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整风反右运动(21)

作者: 王江伯 日期: 2019-02-01 来源: 红歌会网

  二十一、毛泽东工作重心的转移

  (一)对《毛泽东年谱》(1957)涉及反右斗争条目的检索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以《毛泽东年谱》为准,对《毛泽东年谱》(1957)涉及反右斗争的有关条目进行检索。

  4月9日,毛泽东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将题目改为《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商周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发出。此件以早发出为有利。”同时起草中央通知。这个决定草案和通知都没有下发。

  4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批评。

  4月中旬,毛泽东阅四月十三日《大公报》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批示:“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4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出席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就外出视察期间所发现的问题及工作中存在的其他问题讲话。

  4月23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四月二十二日关于转发全面检查肃反工作文件的批语稿。

  4月25日晨一时,毛泽东同彭真谈关于整风运动指示稿修改问题。

  4月26日,毛泽东阅四月二十四日《大公报》,写批语:“乔木阅。《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

  4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批示:“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本件及附件登党刊。”

  4月28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批示:“即送刘、朱、陈、乔木阅,尚昆于今日下午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准备五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

  4月29日晨,毛泽东同胡乔木谈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修改问题。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整风运动的有关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李维汉出席。

  4月30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党内外人士共四十四人出席。毛泽东讲话,他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

  同日,毛泽东阅四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刊登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批示:“送乔木同志: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

  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阅,由杨尚昆发出。

  同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緬甸民族院议长萧恢塔,林伯渠、李济深、余心清等在座。毛泽东说:今后准备造成比较活泼的空气,叫人民可以讲话,可以发表意见,不受官僚主义的打击。···

  5月7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初稿)》,批示:“伯达阅,小平同志办。政治局通过后,填上日子,在报上发表。在第四页上有一些修改。”

  5月8日一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政协礼堂连续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共产党工作的意见。

  5月14日,毛泽东阅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刊登的中等初等学校教师座谈会记录,批示:“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同日晚九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整风鸣放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李维汉出席。

  5月15日,毛泽东针对开门整风期间出现的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的猖狂进攻,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批示:“刘、周、陈、朱、彭真、小平阅,尚昆用电报发出,另印如前示。”

  同日晚九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整风鸣放情况,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李维汉、吴冷西出席。

  5月19日晨,毛泽东听彭真汇报情况。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彭真、陆定一、胡耀邦开会,后又增加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赖若愚参加。

  5月20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罗瑞卿、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5月22日晚上,毛泽东听彭真汇报情况。

  5月23日晚十一时十五分,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主席纳• 马•佩雷拉率领的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彭真在座。会见后,同彭真谈关于整风和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问题。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陆定一、康生出席。会后,同彭真谈话。

  5月26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讲话,他说:放的目的,是整我们党的缺点,争取中间派,以孤立右派。我们认为小乱可以,大乱不要。要设想会不会大乱?···

  5月27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继续听取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汇报。会后,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开会。

  5月29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出席。

  5月30日,毛泽东阅五月二十九日《新闻日报》刊登的署名小雅的文章《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批示:“乔木同志:此篇似可转载,何时转载适宜,请你和报馆商量一下。”

  5月31日上午,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话。晚上,同彭真谈话。

  6月1日下午和次日下午,毛泽东同曾志谈话,了解中国人民大学整风情况。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出席。

  6月2日中午,毛泽东同周恩来、彭真、李维汉谈话。

  6月3日中午,毛泽东同彭真、刘仁谈话。

  6月4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出席。

  6月5日晚九时四十分,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陈叔通、黄炎培谈鸣放情况,六日晨零时十五分结束。零时二十五分,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罗瑞卿开会,谈整风问题。

  6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并批示:“即送刘、周、陈、朱阅,尚昆用电报于今日发出。另印如前示。”

  同日,毛泽东阅陆定一报送的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批示:“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

  6月7日,毛泽东阅六月六日《文汇报》刊登的笪移今的文章《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批示:“乔木同志:此文很好,可以转载在显著地位。”

  同日上午,毛泽东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要吴冷西去人民日报社工作。在谈话中提出,要借国务院秘书长助理、民革中央委员卢郁文收到带有恫吓内容的匿名信的机会,由《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发起反击右派的斗争。

  同日下午,毛泽东同刘仁谈整风情况。晚上,同周恩来、李维汉、徐冰、童小鹏谈整风情况。

  6月8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并批示:“即送刘、周、朱、陈阅,尚昆用电报于今天发去。另印如前示。新疆、西藏不发。”

  同日晨,毛泽东同胡乔木谈话。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开始转入反右派斗争。

  同日下午二时半,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同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陆定一、康生、李维汉开会。

  6月9日,毛泽东审阅邓小平六月九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湖北省委建议提前发表毛主席讲话和推迟暑假日期报告的指示,批示照发。

  同日晨,毛泽东同胡乔木谈话。

  同日下午,毛泽东同曾志谈整风情况。

  同日晚上,毛泽东同李达谈话。

  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并批示:“即送刘、周、陈、朱阅,尚昆用电报发出。另印如前示。新、藏不发。”

  同日晚八时,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同日晚九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整风反右问题。

  6月11日,毛泽东致信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党委副书记、校长助理陈舜瑶:“兹派我的秘书林克同志来看你们,请由你们中任何一位和他谈一下你们学校目前的动态。如果你们忙,则请你们指定一位别的同志和他一谈为盼!”

  同日,毛泽东修改《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批示:“刘、周、朱、陈、彭真阅。如认为可用,请尚昆印若干份,发给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负责同志。退尚昆办。”又批示:“尚昆同志:此文请即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并印送各省市委、内蒙党委,新疆、西藏不要发。北京及外地各发多少份为宜,请加酌定。” 十二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印发。

  同日下午,毛泽东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王稼祥、胡乔木、胡绳、田家英谈话。晚上,同习仲勋谈话。

  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

  同日下午,毛泽东同彭真、陆定一、李维汉谈话。

  6月13日,毛泽东阅六月十二日《北京日报》,批示:“乔木同志:《北京日报》比《人民日报》编得好,有工人、农民、学生、左翼党外人士的批判反动言论的大量报道,极为丰富,文字也较人民日报生动,编排也好。请看第二版全部报道。”“请在人民日报召集一个会议,有较多人参加。事先要他们读这第二版,全部读一遍,然后开会。你的编排水平应当提高。文字也有些八股味,例如不感觉‘怎样对待批评’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不感觉这篇文章通体是一个八股调。希望思索改进。”

  同日上午,毛泽东同朱仲丽谈话。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讨论修改为《人民日报》撰写的“本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刘少奇、朱德、陈云、彭真、胡乔木、李维汉、吴冷西等出席。

  6月14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撰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本日发表。

  同日下午,毛泽东同彭真、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6月16日下午,毛泽东同曾志谈话。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胡乔木、李维汉开会。

  6月1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定稿,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幵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地区的大鸣大放情况。会后,同彭真、陆定一、李维汉谈话。

  6月18日,毛泽东致信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何锡麟:“现派我的秘书林克同志到你们那里,请你将你们学校的情况告诉他。如果你无时间,请你介绍一位别的同志同他一谈为盼! ”

  6月19日上午,毛泽东同朱仲丽谈话。

  6月20日,毛泽东阅中共河南省委六月十七日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情况的第二次简报,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即转发各省市。”

  6月2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李维汉出席。

  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毛泽东曾两次审阅修改这篇社论稿。

  6月23日下午,毛泽东同曾志谈话。

  同日晚八时半,毛泽东同周谷城谈大鸣大放中的一些问题。

  同日晚十时十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大鸣大放的情况,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陆定一、李维汉出席。

  6月26日,毛泽东阅中共河南省委六月二十四日关于整风运动情况的第五次简报,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用电报即刻转发各省市。”简报总结了在反右派斗争中一些单位的经验,指出在目前反击右派阶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必须做好的几项工作。

  6月27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情况简报的《整风专辑》很有用。现请:(一)将六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五日共十一天的‘专辑’立即印成一集(印成一本),印若干份,用飞机火车迅即分送各省市委及地市委,每单位多的有十几本,少的有三四本即够,供其参考。(二)以后每三天印一集,分送。如你同意的话,请照办为盼!”

  同日,毛泽东阅谭震林六月二十四日关于在湖南攸县贯彻民主办社和整风问题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值得一看。除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在京中委外,请考虑可否转发地方各级党委参考。”

  6月下旬,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草稿)》,批示:“退邓。”这个通知于六月二十八日发出。

  6月28日,毛泽东阅《光明日报》本日刊登的郭沫若对记者的谈话《拨开云雾见青天》,批示:“乔木同志:郭沫若此篇,请要《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全文播发。”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郭沫若的这篇谈话,题目改为《乌云消散,太阳更加万丈光芒——郭沫若谈反右派斗争》。

  同日晚七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费孝通谈话。

  同日晚九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徐冰、吴冷西出席。会后,同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谈话。

  6月29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批示:“送刘、周、朱、陈、邓、彭真即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

  6月30日晚八时二十分,毛泽东同胡乔木、李维汉、吴冷西谈话。十时二十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胡乔木、李维汉、吴冷西开会。

  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本日发表。

  7月7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会见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同他们围桌谈话约两小时。毛泽东谈到延安整风、上海反右派斗争、高等教育和消灭血吸虫病等问题。

  7月8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对上海各界人士发表讲话。毛泽东说: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多天了。这一百多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每一个运动都证明,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比如这一次,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就是说,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

  7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增加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

  7月17日一21日,毛泽东在青岛主持召开省市党委书记会议。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谈了以下问题:(一)农村中的阶级路线问题;(二)反右派问题;(三)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整风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7月19日,毛泽东写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草稿。并在草稿的基础上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一次修改稿,注明“内部文件,不得遗失”,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印发。

  7月20日,毛泽东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二次修改稿。随后又形成第三次修改稿,注明:“内部文件,不得遗失,待政治局批准之后,由中央发至地委一级。”

  7月23日下午,毛泽东同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谈话。同日下午,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7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青岛海滨第二浴场召集陈云、李先念、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陈伯达、田家英开会,谈整风及农村情况。

  7月25日,毛泽东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四次修改稿,注明:“内部文件,不得遗失,待政治局批准之后,由中央发至县委及其他相当于县委的一级。”

  7月26日一30日,毛泽东在青岛继续主持召开省市党委书记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修改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等。

  7月26日、27日,毛泽东在青岛省市党委书记会议期间,先后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次修改稿,并注明:“这个文件,是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同各省市书记谈话的一些要点。”

  7月27日,毛泽东审阅修改邓小平七月二十一日报送的《中央统战部关于帮助各民主党派整风的意见》稿,批示:“即送邓小平同志办。”

  7月29日,毛泽东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九次修改稿。

  7月30日,毛泽东修改形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第十次修改稿,批示:“小平同志:此是最后定稿,请你提交政治局批准。如有修改,请告知。如无修改,即可发出。”八月一日晚上,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同日,中共中央将这篇文章印发县一级党组织和干部阅读。

  7月31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八届三中全会的通知。

  8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深人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8月19日,毛泽东阅陈其通、陈亚丁的《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一文清样稿,批示:“退人民日报吴冷西同志。看过,可用。”二十一日,该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8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一号楼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李维汉、胡乔木开会。

  8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浴场同陈伯达、田家英谈《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问题。

  8月下旬,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稿,主要加写以下一些内容:“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

  9月3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稿,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

  同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彭真、彭德怀、陆定一、康生开会。

  会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下午六时半到达保定。

  9月4日晚上,毛泽东到达郑州。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潘复生、史向生、杨珏谈农业生产和反右派等情况。

  9月5日下午一时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汇报中谈到,黄冈有一个干部,三代当雇工,讨过米,解放后,翻了身,当了干部,在这次鸣放中放出一些反动意见。···毛泽东问:刚才说的那个干部叫什么名字?答:叫刘介梅。

  同日下午四时四十分,毛泽东视察裕华纱厂,看了厂内的大字报。

  9月7日下午一时,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湖北省部分地委书记座谈。汇报中,有人问: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对痛改前非的人怎么处理,如对刘介梅怎么办?毛泽东说:不要处分他。这个人很典型,可以写小说,写电影。他的那些东西,可以在汉口展览,也可以在北京展览,这个人是个很好的教员。

  9月10日中午,座谈会继续进行。座谈后,毛泽东到江西省政府看大字报。

  9月12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

  9月15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同日,毛泽东阅九月十四日《杭州日报》刊登的反右派论文摘要《哲学思想中有哪些修正主义观点》,批示林克:“请在杭州找一本《哲学研究》本年第四期。”

  9月17日晚七时,毛泽东在上海住处同新民报社社长赵超构、出版界人士舒新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束世澂谈话。毛泽东对赵超构说:你的检查,我看很够了。···

  同日晚九时,毛泽东在上海住处同中共黄浦区委书记陆文才、上海动力学校校长仇启琴、上海锅炉厂党委书记刘东海和厂长王伟光座谈,了解机关、学校、工厂的鸣放等情况。

  9月18日上午,毛泽东前往上海国棉一厂看大字报。下午,乘专机回到北京。

  9月19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这次全会讨论的问题,整风是一个纲。其他问题,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机关,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是制度问题,要花几天工夫讨论。接着,他讲了几个问题。(一)整风决心和整风方式。小鸣小放、中鸣中放,还是大鸣大放?小鸣小放天下大乱,中鸣中放天下中乱,真鸣真放天下不乱。鸣放要有决心,很多人怕放。各种经验证明,不应该怕。···

  9月20日一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地委第一书记、直辖市的区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作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会议基本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 规定(草案)》等文件。

  9月20日晨,毛泽东审阅修改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后,批示:“即送小平同志:此件很好。有若干小的修改,请酌定。此件最好今天晚上能印发到到会人手里。”

  9月2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黄欧东、欧阳钦、吴德、林铁、陶鲁笳、舒同谈话。

  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张德生、张仲良、李井泉、谢富治、陶铸、柯庆施、曾希圣、刘建勋、叶飞谈话。毛泽东说:(一)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审批时要注意。这次都登了报,···

  9月23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听取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9月25日,毛泽东阅九月二十二日上海《新民报》晚刊登载的题为《摆事实,讲道理,比过去,看现在——工商界舌战右派高方》的报道,批示:“乔木、冷西同志:批评高方,写得很好,请转载在《人民日报》上。···

  9月30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办公厅印发的《全会各小组活动情况》,只发给‘各组长’,使多数人不知道别组的意见。似宜发给到会的一切同志。第一星期的,应重印补发。如你认为可行,请即办。”

  10月7日下午一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毛泽东讲话。“一九五三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现在四年半,基本上改变了私有制。反映到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等。同时它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

  10月9日下午三时,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邓小平就全会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作总结发言。毛泽东讲话。“(二)整风。湖北提出这样的口号: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广东采纳这个口号。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那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大是大非也好,···”“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正如《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10月13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通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讨论整风问题的情况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最后讲话。他说:现在整风找出一个形式,就是大放、大鸣、大辩论、大字报。搞社会主义这个事,我们都是生手。我们过去只搞过民主革命,···“我们讲阶级在起变化,除了工人阶级以外,其他几个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讲消灭 阶级,不是讲把人灭掉,人是可以慢慢变的。右派许多人是有才干的,在这一点上我倒还相当地赏识他们。要交几个右派朋友。”···

  同日下午,毛泽东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杭州,住刘庄。在杭州期间,为下个月访问苏联做准备工作。

  10月17日、18日、20日,毛泽东同陈伯达、田家英、浦寿昌谈访苏期间讲话稿的修改问题。

  10月25日下午二时,毛泽东乘专机从杭州回到北京。

  10月2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派出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典礼。

  11月2日上午九时,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典礼。

  11月20日晚十时,毛泽东和宋庆龄、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等中国代表团成员乘专机离开莫斯科回国。

  12月8日上午十一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 参加。毛泽东谈三个问题。(一)关于莫斯科会议。(二)关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问题。(三)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右派同我们唱了对台戏。对台戏也有两种,一种是不相容的,一种是和平共处的。等几个月,要同右派谈谈,指出两条路,坚持右派立场,或者接受多数人的意见进行改造。要化无用为有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右派中可能有部分人会分化的,我看可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对右派的处理,现在就要准备, 希望各民主党派研究。第一,要处理,要处分,否则会脱离群众; 第二,处分过严也不利,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个别很坏的以外,选举权不取消,有一些还给他一些地位。这样做的理由, 一是为了争取中间。在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人看我们如何处理右派,处理过分了,会伤他们的心,会不高兴。二是为了分化右派,希望三七开,十个人大概有七个人可争取。给他们五年、七年的时间,那时思想有觉悟,改造好了,右派帽子可以取消。

  同日下午,毛泽东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济南。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并经部分政治局委员事先看过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全面阐述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批评反冒进思想。

  12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刘庄主持召开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周恩来、柯庆施、舒同、曾希圣、刘顺元、叶飞、江华出席。毛泽东讲话,要点如下:(一)国内矛盾。(二)抓工业、农业、思想。(三)整风重点要注意城乡基层,农村合作社、城市厂矿、手工业社、中小学、街道,主要是乡村要认真搞。···

  (二)毛泽东在整风反右的日子里

  对“《毛泽东年谱》(1957)涉及反右斗争条目的检索”进行研究分析后,会发现以下一些事实。

  1、在第一阶段,即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作为国家元首的、事实上已经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对开门整风非常重视,是亲临一线,亲自把关,亲力亲为,从早到晚,夜以继日。

  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即从4月9日毛泽东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起,到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止,总共22天。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做了哪些工作呢?一是亲自起草文件或亲自审阅修改文件;二是亲自组织召开座谈会。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文件有《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的中央通知;《中央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文件有《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四月二十二日关于转发全面检查肃反工作文件的批语稿;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整风?》等。毛泽东亲自召开的座谈会包括主持的会议6次。毛泽东通过阅读文件报刊向人民日报推荐的文章有《大公报》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李汝祺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阅四月二十四日《大公报》,给乔木写批语并批评人民日报等。

  2、在第二阶段,即全面开展整风运动,并根据右派猖狂进攻的形势准备发起反击的阶段,毛泽东也是亲自把关,亲力亲为,夜以继日,孜孜不倦。

  这个阶段从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起,到6月8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开始转入反右派斗争时止。总共38天。

  在这个阶段,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文件有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事情正在起变化》;《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共5个文件。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文件有《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初稿)》;《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毛泽东通过阅读文件报刊向人民日报推荐或推荐中央领导人阅读的文章有小雅的文章《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解放日报》第二版刊登的中等初等学校教师座谈会记录;笪移今的文章《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毛泽东亲自召开的座谈会和主持的会议或谈话会共24次。

  这里特别指出的从5月8日一6月3日,前后共27天,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政协礼堂连续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共产党工作的意见。

  3、在第三阶段,即在整风中反右,在反右中又要整风的阶段里,毛泽东更是不怕疲劳,连续作战,一鼓作气,日夜操劳。

  第三阶段,即从6月8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开始转入反右派斗争起,到8月下旬止。总共84天。

  这个阶段是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同时进行的阶段。在这84天里,毛泽东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1、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文件有《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关于增加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八届三中全会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深人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共7个文件。

  2、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文件有: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湖北省委建议提前发表毛主席讲话和推迟暑假日期报告的指示;修改《事情正在起变化》;《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定稿;《人民日报》社论《不平常的春天》;《中共中央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草稿)》;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中央统战部关于帮助各民主党派整风的意见》稿;《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稿。共9个文件。

  3、毛泽东通过阅读文件报刊向人民日报推荐或推荐中央领导人阅读的文章有:(1)、阅六月十二日《北京日报》,批示:“乔木同志:《北京日报》比《人民日报》编得好,有工人、农民、学生、左翼党外人士的批判反动言论的大量报道,极为丰富,文字也较人民日报生动,编排也好。请看第二版全部报道”;(2)、阅中共河南省委六月十七日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情况的第二次简报,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即转发各省市。”(3)、阅中共河南省委六月二十四日关于整风运动情况的第五次简报,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用电报即刻转发各省市。(4)、阅谭震林六月二十四日关于在湖南攸县贯彻民主办社和整风问题的报告,批示:“小平同志:此件值得一看。除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在京中委外,请考虑可否转发地方各级党委参考。”(5)、阅《光明日报》本日刊登的郭沫若对记者的谈话《拨开云雾见青天》,批示:“乔木同志:郭沫若此篇,请要《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全文播发。”(6)、阅陈其通、陈亚丁的《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一文清样稿,批示:“退人民日报吴冷西同志。看过,可用。”总共有6次。

  4、毛泽东召开的各种会议共30次。7月26日一30日在青岛主持召开省市党委书记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等。

  5、两次派秘书林克分别于6月11日去清华大学和6月18日去北京师范大学了解运动的动态情况。

  (三)毛泽东工作重心的转移

  通过对毛泽东年谱1957涉及反右斗争条目的检索,你会发现从8月下旬起,毛泽东的工作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在这以前,除了必须的外事接待以外,他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整风和反右斗争的运动中去了,这在上一节做了分析。用一句话来概括,他就是对整个运动的进程都做到了亲自把关,亲力亲为;夜以继日,日夜操劳;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一、反右派斗争上了轨道以后的日子,毛泽东更多的是关注农村农业问题

  从8月22日,“在北戴河浴场同陈伯达、田家英谈《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问题”起,到10月13日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杭州住刘庄,“在杭州期间,为下个月访问苏联做准备工作”止,总共53天。

  在这53天中,9月3日至18日期间,毛泽东离京南下,调查了解农村整社和农业生产情况,共15天;9月20日至10月9日期间,毛泽东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共20天;再到10月13日离京到杭州住,在杭州期间,为下个月访问苏联做准备工作。

  在这53天中,毛泽东没有起草过一份关于反右斗争的文件,按毛泽东在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讲话所说的“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他亲自审阅修改的文件有3份,(1)9月12日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2)9月15日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3)9月20日晨,审阅修改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基本都没有涉及到具体的政策。

  在这53天中,有两次大会讲话。一次是讲反右派已经上了轨道,不需要大大地反了;另一次是讲右派许多人是很有才干的,在这一点上我倒还相当地赏识他们。要交几个右派朋友。

  第一次是10月9日下午三时,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在讲到整风时,他说:“湖北提出这样的口号: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广东采纳这个口号: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那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毛泽东在这里就提出了“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的问题,答案是“那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

  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说过,毛泽东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是整风反右运动中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话,后来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编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讲话的题目是《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这个讲话同样是整风反右运动中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话,后来也被编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原文如下: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也没有采取这种形式。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发饷,没有制造枪炮的工厂,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是依靠战士,依靠当地人民,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那就不好了。现在不同了,战争结束了,全国除台湾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现在容易说通了,在五月间那个时候,就很不容易说服人。北京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应当相信多数,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社会主义革命对我们都是新的。我们过去只搞过民主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不破坏个体所有制,不破坏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只破坏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所以,有许多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可以过来。这里头,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就不热心,是勉强过来的;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是肯干的,这一关过来了。现在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有些人就难过。比如,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他家是三代要饭,解放后翻身了,发家了,当了区一级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开了他的展览会,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关难过呢?因为这一关是要破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破个体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今年是斗争的一个洪峰。以后是不是年年要来一个洪峰?象每年黄河的洪峰要来一样,我看恐怕不是那样。但是,这样的洪峰,以后也还会有的。

