毛泽东在询问了四月十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接着说: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见1957年4月6日《人民日报》】,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毛泽东说,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有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有人提出杂文难写。毛泽东说,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他对今天的谈话总结了一下: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如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七、八版(理论、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五、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六、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八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等的谈话记录,1957年4月10日】这次谈话过了三天,《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分析了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读了,又批给胡乔木看。在批语中写道:“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社论说:我们国家目前正处在大变动的时期,时代带给我们巨大的历史任务。在经济战线上,我们要把人民的经济事业组织好、管理好,这就要求我们学会经营管理社会主义的企业,也要求我们学会逐步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思想建设战线上,人民的思想状况应符合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且能推动经济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做团结党外人士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和研究,他感到党与这些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影响极大。正如他所说的,现在的几百万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的教员。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4月11日上午十时,毛泽东同周谷城谈话。十一时半,在中南海顾年堂邀集冯友兰、周谷城、郑昕【郑昕,当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金岳霖【金岳霖,哲学家。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教授】、贺麟【贺麟,哲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费孝通、王方名【王方名,当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等座谈逻辑学问题。参加座谈会的还有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座谈会开了近三个小时,中间请客人吃了便饭,气氛轻松自然。

  4月12日下午,毛泽东邀请几位乡亲来中南海菊香书屋谈话,了解乡间情况,王季范在座。同日晚上,毛泽东同胡乔木谈话。

  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社论指出:在阶级社会中,互相敌对的阶级之间经常地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当某一种生产关系严重地妨碍着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代表旧生产关系的反动阶级和要求新生产关系的革命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要变得特别尖锐,直到反动阶级推翻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种矛盾和斗争才会基本上结束。而在新的社会制度之下,新的矛盾和斗争又会发生。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社会内部矛盾的情况和矛盾的性质虽然有所不同,但是矛盾的存在这一点却是永远不变的。

  关于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社论分析认为:我们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必须通过各级领导者到人民群众中去贯彻执行,人民群众在生产中和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是受着这些领导者管理的,而且他们的很多要求和需要也要通过这些领导者才能得到满足。因此,我们社会中的许多矛盾,往往通过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而集中地表现出来。

  社论最后说:我们的党同广大人民群众有血肉一般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党在长期同群众在一起进行艰苦斗争的过程中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同时,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不少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宝贵经验。在过去,党已经领导群众推翻了一切压迫者,胜利地解决了各种敌我矛盾。在今后,只要我们党能够继续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坚决地同官僚主义和其他错误的思想作风作斗争,我们也一定能够领导群众共同克服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障碍,并且采取正确的方法,顺利地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4月14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薄一波、王稼祥、谭震林出席。

  4月15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到南苑机场迎接应邀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一行。毛泽东致欢迎词,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伏罗希洛夫及其随同人员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兄弟的敬意。晚上,设便宴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

  4月16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伏罗希洛夫在会上发表演说。晚上,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出席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的酒会。

  4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开会。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国宴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毛泽东致词说: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新世界的开路先锋,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四十年来,苏联人民不但在国内进行了辉煌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毛泽东在致词中,对苏联人民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过程中给予的同情和支持,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予的全面的、巨大的援助,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出席国宴。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社论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是非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为了明辨是非,增强团结,而不是像进行敌我之间的斗争那样,要消灭或打倒矛盾的一方。因此,在人民内部,例如在人民群众和政府之间、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人民群众之间、党和国家机关中的上下级之间、个人和集体之间、党和非党之间,都可以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各种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不同利益的冲突,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4月18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出席北京市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的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的群众大会。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陪同伏罗希洛夫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京剧晚会。毛泽东把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社会大变动后的新形势下,党的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党内不少人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的状况,4月19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督促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并写批语:“刘、周、陈、朱、小平、彭真阅,尚昆用电报发出,另印如前示。”指示全文如下:“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手稿,1957年4月19日】这个指示,反映出毛泽东当时最关切的问题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否想通了、认识清楚了,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是否开始有所改变,第一把手是否认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党和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间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些缓和,对人民闹事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这些,都是他最近两个月反复讲述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党的领导不能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甚至落后于党外人士要求共产党转变思想、转变作风日益高涨的呼声,以致陷入被动局面。

  这个时期,全国各地都在讨论《正处》讲话,并对党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全党整风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毛泽东通过南下,特别是杭州座谈会又了解到不少情况,使他更加坚定了以“正处”为主题,向党外人士敞开大门,认真搞好整风的决心。这次南下,给他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处》讲话的反响存在很大反差,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干部中“左”的情绪还是主要的。这些情况,对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以扭转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的状况,起了促进作用。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出席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就外出视察期间所发现的问题及工作中存在的其他问题讲话。关于这次会议,在《毛泽东年谱》里只有这么一句笼统的记载,没有介绍会议的议题和主要内容。笔者分析认为根据事情的发展,在这次会上还对提前开展整风运动形成了决议,并责成书记处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指示稿。所以,才有了后来的4月25日晨一时,毛泽东同彭真谈关于整风运动指示稿修改问题的事情。

  4月20日,毛泽东致信袁水拍:“你的《摇头》【《摇头》,是袁水拍写的一首政治讽刺诗,发表在1957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指陈毅写的《游玉泉山纪实》一诗,发表在1957年4月18日《人民日报》】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李希凡,当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致同志的敬礼!”