  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我们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万。一千二百万人,如果集合起来,手里拿了枪,那是个很大的军队。但是,为什么天下又不会大乱呢?因为他们是分散在这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这个农村,那个农村;这个工厂,那个工厂;这个学校,那个学校;这个共产党支部,那个共产党支部;这个青年团支部,那个青年团支部;这个民主党派的支部,那个民主党派的支部;是分散在各处,不能集合,所以天下不会大乱。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我国无产阶级数目比较小,但是它有广大的同盟军,最主要的就是农村里头的贫农、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还要多一点。富裕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现在的富裕中农大体分三部分:赞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动摇的,占百分之四十;反对的,占百分之二十。这几年来,经过教育改造,地主、富农也有分化,现在也有不完全反对社会主义的。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加以分析,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事实不是那样。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有百分之九十。我们要相信这个多数。经过工作,经过大辩论,还可能争取百分之八,就变成百分之九十八。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当然,要注意,刚才邓小平同志讲了,它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农村说话没有什么人听。地主的名声更臭。买办资产阶级早就臭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些影响了。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那一样都缺不了他。办学校要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办报纸要有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搞建设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不说他是资产阶级,一定要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我看,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工人、农民,也比他罗隆基高明得多。

  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讲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那也是拥护的,手也是举的,但是心里是不那么服气的。这里头就要分别了,右派是对抗的,中间派是半服半不服的。不是有人讲共产党这样也不能领导,那样也不能领导吗?不仅右派有这个思想,中间派有些人也有。总而言之,照他们的说法,差不多就完了,共产党非搬到外国不可,无产阶级非上别的星球不可。因为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嘛!无论讲那一行,右派都说你不行。这一次辩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取半服半不服的中间派,使他们懂得这个社会发展规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还是要听文化不高的无产阶级的话,在农村里头要听贫农、下中农的话。讲文化,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不如他们,但是讲革命,就是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行。这可不可以说服多数人?可以说服多数人。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中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不大服气的,过若干年,慢慢就会服气了。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 并没有讲什么大鸣, 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我们不要怕乱,也不要怕下不得台。右派是下不了台的,但也还是可以下台。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少数极顽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

  右派这么闹一下,使我们摸了一个底:一方面,赞成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九十,可能争取到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十,其中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摸了这样的底,就心中有数了。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我们不需要象波兰那样封一个刊物,我们只要党报发一两篇社论就行了。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问题,再发第二篇社论,它就自己改。新民报也是它自己改。在波兰就不行,他们那里反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右派的问题没有解决,走那条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又不抓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所以封一个刊物就惹起事来了。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我是从来不悲观的。我不是说过,乱不了,不怕乱吗?乱子可以变成好事。凡是放得彻底的地方,鬼叫一个时候,大乱一阵,事情就更好办了。

  我国解放以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现在是一千二百万工人。工人阶级人数虽然少,但只有这个阶级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的农民,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场的工人。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有人说进了工会岂不就变成工人阶级了吗?不。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工人阶级,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现在民主党派的成员、大学教授。文学家、作家,他们没有工人朋友,没有农民朋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比如费孝通,他找了二百多个高级知识分子朋友,北京、上海、成都、武汉、无锡等地都有。他在那个圈子里头出不来,还有意识地组织这些人,代表这些人大鸣大放。他吃亏就在这个地方。我说,你可不可以改一改呀?不要搞那二百个,要到工人、农民里头去另找二百个。我看知识分子都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找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农民那里。要找老工人做朋友。在农民中,不要轻易去找富裕中农做朋友,要找贫农、下中农做朋友。老工人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贫农、下中农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

  整风有四个阶段:放,反,改,学。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开点小组会,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今年五月一比中共中央发表的整风文件中讲和风细雨,当时许多人不赞成,主要是右派不赞成,他们要来一个急风暴雨,结果很有益处。这一点我们当时也估计到了。因为延安那一次整风就是那样,你讲和风细雨,结果来了个急风暴雨,但是,最后还是归结到和风细雨。一个工厂,大字报一贴,几千张,那个工厂领导人也是很难受的。有那么十天左右的时间,有些人就不干了,想辞职,说是受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北京那些大学的党委书记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时候右派他们说,你们不能驳,只能他们鸣放。我们也讲,要让他们放,不要驳。所以,五月我们不驳,六月八日以前,我们一概不驳,这样就充分鸣放出来了。鸣放出来的东西,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正确的,有百分之几是右派言论。在那个时候,就是要硬着头皮听,听了再反击。每个单位都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这个整风,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都要搞。现在军队也是这样搞。这样搞一下很必要。只要你不搞,“自由市场”又要发展的。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三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工程师、科学家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比如房子每天要打扫,脸每天要洗一样,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个把月就行了。也许那时候还要来一点洪峰。现在这个洪峰不是我们造成的,是右派造成的。我们不是讲过吗?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右派就不承认自己有改造的必要,而且影响其他一些人也不大愿意改造,说自己已经改造好了。章乃器说,改造那怎么得了,那叫做抽筋剥皮。我们说要脱胎换骨,他说脱胎换骨就会抽筋剥皮。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许多人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搞,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老知识分子会要逼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讲学问,你说他现在不行,他将来是会行的。这批新的人出来了,就对老科学家、老工程师、老教授、老教员将了一军,逼得他们非前进不可。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一部分是能够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有人说,要先专后红。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他在这个时候不红,要到将来再红,这个时候不红,他是什么颜色呀?还不是白色的。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

  我在四月三十日讲的那些话,许多人就听不进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说中国有五张皮。旧有的三张: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过去知识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此外,还靠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小生产者所有制即小资产阶级所有制。我们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张皮的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后两张皮: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了。老皮三张久已不存,另外两张也不存了。现在有什么皮呢?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张皮。当然,这又分两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体所有制。现在靠谁吃饭?民主党派也好,大学教授也好,科学家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是吃工人阶级的饭,吃集体农民的饭,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总起来说,是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饭。那五张旧皮没有了,这个毛呢,现在就在天上飞,落下来也不扎实。知识分子还看不起这张新皮,什么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实在是太不高明了,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三教九流”[1]都不如他。他不愿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过去反对的人多,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天天反,说是“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害得大家生怕这个东西。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无产阶级世界观,这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运动。今年这个运动,就是开辟这条道路。

  现在有些机关、学校,反过右派之后,风平浪静,他就舒舒服服,对提出来的许多正确意见就不肯改了。北京的一些机关、学校就发生这个问题。我看,这个整改又要来一个鸣放高潮。把大字报一贴,你为什么不改?将一军。这个将军很有作用。整改,要有一个短时期,比如一两个月。还要学,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是在第四个阶段。这个学,当然不是一两个月了,只是讲这个运动告一段落,引起学习的兴趣。

  反击右派总要告一个段落嘛!这一点,有的右派估计到了。他说,这个风潮总要过去就是了。很正确呀,你不能老反右派,天天反,年年反。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较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没有完结,不要松劲。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多数人总是要向前进的。

  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提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他说,我是不投降的,阎王老爷你看我多么有“骨气”呀!他是资产阶级的忠臣。右派跟封建残余、反革命是有联系的,通气的,彼此呼应的。那个文汇报,地主看了非常高兴,他就买来对农民读,吓唬农民说,你看报纸上载了的呀!他想倒算。还有帝国主义、蒋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美帝国主义也很同情右派。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假如美国人打到北京,你们怎么样?采取什么态度?准备怎么做?是跟美国一起组织维持会?还是跟我们上山?我说,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张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说这个话是极而言之,把问题讲透,不怕乱。你美国占领半个中国我也不怕。日本不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吗?后来我们不是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吗?我跟日本人谈过,要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激发了我们全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高了我国人民的觉悟。

  右派不讲老实话,他不老实,瞒着我们干坏事。谁晓得章伯钧搞了那么多坏事?我看这种人是官越做得高,反就越造得大。章罗同盟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最喜欢了。他们利用这两个口号反对我们。我们说要长期共存,他们搞短期共存;我们说要互相监督,他们不接受监督。一个时期他们疯狂得很,结果走到反面,长期共存变成短期共存。章伯钩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学生不听。那末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教书。这些问题都要考虑,是一个麻烦的问题。革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

  各民主党派什么情况,基层什么情况,恐怕你们这些负责人也不摸底。坚决的右派分子,在一个时候,在一些单位,可以把水搞得很混,使我们看不见底。一查,其实只有那么百分之一、二。一把明矾放下去,就看见了底。这次整风,就是放一把明矾。大鸣、大放、大辩论之后,就看得见底了。工厂、农村看得见底,学校看得见底,对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也都有底了。

  现在,我讲一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经过两年的实践,基本要求还是那个四、五、八,就是粮食亩产黄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十二年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基本之点。整个纲要基本上没有改,只是少数条文改了。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如合作化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相应的条文就作了修改。有些过去没有强调的,如农业机械、化学肥料,现在要大搞,条文上就加以强调了。还有条文的次序有些调动。这个修改过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经过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联席会议讨论以后,要重新公布,拿到全国农村中去讨论。工厂也可以讨论,各界、各民主党派也可以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是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不是章伯钧那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

  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间,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范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后的说来,实现这个纲要是有希望的。我们中国可以改造,无知识可以改造得有知识,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

  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就是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不晓得诸位如何?恐怕你们也是有兴趣的吧!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里头就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仅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和文教计划。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我们国家的面貌是会有个改变的。

  我们预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两千万吨。今年是五百二十万吨,再有十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印度一九五二年钢产量是一百六十万吨,现在是一百七十几万吨,它搞了五年只增加十几万吨。我们呢?一九四九年只有十九万吨,三年恢复时期搞到一百多万吨,又搞了五年,达到五百二十万吨,五年就增加三百多万吨。再搞五年,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万吨。然后,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不是可以达到两千万吨呢?是可能的。

  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右派说没有希望,那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没有信心,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那当然没有信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是完全有信心的。

  注释

  [1]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九流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和农家。“三教九流”后来是泛指宗教和学术的各种流派,旧社会中也用来泛称江湖上各种各样的人。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80--495页】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我们讲阶级在起变化,除了工人阶级以外,其他几个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讲消灭阶级,不是讲把人灭掉,人是可以慢慢变的。右派许多人是有才干的,在这一点上我倒还相当地赏识他们。要交几个右派朋友。”这里强调了三个问题,一是阶级的变化问题,其他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二是讲消灭阶级,不是消灭人;三是强调右派的许多人是有才干的,要交几个右派朋友。

  在这53天中,涉及到反右斗争的毛泽东参加的座谈会有4次。第一次是9月4日晚上,到达郑州。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潘复生、史向生、杨珏谈农业生产和反右派等情况;第二次是9月5日,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汇报中谈到,黄冈有一个干部,三代当雇工,讨过米,解放后,翻了身,当了干部,在这次鸣放中放出一些反动意见。···毛泽东问:刚才说的那个干部叫什么名字?答:叫刘介梅;第三次是9月7日,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湖北省部分地委书记座谈。汇报中,有人问: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对痛改前非的人怎么处理,如对刘介梅怎么办?毛泽东说:不要处分他;第四次是9月22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张德生、张仲良、李井泉、谢富治、陶铸、柯庆施、曾希圣、刘建勋、叶飞谈话。毛泽东说:(一)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审批时要注意。这次都登了报的,许多话都是他们自己说的,都不是孤立的几句话。北京也有人说过不好的话,没有划成右派。反右派斗争不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不成,他们会搅乱人心。要教育中间派和左派。这次斗争,他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锻炼。大鸣大放、大字报,都是学来的,有的是群众创造的,有的是右派创造的。名词和形式没有阶级性,左、中、右都可以利用。(二)究竟有多少人反对社会主义?要调查几个合作社、工厂、基层单位,加以研究。河南说,一类社没有人反对合作化,可见,有些东西是工作问题、教育问题。大鸣大放是最好的教育 方式。(三)党员中反对社会主义的有多少?要当作一个问题好好研究一下。大概也是百分之二到三。过去教育不够,今后要加强教育。教育好就会起变化,比例就少了。(四)放与改要同时并进。人家帮助整风,不改就不得人心,人家不佩服。当然,改要抓住重点。(五)鸣放的方式,各地可以不同,不一定千篇一律。整风有两个方面,一是解决作风问题,二是解决思想问题。有右倾思想的要改正,没有右倾思想的要提高。······。

  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属于调查研究性质的座谈,没有涉及到具体政策问题。第三次涉及到对痛改前非的人怎么处理?第四次的谈话很重要,特别是涉及到预防反右扩大化的问题,要求审批时要注意,把好审批这一关。

  在这53天中,毛泽东推荐到人民日报的文章一篇,9月25日阅九月二十二日上海《新民报》晚刊登载的题为《摆事实,讲道理,比过去,看现在——工商界舌战右派高方》的报道,批示:“乔木、冷西同志:批评高方,写得很好,请转载在《人民日报》上”。

  在这53天中,毛泽东除了处理有关反右斗争的事情以外,更多的是关注了其他方面的工作,这和前面三个阶段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比如8月22日,在北戴河浴场同陈伯达、田家英谈《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问题;9月3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稿。又比如9月20日一10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会议除听取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外,还要听取陈云作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和周恩来作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会议还基本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 规定(草案)》等文件。

  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

  10月10日晚八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应邀出席尤金大使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举办的音乐会,欣赏著名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演奏的世界名曲。

  同日晚十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派代表团访问苏联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李先念、张闻天、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出席。

  同日,毛泽东审阅修改《在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庆祝会上的祝词(草案)》,批示:“请尚昆于今日抄送刘、周、朱、陈、邓、彭、彭【彭、彭,指彭真、彭德怀】、乔木审阅,提出意见,准备明(十一)日谈一下。”

  10月11日,毛泽东阅十月六日《光明日报》哲学周刊刊登的且大有的文章《对于探讨辩证逻辑的对象问题的几点意见》【这篇文章就辩证逻辑的对象问题谈了意见:一、辩证逻辑必须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把辩证唯物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即唯物辩证法)看作辩证逻辑,都是不正确的,都是把关于思维的一般学说和辩证逻辑关于正确思维的规律与形式的学说等同起来,实质上否认辩证逻辑这门科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否认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二、 辩证逻辑不是与辩证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并列的哲学科学。二者的区别在于:(一)科学对象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是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一般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规律的科学;辩证逻辑是研究思维领域中特殊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规律的科学。(二)认识范围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适用于人类认识的全部领域,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历程;而辩证逻辑仅适用于理性认识的范围。(三)阶级性上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有阶级性的;辩证逻辑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它是探讨思维领域的具体科学之一,因而是没有阶级性的。三、辩证逻辑是而且也只能是关于正确思维的规律和形式的具体科学。四、辩证逻辑不仅研究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关系,还应研究思维规律,还要探讨一些逻辑方法。】,批示:“送陈伯达同志。这里辩证逻辑一文可以一阅。此人有些新颖见解。阅后还我。”

  同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去北京苏联展览馆参观印度展览会。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1957.10.11《人民日报》社论)

  我国的农业生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了显著的发展,但还不能充分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我们当前的问题是:能不能使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更快些?

  答案是肯定的。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应该和可能更快些。我们应该争取多数地区的多数合作社,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赶上或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也就是说,使多数合作社集体经济的收入,加上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总计起来,按人平均,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

  毛主席说过:“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20%到30%。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谁说鸡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

  多数地区的多数合作社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这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一个大跃进,也是社会主义在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中获得最后胜利的一个标志。

  根据各个地区的典型调查,富裕中农的单位面积产量,大约比初建的合作社高20%左右。全国的合作社如果都能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我国的农田单位产量和农业总产量就将提高约20%至30%,或者更多一些。实现这个要求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现在已经加入合作社的富裕中农,有一部分还没有最后承认合作化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放弃退社的打算。那些没有入社的富裕中农,就更加要用各种方法,散布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作为一个阶层来说,富裕中农还有一些不信服社会主义。只有绝大多数合作社的生产水平超过他们,他们才能最后放弃资本主义道路的梦想,心悦诚服地站到社会主义这一边来。

  能不能在五年内达到这个目标呢?如果把该作的事情都作了,肯定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从各个地区办社的经验看来,凡是办得好的合作社,有两、三年的时间,就能赶上和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而在超过这个水平以后,还能保持原有的速度继续向前发展。其他的合作社再有五年,当然也应该办到了。许多地区,例如河北邯郸专区,已经有20%的合作社赶上和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有人或许会说,邯郸专区所属各县多是老解放区,互助合作素有基础,生产发展当然快些,但在晚解放区就作不到。这种看法不对。甘肃张掖专区是晚解放区,在合作化后第一年,农业增产28%以上,全区合作社也赶上了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有人或许还会说,张掖专区是出名富庶的“河西走廊”,生产发展自然快;在贫瘠地区就不行了。这种看法还是不对。广东连平县既是晚解放区,又是贫瘠山区,在合作化后第一年——1956年,生产获得迅速发展,60%以上的社员赶上当地中农的生活水平,估计今年可有90%的社员赶上中农的生活水平。这样看来,不管是老解放区或者晚解放区,不管比较富庶的地区或者比较贫瘠的地区,只要工作作好了,在五年内达到这个目标都是可能的。

  富裕中农的生产资料,按人口平均,比农业社要多要好。这是他们强过初建的合作社的地方,也是他们敢于同农业社比赛的本钱。河北隆尧县灯塔农业社和本村三户富裕中农作过比较:富裕中农每人占有耕地三点四六亩(质量也好),每头耕畜负担耕地十七点三亩,每亩耕地施细肥九十斤;农业社平均每人占有耕地二亩多(许多耕地质量也差),每头耕畜负担耕地二十六点七亩,每亩施细肥五十斤。可是,比赛结果,合作社在两年以内超过了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这是为什么呢?灯塔农业社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四点八亩,那三户富裕中农每个劳动力负担八点六亩,几乎相差一倍。合作社充分发挥了劳动力充足这个条件的作用,发展基本建设,统一使用土地,合理利用水利,实行多种经营,很快地创造了富裕中农想像不到的“奇迹”。“合作社人多势众力量大”,富裕中农最后不得不这样承认了。

  从上面的情况看来,为了迅速提高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水平,农业社必须充分地发挥集体经营的优越性,克服各种缺点和不利条件。在这里,适当地增加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发展农业基本建设,有重大的意义。

  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水利建设、肥料工业、农业机械工业以及其他促进农业发展的工业,国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给予更多的注意。但是国家的投资只能放在那些带关键性的地方,决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农业的发展必须主要依靠合作社本身的积累和本身的人力。适当地增加公共积累,不仅是合作社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可靠道路,而且是巩固集体所有制的物质基础。

  在合作社内增加公共积累、进行基本建设的先决条件,是恰当地解决消费同积累、个人同集体的矛盾,克服片面地追求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忽视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偏向。在合作社建立初期,为了稳定社员的情绪,实行“少扣多分”的分配办法,较多地照顾社员改善生活的要求,这是正确的。现在多数社员的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已经有更好的条件提出增加公共积累、发展基本建设的要求了。应该向广大社员说明白:合作社的多数成员是原来的贫农和下中农,“家底”很薄,所以一时不容易赶上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把“家底”尽快地建设起来,而不应该把全部收入分配掉了。今年积累一分,用来发展生产,明年可能收获两分或者三分。如果现在还不注意积累,不要说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有些合作社现有的生产水平也不容易保持。去年秋后,河北肥乡县西南庄社把绝大部分粮款分给社员;社员盖了九十多间新房,买了二十多辆自行车,当时都很高兴。可是,社里没有资金了,最后只好卖了两条骡子,勉强维持生产。照这样子干下去,生产水平哪能提高呢?和这种情形相反,武安县荣胜社打通了部分社员“只顾享受,不顾生产”的糊涂思想,准备在今年秋后把公积金由2.2%提高到8%,用来建筑一座小型扬水站和一座颗粒肥料厂。有了充足的水和肥料,从明年起,这个社的生产水平就能大大跃进一步。在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基础上,合作社适当地多积累一些,对生产有莫大的帮助;社员适当地少分配一些,对生活不会发生严重的影响。应该教育全体社员从大处着眼,积极支持这种作法。至于许多社员把生产的结果浪费在吃喝、婚丧、迷信、赌博等等方面,而不用来积累和储蓄,这种恶劣现象尤其必须用大力说服和纠正。

  合作社的基本建设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根据多用力、少花钱的原则,首先举办关键性的建设项目。许多已经超过富裕中农生产水平的合作社,几乎都是由于集中力量解决了障碍生产发展的关键问题,特别是水利问题。在我国,水多患涝,水少苦旱,这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敌人。只要把旱地改成水田,把涝灾彻底消灭,一下可以提高产量百分之几十到几倍。云南玉溪专区农民1957年的收入估计可比1952年增加108%,全部达到中农生活水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发展水利,使二百零二万亩耕地中的一百一十八万亩变成了水地。合作社水利建设应以小型为主。它的效果大,收益快,用工多,花钱少,完全符合多数农业合作社劳力多、资金少的实际状况。农业增产是各种条件的综合效果。除了水利建设以外,别的基本建设项目,像整理土地、植树造林、养猪积肥、添买耕畜等等,也要在能力许可的范围以内,加紧进行,越多越好。

  为了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还要特别加强合作社的经营管理,贯彻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合作社是大规模群众性的集体经济组织,只要经营管理得好,把社员群众的劳动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把全社公有的生产资料用在最恰当的地方,不用多久就能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如果经营管理不善,就可能发生无人负责、纪律松弛和浪费人力、资金的现象。许多被富裕中农讥笑过的“穷棒子社”,在几年以内变成了比他们还要富裕的社,这中间并没有什么奥妙,只不过他们真正作到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罢了。许多富裕中农为了发家致富,总是起早睡晚,把一切劳力都用在生产上,把能节省的每一文钱都节省下来。合作社应该学习他们的这种勤劳俭朴的精神,健全自己的经营管理工作。中共中央今年9月14日发布了“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系统地总结了几年来办社的经验,全面地规定了合作社经营管理的方针政策;把这个指示的精神真正贯彻到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多数合作社一定能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这是今后农村工作的重大任务。我们建议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和各级人民委员会把这方面的情况作一次认真的检查,看看哪些农业社已经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它们是怎样超过的?有什么经验可以推广?还有哪些农业社没有赶上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应该怎样才能赶上?这些要作出切实可行的规划,帮助它们分期分批地达到这个目的。

  10月12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批示:“即送刘、周、朱、陈、邓、彭真、陈伯达同志看一遍,印若干份发给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各人,并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一次,争取于十月二十日在报上公布。政治局是否还要讨论一次,请刘、邓决定。有所修改,是否妥当。阅后退田家英办。”毛泽东的主要修改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一)“这个纲领草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间提出的,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根据两年来一些事实的变化和工作的经验,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提交农民和全体人民展开讨论,再作修改,准备提交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然后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作为正式文件公布。估计到今后十年,一定会有许多新的情况出现,还会要作某些修正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957年10月25日)发表时,这段话作为修正草案的题下说明】(二)“加强对现在还存在的少数个体农民的教育和领导,争取他们自愿地陆续加入合作社。不愿入社者,听其自便。”(三)“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有步骤地积极地实行农业机械化。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机械制造部门和农业部门应当经过广泛的试验研究工作,拟出一个适合我国条件的农业机械化方案,为推广农业机械化做好准备,随即制造适合各地的机械,供应农民;随时改良,积极推广。”(四)“注意介绍农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增加积蓄和积累的模范事例。不作长远打算、不注意家庭积累、随时吃光用光的思想,是错误的。”(五)“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六)“除疾病的根本精神,跟除四害是一样的。”(七)“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 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十月二十六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在《人民日报》发表。

  【编者评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说明指出:这个纲领草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56年1月间提出的,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根据两年来一些事实的变化和工作的经验,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提交农民和全体人民展开讨论,再作修改,准备提交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然后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作为正式文件公布。估计到今后十年,一定会有许多新的情况出现,还会要作某些修正的。”从1956年1月提出,到195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历时近两年。这中间,中共中央召开了当时次专题会议、作了多少考察调研,反反复复做了多少次修改,到最后定稿时,毛泽东还作了7处修改。最后还要提交农民和全体人民展开讨论,再作修改,准备提交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然后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作为正式文件公布。这要经过多少程序都写得明明白白。这一次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就是提交农民和全体人民展开讨论的一种形式。有人说毛泽东独断专行,还有的人说毛泽东独裁,请问,这样做是不是独断专行?这样做是不是独裁?】

  10月13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通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讨论整风问题的情况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主要内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六十一人出席会议。毛泽东最后讲话。他说:现在整风找出一个形式,就是大放、大鸣、大辩论、大字报。搞社会主义这个事,我们都是生手。我们过去只搞过民主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不破坏个体所有制,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所以,有许多人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过得来。而社会主义这一关,就有些人难过 了。因为这是最后一关,要破坏私人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究竟多少时候叫过渡时期,现在也 还很难定。大体上我看要三个五年计划,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我说全国人民中间有百分之十的人不赞成社会主义。这样我们就 有两个出发点:第一点,我们的基础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有广大的同盟军;第二点,在百分之十不赞成的人里头,经过大辩论还可以争取百分之八,那个坚决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左右。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分子只有百分之二。我们讲阶级在起变化,除了工人阶级以外,其他几个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讲消灭 阶级,不是讲把人灭掉,人是可以慢慢变的。右派许多人是有才干的,在这一点上我倒还相当地赏识他们。要交几个右派朋友。 各界都要有朋友,左、中、右里头都要有朋友。现在许多知识分子没有工人的朋友,没有农民的朋友,这是很大的缺点。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知识分子能够变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一个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是不 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要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这要写一篇社论,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总起来说,是吃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饭,吃公有制这个饭。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经过两年的实践,基本要求还是那个目的,就是粮食亩产黄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 十二年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基本之点。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劲来。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总的说来,实现这个纲要是有希望的。我们中国可以改造,无知识可以改造得有知识,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就是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民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包括扫盲,包括有计划的生育,那四十条里头有很多事情。这仅是农业计 划,还要有工业计划和文教计划。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我们国家的面貌是会有个改变的。

  同日下午,毛泽东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杭州,住刘庄。在杭州期间,为下个月访问苏联做准备工作。

  二、访问苏联的日子,毛泽东主要关心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

  从10月13日毛泽东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杭州住刘庄,“在杭州期间,为下个月访问苏联做准备工作”起,到11月2日上午九时,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典礼,再到11月20日晚,和宋庆龄、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等中国代表团成员乘专机离开莫斯科回国止,共38天。

  在这38天里,又分两段。第一段,10月13日至11月1日是关于毛泽东这一次访问苏联做准备工作,后一段,即正式访问苏联期间。

  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

  10月13日,毛泽东乘专机从北京到杭州,住刘庄。在杭州期间,为下个月访问苏联做准备工作。

  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克服政法工作中的两种倾向》。

  克服政法工作中的两种倾向

  (1957.10.14《人民日报》社论)

  最近从中央到各省市举行了一系列的政法工作会议,着重地批判了政法工作中的两种倾向,即忽视专政的倾向和忽视党的领导的倾向。从这些会议反映的材料来看,问题是严重的。不克服这两种严重的倾向,不但政法战线的反右派斗争无法有力地开展,而且政法战线的革命任务也无法正确地完成。鉴于这两种倾向的广泛程度和严重程度,必须动员全国各级政法工作人员进一步批判这两种倾向,以便把政法工作引上完全正确的道路。

  政法机关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剥削阶级分子以及一切危害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是实行专政,坚决打击和惩办呢,还是相反,加以纵容和庇护呢?这个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竟然在一段时间里面,在政法部门的一部分同志的头脑当中,弄得相当混乱。这一部分同志竟然忘记了政法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

  在检查政法工作的时候,这种右倾思想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们只注意检查轻罪重判的案件,不注意检查重罪轻判的案件;只注意检查错案,不注意检查漏掉了哪些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在他们的眼睛里,好像只有轻罪重判才是违法的,而放纵敌人、开脱敌人、漏掉敌人却是合法的。

  在执行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上,右倾思想也表现得很明显。在1955年第二次镇反运动以后,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们的国家是更加巩固了,党和政府认为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可以适当地放宽一些。这是完全正确的。有些同志从右的方面理解了这种措施,他们一方面根据这一点来指责1955年的镇反运动,不谈成绩或少谈成绩,多谈错误或专谈错误;另一方面,则严重地放松了当前的对敌斗争。表现在司法工作方面是该判不判,重罪轻判,片面地强调从宽处理,对应该从严处理的案件也从宽处理。在检察工作方面,该捕不捕的现象也很严重。表现在公安工作方面,是放松了管制工作。对被管制分子管得不严,对应该管制的没有实行管制,对不应该撤销管制的撤销了管制。

  政法机关中的一些同志所以产生这种右倾思想,根本原因是对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

  目前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的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不论在城市,不论在乡村,都仍然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1956年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并不等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成,尤其不等于阶级斗争已经息灭。在所有制改变以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最近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以及农村中地主富农中的反动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乘机企图倒算复辟,制造骚乱,说明这种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因此,在整个过渡时期,即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我们都必须时刻严密注意这种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即使在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完全解决以后,即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建成以后,我们仍然不能认为阶级斗争已经息灭。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活动,就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对于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势,我们必须有清醒的估计。

  政法机关中一部分同志的另一个严重倾向,是忽视党的领导。我们知道,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力量,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够保证专政的武器有效地和准确地打击敌人。党的领导不但是党中央的领导,也包括了地方党委的领导。就是说,省市的政法机关必须服从省市党委的领导,县级政法机关必须服从县委的领导。这种领导不但不妨碍上级政法机关对于下级政法机关的正确领导,而且是正确地贯彻国家关于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的必要条件。

  有些同志把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说成是所谓“党政不分”,“党法不分”。这种批评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忘记了,“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它必须努力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它的正确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反对任何降低党的作用和削弱党的统一的分散主义倾向。”(党章总纲)如果说党在政法战线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就是所谓“党政不分”,“党法不分”,那么,无产阶级专政正需要这种“不分”。政法部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要害部门,凡属政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由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党作出决定,因为只有党能够了解整个政治形势,了解整个敌我关系,能够从全局出发权衡利弊,从而正确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威力。假如一定要拒绝党的这种政治领导,一定要把党的领导从政法机关里“分”出去,那末,这种政法机关的阶级性质不就很值得怀疑了么?真的这样作,不正是合了右派分子的心愿么?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还是有原则区别的,党对政法工作的政治领导,决不能理解为党对政法机关的具体工作的不应有的干预和代替。

  政法部门的这些不良倾向,是一部分同志在一部分问题上犯的错误。我们不应该夸大这种错误,但是也不能忽视这些错误的严重性。我们的任务是彻底纠正这些错误,使我们的政法机关紧紧地依靠党的领导,更有效和更准确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有:全国中等学校和小学校现有教职员200多万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好人。但是.队伍很大,社会出身和政治思想情况可能比大专学校还要复杂。城市学校教职员可以采用机关整风的办法。农村学校教职员可以参加当地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思想政治问题,利用寒暑假集中起来解决。要做到整风和教学两不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关于这份文件,后面有专门的章节进行分析。

  10月17日,毛泽东致电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指出:“当美帝国主义正在驱使土耳其向叙利亚进行挑衅,阴谋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谨重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叙利亚人民保卫独立、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

  10月17日、18日、20日,毛泽东同陈伯达、田家英、浦寿昌【浦寿昌,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秘书兼英语翻译】谈访苏期间讲话稿的修改问题。

  10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召集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浦寿昌开会。

  10月23日晨三时,毛泽东阅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十月九日致中共中央的信,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交陈、乔、陆、田、 浦各同志一阅,准备于今日下午或晚上谈一下。因此请你们集合先谈一下,准备意见。高士提出了一批值得想一想的问题【高士在信中提出的问题是:(一)人民包括我们影响下的群众,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假使通过我们的支持,你们当了权,当我们发现你们不按照你们的诺言来做事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和平地把你们从政权上换掉,而建立另一个政府?是否允许反对党派活动?(二)如何理解 “文艺工作应当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意味着作家不能写批评共产党某些政策的书籍?高士特别说明,他的这些问题“是作为实际问题提出”,并希望在莫斯科见面时能当面讨论这些问题】。另请你找九月《人民日报》的文艺社论【指 1957 年 9 月 1 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看一下。”

  10月24日下午,毛泽东同江华谈话。

  10月25日下午二时,毛泽东乘专机从杭州回到北京。

  同日下午五时四十分,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阿富汗首相达乌德一行,并设晚宴款待,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贺龙、陈毅、张闻天等参加。

  同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这个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间提出的,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根据两年来一些事实的变化和工作的经验,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提交农民和全体人民展开讨论,再作修改,准备提交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然后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作为正式文件公布〔1〕。估计到今后十年中,一定会有许多新的情况出现,还会要作某些修正的。棗中共中央注,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序 言

  这个纲要是在我国第一个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为着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以便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提高农民以及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斗争纲领。

  社会主义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是,发展农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极重大的地位。农业用粮食和原料供应工业,同时,有五亿以上人口的农村,给我国工业提供了世界上的最巨大的国内市场。从这些说来,没有我国的农业,便没有我国的工业。忽视农业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是完全错误的。

  发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让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手里,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我国过渡时期中将长期地存在,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摆脱了前一条道路,走上后一条道路。今后的任务是要尽力巩固合作化制度,同时继续反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农业合作化给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没有农业合作化,在个体经济的条件下,关于在十二年内在全国几个主要不同地区的粮食,除掉某些例外,争取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要求,关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争取大多数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在单干时候的水平的要求,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是,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加上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成就,经过今后大家千方百计的努力,纲要所提出的这些要求,便有着实现的可能性。

  由于我国一般的自然条件好,农村劳动力多,农民有勤劳节俭的优良传统和精耕细作的丰富经验,农业经济有很大的潜在力量。必须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采取各种积极的合理的措施,并且有准备地有步骤地适合情况地积极推广农业的机械化,充分发掘农业的这种潜在力量,反对保守主义,为着实现纲要的要求而斗争。

  农业生产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依靠农民自己的辛勤劳动。但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总是尽可能援助农民的。纲要所规定的许多农业增产措施,今后将逐步得到人民政府的更多的必要的援助。在实际上,这是工农的互相支援,城乡的互相支援。

  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和工农互相支援,是农民解放的保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封建残余分子为了恢复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极力挑拨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他们这种卑鄙的挑拨失败了,并且还要继续失败下去。

  要教育农民群众把爱国、爱社和爱家的观念统一起来。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群众就将继续受帝国主义者和地主、富农、投机商人的统治和剥削,就不能有自己的合作社,就将继续出现许多家破人亡的局面。要爱家就得要爱国爱社。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合作社集体利益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错误的,实际结果都将是危害自己家庭利益的。

  在农业发展的道路上,困难还是会继续出现的。但是,事在人为。对于我们解放了的人民来说,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不怕困难,是我们劳动人民本来的伟大性格。

  本纲要是就全国的范围提出的。各地方以至各合作社的情况存在稍许多的差别。因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专区(自治州)、县(自治县)、区、乡(民族乡)的党政领导机关和合作社,都应当根据本纲要,按照本地方、本合作社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经过群众路线,分别拟定本地方的各项工作的分批分期发展的具体规划。同时,国家各个经济部门,各个科学、文化、教育、卫生部门和政法部门,也都应当根据本纲要,重新审订自己的工作规划。

  本纲要所述各项任务中,有一些任务,例如绿化,勤俭持家,消灭老鼠、苍蝇、蚊子,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等,城市居民也应当实行,并且一定要城乡配合进行才能有效地实现。

  纲 要

  (一)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基本完成。今后的任务是: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间内,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把所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巩固起来。

  巩固合作社的条件是:(1)在合作社的领导成分中,保持原来的贫雇农和下中农(主要是现在的贫农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的优势,同时注意使上中农也有适当的代表。(2)贯彻执行民主办社的方针。合作社领导机关要按时公布财务收支,干部要同群众商量办事,参加生产劳动。(3)贯彻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要同一切游手好闲的现象作斗争,反对铺张浪费。(4)根据合作社的经济情况和当地的自然情况,采取各种增产措施,逐步地增加农业基本建设,保证遵守和完成国家的计划,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使大多数合作社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5)合理地处理分配问题,兼顾国家、合作社、社员三方面的利益,在发展生产和正常年景的情况下,使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和社员的收入逐年有所增加,争取在一九六二年前后,合作社集体经济的收入,加上社员家庭副业收入,按人口平均,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收入。(6)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地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克服不顾国家利益和合作社集体利益的本位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每年应当结合农村干部的整风和合作社的整社,系统地总结本年度的工作,在全体农村人口中集中地进行一次杜会主义教育。在多民族的地区,要特别注意民族间的团结和互助。

  现有的、数目不多的初级合作社,在条件成熟了的时候,应当引导它们自愿地转为高级合作社。加强对现在还存在的少数个体农民的教育和领导,争取他们自愿地陆续加入合作社;不愿入社的,听其自便。

  (二)大力提高粮食的产量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二百零八斤增加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斤增加到八百斤。其中的沙荒地区、土地瘠薄地区、常年旱涝地区、高寒山区、无霜期很短地区、地广人稀地区、大面积垦荒地区,可以按照情况,另外规定增产指标。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由一九五五年的三十五斤(全国平均数),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增加到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和一百斤。

  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条件下,各地应当发展农业的多种经济,保证完成国家所规定的纺织原料(棉花、麻类、蚕茧),油料(大豆、花生、油菜籽、芝麻、油茶、油桐),糖料(甘蔗、甜菜),茶叶,烤烟,果类,药材等项农作物的计划指标,还应当积极地发展其他一切有销路的经济作物。华南各省有条件的地区,应当注意发展热带和亚热带作物。

  农业合作社应当鼓励社员在自留地上种植蔬菜和饲料。城市郊区和工矿区附近的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应当按照国家的计划种植蔬菜,充分地保证城市和工矿区的蔬菜供应。

  (三)发展畜牧业

  畜牧业的合作化,应当按照各地情况,分别规定不同的发展计划。有计划地发展国营牧场。

  大力保护和繁殖牛、马、驴、骡、骆驼、猪、羊、兔等家畜和适当地繁殖各种家禽。特别注意保护母畜、幼畜和种公畜。建立配种站,改良畜种。

  在牧区要保护草原,改良和培植牧草,特别注意开辟水源。牧业合作社应当逐步建立自己的饲料和饲草的基地。推广青贮饲料。

  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牲畜最严重的病疫,例如牛瘟、猪瘟、鸡瘟、牛肺疫、口蹄疫、猪囊虫、羊痘、羊疥癣等。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农业区的县或者区和牧业区的区或者乡,应当建立起畜牧兽医工作站。合作社应当有初级的防治兽疫的人员。充分发挥民间兽医人员的力量,组织和领导他们提高技术,参加防治兽疫的工作。

  (四)推行增产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是增加农作物产量的两个基本条件

  增产措施的项目,主要是:(1)兴修水利。(2)增加肥料。(3)改良旧式农具和推广新式农具。(4)推广优良品种。(5)扩大复种面积。(6)多种高产作物。(7)实行精耕细作,改进耕作方法。(8)改良土壤。(9)保持水土。(10)保护和繁殖耕畜。(11)消灭虫害和病害。(12)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

  推广先进经验的方法,主要是:(1)由各省、市、自治区收集当地的丰产经验,编印成书,传播推广。(2)举办农业展览会。(3)各级政府定期召开农业劳动模范会议,奖励丰产模范。(4)组织合作社之间的参观和评比,交流增产经验。(5)在总结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组织技术传授,发动农民和干部学习外社外乡外县外省(自治区)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

  (五)兴修水利,发展灌溉,防治水旱灾害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全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应当以修建中小型水利工程为主,同时修建必要的可能的大型水利工程。

  小型水利工程(打井、挖塘、筑堤、打旱井、开渠、筑圩、修水库、兴修蓄水排水的沟洫畦田台田系统等),小河的治理,都由地方和农业合作社负责,有计划地尽可能大量地进行。通过这些工作,结合国家大中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大、中河流的治理,要求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

  内涝灾害严重的地区,应该大力进行除涝排水、改造洼地的工程建设。

  要求在十二年内,把水田和水浇地的面积,由一九五五年的三亿九千多万亩扩大到九亿亩左右。灌溉设施的抗旱能力,按各地不同情况,分别提高到三十天到五十天;适宜发展双季稻的地方,要提高到五十天到七十天,以保证收成。为了充分利用一切水源,有关部门应当积极进行对地下水的勘察工作,保证水利部门所需要的必要资料。

  凡是能够发电的水利建设,应当尽可能同时进行中小型的水电建设,结合国家大中型的电力工程建设,逐步增加农村用电。

  (六)大力增加农家肥料和化学肥料农业合作社要采取一切办法,尽可能由自己解决肥料的需要。应当特别注意养猪(有些地方养羊)。除了某些不养猪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因为宗教习惯不养猪的少数家庭以外,要求一九六二年达到农村平均每户养猪一头半到两头,一九六七年达到农村平均每户养猪二头半到三头。要做到猪羊有圈,牛马有栏。还应当因地制宜地积极发展各种绿肥作物,并且把城乡的粪便,可作肥料的垃圾和其他杂肥尽量利用起来。中央和地方都应当积极发展化学肥料的制造工业,争取到一九六二年生产化学肥料五百万吨到七百吨左右,一九六七年生产一千五百万吨左右。积极发展细菌肥料。

  (七)改良旧式农具,推广新式农具根据生产的需要,经过地区适应性的试验改制,积极推广那些适合当地条件的改良农具和新式农具。经常注意农具的保养和修理的工作。加强新农具使用的技术指导。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有步骤地积极地实行农业机械化。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机械制造部门和农业部门应当经过广泛的试验研究工作,拟出一个适合我国条件的农业机械化方案,为推广农业机械化做好准备,随即制造适合各地的机械,供应农民;随时改良,积极推广。

  (八)积极繁育和推广适合当地条件的农作物优良品种

  要求在一九六二年以前,经过地区适应性的典型试验,普及各种农作物现有的优良品种。对于良种已经基本上普及的作物(例如棉花),应当加强种子复壮和品种更换的工作。大力培育新的良种,并且注意试种外地和外国的良种。

  农业合作社应当建立自己的种子地,加强群众的选种工作,建立农作物良种繁育更换制度。在丰歉经常不定的地区,要注意储备优良品种的种子。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农场应当成为繁育农作物良种的基地,积极繁殖和推广适合当地的农作物良种。各省(市、自治区)、专区(自治州)、县(自治县)都应当建立种子管理机构。

  (九)扩大复种面积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按照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把复种指数(包括绿肥作物在内)分别提高到下列的水平:(1)五岭以南地区,达到百分之二百三十左右。(2)五岭以北、长江以南地区,达到百分之二百左右。(3)长江以北,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达到百分之一百六十左右。(4)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长城以南地区,达到百分之一百二十左右。(5)长城以北地区,一般应当尽可能地利用已有耕地,减少撩荒面积,在可能的地方,力争扩大复种面积。

  (十)多种高产作物

  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水源,增加稻谷的种植面积。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要求增加稻谷二亿五千万亩。根据需要和民食习惯,适当地发展玉米和薯类等高产作物。

  (十一)积极地因地制宜地改进耕作方法

  一切农业合作社都应当实行精耕细作,改进耕作方法,合理地施肥,合理地灌溉,合理地轮作(换茬)、间作、套种和密植。

  不违农时,及时播种,及时锄草间苗,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收获,细收净打,力求丰产保收。

  (十二)改良土壤

  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都应当积极改良和利用盐碱地、瘠薄的红土壤地、低洼地、砂地和其他各种瘠薄的土地。注意防止土地的盐碱化。山地必须有计划地积极地整修梯田。用各种办法把瘠薄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好地。

  (十三)开展保持水土的工作

  在有水土冲刷的地区,应当依靠农业合作社,广泛地发动群众,结合当地的生产,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保持水土的工作,从一九五六年起,要求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显著地收到保持水土的功效,逐步减少水土流失的损害。为使此项工作能够较快地收到效果,农业、林业、水利、牧业和科学研究等有关部门,必须在当地党政机关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积极支援。

  (十四)保护和繁殖耕畜

  从一九五六年起,要求在七年到十二年的时间内,每一个农业合作社都要有足够数量的强壮的耕畜。为此,必须生产足够的饲草、饲料,种植高产饲料作物。合作社应当根据自己的条件,不断地改进耕畜的饲养管理工作。合作社和政府应当采取正确的措施奖励耕畜的繁殖。

  (十五)防治和消灭病虫害

  从一九五六年起,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虫害和病害,例如蝗虫、稻螟虫、粘虫、玉米螟虫、棉蚜虫、棉红蜘蛛、棉红铃虫、小麦吸浆虫、麦类黑穗病、小麦线虫病、甘薯黑斑病等,同时防止其他危险性的病害、虫害、杂草的传播蔓延。各地区应当把当地其他可能消灭的主要虫害和病害,列入消灭计划之内。为此,必须加强植物保护工作和植物检疫工作。

  有计划地发展农药和药械的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改进供应工作。同时,加强使用上的技术指导,保证安全有效。

  (十六)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

  国家应当有计划地开垦荒地。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要求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由一九五五年的一千三百多万亩增加到一亿亩左右。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当组织移民和鼓励合作社组织分社或者派出生产队,进行垦荒。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和发展畜牧业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避免破坏树林和破坏必需的草原。在树林已经遭到破坏的地方,应当努力恢复。