  【附袁水拍的《摇头》[原文]:摇,摇,摇,/我们这位同志/老爱把头摇。“这个/我看不好。/那个/我看也不妙。“什么!/这个也在争论?/那个也在探讨?/不好,不好?“满台家务事,/满纸儿女情。/不行,不行!/还有什么杂文,杂感,杂种,讽刺,诽谤和小品文/嘿,查查看,/是哪一个‘俱乐部’发来的兵!”医生摸清了病情,/大喝一声:/“同志,/你犯的是教条主义病,/而且还有流行性。”——编者注】

  4月2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浅沼稻次郎【浅沼稻次郎,当时任日本社会党书记长】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可以说是朋友。你们的看法很多和我们一致。两国要友好,这是重要的。要恢复邦交。中国只有一个,没有两个,这也是重要的。台湾问题是一个困难,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障碍,解决起来可能时间会长一些,但迟一点也没有什么。要尽量努力,但也要准备迟一点。日本有先进的工农业技术,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合作交流,一定能使两国繁荣。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还有一点我想谈谈,就是关于人民力量的问题。人民力量一定要胜过反人民力量。我们党为什么能取得政权呢?为什么能和有外国援助的军队打仗呢?就是因为有人民。我们在延安时,只有几根破枪,国民党有四百多万军队,又有美国援助,但是我们打胜了。再以印度为例,英国很强,又有资本,但也撤走了。这就是人民运动的力量。这就可以得出个结论:美国钢铁多,有原子弹、氢弹,但只要世界人民团结,就可以战胜美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力量很大的党,如搞不好,人民就要怕我们。一个党使人民怕,这个党就不好了,就危险了。党内党外的紧张要缓和,要充分展开辩论,讲道理,这样党和人民才能接近。

  4月22日,毛泽东复电达赖喇嘛:“你四月一日从拉萨拍给我们的电报收到了,谢谢你的问候。你同班禅额尔德尼出国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纪念和访问印度,为增进中印两国的友好作了重要贡献,并且给各方面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这次长途旅行,请你对身体多多保重。祝你在加强祖国各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的工作中作出新的成就。”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一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王稼祥、李初梨【李初梨,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方 毅【方毅,当时任中国驻越南总顾问和经济代表处代表】等在座。

  4月23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四月二十二日关于转发全面检查肃反工作文件【中共中央转发的 3 个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准备迎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准备迎接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通知》、《公安部党组关于通知各地公安机关准备迎接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报告》】的批语稿,批示:“彭真、小平再阅,尚昆办。必须把目的提出,因此加了几句话。”批语稿中的“关于全面检查肃反工作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就已经提出”这句话,毛泽东改写为:“关于全面检查肃反工作问题,为了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肃清反革命残余分子和处理尚待处理的反革命案件,科学地总结肃反经验,以便发扬正气,批判歪风,帮助绝大多数正直地忠心耿耿地在肃反战线和司法战线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同志,进一步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之目的,毛泽东同志在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最高国务院会议扩大会议上,根据中央的意图,就已经提出全面检查的要求。”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4月25日晨一时,毛泽东在游泳池同彭真谈了关于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

  同日晚九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柬埔寨驻中国经济代表团团长杨安和副团长乃瓦朗丹,章汉夫、雷任民、章文晋【章文晋,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在座。

  同日晚十一时,毛泽东接受保加利亚新任驻中国大使涅加尔科夫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人民有意见就应当让他们说出来,不然这些意见一旦爆发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就不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真不是一件容易事,让几亿人民都和平共处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建设了社会主义,丢了人民,建立了重工业,丟了人民,这是不成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我正在修改。讲起来很容易,几个小时就够了,写成文字就困难了。我的官僚主义也很厉害,二月二十七日讲的话,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还没有整理出来。现在可以看党报上的几篇社论,里面主要意思都有了。

  这里,毛泽东明确表达了建设社会主义与人民的利害关系,“人民有意见就应当让他们说出来”,“建设社会主义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建设了社会主义,丢了人民,建立了重工业,丟了人民,这是不成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正在修改”。