  农业合作社应当充分利用田埂、地角、塘边、沟沿、空闲的场院等一切零星的土地。这些土地可以根据情况,分配给生产队或者社员个人经营。

  工矿、商业、农业等企业,文教、卫生、水利、交通、军事等部门和群众团体,在进行基本建设的时候,都必须尽量节省用地,尽量避免和减少占用耕地。

  (十七)发展出区经济

  按照因地制宜、实行多种经营的方针,发展山区的农业、林业、畜牧业和各种土特产的生产。

  在不破坏水土保持的原则下,发展山区的粮食生产。现在还缺粮的地区,应当争取做到粮食自给或者减少粮食调进。

  远山区,应当着重发展用材林。近山区,应当着重发展特用经济林、薪炭林、各种果木和土特产。南方的山区,应当注意发展油茶、油桐、竹子、桑树、茶树等。北方的山区,应当注意发展核桃、柞树、花椒等。

  发展药材生产。注意保护野生药材,并且根据可能条件逐步进行部分的人工栽培。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山区生产最严重的兽害。保护和发展有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

  山区、半山区的专区、县、乡和农业合作社,都应当制定较长期的山区生产规划,合理地使用土地,促进生产的全面发展。国家各有关部门,应当从交通运输、供销贸易、文教卫生、组织移民等方面作有力的配合和支援。

  (十八)发展林业,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自然条件许可和人力可能经营的范围内,绿化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有计划地种起树来。为此,必须依靠农业合作社造林,实行社种社有的政策。要求合作社自己采集树籽和培育树苗,采取分工负责、包栽包活的办法。同时,鼓励社员在自己的宅旁种树,自种自有。

  种树,除了用材林(包括竹林)以外,应当尽量利用一切人力和城乡空地,发展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

  大力加强国营造林。国营林场以营造大片用材林为主,并且有计划地营造水土保持林、防风林、防沙林和海防林。

  铁路、干线公路和大河流两旁、大型水库周围、矿山附近的绿化,由铁路、交通、水利部门和厂矿负责经营,收益归各经营部门;也可以由附近的农业合作社经营,按照有关部门所定的规格造林,收益归合作社。

  绿化用地,不应当占用耕地。

  要求在十二年内,尽可能地把国有森林全部经营管理起来。国家不便经营管理的小规模的国有林,应当委托合作社经营管理。必须保护和爱惜森林资源,加强防火工作,防治虫害和病害,制止滥伐和采伐当中浪费木材的现象,并且及时更新采伐迹地,恢复森林。

  (十九)发展海洋和淡水的水产品生产和水产养殖业

  在海洋渔业中,应当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发挥现有捕捞工具的潜力,逐步改进生产技术。应当注意增加公共积累,添置和改良生产工具,逐步发展机帆船和轮船。加强生产的安全措施,争取向深海发展。利用一切可能养鱼的水面,发展淡水养殖业。加强培育优良鱼种和防治鱼瘟的工作。积极发展浅海养殖业,加强鱼类、藻类、贝类的养殖。

  (二十)办好国营农场

  要求所有的国营农场,团结和帮助周围的农业合作社,在生产技术方面发挥应有的示范作用。国营农场应当实行多种经营,提高劳动力利用率;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和劳动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厉行节约,贯彻执行勤俭办农场的方针,改善工资制度,既要增加产量,又要降低成本。

  (二十一)改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

  根据需要和可能条件,建立和改进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机构,例如农业科学院,区域性的和专业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省的农业试验站,县的示范繁殖农场和农业技术服务站等,使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更好地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

  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指导,必须同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必须总结当地农民特别是老农的增产经验,学习其他地方农业生产上的好经验。县的农业技术服务站的工作人员,都应当分别选择重点的农场和农业合作社作为工作的基地,参加农业生产。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要从具有相当生产经验和一定文化程度的农民中间,为农业合作社培养初级的和中级的技术人材,以适应合作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十二)加强气象水文工作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基本上建成气象台站网和水文测站网。加强天气预报,特别是危险天气预报的工作。建立农业气象预报的工作。各地应当注意收听关于气象的广播,以便预防水、旱、风、冻等自然灾害。

  (二十三)勤俭办社,勤俭持家

  一切农业合作社都必须实行勤俭办社的原则。勤,就是要发动社员勤劳生产,在可能和必要条件下积极地扩大生产范围,发展多种经济,进行细致工作。俭,就是要厉行节约,降低生产成本,反对铺张浪费。合作社的各种基本建设,都应当尽量利用合作社本身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应当教育农民勤俭持家,长远打算,有计划地安排各项家务开支。农村中的妇女团体,应当把教育妇女勤俭持家,作好家务劳动,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注意介绍农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增加积蓄和积累的模范事例。不作长远打算、不注意家庭积累、随时吃光用光的思想,是错误的。

  农村中的红白喜事、人情应酬,应当一切从简,改变原来不合理的风俗习惯。

  (二十四)提高农业合作社的劳动力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发展多种经济

  为了充分发展农业和林、牧、渔等副业以及农村手工业,努力扩大生产门路,增加社会财富和农村人民的收入,农业合作社应当提高劳动力的利用率。北方要设法增加冬季生产。同时,还应当积极改进生产技术,改善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不断地提高社员的劳动生产率。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七年内,要求做到农村中的每一个男子全劳动力每年至少做二百五十天左右的工作。根据妇女的特点,合理地安排和组织妇女劳动力。妇女除了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以外,在七年内,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要求做到每一个农村女子全劳动力每年参加农业和副业(包括家庭副业)生产劳动的时间不少于八十天到一百八十天。此外,对于农村中一切具有半劳动力的人们,或者能够从事轻微劳动的人们,合作社应当作好适当的安排,要求他们积极地分别参加适合自己能力的劳动。

  (二十五)储备粮食

  要求一切农业合作社,除了主要是经营山林或者经营经济作物的缺粮社以外,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按照自己的情况,定出具体计划,加上社员家庭的粮食储备,分别储积足够三个月、半年、一年或者一年半食用的余粮,以备紧息时候的需要。在丰歉经常不定和交通不便的地区,特别要注意以丰补歉,积谷防荒。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国家应当储备足够一年到两年之用的粮食,以应急需。

  (二十六)改善居住条件

  随着合作社生产的发展和社员收入的增加,农业合作社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鼓励和协助社员,在自愿、互助、节约开支和节省用地的原则下,有准备地、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修缮和新建家庭住宅,改善社员的居住条件。

  (二十七)除四害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

  (二十八)努力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天花、鼠疫、疟疾、黑热病、钩虫病、血丝虫病、新生儿破伤风和性病。其他疾病,例如:麻疹、赤痢、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脊髓灰白质炎、白喉、肺结核、麻风、沙眼、甲状腺肿、大骨节病、克山病等,也应当积极防治。积极培养医务卫生人员,包括中医在内。

  积极开展群众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良好习惯。讲求清洁卫生的根本精神,是为了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

  (二十九)保护妇女儿童

  对于妇女的生产劳动,坚决实行同工同酬的原则。农业合作社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可以成立适合需要的临时简便的农忙托儿组织。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对于女社员的生理特点应当予以照顾。对于农村儿童参加农忙时期的辅助劳动,应当根据他们的年龄和体力,做出适当的规定。

  卫生部门应当为农村训练助产员,积极推广新法接生,保护产妇和婴儿,降低产妇的染病率和婴儿的死亡率。

  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主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三十)实行“五保”,优待烈属和残废革命军人,供养和尊敬父母

  农业合作社对于社内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应当统一筹划,指定生产队或者生产小组在生产上给以适当的安排,使他们能够参加力能胜任的劳动;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的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指靠。

  对于缺乏劳动力的烈属和享受残废抚恤金以后仍然不能维持生活的残废革命军人,合作社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优待办法给以优待,使他们的生活不致低于一般社员的水平。

  应当教育青壮年男女供养和尊敬自己的父母,使年老的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在生活上得到合理的照顾,在精神上得到充分的安慰。

  (三十一)扫除文盲,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争取在乡或者社逐步设立业余文化学校,以便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农村办学应当采取多种形式,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学,以便逐步普及小学教育。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合作社应当根据可能的条件,按照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原则,逐步改进和开展文化娱乐工作。

  (三十二)发展农村广播网从一九五六年起,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广播网。要求大部分农业、林业、渔业、牧业、盐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都能收听广播。

  (三十三)发展农村的电话网和邮政网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建立乡和某些合作社的电话网,有些地区可以设置无线报话器。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普及农村邮政网,做好邮电传递工作。

  (三十四)发展农村交通运输

  从一九五六年起,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建成全国地方道路网。在省(市、自治区)、专区(自治州)、县(自治县)、区、乡(民族乡)之间,根据当地运输发展的需要,按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经济适用、不浪费土地的原则,依靠群众力量,逐步修建适应当地运输工具的各种道路。同时作好各种道路的经常养护工作。特别要注意山区道路的修建。

  有河道可通的地方,应当在可能的条件下,整理和疏浚航道,以利交通。

  (三十五)调整农村商业网

  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商业部门和农村供销合作社,应当在最近几年内,完成农村商业网的调整,加强商品的流通,加强初级市场的管理,保证做好农村中的商品供应工作和农产品的收购工作,同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作斗争,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

  (三十六)发展农村信贷合作事业

  巩固农村信用合作社,积极开展农村信贷业务和农村储蓄业务,帮助农业合作社和农民解决短期资金周转的需要。

  (三十七)发挥复员军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积极性

  在农村的复员军人应当在社会主义生产战线上保持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艰苦朴素,联系群众,遵守政策、法令和劳动纪律,成为农业生产中的积极分子。乡人民委员会和农业合作社要适当地安排复员军人的生产活动,帮助他们学习和提高生产技术。各级人民政府要经常关心复员军人的进步,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三十八)提高农村青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教育农村青年热爱祖国、热爱农村、热爱劳动和爱社如家,鼓励他们积极地学习文化和农业科学技术,学习老年和壮年农民的生产经验。农村青年应当成为农村的生产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中的突击力量。

  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三十九)改造地主、富农、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保护农村的社会主义秩序

  过去的地主分子、已经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和农村中的过去的反革命分子,按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根据他竹的实际表现,可以由农业合作社分别吸收他们入社做社员或者做候补社员。不够入社条件的,可以由乡人民委员会交给合作社监督生产。对于这些人,合作社要分别情况加强教育和加强管理,并且要经常地教育社员和社外农民,提高警惕性,防止他们中间可能发生的破坏活动。已经成为社员的或者候补社员的过去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如果表现不好,并且屡教不改,是社员的,可以分别降为候补社员或者监督生产;是候补社员的,可以降为监督生产。如果有破坏行为,还应当给予法律制裁。

  严禁赌博,取缔会道门活动。对于盗窃犯、诈骗犯、流氓分子、特务分子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都必须依法惩办。

  (四十)城市工人和合作社的农民必须互相支援

  工人应当生产更多更好的工业品,满足农民的需要;农民应当生产更多更好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满足工业和城市居民的需要。城市的工人和合作社的农民,还应当通过联欢、访问和通信等项方法,加强联系,互相鼓励,交流经验,以便有利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联盟的巩固。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1〕 一九六0年四月十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讨论了一九五七年十月产生的这个纲要(修正草案),通过并公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布时只将纲要(修正草案)的第二十七条关于除四害的条文改为“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其他各条没有变动。

  10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组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示》,批示:“即送刘、周、朱、陈、邓、彭真、陈伯达、田家英阅,尚昆办。”指示如下:“修正的农业纲要四十条今天已经发表,你们应当注意:(一)在全民中展开一次讨论,即在农村、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和街道居民中展开一次大辩论,目的在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二)农村讨论应在冬季,以便掀起一个生产高潮,争取一九五 八年丰收。讨论时间大约有七个至十个晚上就够了,每一个晚上讨论几条,征求意见。讨论时应以一人逐条宣读,宣读一条,讨论一条。(三)工厂、街道、机关、学校、部队讨论办法大体仿照农村。(四)地方性的问题,应在各级地方规划列入,不可能都列入全国纲要,此点应在讨论结束时加以说明。(五)群众所提修改意见,由省、直属市、自治区党委加以分析,汇报中央。(六)此项辩论与整风的鸣放辩论相辅而行,但时间应分开,应以一段时间专门讨论纲要。(七)群众最有兴趣的问题多作讨论,兴趣不大的问题讨论的时间应当少些。(八)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应注意组织他们加以讨论。”

  像这样的一段文字似曾相识。关于组织全国人民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行讨论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过一份相类似的指示。这一次,关于组织全国人民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进行讨论时又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可见,毛泽东对这个“发展纲要”的重视程度。

  同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彭德怀、李先念、陆定一、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出席。

  同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派出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典礼。中国代表团的组成如下:团长毛泽东,团员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兼自治区区委党校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省军区副令员】。”

  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

  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在昨天公布了。这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它给我国五亿农民指出了今后十年的奋斗目标,规定了实现这些目标的基本方法。我们相信,这个纲要修正草案的内容一定会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引起他们的劳动积极性的新高涨。

  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要求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要求大力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要求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十二年内,按照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把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提高到四百斤、五百斤和八百斤,把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提高到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和一百斤(皮棉),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大多数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实现这些目标,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的面貌将焕然一新。

  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既有现代化工业又有现代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强国。近几年来,我们举国一致、集中力量建设现代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这是绝对必要的。不这样作,就不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奠定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可是,为了更迅速、更顺利地发展工业,在目前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毛主席指示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了推动我国农业的迅速发展,根据两年来情况的变化和工作的经验,把去年1月份公布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加以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作为领导全国五亿以上的农民在今后十年内积极奋斗的指针,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纲要所规定的粮、棉产量提高的速度在我国是空前的,这究竟能不能够实现呢?我们认为,只要把生产潜力挖掘出来,不仅可以实现,在许多地区并且可能超过。大家知道,一九五六年已经有十九个县、市的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或超过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标,估计今年将有几十个县、市达到或者超过指标。这些地区在一两年内已经作到了的,在条件大体相同的其他地区,再有十年的努力,为什么还不能作到呢?

  目前我国多数地区的农田单位面积产量还相当低。我国农民不久以前才从小农经济束缚下解放出来,某些陈旧的生产习惯并没有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改变。许多人惯于根据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来看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对过去没有见过的事情,常常是不敢想,不敢作,信心不足,顾虑重重。为了克服各种各样的保守思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农村中以四十条纲要为中心,进行一次生产建设问题的大鸣、大放、大争。

  有些人说:“生产已经到顶了。”在大辩论的时候,应该集中力量彻底打破这种保守思想。从全国范围来说,我们已经有了亩产两千多斤水稻、一千多斤小麦、三百多斤皮棉、一万多斤甘薯的高额丰产纪录,比全国平均产量高五、六倍到七、八倍。当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并不是任何地区都能达到这样高的生产水平。但是,除开这些高额丰产纪录以外,每个县、区、乡,都有自己的丰产纪录,比当地平均产量高百分之几十到几倍。这是条件大体相同的合作社比较容易达到的。在低产地区,抓住当地的生产关键(如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改变耕作制度等等),就可以在短时期内迅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在著名的高产地区,只要继续发挥潜力,采取必要和适当的措施,也能够进一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一九五六年广东汕头专区水稻平均亩产八百一十一点六斤,全专区超过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标。最近这个专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周密地调查研究了全区的生产条件,作出新的规划,争取一九六二年达到平均亩产稻谷一千斤,一九六七年达到平均亩产一千一百斤。大家想想,如果我们都有这种精神,怎么能说生产已经到“顶”了呢?

  为了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规定,各省市、专区、县、区、乡的党政领导机关和合作社,应该在大辩论的基础上,按照当地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制订和修订自己的长期规划和分批分期发展的具体规划。去年年初,多数地区曾经初步制订了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长期规划。这对于鼓舞农民群众、指导实际工作和协调各机关、各部门的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由于各地都是初次制订长期规划,当然难免有不完备、不具体、不实际的毛病。经过将近两年的生产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地区的规划固然因为要求过高和脱离实际,难以完成;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对生产潜力估计不足,计划落后于现实,或者计划虽然是适当的,但是没有贯彻执行下去。现在大家开始有一些制订长期规划的经验了,在大辩论中出现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根据这些,我们就有可能订出较完备、较全面、较实际的长期规划了。当前的重大任务,就是一定要利用大辩论的时机,把社、乡、区、县的规划同时订出来,付诸讨论和实行,并在实行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加以补充和修改;而不要求全责备,错过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的良好时机。

  能否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关键在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明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在农业生产上,应该为全力争取大丰收,给第二个五年计划做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年秋季苦旱,许多地区秋种任务不能完成。我们必须在今冬明春掀起一个农业生产和农业建设的高潮,弥补今年秋旱的损失,给明年的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冬季是兴修水利和积肥的好季节,水利是目前合作社最重要的基本建设,各个地区都应该集中主要的力量,把这些最重要的建设项目抓起来。一九五六年春季有个农业建设的高潮,一年扩大灌溉面积近一亿亩,增加复种面积一亿亩,在很大的范围内推广了优良品种,结果保证大灾荒的一九五六年比大丰收的一九五五年增产一百五十亿斤粮食。因此,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我们现在应该向广大农民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努力、努力、再努力,超过一九五六年!

  农业发展纲要的彻底实现,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纲要修正草案的某些内容,如绿化,勤俭持家,消灭老鼠、蚊子、苍蝇等等,要由城乡居民同时动手,配合进行;其余部分主要依靠农民来作,但是工、商、学各界应该大力加以援助。在全国农民辩论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时候,工、商、学各界也要采取适当的方式参加讨论。面对着这个关系六万万人穿衣吃饭的大问题,大家都应该想一想:我应该怎样为发展农业出一份力量?我能在四十条中作些什么?各级党和政府的农业、林业、水利、畜牧等部门都应该全力以赴,机械制造部门、化学肥料部门、商业供销部门、银行信贷部门、医药卫生部门、气象部门和农业科学研究部门,也应该根据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要求,迅速安排和改进自己的工作。

  邓小平同志在《关干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要实现四十条纲要,没有一股劲,不经常同保守倾向作斗争,是不行的。”去年和今年的经验,说明这种论断完全正确。去年水灾奇重而能增产,主要是因为一月间公布了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基础上掀起了农业生产的高潮,农民们有了一股劲,在一年当中把多少辈子办不到的事情办到了。另外有些地方由于对去年的成绩和缺点作了不恰当的估计,在去年秋后刮起一阵邪风,放松甚至放弃了四十条纲要的目标,结果是消极因素上升,右倾思想抬头,农业生产就吃了亏。这是值得我们牢牢记住的教训。

  我们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已经并且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阻碍。没有百折不回的志气,一往无前的毅力,决办不了这种大事。怎样把农民的劲头发动起来?主要是让大家看到光明的前途,看到增产的潜力,看到各种有利的因素。湖北孝感县长风社是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去年全社平均亩产粮食一千零三十一斤,今年预计平均亩产一千一百六十斤。前些日子在讨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时候,社员们说的好:“千条百条,归总一条棗不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是得了四十条的好。”农民看到了好处,劲儿就会更大。各地在大辩论中都应该让农民看到四十条纲要的好处,万众一心地为实现这个伟大纲领而奋斗。

  10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纪念活动等有关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先念、陆定一、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出席。

  10月29日晚八时,毛泽东在天桥剧场观看苏联新西伯利亚歌舞剧院芭蕾舞团演出的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

  同日晚九时至十一时四十分,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大使尤金,谈朱可夫问题【朱可夫,原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国防部部长。1957 年 10 月 26 日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解除国防部部长职务,10 月底被撤销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和对苏共中央起草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公报的草案的修改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参加。毛泽东说:我们收到了赫鲁晓夫给我的来信、苏共中央两位联络部长的报告、公报草案和宣言草案等四个文件。我们讨论了一次,有些初步意见。对这个宣言草案大部分 意见我们是同意的。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准备到莫斯科和赫鲁晓夫交换意见。现在就其中的几个问题和你谈谈,请你转告苏共中央。(一)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就表示我们并不提倡战争,并不提倡要用暴力来推翻政府。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资产阶级如果要用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要发动内战来反对无产阶级,那末无产阶级就将被迫以内战来回答。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一只手争取和平过渡,另一只手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不致没有准备而推迟了革命。现在很难设想有多少国家的资产阶级能让无产阶级和平过渡。这两个可能性要同时提出。(二)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估计问题。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和它们影响下的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这样革命才会有希望。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很必要。至于说,现在这个工作是否做得好了,成绩怎样,或者说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和我们的政治立场有很大的接近等等,还是不讲为好。(三)在宣言草案中,提到反党集团时,提到了莫洛托夫等人的名字。有反党集团,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既然不愉快,是否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只提反党集团。不提名字,一般干部和群众容易接受。(四)在各国党的会议上,要不要提出这个文件【指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草案】,值得考虑。现在看来,南斯拉夫是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的,波兰也可能不同意。这次庆祝大会,到的人很多,全世界各国的党都会派人来参加。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有两种方式,从中选择一种。第一是求同。要使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能接受,要使这次庆祝会和会议表示出我们的团结,搞一个简短的公报,写上几点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比如:(一)要团结;(二)要和平,反对战争;(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的正义斗争,支持进步事业;(四)如果有可能的话,写上“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至于大家意见一致的其他问题,当然也可以写在公报上。第二种方案,就是把原来的文件加以修改和缩短后,让大家讨论。这样,签字的国家就是那些同意这个文件的国家。发表这个文件就会告诉全世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是团结的,有一两个国家在这些问题上和我们是有分歧的。如果这个文件提出讨论,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能通过,帝国主义一定会大肆宣传。所以,需要考虑是否不提出来为好。当然,如果提出来没有通过,改为发表公报,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会天下大乱的,大多数国家会签字的。要有这种决心,才可以提出这个文件。

  10月30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出席。

  10月31日下午,毛泽东同周扬谈话。

  10月下旬,毛泽东阅王桂芹【王桂芹是李敏(毛泽东的女儿)的高中同班同学。1957年暑假,王桂芹回到河北阜平县家乡探亲半个月。她将在故乡的见闻和参加劳动的体会写在自己的日记中,从8月4日至17日共14篇,约一万多字】写的《暑假归乡散记》(十四篇日记),写了三条批语:“此文可在报刊上发表。”“每年暑假回乡一次,极为有益。此文写得很好。住半个月不够,最好住一个月。”“李讷细看两遍,退李敏。李敏也要看两遍。”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日,《中国青年》第四期发表毛泽东的第一条批语及王桂芹的日记(题为《假期回乡日记》)。

  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民整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发展》。

  全民整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发展

  (1957.11.01《人民日报》社论)

  近半年来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我国过渡时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也是一个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这个运动从政治界、文化科学界的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中开始,逐步扩大到工人、农民、工商业者、中小学教职员和军队中间,已经具有全民的性质和全民的规模了。这个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国过渡时期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所采取的方式,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开辩论会和在几乎一切报纸刊物上作报道、写文章等目前已经普及的方式。这是适合于目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内容的一种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

  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指出:“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和辩论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是教育和团结群众对敌人进行斗争的方法。”

  社会主义的民主同资产阶级的民主根本对立。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因为它是极少数剥削者对于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实行压迫和欺骗的手段,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为了保障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并且保障他们能用自己的力量来建设新生活,是为了消灭剥削,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正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民主,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民主内容和它的形式要广泛地适应于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而不断地充实起来和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民主在各个国家、各个时期、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形式会是多种多样的。现在我国人民在全民整风运动中,创造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出大字报等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这是我们党所必须充分重视和充分运用的。

  我们采用这种形式进行党的、国家机关的和全民的整风运动,是我们党的民主工作方法的一个重大的新发展。1942年,我们党进行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整风运动,这是全体党员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发扬民主,进行系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达到纠正错误和提高思想水平的目的的运动。在这一次整风运动期间,大字报、座谈会等方式已经出现。后来,在全国解放以前和以后,又曾三次进行过这样的整风和整党运动。在三反五反期间,适应当时的需要,又有说理斗争的各种方式出现。我们在工厂、农村、学校、军队中都曾普遍采取各种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这些民主传统经过最近这个时期的发展,就成为现在的大鸣大放大争等相当完整的新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了。我们找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这种形式,今后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无论革命问题或者建设问题,无论大是大非或者小是小非,都可以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而迅速地得到解决。各机关、各学校、各企业的大字报,都可以逐步地变为进行这种鸣放和争辩的一种经常性的武器。

  人们应该看到,往往有许多问题在不鸣不放不争的情况下,几乎老是得不到解决;在小鸣小放小争的情况下,很慢地得到了某些不彻底的解决;而在大鸣大放大争的情况下,就会很快地得到全面的彻底的解决。由此可见,大鸣大放大争的方法,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方法。虽然在大鸣大放大争的时候,有些问题不一定都能够进行非常详尽的研究,但是这些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补足,而大鸣大放大争的优点,却不能用其他方法来代替。因为它是群众性的行动,揭露问题比较彻底,批评比较深刻,教育作用比较大,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多数人的集思广益也比较妥善而迅速。

  有些人害怕大鸣大放大辩论,害怕大字报。怕什么呢?一怕“乱”,二怕“下不了台”。他们的这种害怕,表示了他们不敢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这是采用全民整风的方法、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的根本出发点,这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出发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必须、也只能、也一定能自己救自己。列宁在1918年1月所作的“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说:“苏维埃政权的胜利之所以取得,是因为苏维埃政权从最初起就实行社会主义的历来的训条,它彻底地坚决地依靠着群众,它认为它的任务,是在唤起社会上最受压迫的最受摧残的阶层起来参加活泼的生活,是提携他们起来参加社会主义的创造。”我们在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中所作的,就正是这样。我们所依靠的,主要的就是在旧社会最受压迫最受摧残的阶层,就是工人、贫农和下中农。他们是革命的主力,他们加上其他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在一起,就占我国人口的90%左右。其余约10%的人,也并不都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那样的人不过百分之一、二,而他们是孤立地分散在群众的包围之中的。我们的事业既然有群众的绝大多数的支持,只要我们依靠群众,革命的天下就不会乱,我们就没有怕乱的理由。一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归根结底,只能有利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而不会有利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敌人。右派害怕群众、不信任群众是有理由的,左派害怕群众、不信任群众是没有理由的。真正的左派必然坚定地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否则他就不是真正的左派。右派说共产党不行,说社会主义不行。我们说,好吧,让群众听一听他们的吧,然后群众就会作出正确的判决。如果不让右派大鸣大放,彻底地暴露他们自己,群众怎么会认清那些敌人,怎么会起来同那些敌人作坚决无情的斗争呢?当右派大鸣大放的时候,革命的天下似乎有一些乱,但是群众一旦认清了这些敌人并且向他们进攻,革命的天下就不但不乱,而且比以前巩固了一百倍。相反,如果右派分子不暴露,有话都藏在心里,群众不了解他们,不知道要同他们斗争,更不知道要怎样同他们斗争,那么,他们就有可能迷惑群众,他们就有可能利用某种时机起来捣乱。对于右派是如此,对于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也是如此。坚决地放,大胆地放,彻底地放,随之而坚决地改,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其结果天下必不乱。坚决地不许放,坚决地不肯改,其结果天下即令不大乱,也不能免于小乱。这个真理,在我们的实践中已经充分证明了。群众是讲道理的,是能够分清是非的。天下既然不会大乱,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下不了台”的问题。事实上,真正下不了台的人,就是那些希望共产党下不了台的右派分子自己,如果他们不肯低头认罪,从新作人的话。只要是好人,虽然犯了错误但是愿意改正,那么,群众是愿意与人为善的。

  还有一些人认为,大鸣大放大争的方法,不符合和风细雨的整风精神。但是,人们都知道,我们是主张和风细雨的,而整风运动一开始,右派分子却以狂风暴雨之势向我们进攻,接着群众起来了,向右派举行了反击,这当然不能不也是一场大风大雨。不过,这个运动终究还是要转为和风细雨的。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一定要用和风细雨,这样才能十分细致而正确地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研究和处理,仍然离不开群众路线,就是说,仍然是要通过群众的大鸣大放大争的过程。

  目前全国人民正在就两条道路的问题,就是说,究竟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展开大鸣大放大争,这是完全必要的。应该进一步对这个问题展开热烈的大辩论,使人人都彻底地弄清楚这两条道路的好坏和是非。对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问题,也应该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开座谈会,弄清是非,找出原因和纠正的办法,并且监督这些办法的实行。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学校、企业和部队所规定的某些工作制度和管理制度,有许多不够合理的地方,在目前着重进行整改的时候,尤其应该经过大鸣大放大争,对这些问题加以整理和解决。对于群众的工资福利和收入分配如何合理调整的问题,对于群众思想意识中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等倾向如何克服的问题,同样也应该经过大鸣大放大争,逐步求得解决。总之,只要坚决地信任群众,把同群众有密切关系的重大问题有领导地交给群众去讨论和辩论,那么,当前的全民整风运动就一定能够得到极为丰富的收获。

  11月2日晨七时二十五分,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开会。

  同日上午九时,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典礼。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到机场送行。途中在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作短暂停留,受到苏共中央代表和当地党政负责人的迎接。

  同日莫斯科时间下午三时二十分【从这里至 11 月 20 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的访苏活动,本书记的均为莫斯科时间】,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到达莫斯科。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库西宁【伊格纳托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库西宁,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柯西金【苏斯洛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福尔采 娃,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柯西金,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等到机场迎接。毛泽东在伏罗希洛夫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并在机场发表讲话。他说:“我在一九四九年底、一九五〇年初访问过苏联。那时,我们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开始了我们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亲密结合。” “十月革命节是苏联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四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 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找到了彻底解放和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事业中得到苏联人民巨大的同情和慷慨的援助。我们两国人民已经在共同的斗争中结成了兄弟般的同盟。”随后,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苏联党政领导人陪同下前往克里姆林宫。

  11月3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召集代表团全体成员谈话,并共进早餐。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的心向着莫斯科》。

  我们的心向着莫斯科

  (1957.11.03《人民日报》社论)

  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已经在昨天到达莫斯科了。他们带去了我国六亿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崇高的敬意、衷心的感激和最大的祝贺,去参加即将到来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盛典。

  毛泽东主席到苏联,这是第二次了。1949年底、1950年初,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并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建立了中苏两国人民全面合作、互相支援的伟大的兄弟联盟。这是史无前例的强大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八年来,中苏两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事业中,都取得了辉煌的新成就,在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共同事业中,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毛主席又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同苏联人民一道庆祝十月革命这个人类最伟大的节日。这无疑将更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伟大的兄弟联盟。

  毛主席这一次到苏联,代表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全中国人民,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祝贺十月革命的胜利节日,祝贺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并感谢苏联人民对我国的崇高友谊和无私援助。中国人民深切地认识到,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的。我们从来就把中国人民革命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把十月革命的胜利节日看作是自己的胜利节日。中国人民也深切地认识到,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苏联人民对我国建设的全面、巨大、无私的援助,是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因素,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条件。目前,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日快要到来的时候,当人类新世纪的节日快要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正在全国各地展开规模空前的庆祝热潮。这充分表达了我国六亿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崇敬和感激的心情,也充分体现了我们两国人民的无比深厚的友谊。我们两国人民的这种伟大友谊,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在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是永恒的和牢不可破的。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企图挑拨和破坏我们这种友谊,企图在我们两国之间找寻什么“裂痕”,这不过是白日做梦,枉费心机!

  十月革命的胜利节日,同时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胜利节日。世界各地的劳动人民也已展开了庆祝活动,欢庆这一伟大的节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劳动人民的代表,将云集莫斯科。这是世界无产阶级国际大团结的标志,是世界共产主义力量的大检阅。目前,无产阶级已经在地球上十三个国家获得了胜利。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已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和四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在地理上联成一片,在政治上团结一致,在经济上互相支援,已成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强大堡垒,向各国劳动人民展示了光辉的前景。同时,社会主义思想正在全世界深入人心,世界工人运动已有了空前的发展。这一切生动地表明:十月革命的光芒普照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已在全世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次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和代表在莫斯科的大会师,无疑将会进一步加强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团结,更加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向前发展。

  在这伟大节日的前夕,中国人民的心都向往着莫斯科。毛主席在莫斯科机场上说:中苏“两国人民已经在共同的斗争中结成了兄弟般的同盟。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分开”。“我们将永远站在一起,为着世界和平和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而奋斗。”毛主席的这些话充分表达了我国六亿人民的衷心愿望和坚决意志。我们为中苏两国牢不可破的伟大的兄弟联盟欢呼!我们为中苏八亿人民永远在一起进行共同的胜利的斗争欢呼!

  同日晚七时至十二时,毛泽东和邓小平去赫鲁晓夫处共进晚餐并举行会谈,就即将召开的各国兄弟党会议交换意见。关于会议文件问题,赫鲁晓夫说:尤金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苏共中央,我们正在根据你们提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些等。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毛泽东说: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百分之九十或更多一些,我们都同意。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可否在文件的适当地方或者在末尾提这么一段话:文件中的各点,对十二个执政党(不包括南斯拉夫)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它们对文件负有责任。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来讲,所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复杂。这样提一句,会使这些国家的党能机动一些,更多地让它们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还建议:由中国代表团的一些同志和苏联同志一起研究修改这个宣言,并指定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参加;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使宣言的修改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并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表示: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价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 我不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指亚非国家。建议用定期召幵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会议召集人。赫鲁晓夫希望由毛泽东出面做波兰、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党的工作,毛泽东表示同意。毛泽东回到住地后,召集代表团会议,讨论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

  11月4日中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先后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同日下午二时半,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召集代表团会议,讨论起草兄弟党代表会议文件问题。六时,率中国代表团拜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晚上,继续召集代表团会议。

  11月5日上午,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召集代表团会议,讨论中方起草的宣言草案。下午,继续讨论。

  同日中午十二时,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前往红场拜谒列宁斯大林陵墓,并敬献花圈。陪同代表团谒陵的有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等。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约尤金谈话。

  11月6日上午十时,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卢日尼基体育宫出席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联合举行的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报告。

  同日下午四时,中国代表团继续出席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毛泽东首先讲话。【据《杨尚昆日记》记载:“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地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他说:“苏联人民在四十年前举行的这个伟大的革命,正如革命导师列宁多次指出的,开始了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历史上发生过各种的革命。但是,过去的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够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拟。建立 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 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个革命证明:没有了地主和资产 阶级,人民完全能够有计划地建设自由幸福的新生活。同时又证明:没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世界各民族完全能够和睦共处。”“中国人民感到幸运,因为有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使自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虽然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很多。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人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是和平的新生活的建设者。我们完全不需要战争,并且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竞赛,各国内部的事务由本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讲到中国的整风运动。毛泽东讲话后,波兰等十一个国家党的领导人先后讲话。六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参加了庆祝大会。

  同日中午和晚上,毛泽东在卢日尼基体育宫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举行第一次会谈,交换对宣言草案的意见。哥穆尔卡认为,在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上,宣言草案的一些措词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毛泽东说:现在是国际形势的转折点,我们要占上风。可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来说,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每个国家都有其困难。我们现在的手是受约束的,再过十五年我们就能自由了。再过十五年,苏联能超过美国,中国有可能超过英国。现在得争取十五年和平。新的领导的形成是多灾多难 的。赫鲁晓夫的领导也是多灾多难的。我们中国也是如此。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然后形成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新路线。我们的口号是将马列主义的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建设上还没有证明自己是对的,还须看十年。哥穆尔卡提出:在波兰党内可以说主要是反对修正主义,但不同意说各国党内都主要是这 个问题。毛泽东说:不能两条线开弓,应该有重点,还是以反修正主义为重点。哥穆尔卡担心通过这次会议和共同宣言,会使共产国际或情报局复活。毛泽东说:这次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法。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党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各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

  11月7日上午九时,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莫斯科红场观看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同日下午,毛泽东在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下榻的别墅,同陶里亚蒂举行第一次会谈,杨尚昆在座。陶里亚蒂提出:如果法国、意大利两国的共产党在宣言上签字,这样会造成一个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党,但他可以单独发表声明,对宣言表示原则上赞同。毛泽东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党,不论是两个党或是三个党,在文件上签字都不好。还是由执政的党签字比较好。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估计上,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上作了修正。文件没有牵涉内政和国内的具体问题,因为各国的情况不同。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因此有必要重申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对全世界会产生好的影响。在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以后,像英国、美国这样的党内,又产生另外一种偏向,修正主义的偏向。毛泽东还说: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问题,原来的文件比较强调和平过渡。我们和苏联交换了意见,最好两个可能性并提,一个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一年以来,我们没有表示态度,因为没有机会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和平过渡包括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许到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可以通过群众斗争逼得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但是,我们不大相信,现在的资产阶级都是武装起来的。还是两个并提:我们要和平,被迫的时候也要使用暴力。关于后者谈上几句,不会解除我们武装,我们就有两只手。要用战争的一只手,是从防御出发的。陶里亚蒂表示同意这一看法。关于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的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力量后退了。这包括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也包括法、意、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不一致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我从一九四六年就注意这个问题。

  同日晚上,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克里姆林宫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举行的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招待会。

  11月8日中午十二时十五分,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卢日尼基体育宫出席莫斯科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宋庆龄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表题为《全人类将坚持社会主义》的讲话。

  同日下午二时半,毛泽东在卢日尼基体育宫同英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波立特、中央总书记高兰举行第一次会谈,杨尚昆在座。毛泽东说:关于国际形势的转折点问题,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集团之间,也就是东方和西方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究竟哪一方面占优势?社会主义阵营生产的钢,只占世界钢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一。从这一点看来,好像在经济力量对比中,资本主义世界占了优势。美英资产阶级也在渲染,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上、科学上、武装力量上超出社会主义世界,如果不超出,至少也是平行的。但是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国家走在前面,资本主义国家落在后面了。决定问题的不是钢的多少,重要的是他们面临的矛盾。经过十一年的观察,我认为双方都怕对方。社会主义国家怕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怕社会主义国家。我看,资本主义国家怕社会主义国家多一点。这样,就有可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还有可能停止使用原子弹、氢弹和火箭。在这次要达成的宣言里,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其中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式问题,即通过和平呢,还是通过战争。为了争取群众,我们要提出和平的口号。可是,我们决不能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在宣言里,我们要表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是也要提到,如果资产阶级发动内战,我们就不得不用内战来对付他们。我们设想,宣言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签字。南斯拉夫的党不准备签字,那不要紧。我们在宣言中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党的任务,但这是作为建议提出来供你们考虑的。至于执行这些任务的方式和方法,要由各国的党自己决定。波立特表示,我们要竭力争取在宣言上签字。

  同日晚七时半,毛泽东在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下榻的别墅,同多列士举行会谈。向多列士详细了解法国、英国等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并就宣言草案达成了基本共识。

  同日晚十一时半至九日晨二时,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同苏方波斯伯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波斯伯洛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 波诺马廖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国际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联络部部长】协商修改宣言草案的有关问题【据《杨尚昆日记》记载:“一般均顺利,只对有关和平过渡一段,还有 不同意见,双方均允再行考虑,以便十日再谈】。

  11月9日晨,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听取关于中苏双方协商修改宣言草案的情况汇报。上午,召集代表团会议,讨论宣言草案中尚有分歧的问题。毛泽东接受邓小平关于向苏共提交对和平过渡问题的书面意见提纲的建议,并指定陈伯达、胡乔木起草意见提纲。

  同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金日成、南日、金昌满【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南日,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朝鲜内阁副首相兼外务相。金昌满,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

  同日晚七时半,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波立特、高兰举行第二次会谈。在会谈中详细了解英国国内情况、北大西洋公约集团情况等。毛泽东说:苏联在十五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十五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十五年之后,将是四千万到四千五百万吨。毛泽东问波立特: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二千万吨,你们看十五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三千五百万吨吧!高兰说:十五年后,顶多增加到三千万吨。关于宣言,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搞出一个修正草案。你们不要一心一意地想在宣言上签字,你们要想想问题的另一面,不签字会更有利些。我们向赫鲁晓夫同志提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不参加签字,会更有利一些,更便利你们的工作,否则资产阶级又要攻击你们,说你们接受了莫斯科的命令。法国和意大利的党已经决定不签字。南斯拉夫的党也不签字。宣言只由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签字。我们现在正在说服波兰,如果波兰不愿意签字,我们准备由十一个国家的党签字。

  同日晚十一时,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尤金。

  11月10日上午十时,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召集会议,讨论中方起草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草案)》和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同日下午三时至晚八时,中方代表和苏方代表对宣言草案再次进行商谈。邓小平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双方商定将宣言草案于次日下午印发各兄弟党代表团征求意见。

  11月11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接受伏罗希洛夫的回拜,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在座。

  同日下午五时,毛泽东在苏共中央大厦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邓小平和费德林【费德林,当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参加。

  同日北京时间晚八时(莫斯科时间下午三时),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共同起草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草案)》。

  同日晚九时,毛泽东去胡志明住处会见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黎笋和政治局委员范雄在座。

  11月12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代表团会议,由邓小平通报同苏方会商的情况和有关宣言的一些问题。

  同日下午,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毛泽东说:尼赫鲁【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的外交政策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印度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这是反帝的一面。印度的独立,印度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态度,印度参加组织亚非会议,印度同中国建立友好邦交,这都是好的。同时,他的外交政策也有软的一面,他不敢过分得罪帝国主义。毛泽东说:经常改变领导是不利的,不能积累经验。一条路线的正确,必须要能够在客观上见效。列宁说,铁的纪律是建立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上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慢慢形成的,因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要研究问题,想问题,多和同志交换意见。真理必须坚持,错误必须纠正。这样,同志们就会看到共同事业有希望,看到我们在同志关系中没有宗派主义。这样,领导就可以继续下去。我们党的领导从一九三四年到现在,维持了二十二年,逐步形成了一条路线。我们的路线只在一方面证明是正确的,那就是在革命的方面,在阶级斗争方面。因为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方面,还没有得到证明。如果我们吹嘘说,我们的路线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那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在革命方面有经验,在建设方面没有经验。我们取得政权才八年,大体上说情况不错。但是,有些问题现在还看不出,要十年之后才看得出来。经过两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就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基础建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而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当发现这条路线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时候,要主动改正。群众是要找领导的,但是他们没有义务一下子支持你。如果你还没有给他们好处,你的工作还没有成绩,他们为什么要支持你呢?只有胜利是多数,才能在实践中证明路线是有效的,才能得到多数人的赞成。必须从对形势的观察开始。要观察国内的形势,全面的和局部的,也要观察国际形势。对形势的观察要正确,如果老估计不对,并且按照这种估计工作,那末失败的将是多数。还要准备另外一条可能性:尽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多数的人还不觉悟,还看不到,而不正确的路线却被多数人接受,正确的路线被称为是机会主义的,而机会主义的路线却被称为是正确的,我们还会受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要能够忍耐,等待群众的觉悟。我说以上这些话,是希望你们党好,希望你们的党兴旺起来。但是,外国人的话常常是不准确的。正确的路线只有你们的党自己找。不要抄袭外国党的经验,外国党的经验只能参考。毛泽东说:明年我想辞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位,因为事务性的事情太多,一天有一两个节目就没有时间考虑问题了。我还保留党内主席的职位,实际上只保留半个,另外一半的事务已经由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在处理。辞去主席的职务后,可以有时间写写文章,想想问题。我还得准备后事,不要像斯大林一样,死的时候权力集中在他一个人手中。我想由政治舞台上退到幕后,但是这并不是不管事。这样做,对国家、对我的工作和对我的健康都比较有利。这件事我们政治局已经一致同意,我也已经向国内民主党派领导人讲过。驻北京的英国路透社记者曾经发过消息说我要辞去主席的职务,以便多写一点文章。我们现在正在透露一点消息,以免将来人家说我辞职是因为犯了错误。

  以上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官住所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的这段谈话是说明毛泽东现在已经退居二线的有力明证。毛泽东对高士说:“明年我想辞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位,因为事务性的事情太多。我还保留党内主席的职位,实际上只保留半个,另外一半的事务已经由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在处理。”毛泽东还说:“我还得准备后事,不要像斯大林一样,死的时候权力集中在他一个人手中。我想由政治舞台上退到幕后,但是这并不是不管事。这样做,对国家、对我的工作和对我的健康都比较有利。”

  【编者评注:关于一线二线的问题,在中央的会议上早已提出。由于毛泽东一直担任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所以说到毛泽东自中共八大以后已经退居二线,党和国家的工作主要是一线的同志在负主要责任的事实,相当一部分人不认可。1957年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苏联克里姆林官住所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时的这一段谈话就是有力的明证。毛泽东说:“明年我想辞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位,因为事务性的事情太多。我还保留党内主席的职位,实际上只保留半个,另外一半的事务已经由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在处理。”毛泽东为什么说“辞去国家主席后我还保留党内主席的职位,实际上只保留半个”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另外一半的事务现在就“已经由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在处理”了。为什么党主席另外一半的事务现在就已经由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在处理呢?因为我已经退居二线了,把他们推上一线了。】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有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

  要有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

  (1957.11.12《人民日报》社论)

  文艺界反右派的斗争,已经取得很大的胜利,使文艺界气象一新。广大文艺工作者在这场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锻炼。我们和文艺界的右派分子进行了并且还要继续进行斗争,这个斗争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不让右派分子把文艺引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但是,击溃了右派只是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扫清了障碍,还不等于彻底解决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的问题。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必须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措施,而最根本的就是必须有一支坚强的真正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

  我们的文艺队伍的情况怎样呢?文艺工作者的队伍很大,他们绝大多数是拥护党的领导,愿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但是,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也明显地暴露了这支队伍的弱点。我们的文艺队伍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一部分在解放前就是革命的或进步的文艺家,他们曾经在革命根据地或国民党统治区长期从事革命的文艺工作,他们是我们的文艺队伍的骨干和核心,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曾经作了很多的努力,并有贡献。但是,就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人仍然没有彻底改变他们原来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彻底抛弃他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习惯,以致在新的情况下逐渐蜕化、变质,终于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一部分是本来属于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在解放后,经过思想改造和多次的思想批判运动,大多愿意跟着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些人且已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但也有一些人还是坚持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着仇视的态度。另一部分是在解放后的新社会里培养出来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他们大多是好的,是我们的文艺事业的可以依靠的接班人。但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不少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警惕。很明显,我们的文艺队伍还是很不健全,还不能说已经成为真正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