  4月26日,毛泽东阅四月二十四日《大公报》,写批语:“乔木阅。《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大公报》第一版在“全力以赴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通栏标题下,发表题为《广泛深入地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社论。

  同日晚十时五十分,毛泽东接受越南新任驻中国大使阮康递交国书。在同大使交谈中,毛泽东说:中国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在建国七年后,在完成了土改、肃反和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才提出来的。对知识分子要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要使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是每一个人)都多少懂得些马克思主义。群众闹事在中国也有发生。对待这类事件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镇压,另一种办法是说理。第一种办法是对待敌人的,对人民内部不能采用。对人民只能采取说理的办法。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敌人,不是对人民。我们镇压宗教界中的反革命破坏分子,并不是因为他们信仰宗教,而是因为他们搞反革命破坏活动。对待宗教问题,不能采取强制的办法。

  4月27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批示:“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本件及附件登党刊。”指示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指中共中央1957年5月10日《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5月1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分别在党 与(一)工人、(二)农民、(三)学生、(四)解放军战士、(五)知识分子、(六)民主党派、(七)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

  这里,《指示》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指示》表达了三个内容:一是“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二是参加劳动的“通知日内也可发出”。三是分别在党与工、农、学、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

  请注意,在正式决定即将发布之前,为什么又要发布这么一个指示呢?编者以为应该是先“预热”一下,让下属在心理上有个准备并在行动上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从年初的几次讲话,到巡视各地的游说,都是在为党内的整风做舆论准备工作和宣传工作。现在正式决定一旦发布,党内的整风运动就要在全国上下开展起来,这是毛泽东这半年来的心血啊!

  同日,毛泽东阅中共中央组织部四月十八日关于中国驻苏人员的一些思想问题和留学生、实习生派遣中一些问题的报告,批示:“陈云同志:这个问题,请你与有关人员研究一下,严格控制,统一解决,并指定一个机关统一管理。以后应当少派,派去的要精。已去而品格恶劣或程度太低的,可否考虑调回。”五月二十二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今后只派遣研究生,基本上不再派遣高中毕业生。

  4月28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批示:“即送刘、朱、陈、乔木阅,尚昆于今日下午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准备五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毛泽东对指示稿所作的修改是(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须同时改造自己。”(二)“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相互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三)“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四)“这种体力劳动,哪怕很少一点也是好的。待取得经验之后,经过适当步骤,再有计划地逐步地普及到一切凡能多少从事劳动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人员和经济、文化组织中的主要管理人员。”

  在这里毛泽东对指示稿所作的修改强调了:一是共产党为什么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即整风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这是最具权威的阐释;二是在整风中要“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相互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三是各级党政军主要领导参加劳动的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

  4月29日晨,毛泽东同胡乔木谈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修改问题。上午,同朱德谈话。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整风运动的有关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李维汉出席。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形成了集体决议后才最后发布的。

  紧接着,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议题就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四十四人。毛泽东讲话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过去在工业、农业、文教等方面有什么矛盾是盲目的,现在把矛盾排一个队,算一个账。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不劳动,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老百姓就不信任你,不和你讲真话。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讲到这里,毛泽东问北大校长马寅初:“你那里怎么样?”马寅初说:“是不够的。”毛泽东又问:“他们要不要你管?”马寅初说:“矛盾是有的。”毛泽东见马寅初讲得很委婉,便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挑明:“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毛泽东又问了一些情况后继续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整风指示说到唯物辩证法。现在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那些问题放在将来搞,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过去搞的是阶级斗争,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总的说来,是新时代和新任务。我们需要学习,学自然科学,学计划经济,要积累经验,需要积累几十年经验。有些朝令夕改,是因为没有经验。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间才开始变化,找了三十几个部门的同志谈话,以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了十大关系,其中有五条是属于经济方面的。“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毛泽东最后表示:“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没办法,不能强加于人。如赞成,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向党外人士透露。第二天,陈叔通、黄炎培就联名写信给刘少奇和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同日,毛泽东阅四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刊登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批示:“送乔木同志: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毛泽东将文章的原题《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作为副题,重新拟题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并为《人民日报》起草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五月一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这篇文章。

  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直到4月9日,毛泽东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时,都还是“一九五七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一九五八年全面开展,大约在二至三年时间内完成”。但是根据“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干部中主要存在的“左”的情绪和“已经形成对党政工作缺点错误的批评空气”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

  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指示说: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人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整风应该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并且使整风运动的进行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

  这里表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的公开发表,向全社会公开了整风的目的、内容、形式和办法。指示说:“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同日上午十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和广场的群众联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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