  必须指出,文艺界脱离群众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许多作家脱离了劳动群众,脱离了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和斗争。而脱离了劳动人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等思想就必然会滋长;而这就成了文艺队伍前进的重大障碍和在他们中间培植右派的温床。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必须有一支彻底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的真正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而建立这样一支队伍的唯一途径,就是要使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群众密切结合,他们应该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应该和群众一起参加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早已指出的:文艺家“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只有这样,文艺工作者才能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忠实战士,成为劳动人民的出色的歌手。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革命根据地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曾经响应党的号召,大批到农村、工厂、部队中去,实践了和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他们在群众中受到了锻炼,并且产生了一批充满新的生活气息的优秀的作品,使我们的文艺面目一新。解放后,有些人还是继续坚持生活在群众中,他们有的曾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改造运动,有的一直住在工厂、农村,他们对人民的事业和自己的创作都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因此也有较好的成绩。有些人则因为工作的需要不得不留在城市里面。但是,另外有不少人却只是留恋大城市里的生活,他们离开了工农群众,偶尔下乡下厂,也只是走马观花,不可能真正了解工厂农村中的生活和斗争,他们的思想感情也和工农群众日益疏远,结果是或者根本写不出东西,或者写出一些肤浅的把生活贫乏化的作品,再不然就是歪曲现实,写出一些污蔑人民、诽谤社会主义制度的东西。

  文艺界曾经流行过“体验生活”的口号。这个口号,对于过去在反动统治下没有机会去接触工农群众的一些老作家来说是有好处的,可以使他们补一补课,多少接近一下工农群众。对于今天本来可以生活在群众中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来说,这个口号就十分不够甚至会起坏作用了。“体验生活”是短期的,偶一为之的,是专门为了搜集创作材料而去的。这就是说,作家并不是作为群众中的一分子,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而只是偶然地到他们中间去作客。这和“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精神,是有天壤之别的。真实地反映劳动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生动事迹,是我们的文学艺术的根本任务。作家、艺术家只有直接参加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运动,才有可能实现这个任务。因此,我们的作家,除了年老体弱,或在国家机关、文学团体中担任了职务,不可能长期下去的以外,一般地都应当到工厂、农村或其他基层单位去,担任一定的实际工作,并且适当地参加生产劳动。青年作家更必须无例外地这样做。他们生活经验和创作经验都很少,不应当过早地专业化。过去有些地方采用“温室养花”的办法使一些青年作者脱离实际工作而去当“专业作家”,这种作法是错误的。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从工农群众中,特别是有文化有天才的青年工人农民中去培养作家艺术家;但是过去有些地方把刚写过一两篇作品的工农作者不适当地调离工作岗位,使之专业化,或者把一些还没有具备基础文化知识的工农写作者勉强地吹捧成“作家”,这种作法也是错误的。画家、作曲家、各种艺术表演家、理论批评家和研究家,也需要根据他们的业务性质,采用适当的方式,经常到基层群众中去,参加实际工作和体力劳动。文艺工作者在劳动中、斗争中和工农群众长期地相结合,应当成为我们文艺工作的根本制度。

  目前集中在北京、上海的作家比较多,应该适当地分散一部分到各省市去。许多作家都和某一个地方有一定的历史联系,他们到那里去,不但有利于他们深入群众生活,而且也有利于发展当地的文艺运动。各地的人民和党政负责人很欢迎作家们去。北京的几十位作家已经决定到各地长期或比较长期地深入工厂农村,参加基层工作,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希望全国的作家都能够这样做。一部分留在大城市的作家,也应当和附近的工厂或郊区农村建立一定的联系,尽可能参加一些实际工作。所有党员作家都应当编到他们担任工作的基层党组织或他们居住所在的街道支部中去过组织生活。作家不应该只同作家接近,而应该到工人农民中间去交朋友。

  应当看到,作家们到基层去参加工作和劳动,并不是毫无困难的。下面的生活,当然比大城市的生活要艰苦一些。下去的作家除了做好自己担负的实际工作以外,还要多方面地观察生活,研究生活,还要不断地积累文学写作的资料,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但是,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一件艰苦的事业,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才可能达到一定的成就。一切有志气的作家,是一定能够克服那些困难,坚决地走这条正确的道路的。同时,作家协会和它在各地的分会,应当尽力帮助下去的作家们解决各种困难。应当根据每个作家的具体情况,进行细致的安排,使他们到下面去各得其所。在他们下去以后,作家团体应当和他们建立经常的联系,对他们的创作和学习给以各种可能的帮助。各级党组织,也应当更多地关心他们,特别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经常地给以指导和帮助。

  建立一支强大的真正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是我们当前重大的历史任务。而要建立这样一个队伍,除了实行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并从工农群众中培养新作家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道路。我们必须坚决地实行这个方针。我们相信,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也会拥护这个方针,响应党的号召,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群众中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同时从人民生活中取得丰富的创作源泉和深刻的艺术感受,写出许多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艺术作品。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就会达到一个更高的繁荣的阶段。这是可以预期的。

  11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听取邓小平关于宣言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本日上午,邓小平召集陆定一、杨尚昆、陈伯达、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各国兄弟党对宣言草案提出的修改意见,着重研究了波兰方面的意见。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先后两次同从会场回来的中方代表商议根据兄弟党提出的意见对宣言草案的修改问题。【据《杨尚昆日记》记载:1957年11 月13日下午5时至次日晨零时30分,邓小平、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在苏共中央大厦同苏斯洛夫等对中苏两党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逐页进行研究修改。晚9时许,毛泽东要陈伯达、杨尚昆回住所研究问题。晚10时至11时,会议休会,中方全体代表回克里姆林宫住所,同毛泽东商议有关问题】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经过毛泽东(当时在莫斯科)修改过的。

  社论的主要内容有: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了“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建设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这是“大跃进”口号的第一次提出。

  毛泽东在关于这篇社论的一个批语中说: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同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公开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年底,广大农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掀起了“农业大跃进”的高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

  《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原文如下:

  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1957.11.13《人民日报》社论)

  我们党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修正草案,受到了全国各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热烈的欢迎,鼓舞起广大农民更大的生产热情。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和保证我国顺利实现工业化的伟大纲领。实现这个纲领,就将保证我国农业的巨大发展,保证我国农民生活大大超过富裕中农的水平;也将促进和保证我国工业的顺利发展,保证我国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和全国人民生活的稳步的和普遍的改善。我们要立即在全国所有的农村、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和街道居民中,广泛地展开一次关于这四十条纲要的大讨论,使全国人民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

  现在正是冬季生产和准备明春生产的重要时机,在这个时候讨论四十条纲要,正好可以从下而上地集中群众的意见和实际经验,制订省、县、区、乡和农业合作社的各级计划,结合冬季生产、兴修水利、大量积肥等项运动,掀起一个全国规模的新的生产高潮,争取1958年的丰收。同时,广大群众目前正进行着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在这个时候进行关于四十条纲要的讨论也是适宜的。只要划出一段时间,在农村大约七个晚上到十个晚上就够了。每一个晚上讨论几条,征求意见;逐条宣读,逐条讨论。在不同的群众中可以有不同的讨论方法,群众最有兴趣的问题可以多讨论,兴趣不大的问题可以少讨论;重要的问题要多讨论,不大重要的问题可以少讨论。讨论的过程应该成为挖掘生产潜力、克服各种保守思想的过程,应该成为制订或修改社、乡、区、县的生产规划的过程,应该成为今冬明春的农业生产大动员的过程。

  1956年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不论北方和南方,到处都有高额增产的先进事例。总计1956年全国有二十九个县、市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农业纲要草案所规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生产指标,即纲要中规定的1967年的生产指标。南方的广东和福建两省就有七个千斤县。北方贫瘠地区的甘肃定西县在1956年增产的粮食达到了1953年的三倍。今年有更多的县、市达到或超过了农业纲要草案所规定的1967年的生产指标。如河北今年有三千一百零四个社达到了四百斤,有一百九十八个社达到了五百斤以上,有九十一个社达到了六百斤以上,有六十八个社达到了八百斤以上,有十一个社达到了千斤以上。又如湖北红安县土质瘠薄,生产条件不好,今年每亩平均产粮也达到八百三十四斤,比1952年增长了一倍以上。别的省区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量增产的地区,有的是十分贫瘠的,在那里能够提早十年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指标,那末,条件与它们相同或者比它们好的地方,难道反而不能做到吗?

  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他们不了解所谓“冒进”是没有实际条件,因而是没有成功可能的盲目行动。而我们在1956年的跃进却完全不是这样,是有很多可以实现的条件,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否则,就无法说明,为什么1956年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粮食产量却超过了大丰收的1955年一百多亿斤。

  为了在讨论中使群众能够对于各种思想认识问题辨别清楚,并且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发生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各地在讨论四十条纲要的时候,抓住中心的问题,这就是:能不能和如何在十二年内达到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指标?能不能和如何在几年内赶上和超过原来富裕中农的收入?应该怎样争取明年农业的大丰收?在讨论中还应该想出具体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马上开始实行。江西崇仁县日升农业合作社最近在讨论农业发展纲要的修正草案的时候,抓住了这些中心问题,讨论的结果很好。大家举出许多事实,证明农业生产的潜力还很大:过去的想法太保守。于是他们马上提起了劲头,制订了今后五年的生产规划,争取到1962年粮食亩产量要达到一千斤,即提前五年超过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标。河南林县高家台农业合作社讨论这个草案的时候,总结了几年来兴修水利的成绩。社员们一致认为过去兴修水利成绩很大,今后还是大有可为。他们一面讨论,一面制订规划,立即把兴修水利的任务分配给各个生产队和生产小组。现在大家干劲很足,一个规模空前的兴修水利和准备明年大生产的高潮已经发动起来了。如果说去年全国已经有二十九个县、市的粮食产量,超过了农业纲要草案所规定的指标;那末,今年至少总有几十个县、市会达到或超过这个指标。只要各地抓紧今冬明春的生产环节,加紧冬耕冬种,大力开展水利和积肥运动,为明年的农业增产打下基础,我们相信明年就会有更多的地区能够提前实现农业纲要所规定的指标。

  各级党委应该抓紧目前的时机,发动广大群众认真讨论农业纲要的修正草案,振作精神,鼓起一把劲,既要反对消极自流,也要反对不切实际的空喊。我们必须向右倾消极情绪和说空话的现象作斗争。我们要赞扬群众中生气勃勃的革命热情。现在有许多地区的农民群众,在全乡、全社的会议上提出了“跨过黄河!跨过长江!”的口号。他们的意思是说,黄河以北也要争取把平均每亩粮食产量提高到五百斤,长江以北也要争取把平均每亩粮食产量提高到八百斤。这些口号是好的,并且有少数单位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目标。我们新中国的人民应该有这样的志气!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努力向先进的标准看齐,要虚心地热情地吸取先进地区的经验,特别是与本地条件相同或相似的地区的经验。在每个县里,也会有比较先进的地区,至少也可以找到比较先进的乡、社和生产队。要用最大的热情对待他们所创造的一切好经验,使它成为鼓舞和引导全体人民前进的力量。

  发展农业,并不只是农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事情。人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农业,人人对农业的发展都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在关于四十条纲要的大辩论中间,各个工厂、机关、学校、部队的成员和街道居民,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都应该明确地认识发展农业同自己的密切关系,提出自己对发展农业能做和应做的一些事情,并且尽快地开始实行。各级领导机关首先要行动起来,要尽快地把可能抽调的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去,加强农业战线上的领导和力量。辽宁省已经决定并且着手下放的干部有二十多万人,江苏省已经决定并且着手下放的干部有十三万人,其他各省、市也都在陆续下放。他们采取的办法叫做“一放到底”,直接到基层去工作,直接参加生产。这是很好和很重要的措施。能够下乡、上山去直接支援农业生产的工作人员,都要尽快下乡去,上山去。青年知识分子更要把下乡、上山当作锻炼自己的最好的方式,要在这次大辩论中把自己对待农业生产的错误认识改正过来,下决心长期地全心全意地到农民群众中去。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同农业有关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在这次大辩论中,同样应该进一步了解中国农业的实际情况和迫切需要,更快更好地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四十条纲要所规划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

  让我们展开全民的大讨论,动员全国的力量,万众一心地行动起来,掀起一个规模巨大的农业生产建设的高潮吧!

  11月14日一1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

  11月14日晨,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听取中方代表关于同苏方研究修改宣言草案情况的汇报。

  同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的邓小平、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赫鲁晓夫宣布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着重谈“以苏联为首”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末,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没有苏联,我们都有可能被人家吞掉。当然,要说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各国就统统被帝国主义吞下去,而且统统消化掉,各个民族都灭亡了,那也不见得。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看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这就是大局。其他我们一些小别扭是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在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的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所以我认为:第一,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

  同日,毛泽东和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等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大使馆,吊唁萨波托斯基总统去世。

  11月15日下午五时半,毛泽东听取中方代表关于宣言起草委员会争论情况的汇报【据《杨尚昆日记》记载:“起草委员会争论了 一天,有几个问题还未与波兰取得协议】。

  同日下午六时半,毛泽东在波兰代表团住处同哥穆尔卡举行第二次会谈,就起草委员会商谈中存在的三点分歧意见进行了坦诚的讨论,最终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一)把“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 一句中的“独霸世界”,改为“独霸世界大部分地区”。(二)把“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一句中的“复辟资本主义”,改为“进行颠覆活动”。(三) 把“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之中心” 一句中的“使它成为”,改为“企图使它成为”。毛泽东说:这样提对你们可能接近些,我们是退了一步,这表示我们是想妥协的。这次应创造一种有事能商量的气氛。

  同日晚十时,毛泽东应赫鲁晓夫邀请在苏联大剧院观看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

  同日晚十一时半,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赫鲁晓夫等谈话,通报和哥穆尔卡交换意见的情况,并商议有关第二天会议的问题。

  11月16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的邓小平等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二次全体大会。在苏斯洛夫报告宣言草案的修改情况后,毛泽东首先讲话。他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没有强加于人。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也看不见冒险主义,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又称《莫斯科宣言》)。

  11月16日一19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六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出席会议。

  11月16日下午五时半,毛泽东会见高士率领的印度共产党代表团,邓小平在座。在谈话中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阐明中国的内外政策。毛泽东说: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有两个办法,一为和平解放,一为武力解放。他们总是要打,我们总是要和。打也打不成,和也和不成。美国怕我们打过去,便提出了一个办法,他们说我们来谈吧。那好,谈便谈吧!谈判在日内瓦举行。 他们的谈判代表是美国驻捷大使,我们的谈判代表是我国驻波大使。

  我们的政策是,在任何国际会议上,只要有蒋介石分子,我们决不参加。我们对西方国家的总方针是不依靠他们,而依靠兄弟国家。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被压迫的人民是受我们的政治影响的,但是他们也是受反动派影响的。反动派正在设置条件反射,天天讲共产党很坏,老讲老讲,于是劳动人民就受了欺骗。我们也要设置条件反射,就是要艰苦地耐心地做群众的说服教育工作。不仅要对工人做工作,而且还要对农民做工作。假如我们不努力在农民中设置条件反射,就不可能设想革命会取得胜利。革命的发展总是经过迂回的道路,逐步上升,而不是直线的发展。把革命看成直线发展,是形而上学。把革命看成曲线与直线的统一,是辩证法。

  11月17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为招待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的各国代表团举行的宴会。毛泽东讲话,说: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是各国人民的需要。中国有句话: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一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

  同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和邓小平、彭德怀等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接见在莫斯科学习的近三千名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毛泽东讲话。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最近几天在莫斯科开了个会。这个会开得很好,既有集中,又有民主,这就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社会主义阵营需要有一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也得有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我们的敌人是有头的,那就是美国。我们如果没有头,就是只有民主,没有集中,就是无政府主义,力量就会削弱。现在世界上的风向变了。去年的气候对我们很不利,今年的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当中还有一个中间地带。帝国主义阵营中间,德、意现在不想打仗,英、美、法不合作。中间地带有十三亿人口,两个阵营都在争夺。现在看起来,他们大多数是倾向我们的,我们的影响比帝国主义的影响还是大一些。目前是世界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此外还有很多转折点,像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现在,我们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六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真正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是在一九五六年,我看是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所有制改变了,这是比较容易的,较困难的倒是人心,是人心之所向,是人们的思想。经过几个月来的大鸣、大放、大争,辨明了大是大非,右派并没有称心如意,中间派靠到我们这边来,看来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右派的进攻被我们打垮了,但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存在的。建国八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有的。这次整风就是要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所以是一件大事。我们要认真地改。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六亿四千万人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很轻易的,问题很复杂。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五百二十万吨。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将有一千二百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钢的产量可以到两千二百万到两千四百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会有四千多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再过十五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以到多少?他说现在是两千万吨,再过十五年顶多达到三千万吨。那末,再过十五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要大大改变了。要完成这个任务还需要十五年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我一开头就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现在我再说一遍: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接着,毛泽东来到学生倶乐部,对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说:我只说三句话。第一,和苏联朋友们要亲密团结;第二,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三,祝同学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 随后,参观了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宿舍。

  同日晚十时,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法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法共议会党团主席杜克洛会谈,详细了解法国和西方阵营的对外政策,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邓小平、杨尚昆在座。毛泽东说:一个国家的党不自己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有理论基础的核心骨干是不行的。在这次会议的宣言上,我们提出加上一句话,各国党的事情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样对各个党就没有束缚了。各个党都会自己坚持原则。不要为别人起草决议,马列主义原则比什么决议都好。

  1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讲话,着重谈国际形势和团结问题。(一)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我有十件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件,美国人、英国人请求苏联帮助打败德国和日本。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第二件,中国革命。第三件,朝鲜战争。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三年。双方同意讲和。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第四件,越南战争。法国人被胡志明打得呜呼哀哉,于是乎有日内瓦会议,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第五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进攻,打了几天,苏联人讲了几句话,就缩回去了。当然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全世界在讲话,反对英法侵略。第六件事是叙利亚。美国作好了计划要打,又是苏联人讲了几句话,还任命了一个将军。做了这两件事,他们说不好打了。第七件,是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由这七件事,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永远地抛下去 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第八件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第九件是荷兰退出印尼。第十件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我看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他,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他。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二)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说: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我高兴哥穆尔卡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上准备签字。这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粧。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做了伟大的工作,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是他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看苏联的四十年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观点,这些观点见之行动,达于极点,势必走到它的反面,再来一个辩证法。最后,再讲一句:我赞成两个宣言。

  以上毛泽东“关于团结问题”的讲话,后来以《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96--498页)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陶里亚蒂举行第二次会谈,详细询问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情况,以及意大利社会的有关情况。杨尚昆在座。毛泽东说:必须大力争取十年到十五年的和平。十五年以后战争就很难打起来了。我所指的是世界范围的战争。当然,帝国主义内部还是可能局部打仗。世界上要出现二三十年的僵局。世界是一定要爆炸的。有两个爆炸的方法。一个是战争的方法。如果苏联、中国发展很快,这种爆炸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第二种爆炸是革命的爆炸。美国虽然也会出来干涉,但是这种爆炸的可能性最大。我们不怕美国的干涉。印度独立的时候,英国不是跑了吗? 越南、摩洛哥、突尼斯、叙利亚不是也独立了吗?埃及也独立了,英国不服,在苏伊士运河刚一出兵就退回去了。我看了名叫《警察与小偷》的意大利电影,里面反映资产阶级性质的反美情绪,也反映意大利人民的反美情绪。

  11月19日下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和平宣言》。接着,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签字仪式,毛泽东代表中国代表团签字。

  同日晚七时,毛泽东会见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

  同日晚九时半,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卡德尔【卡德尔,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率领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杨尚昆在座。双方就两党的国内外政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交换意见。(一)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卡德尔说:昨天您在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帝国主义的估计,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上签字,不是因为我们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也不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而是因为我们的处境不同。毛泽东说:我很高兴你们在六十四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上签了字。你们虽然没有在十二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宣言上签字,但终究会有一天大家在一起签字的。卡德尔说:我们很高兴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话,需要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情况不同。尽管如此,我们的目的和方向是一致的。(二)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对斯大林的评价。毛泽东说:一切只听一个党,那是很危险的。原则一定要坚持,次要问题上要让步。卡德尔说:在一两个问题上暂时存在的分歧,不应该妨碍在十五个问题上的合作。我们常常是因为一两个问题而妨碍其他一切问题。毛泽东说:这是片面性,是形而上学。我批评过斯大林的这一点,这是他的错误当中的一部分。但是,他的错误即使有几十条,在他一生中也只占小部分,他大部分是正确的,反映了苏联和苏联人民的努力。卡德尔说:我们对斯大林是有意见的,和他的冲突很大。但我们没有忘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保持了社会主义,他和苏共支持了所有共产党人,历史会对他的功绩作出结论的。毛泽东说:这不是斯大林个人作出的功绩,而是苏联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的功绩。卡德尔说:对,错误也不只是斯大林一个人的。毛泽东说:错误是一种社会现象。每个党都有自己的缺点。我们党在历史上犯了许多次错误,我们也有责任,不能只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我们是中央犯了错误。斯大林的问题,过些时候你们可以谈,先批评他,然后原谅他。再过十年,你们人民的气就消了。我和波兰同志也谈了这个问题。(三)关于矛盾学说和辩证法。卡德尔说:同意您的看法,一切都是在矛盾中发展的,没有任何事物是直线发展的。我们同意您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矛盾。毛泽东说:这是我们的思想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而且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事物总是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不变和不发展是形而上学的反映。卡德尔说:您的论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在我国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毛泽东说:但我还有很多辩证法问题搞不清楚,需要继续研究。

  11月20日,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住所同哥穆尔卡举行第三次会谈,邓小平在座。毛泽东说:在走以前,我还要同赫鲁晓夫同志谈对外国党进行批评的问题。一般地讲,我们是不赞成公开批评的。各个党及民族都很敏感。假如有错误的话,为什么不通过本国的党出来批评呢?同样是正确的意见,但由外国人提出就不能接受。至于错误的批评,那损害各国的利益就大极了。像路线这样的思想问题,短期是不能解决的,要很长时间,要用科学的、很有说服力的语言才能说服人,单单大喊大叫“打倒”是不行的。人和肉体可以打倒,但魂魄打不倒,魂魄过了一个时期还会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复活起来。第三国际的头和尾巴好。头是列宁,他对各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作用。尾巴是季米特洛夫。历史也很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都是没有国际的时候。去年四月米高扬到北京,建议成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络局来代替情报局,并且要出个刊物。我建议不要成立联络局,也别出刊物,召集会议就是了,不要成立像第三国际和情报局这样的固定机构,成立了会害死人的。会议有事则开,无事则不开,并且事先要有题目,要有一个文件供各国参考。这一次会议也有一个文件,只是时间迟了些。我们上月二十八日才接到它。在国内来不及从容讨论了,因此就采取早一点到莫斯科来的办法。二号到的,三号、四号、五号赶出了一个文件。他们有两个文件,两个我们都不能接受。内容上有百分之九十是可以接受的,但百分之十不能赞成。另外,应有的一些东西其中没有,文章的写法和逻辑的安排等也不能接受。所以六号才与苏联同志交换意见。两个代表团扯了五天。到十一号,各个代表团才得到两党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十一号到十六号,这才基本上达成协议。昨天签字前,胡志明和高士还提出了两点意见。可见要有很多脑壳才行,一个脑壳不成。毛泽东说:我还想讲一点意见,供你们参考。对犯错误的人应采取两种态度:政治上和思想上要进行严格的批判,决不能妥协;在组织结论上可以宽大些。这没有害处,在党内可以造成和平空气。我们党现在这个核心领导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开始到一九五七年,共二十三年,这么久的时间。现在要动摇它是很难的。要在全国人民和全党面前证实你的领导路线正确,至少需要十年,我劝你们要有这点自觉。我对赫鲁晓夫说,米高扬到中国来解释斯大林问题时,我对他说了四个字“谨慎小心”。就是说别粗心大意,别以为一切都好了。有很多事是料不到的,可能炸弹就在我们脚底下。国内外一些料不到的事情一定会有的,不意识到这一点就等于毁灭自己。集体与个人两样东西,不能只有一个。只讲集体不讲个人,这有缺点。个人的作用与集体是对立的统一。自力更生为主,外国支持为辅。虽然为辅,但还是要支持,这并非依赖。要分别依赖和依靠。我们是互相依靠嘛,决不依赖。

  同日下午五时,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会见苏联各界著名人士。宋庆龄、邓小平、郭沫若、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杨尚昆、胡乔木、刘晓等参加,赫鲁晓夫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应邀出席会见的有:苏共中央各部负责人、苏联政府各部部长、苏联元帅,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全体委员、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的负责人,著名的科学家、工程师、诗人、作家、画家、作曲家,妇女和青年代表,苏中友好协会和各社会团体的负责人,苏共莫斯科市委负责人和各大报刊总编辑。

  同日晚七时,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送别宴会。

  同日晚十时,毛泽东和宋庆龄、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等中国代表团成员乘专机离开莫斯科回国。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及各界代表几百人到机场送行。

  本日,毛泽东致信苏联《真理报》编辑部,感谢苏联人民对中国代表团所表达的诚挚的情谊。途经伊尔库茨克时,受到苏联当地党政领导人和群众代表的欢迎。在伊尔库茨克,毛泽东致电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对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非常亲切的接待和深厚的兄弟情谊表示感谢。

  11月21日下午一时十分(北京时间),毛泽东和宋庆龄、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等中国代表团成员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到机场迎接。

  在这38天里,毛泽东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访苏的活动里去了。一是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典礼并发表讲话;二是参加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发表讲话;三是出席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发表讲话。

  三、到年底的日子,毛泽东关注更多的是经济建设和工业问题

  从11月20日晚,和宋庆龄、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等中国代表团成员乘专机离开莫斯科回国起,到今年年底,共42天。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在这42天里,毛泽东有两次谈到了整风和反右斗争。

  第一次是12月8日上午十一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参加。毛泽东谈三个问题。总共讲了三个问题:(一)关于莫斯科会议,(二)关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问题,(三)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在讲对右派分子的处理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右派同我们唱了对台戏。对台戏也有两种,一种是不相容的,一种是和平共处的。等几个月,要同右派谈谈,指出两条路,坚持右派立场,或者接受多数人的意见进行改造。要化无用为有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右派中可能有部分人会分化的,我看可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对右派的处理,现在就要准备, 希望各民主党派研究。第一,要处理,要处分,否则会脱离群众; 第二,处分过严也不利,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个别很坏的以外,选举权不取消,有一些还给他一些地位。这样做的理由, 一是为了争取中间。在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人看我们如何处理右派,处理过分了,会伤他们的心,会不高兴。二是为了分化右派,希望三七开,十个人大概有七个人可争取。给他们五年、七年的时间,那时思想有觉悟,改造好了,右派帽子可以取消”。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是反右运动结束后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教育转化问题。有这么几个意思:一是“等几个月,要同右派谈谈,指出两条路,···要化无用为有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右派中可能有部分人会分化的,我看可给他们充分的时间。”二是关于对右派的处理问题,总原则是要处分,但不能过严。毛泽东说:“现在就要准备, 希望各民主党派研究。第一,要处理,要处分,否则会脱离群众; 第二,处分过严也不利,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个别很坏的以外,选举权不取消,有一些还给他一些地位。”并进一步阐明了这样做的理由。三是关于对右派分子的教育问题,以发展的眼光去看他们,相信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可以转化的。毛泽东指出:“给他们五年、七年的时间,那时思想有觉悟,改造好了,右派帽子可以取消。”

  【编者评注: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也是一次非常有重要意义的谈话。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也是后来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中颇具争议的问题。关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问题”在本书有关大跃进的篇目再分析,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一下第三个问题,即“对右派分子的处理”的问题。

  关于“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毛泽东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

  关于第一件事情,毛泽东说:等几个月,要同右派谈谈,向他们指出两条路,坚持右派立场,或者改变右派立场,接受多数人的意见进行改造。通过我们的谈话,尽最大的努力,尽可能让他们改变立场,站到人民这一边来,到工农中间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关于第二件事情,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毛泽东又从对右派分子为什么要处理?怎么处理?两个方面讲了两点:

  第一,对右派分子“要处理,要处分,否则会脱离群众”,按现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右派分子必须处理、必须处分,否则在全国人民面前“搁不平”。

  第二,要坚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除个别很坏的以外,选举权不取消,有一些还给他一些地位”,处分过严也不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阐述了他的理由:一是为了争取中间。在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人看我们如何处理右派,处理过分了,会伤他们的心,会不高兴,会影响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顺利贯彻。二是为了分化右派,希望三七开,十个人大概有七个人可争取。给他们五年、七年的时间,那时思想有觉悟,改造好了,右派帽子可以取消。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在反右斗争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同样适用,通过反右斗争,是要争取中间派,分化右派,孤立极右派、顽固派。对于右派,也要给他们指出一条明路,可给他们充分的时间考虑或改正。给他们五年、七年的时间,那时思想有觉悟,改造好了,右派帽子可以取消。

  从这些原始资料中,我们看到了当年毛泽东对处理右派分子的问题上所制定的政策和原则。特别是这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除了中常委委员外,还有彭真出席了会议,另外有民主党派领导人、民主人士共27人参加了会议。】

  第二次是12月16日下午,在杭州刘庄主持召开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毛泽东讲话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整风。毛泽东说,整风重点要注意城乡基层,农村合作社、城市厂矿、手工业社、中小学、街道,主要是乡村要认真搞。要说服,不要压服。整好了再选举,明年上半年基本搞完。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

  11月22日下午,毛泽东同胡乔木谈起草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社论问题。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的革命宣言》的社论。

  11月24日,毛泽东阅周扬十一月二十一日报送的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所作的题为《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讲话的修改稿,批示:“周扬同志阅后,即送胡乔木同志转小平同志:此事前日和你【指胡乔木】顺便谈过:应印发给以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事前细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发表前可送我看一次。会议讨论时要有周扬和其他几位文艺领导问志参加。此事请你告小平办。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我现在不看。待小平会议讨论再加修改后,我再看。”这个讲话修改稿,是在周扬九月十六日讲话的基础上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修改而成的。周扬的讲话,后来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

  11月25日,毛泽东复信湖南师范学院语文系学生张明霞:“来信早收到,迟复为歉!《蝶恋花》【即《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这首词是毛泽东1957 年5月11日写给当时的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员李淑一的,原题为《蝶恋花•游仙》】一词可以在你们的刊物【指《鹰之歌》。这是湖南师范学院语文系张明霞等 9 位同学组织的“十月诗社”办的一个油印诗刊。他们从李淑一处抄录到毛泽东写的《蝶恋花》 词以后,于1957年6月1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允许在《鹰之歌》上发表。毛泽东回信时《鹰之歌》已停刊,这首词于1958年1月1日在湖南 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首次发表,题为《蝶恋花•赠李淑一》。196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题目改为《蝶恋花•答李淑一》】上发表。《游仙》改《赠李淑一》。祝你们好!”

  同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 德列耶夫率领的苏联各界代表团,宋庆龄、吴玉章、廖承志【吴玉章,当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廖承志,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1958年3月又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等在座。

  11月27日晨,毛泽东同彭真谈话。

  同日下午二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开会。下午三时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谭震林、李雪峰【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工业工作部部长】、刘澜涛【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聂荣臻、黄克诚、罗瑞卿、邓子恢、杨尚昆、胡乔木、赖若愚。

  11月29日下午,毛泽东同薄一波谈话。

  12月2日上午,毛泽东同李富春谈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

  同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在全国政协礼堂出席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出席开幕式前,分别接见工会八大主席团全体人员和前来参加工会八大的各 国工会代表团。

  12月4日,毛泽东致电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对他十一月三十日突遭歹徒袭击表示慰问。电报指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为收复西伊里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并且深信一切危害印度尼西亚民族利益的阴谋活动一定要失败。”

  同日下午,毛泽东同黄敬谈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情况。

  12月5日上午,毛泽东同王鹤寿【王鹤寿,当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谈话。

  12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出席,彭真列席。

  12月7日,毛泽东阅十二月四日《安徽日报》社论《四害不除,决不罢休》,批示:“送胡乔木同志:(一)此文好,转载并广播。(二)中央和国务院应联合发一个指示,号召全民动员,讲卫生,除四害,立即动手,分步进行;此点请你和邓、周一商,指人起草,两星期内务必发出。(三)接着《人民日报》写一篇好社论。”【1958 年 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13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在全中国除尽“四害”》的社论】八日,《安徽日报》社论在《人民日报》转载。

  同日中午,毛泽东同罗瑞卿谈话。

  同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国防部部长洛姆斯基上将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代表团,周恩来、彭德怀、萧华、萧向荣在座。

  同日下午五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王鹤寿、黄敬开会。

  12月8日上午九时二十分,毛泽东同林铁谈话。

  同日上午十一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 参加。毛泽东谈三个问题。(一)关于莫斯科会议。莫斯科会议 有很深远的意义。人们对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力量和共产党的力量 常常是看不上眼的。对客观形势的估计不足,是值得大家注意 的。莫斯科会议的两个宣言,讲的都是原理原则的事,没有规定 什么具体任务。重申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和对国际形势作出估 计,有必要。许多人往往过高估计西方力量,以为美国了不起。 我在六十八国会议上举了十个证据,证明世界形势到了新的转折 点,资本主义远远地抛在我们后面了。这些事实,都表现了反帝 国主义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但也要估计到有少数疯子闹乱子。基本的情况是帝国主义不敢打。 两方面都怕,只说帝国主义怕我们不合事实,我们也怕他们。我看,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归根结底是争取十五年和平。在全国人民中要进行教育,各民主党派也要进行教育,要有革命的乐 观主义,要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二)关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问题。以十五年或稍多一些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 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电力:英国现有九百多亿度,二千四百万千瓦;我们只有一百九十亿度,四百多万千瓦。我们如有年增百分之十八点二的速度,就能在十五年后 赶上英国。我国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可用来发电,英国则很少水力 资源。煤:英国一九五六年产煤两亿二千万吨,但挖得差不多了;我们一九五六年产煤一亿二千万吨,今后可发展。我国地下资源丰富。钢:英国一九五六年已达两千一百万吨;我们一九五七年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到一九六二年)可达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吨,到一九七二年可能超过四千万吨,英国是不能达到这个水平的。重要的是搞农业。工农业像一个人的两只脚,缺了一只就成跛子。工业生产,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机器可以自己制造,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全部都可以造了。再过十年八年,卫星、火箭都可以造。最难造的是棉花和粮食,要把农业切实搞一下。发展农业希望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都要注意。(周恩来:要争取在十五年后,工业超过西方的英国,农业单位面积产量超过东方的日本。)(三)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右派同我们唱了对台戏。对台戏也有两种,一种是不相容的,一种是和平共处的。等几个月,要同右派谈谈,指出两条路,坚持右派立场,或者接受多数人的意见进行改造。要化无用为有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右派中可能有部分人会分化的,我看可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对右派的处理,现在就要准备, 希望各民主党派研究。第一,要处理,要处分,否则会脱离群众; 第二,处分过严也不利,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个别很坏的以外,选举权不取消,有一些还给他一些地位。这样做的理由, 一是为了争取中间。在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人看我们如何处理右派,处理过分了,会伤他们的心,会不高兴。二是为了分化右 派,希望三七开,十个人大概有七个人可争取。给他们五年、七 年的时间,那时思想有觉悟,改造好了,右派帽子可以取消。

  【编者评注: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也是一次非常有重要意义的谈话。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也是后来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中颇具争议的问题。关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问题”在本书有关大跃进的篇目再分析,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一下第三个问题,即“对右派分子的处理”的问题。

  关于“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毛泽东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

  关于第一件事情,毛泽东说:等几个月,要同右派谈谈,向他们指出两条路,坚持右派立场,或者改变右派立场,接受多数人的意见进行改造。通过我们的谈话,尽最大的努力,尽可能让他们改变立场,站到人民这一边来,到工农中间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关于第二件事情,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毛泽东又从对右派分子为什么要处理?怎么处理?两个方面讲了两点:

  第一,对右派分子“要处理,要处分,否则会脱离群众”,按现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右派分子必须处理、必须处分,否则在全国人民面前“搁不平”。

  第二,要坚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除个别很坏的以外,选举权不取消,有一些还给他一些地位”,处分过严也不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阐述了他的理由:一是为了争取中间。在知识分子中,有大量的人看我们如何处理右派,处理过分了,会伤他们的心,会不高兴,会影响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顺利贯彻。二是为了分化右派,希望三七开,十个人大概有七个人可争取。给他们五年、七年的时间,那时思想有觉悟,改造好了,右派帽子可以取消。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在反右斗争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同样适用,通过反右斗争,是要争取中间派,分化右派,孤立极右派、顽固派。对于右派,也要给他们指出一条明路,可给他们充分的时间考虑或改正。给他们五年、七年的时间,那时思想有觉悟,改造好了,右派帽子可以取消。

  从这些原始资料中,我们看到了当年毛泽东对处理右派分子的问题上所制定的政策和原则。特别是这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除了中常委委员外,还有彭真出席了会议,另外有民主党派领导人、民主人士共27人参加了会议。】

  同日下午,毛泽东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济南。在山东省委交际处同舒同、师哲、谭启龙【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政协主席。1958 年 11 月又任山东省省长】、林铁谈话。九日上午,同谭启龙、师哲谈话。

  12月9日下午一时十五分,毛泽东乘专机从济南到达南京。同江渭清、刘顺元谈话。

  同日下午三时,毛泽东乘专机到达杭州,住刘庄。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同工农结合的道路上前进》。

  在同工农结合的道路上前进

  ——纪念“一二·九”运动二十二周年

  (1957.12.09《人民日报》社论)

  今天是“一二·九”运动二十二周年。在我国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取得了巨大胜利的形势下,广大青年来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更有新的重大的意义。

  “一二·九”时代的革命的知识青年,为了争取民族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了中国青年爱国主义的传统,发扬了艰苦朴素的精神,毅然走上同工农结合的道路,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解放区去,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在我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的这种革命行动,为我国青年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二十二年来,我们的国家已经经历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中国,并且进一步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目前,我国工农业生产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和超额完成,从而为我国的工业化事业奠定了初步基础。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面临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党已经发出响亮的号召,要在十五年后,使我国的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第二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现在世界两大阵营力量的对比已经达到了新的转折点,新世界的力量胜过了旧世界,东风压倒了西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在同心协力建设人类最美满的社会主义大厦。这些国内国际的新形势,给我国广大青年以有力的鼓舞。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党和人民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彻底改造思想,成为具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热爱社会主义,同工农群众密切结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做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为工农服务,同工农结合,发扬艰苦朴素的传统,做有文化的劳动者,正是在“一二·九”运动中知识分子所走的革命道路。

  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广大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都表现出有志气,振作精神,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新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从而更增强了他们改造自己的决心和信心,克服个人主义,服从集体利益。热爱劳动,接受劳动锻炼,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已经开始形成风气。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高等学校,我们都可以看到广大学生参加体力劳动,同工农群众交上了朋友。规模之大,人数之多,真是前所未有。西北工业大学师生到咸阳市郊农村参加体力劳动。许多农民称赞说,“这些人见活计就做,没有一点架子!”这虽然是一句平凡而简单的话,可是它道破了一条真理,表明了一种可喜的现象。知识分子放下架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就会为工农群众所欢迎。假如全国知识分子都没有一点架子,到工农群众中去,为工农群众服务,那么,可以想像,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必然更加巩固,从而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祝贺这些同工农结合的知识青年,把劳动热情巩固下来,坚持下去。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还有一部分知识青年还没有认识参加劳动锻炼,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自己有知识,架子放不下来。他们看不起工人农民,虽然口头上承认工人农民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可是却认为自己参加体力劳动是浪费光阴,同工农群众打交道没有意思。他们不知道劳动创造了人类,可是人类还要在以后的劳动中不断地改造自己。体力劳动是一切劳动的基础,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源泉,共产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要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体力劳动是光荣的高尚的事情。只有剥削者才把体力劳动看成是低下的和可怕的,极力想躲开它。我国各行各业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应当积极地自觉地去参加体力劳动,锻炼和改造自己成为与工农结合的,既有知识又善于劳动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在劳动中锻炼,如果不能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那末,学习马列主义,可能犯教条主义;学习数理,可能是“只专不红”;学习文学艺术,可能犯“一本书主义”;学习技术,可能是技术高于一切。而知识青年到劳动中去锻炼,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就能够防止和克服教条主义、一本书主义、技术高于一切等的错误观点,就将为思想上的彻底改造准备条件。

  知识青年到工农群众中去,同他们一道生产劳动,究竟是耽误了光阴?还是促进了成长?是有意思?还是没有意思?这样看来,回答是促进了成长,是很有意思。毛泽东同志早在1939年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时候就说过,“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今天来重温一下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会更觉得亲切有味。许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他们的切身体会中,也告诉我们这一点。山东工学院一个学生帮助农业合作社拉白菜。他说,“我们现在才开始懂得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意义,今后还要在各项工作中,一辈子永远做劳动人民的好儿女。”这是很好的想法。到劳动中去,同工农群众结合,正是知识分子思想作风得到根本改造的“必由之路”和“必修之课”。当前,凡具备体力劳动条件的机关青年,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和其它知识青年,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下乡上山,到工农群众中去,到劳动中去改造自己。

  为了从思想上扫除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障碍,积极参加体力劳动,广大青年还必须发扬“一二·九”运动的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广大青年要学习革命先辈不怕艰难困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学,勤俭持家的精神,自觉地在生活中和斗争中锻炼自己,把自己培养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艰苦勤劳是我们克服困难,加速国家建设的伟大力量的源泉。我们要节约每一分资金投到建设中去,加速国家的积累,以便在最近几十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富强的国家。这是全国人民包括每一个青年的责任。我们相信,经过党的长期抚养的这一代青年,必定能够继承和发扬“一二·九”的革命传统,也一定愿意和能够下决心改造自己,成为自觉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战士,负担起时代的使命,在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奋勇前进!

  12月12日,毛泽东致电非洲人国民大会秘书长达姆波转非洲人国民大会第四十五次年会:“值此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第四十五次年会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对南非人民争取基本人权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并且祝你们在团结南非各族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的事业中不断获得成就。”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并经部分政治局委员事先看过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全面阐述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批评反冒进思想。

  12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会见由副总理吴巴瑞、吴觉迎分别率领的缅甸友好代表团和缅甸经济考察团,周恩来等在座。毛泽东说:我们同印度、缅甸、老挝、柬埔寨都是友好的邻国,所以我们对我国的西南部很放心,对北部也很放心,因为有苏联、朝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不放心的是东部,美国利用这些地方搞我们的鬼。我们的海岸线很长,有一万八千多公里,所以我们要更注意海防。中国国家大,事情多,连管自己都管不过来,怎么还会想到去侵略别人呢?我们人口虽多,但是可以依靠自己满足人民的吃、穿。有些西方观察家认 为,中国人多,将来出路成为问题。他们不知道,中国平均养活 一个人只要一亩地就够了,有些地方只要半亩。估计到二十世纪末中国人口将达到十亿,可是到那时我们的工农业都发展了,因此不会发生对外扩张的事。重工业是工业的基础。开始时苏联供给我们成套设备,慢慢地我们自己就可设计和制造机器了。旧中国的机器制造业很落后,多数只是一些修配厂。现在我们可生产百分之六十的国内需要的机器,再过五年就可达到百分之九十以 上,基本上可自给。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建立八百项工业企业,其中一百多项是苏联帮助设计和建立的,六百多项由中国自 己的技术人员设计。国民党最后为什么会垮台,应该说他们在统治中国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是原因之一。我们都是亚洲国家,建设国家的任务基本上是一样的。当然,我们之间也可能产生一些误会,不过这是很少的。

  12月15日下午,毛泽东同柯庆施、江华谈话。

  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在杭州刘庄会见胡志明,并共进午餐,周恩来、柯庆施、江华参加。

  同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刘庄主持召开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周恩来、柯庆施、舒同、曾希圣、刘顺元、叶飞、江华出席。毛泽东讲话,要点如下:(一)国内矛盾。究竟哪种矛盾是主要的?敌我矛盾,或者人民内部矛盾?有些同志说,如果把夏季形势那篇文章拿到春季讲,就好了。他们就是不主张讲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的,不主张说服,要压服,强调要斗争,不要团结。三中全会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但不提是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是指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中的右翼的矛盾。这个矛盾已基本解决,现在斗争的锋芒主要是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敌我矛盾性质。但是右派是少数,三大敌人已基本解决,敌我矛盾不能成为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为什么现在不公开宣传?因为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大量的,例如乡社干部与社员的矛盾,是一个阶级内部的矛盾。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工厂、机关、学校内部的矛盾,也是一个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不能说早了,说迟点有利于整风。说早了,干部就有借口不整风了。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最大量的是乡社干部与社员、厂矿干部与工人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是剥削者与非剥削者的矛盾,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剥削者与非剥削者的矛盾,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但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仍然要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右派实际上是敌人,但是不作反革命处理,不捕、不杀、不剥夺选举权。(二)抓工业、农业、思想。要抓的问题多,主要抓工业、农业、思想(包括学校、科学)。各省以农业为重点,城市工农业同时并举,城市支援农业。思想是意识形态问题,它包含各个部门。此外,社会科学如美学、历史学、法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都要去抓。如历史分期问题,什么时候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社会,很多人不以所有制去分,而以工具去分。主要把工业、农业、思想三者抓住了,总不会错。(三)整风重点要注意城乡基层,农村合作社、城市厂矿、手工业社、中小学、街道,主要是乡村要认真搞。要说服,不要压服。整好了再选举,明年上半年基本搞完。(四)计划要搞八种: 工业(包括交通)、农业、教育、卫生、文化、科学(省不搞科 学不得了)、内外贸易(包括物价)、劳动工资。省、地、县、区、乡、社都要搞,搞比不搞好。先粗后细,半年搞好,每年修改一次。(五)交流经验。各省开会互派代表团。第一书记常抽出时间到外省跑跑,不要老死不相往来。省际交流,还有内部交流。书记与常委是否都要在家里集体领导?第一书记起,包括其他书记、常委,每年在省会只能住八个月,四个月外出,分批跑。强弱相比,推动前进。只要方法适当,一个县只要几天就行了,不要久。(六)防治三种病:人的病、动物病、植物病。以 清洁卫生除四害为中心。防治血吸虫病、除四害,要搞一个专门的委员会。

  12月17日晨二时,毛泽东批示叶子龙【叶子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请于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 等七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 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这个文件是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 1957 年 12 月 10 日在浙江省二届二次党代会上的工作报告。报告共 9 个部分: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二、农村工作;三、工业生产和工人阶级;四、财贸工作;五、知识分子工作和文教工作;六、资产阶和民主党派;七、肃反问题; 八、军事工作;九、党的工作。同年 12 月 2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报告,题为《坚持党的正确跨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并加编者按语】,在下午一 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九日所作的《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是这种矛盾主要地不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而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是有起伏的。在这次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阶级敌人被迫退却,斗争形势可能在一定时期缓和下来”。“这种斗争的起伏形势,将在若干年内反复地发生。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国内阶级斗争,将通过这种起伏,逐步地减弱以至消灭”。报告批评了当时党内看不到敌我矛盾仍然存在的右的倾向和夸大敌我矛盾、企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左”的倾向。这个报告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题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人民日报》加了笔者按,指出:“江华同志这个报告,用整风运动作为‘提起一切工作的纲’,系统地讨论了一个省在一年来的各方面的工作,鼓舞了干劲,批判了谬论”。“报告的第一部分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究竟什么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怎样认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为什么党在一个时期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而在另一个时期强调阶级斗争?这些重大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江华同志在他的报告里,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作了正确的解答。报告针对党内的思想分歧,批判了忽视敌我矛盾和夸大敌我矛盾的两种错误倾向,坚持了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这里所批判的错误观点,目前在其他地方的党组织内也是存在着的,也是必须加以澄清的。浙江省党代表大会上对这些理论性原则性的问题展开大讨论,对于在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贯彻社会主义革命,争取整风运动的全胜,有很大的意义。”在江华作上述报告半个月后,柯庆施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的报告。毛泽东审阅了这一报告,并作了一些修改。柯庆施的报告的第一部分说:“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与错误、革新与守旧、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毛泽东在这一段后面加写了“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一句。

  同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继续主持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听取发言时多次插话。插话的主要内容有:(一)党要领导军队。省委要去抓,要去过问,了解情况,使他们觉得对工作有益处,有帮助,他们自然会找你。已有八年不抓了,现在应抓。地方要进行自我批评,对军队联系不够,帮助不够。军队也要自我批评。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不要回避这句话:“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中央有责。”我们要讲一元论,不能讲二元论。(二)讨论文件,要不等到成熟而先争论一番。要像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样,先是七条、十七条,最后发展到四十条。先从几点谈起,吹一吹,酝酿成熟。去年纠偏,吃了很大的亏。去年六月《人民日报》那篇社论【指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没有把位置摆正。现在说清楚,只是基建、招工多搞了一点,工资增多了一些。如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害病,不能讲十个指头都害病了。那篇社论位置没有摆正,把当时的一股子劲赶走了,吹掉四十条,吹掉多快好省,吹掉促进委员会,这是不好的。(三)去年阶级斗争缓和一下,原因是三大改造,敲锣打鼓,资产阶级、富裕中农随大流,斗争无目标,而且没有暴露左中右。后提“组织独立,政治自由”,资产阶级右派就疯狂起来。帮助一个同志要彻底帮助,不要袒护,否则将来总会有一天要怪你的。不敢批评,无非怕少选票。整风是在劳动人民中,主要是烧自己。对人民内部动口不动手,不能压服;就是对右派,也不能压服,仍然有官做。对认真检讨的人与不认真检讨的人,应该有所区别。对湖北刘介梅,如开除了党籍,我们就会不得人心。(四)业务要和政治结合。搞业务的同志,钻业务多,不讲政治。业务不能无政治。任何业务都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政治。现在业务部门不大注意政治。业务无政治(观点、立场、相互关系等)不行。财经、文教均有此问题。无对立面,专而不红,不讲形势,不研究主流、次要,不讲矛盾,不讲理论,不讲辩证法。光是算账,不搞意识形态,光搞物质基础。只讲生产,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结果增不了产。光搞社会主义 思想教育,不搞增产,也要垮台。只搞业务、不问政治的人,就是只专不红。(五)我们干部有两个问题。一是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也要教育群众学普通话。要长治久安,言语不通怎么行?事,不见得有利。

  同日,毛泽东复信周世钊:“来信收到,极为感谢。因忙迟复,幸谅。你好吗?我还可以,勿以为念。”

  同日,毛泽东复信李淑一:“给我的信及祭文,均已收到。迟复为歉。 寄上五百元,聊佐菽水,勿却。不久可能去你那里,可谋一晤。”

  同日,毛泽东复信孙燕:“来信收到。我同意你的意见,不去乡村。 你母亲年已六十,不能劳动,当然不宜下放。你年小,你母亲需要照料,可以不去。但此事应由党作决定。你可持此信和你母亲 一道,去湖南省委统战部,找那里的负责同志谈一谈,请他作出决定。我这封信只是建议,不是决定。问你母亲和你好!去统战部时,可把你母亲照顾杨开慧同志的历史谈一下,使那里的同志了解情况。”

  12月18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继续主持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听取发言时,毛泽东插话,主要有:(一)要互相依靠,不要互相依赖。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互相依靠,依靠苏联,但不要依赖。各省几千万人口,也应如此。安徽搞水利,依靠群众不依赖政府,一年就挖了十二亿土方,这个意义很大。遇事就怕不认真,认真的思想可以把妖魔鬼怪打掉。有了计划就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二)干部下放。口号是“统一安排,劳动锻炼”。各部门要成立专门管干部下放的十人小组,十年之内干部轮流下放锻炼一次。新吸收人员时,先吸收已经锻炼过的。

  同日,毛泽东审阅陈赓十二月九日关于台湾飞机侵入大陆活动情况和加强内地防空作战部署给彭德怀并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批示:“退彭德怀同志:非常必要。请你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请考虑我空军一九五八年进入福建的问题。”

  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支持苏联政府的和平建议【1957 年 12 月 10 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分别写信给印度、美 国、英国、法国、西德等国政府的领导人,提出关于世界和平的若干 建议。同年 12 月 12 日,苏联政府向联合国的全体会员国政府和瑞士政 府发出照会,重申这些建议。建议提出:苏联政府要求美国、英国同 苏联一起,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共同宣布从 1958 年 1 月 1 日起 停止核武器试验,并且彼此协议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和别国的领土上设置任何类型的核武器】的声明。

  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政法部门需要彻底的整顿》。

  政法部门需要彻底的整顿

  (1957.12.20《人民日报》社论)

  最近,本报连续揭露了在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窃据重要职位的六个党内右派分子。他们是监察部副部长王翰;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副庭长朱耀堂,研究室主任鲁明健;最高人民检察院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惠之,一厅厅长王立中。这些右派分子的共同特点,就是企图把国家的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这样重要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变成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揭穿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肃清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影响,是我国政法战线上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胜利,这对巩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将产生积极作用。

  我们的国家机关必须坚决地彻底地维护党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我们的国家要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通过自己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共产党实现这种领导,这一点在宪法中已经作了庄严的规定,就是右派分子也不敢公开反对。但是,右派分子却挖空心思,找出种种的理由和借口来反对党的领导。

  政法部门中的右派分子为了反对党的领导还特别制造了一种借口,仿佛党只能制定法律,制定政策,不能过问这些机关的“业务”。这就是说党只能作原则上的领导,不能作具体的领导,否则就是“党政不分”“党法不分”。显然,这种理由是十分可笑的。党的领导当然首先应该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可是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不等于就正确地贯彻执行了方针政策。党如果不对各个业务部门贯彻执行政策方针的具体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党如果对这些机关没有具体的领导,如何能够使得方针政策正确地贯彻执行?如何能够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如果说这样作了就叫“党政不分”的话,无产阶级专政就需要这种“不分”,如果说这样作了,就叫“干涉”的话,社会主义建设就需要这种干涉。因为只有这种“不分”和“干涉”,才能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当然,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的工作,在原则上应该有所区别。但是,党为了贯彻执行自己的方针政策而作的具体领导和右派分子诬蔑的“不分”和“干涉”是有原则区别的。我们既不能因为右派分子的攻击而放弃党的具体领导,我们也不能对某些党组织包办代替和不必要的干预行政的现象加以容忍。

  维护和贯彻党的领导作用是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特别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应该有党的组织,应该有共产党员参加领导工作。这些负责的共产党员在国家机关中绝不是以个人的身分在活动,而是代表着党的利益和意志在活动。因此,这些负责的共产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不仅要处处依据党的方针政策行事,而且要经常地密切地依靠党的帮助和指导,把自己的工作严格地置于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而党内右派分子则完全相反,他们力求摆脱党的领导,生怕党来“干涉”他们的工作,百般强调所谓“独立思考”和“独立活动”。王翰、刘惠之强调的“垂直领导”和贾潜强调的“独立审判”,实质上就是反对党在这些机关中的领导。因此,他们就完全丧失了党性,成为和共产党员的称号完全不相容的右派分子。而一切企图摆脱党的领导而“独立活动”的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应该从揭露这六个党内右派分子的事实报道中得到一些教益。

  我国人民政法部门的总任务是镇压敌人,惩罚罪犯,保护人民。而右派分子恰恰相反,他们制造种种荒谬的言论,提出种种荒谬的主张,其目的就是要改变人民政法部门的性质,就是要把打击敌人的武器反过来对付人民。王翰、刘惠之等主张要有“监督的监督”,要有“最高的监督”,要有“上方宝剑”,其目的就是这样。而为了给自己的阴险目的找寻根据,他们几乎如出一辙地制造了“过渡时期已经结束”,“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谬论。因此,他们主张对反革命分子、对违法犯罪分子应该“从宽”,不应该“严惩”,主张对他们要“爱人以德”,要“无罪推定”。事实证明,我国的阶级斗争远远没有熄灭,而且在党内也有阶级斗争的强烈的尖锐的反映。王翰、贾潜、刘惠之等党内右派分子的被揭露,就是明证。他们完全站在敌对阶级的立场上,不是去镇压敌人、惩罚罪犯、保护人民,而是完全相反地在保护敌人、宽容罪犯、打击人民。他们是敌对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应该承认,这种阶级斗争在整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都会存在的,并且在过渡时期结束之后,社会主义建成之后,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存在,也就会有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存在,阶级斗争也就会继续存在,国家的专政机构也一定要存在,它的镇压敌人、惩罚罪犯、保护人民的任务也就不能取消。在任何时候,只要有阶级敌对分子存在,无产阶级同阶级敌对分子之间的阶级斗争始终会带着你死我活的性质。对于这些阶级敌对分子只有无情的镇压和严厉的惩罚,专政的武器对他们永远不应该成为仁慈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阶级敌对分子的有罪设想成“无罪”。对于阶级斗争的形势和性质如果缺乏清醒的估计,我们就会丧失警惕,迷失方向,有利于阶级敌人,而不利于人民。

  政法部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要害部门,为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首先应该加强政法部门,要加强政法部门,就要整顿政法工作人员的队伍。反右派斗争证明,政法工作人员的队伍确有整顿的必要。因为在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要害部门中,揭发了大批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右派分子,其中有非党干部和一般干部,也有像王翰、贾潜、刘惠之这样负责的党员干部。

  而且问题也不只是在政法部门中有大批的右派分子,问题还在于政法部门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 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在如何对待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的问题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许多其他具体问题上,政法部门中有一部分干部存在着程度不等的糊涂观念。他们虽然没有主张对敌人实行片面的宽大,但是对实行片面宽大的事实却视而不见。他们对民主和专政的认识不是统一的,不是无产阶级的观点,而是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或者在左右之间摇摆着。现在在政法部门中虽然已经进行了反右派的斗争,并且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要使政法部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纯洁起来,就必须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展开大辩论,彻底地克服资产阶级的右倾思想,彻底地整顿政法工作人员的队伍。政法部门是刀把子,这个刀把子必须掌握在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手中。在这里不但不能容许右派分子的存在,而且不能容许右倾思想的传播。我们一定要把政法部门作一番彻底的整顿,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王翰等党内右派分子的被揭露还说明,任何人都要进行经常的彻底的思想改造,老党员、老干部也不例外。这六个右派分子的党龄最短的也有十五年,最长的将近三十年。他们经过了长期的革命锻炼,他们在国家机关中担负着相当重要的职务,为什么也会堕落成右派分子呢?为什么也会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呢?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中间有的人本来就是拖着剥削阶级的一条尾巴进党来的。有的人则受了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入党之后,他们的立场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思想改造也没有彻底进行,他们的骄傲自满情绪发展了,个人主义发展了,于是在很多问题上经常和党处于对立的地位。这样,在我们国家生活处于急遽变化的时期,当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我们党疯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就很自然地从内部向党发动进攻,终于变成了党内右派分子。

  我们千千万万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党和国家的优秀干部,他们多年来是在党的教育下和革命斗争的环境中把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过来,脱离了本阶级的影响,而脱胎换骨地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的。王翰、贾潜、刘惠之等应该说是和我们千千万万党员和干部处于同一环境之中,同样受着党的教育和革命的锻炼,他们改造思想的环境并不比别的人差些,但是为什么别人能够在十多年,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逐步成长为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而他们却堕落为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呢?这证明要改造思想,不但要有环境,更重要的是还要有自觉。仅仅有改造思想的环境而没有改造思想的自觉,思想是无法彻底改造好的。

  这六个右派分子的被揭露也证明,教育绝非万能,教育只能对那些能接受教育的人发生作用。党对王翰、贾潜、刘惠之的教育不可谓不多,也不可谓不严。十几年、二十几年都在对他们进行教育,甚至长期对他们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但是,他们还是变成了右派分子。这说明他们根本缺乏接受党的教育和改造的自觉。这六个右派分子的被揭露,等于给我们上了如何对待思想改造的有意义的一课,促使我们进一步懂得在思想改造中必须发扬每个人的自觉性。那种认为只要参加了党,参加了革命,在党的教育和革命教育的春风化雨之中,一个人的思想一定会自然而然地脱胎换骨,成为新人的观点是危险的。

  这六个右派分子的被揭露也证明党绝不会无原则地庇护自己的党员。王翰等六个右派分子所以坚持自己的错误,固然和他们没有决心改造自己有关,也和他们的居功自傲、认为党奈何他们不得有关。他们以为,自己是这样老的党员,这样老的干部,对党和人民又有过“这样多”的贡献,因此,即使违抗党的指示、拒绝党的领导,宣传同党完全不同的主张,跟党采取完全相反的行动,党也不会把他们怎样,甚至党还会对他们让步,和他们妥协的。事实完全作了相反的回答,党没有对他们让步,也没有同他们妥协,党不但在过去经常同他们的错误作了斗争,而且在这一次反右派斗争中对他们作出了恰当的结论,把他们确定为右派分子。这充分显示了党的大公无私,党的原则性和战斗性。一切犯了错误而又居功自傲、不打算改正错误并且等待着党的让步的共产党员应该彻底地清醒过来。

  王翰等六个右派分子的揭露,对于巩固我们国家作为人民民主专政武器的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是大有好处的。我们应该从此得到深刻的教训,下决心进一步彻底地整顿政法部门,以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应该从这里吸取必要的教训,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和实际锻炼,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奋斗到底!

  12月中旬,毛泽东阅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十二月十七日关于金日成会见他谈志愿军从朝鲜撤退问题的电报,及金日成十二月十六日给毛泽东的信。乔晓光在电报中说:“金日成同志十二月十七日约见我,谈关于从朝鲜撤退志愿军问题。他说:在莫斯科时,毛主席在两次谈话中都谈到志愿军从朝鲜撤退的问题。现经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两次讨论,认为毛主席所讲的精神很好,遂同意志愿军撤退到鸭绿江北,这样在政治上可以取得主动,有可能逼美军撤退,对南、北朝鲜人民都将有良好的影响,倘若有事,志愿军亦可随时出动。”金日成在信中表示:“关于在莫市和您所谈情形,我党常务委员会一致感到满意,并认为此次会谈必使今后朝中两党之间之团结友谊愈臻巩固。”

  12月23日下午,毛泽东同江华、胡乔木、田家英谈江华在浙江省二届二次党代会工作报告的修改问题。

  12月24日下午,毛泽东同胡乔木、田家英谈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讲话稿的修改问题。

  12月25日上午,毛泽东致信胡乔木:“除四害通知【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稿】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你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原故。现在有大批经验了,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改三遍、五遍,找彭真、刘仁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一二次会,发表意见,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文件可以长一点,达一千字至二千字左右也可以。总之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这是理论。然后讲办法,也要讲得人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要写这一部分,也要认真研究,下苦功钻一下。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作为结束。两星期内写好、通过、发出也就好了。送我看一次。莫斯科讲话,请打字送我再看一次,还觉得有需要修改之处。到济南时,可歇一宿,认真谈一下。那里的斗争文件,工业、农业计划,找一份带回去,认真看一遍。”

  同日晚上,胡乔木来电话说:今天没有去济南,因气候不好,飞机不能降落。今晚与舒同同志打了个电话,山东派人将文件送去北京(他们派人到北京或北京派人去都可以)。除四害文件照主席指示办。讲话稿明日送来。

  同日,《人民日报》社论《在鸣放高潮以后要立即掀起整改高潮》。

  在鸣放高潮以后要立即掀起整改高潮

  (1957.12.25《人民日报》社论)

  整风进入第三阶段以后,大多数单位已经先后出现了大鸣大放的高潮。鸣放高潮出现以后,应该迅速发动群众掀起整改高潮。

  大鸣大放为的是大整大改。鸣放只是提出问题,整改才是解决问题。熊熊大火已经燃烧起来以后,就要让它迅速地烧掉我们身上的各种坏东西。有些同志并不反对在整风的第三阶段大力进行整改,可是他们对于是否在鸣放高潮之后立即掀起整改高潮,却还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鸣放高潮虽然已经形成,可是,一般地说,鸣放的深度还不太够,揭发出来的一般问题很多,重大问题较少;因此,还是应该等到鸣放得更深更透,重大问题揭露得更加充分更加明确的时候,再集中力量进行整改,这样,才能迅速地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这种想法同群众的要求和工作的需要是不一致的。现时群众的千万只眼睛正在注视着领导者的行动,要从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判断领导者对整改的决心到底有多大。领导者大力进行整改,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决心,群众的热情就会受到进一步的鼓舞而更加高涨饱满,群众就会更加大胆地揭露工作中的更多问题。鸣放和整改就应该这样互相交错、互相推动,使运动的发展步步深入。有些整改已经形成高潮的单位,民主空气活跃了,党群关系改善了,上下级之间的接触更多了,群众也比较能畅所欲言,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出现了。相反地,如果领导者抛开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大量问题,只是反复动员群众揭露大问题,群众的信心就会低落下来。

  烧掉自己身上的坏东西,这需要决心。而决心并不是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很容易下的。每一个单位中差不多都有一些拖延了三年五载没有解决的老问题。不少单位的领导者一提起这些问题就头疼,觉得就是整风运动也很难使这些老问题得到解决。于是,在这些问题面前就表示出犹豫退缩,决心不大。整风运动真的解决不了这些老问题吗?事实早已证明了这种论调是毫无根据的。几乎每一个单位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事例:一些拖延多年不能解决的老问题,只要大字报一贴,领导者真正来过问这些问题,并且动员群众来想办法,问题很快地就迎刃而解。据有些单位检查,有些问题所以长期不得解决,主要是因为领导干部拖拖拉拉,对群众意见充耳不闻,对自己缺乏严格要求。现在如果仍然怕老问题解决不了,实际上就是既不相信群众又不相信自己。如果用这种精神对待整改,那自然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应该坚定地相信:只要发动群众,只要大家都具有认真负责、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精神,平时分不清的是非,整风中一定能够分清;平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整风中一定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

  目前,正值各机关总结今年工作、制定明年计划、业务工作相当繁忙的时候。有些领导同志感到腾不出手来,因而没有足够的决心大力进行整改。在这种情况下,保证整风业务两不误,当然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但是,只要领导者善于分清工作的主次和轻重缓急,善于安排时间和人力,善于使整改和工作密切结合,就完全能够做到整改和业务两不误。目前全国农村正在掀起兴修农田水利的高潮,水利部农田水利局业务工作的繁忙紧张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这个局在召开全国农田水利会议的同时,大力进行整改,群众所提出的问题很快地就解决了74%。可见只要领导人员心中有数,保证把主要的业务工作做好,次要的工作即使稍受影响也关系不大。因为整改是要解决我们工作中的根本性问题以及许多大大小小的具体问题,只要整改得好,我们的工作面貌就会焕然一新。这收获比起业务上所受到的一些暂时影响是大得多的。

  少数同志思想作风上有比较严重的毛病,或者犯了较大的错误,或者是遇到和个人利益有关的问题,就对整改抱消极态度,甚至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他们不肯认真地虚心地接受群众批评,不能按照党的原则处理和个人有关的问题。有些人甚至抗拒批评、阻碍鸣放。这样的同志虽然不多,但是,他们对运动的阻碍作用是很大的。各单位的领导小组应该抓紧对这些同志进行批评和教育,帮助他们用正确的态度对待整风运动。

  掀起整改高潮需要决心大,还需要领导具体,方法对头。群众提出的意见成千上万,整改的时间有限,因此,整改工作既要保证质量又要争取时间,做到又快又好。

  保证又快又好的关键在于贯彻群众路线。有些人认为鸣放是群众的事,整改是领导的事,群众只能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鸣放是有领导的群众运动,整改同样是有领导的群众运动;应该相信群众不但能提出问题,也能解决问题。有些同志所以有这种错误的想法,是认为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解决一定会拖长时间使问题不能迅速解决;或者是怕群众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多考虑个人利益、少考虑整体利益,使问题不能得到正确解决。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有些单位开始没有注意贯彻群众路线,只是少数领导人在那里关门整改,结果是改得又慢,问题解决得也不好。群众说,这是越改越官僚,越改越主观。内务部优抚局开始只是领导干部关门整改,解决了二十个问题,结果有十三个问题群众不满意。而发动群众共同进行整改以后,则问题解决得又快,群众又满意。当然,有时候一部分群众对某些问题也会有错误的看法。但是,我们依靠的是群众中的多数。而且,在群众性的讨论中一定会树立和发扬正确的思想,批判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在整改过程中,不但要依靠群众解决问题,还要发动群众对整改的情况进行检查,以防止那种只追求进度而不注意质量的偏向。

  群众提出来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是大多属于工作或群众生活中的一般的具体问题;有少数是比较难解决的却是重大的问题,比如方针、政策、体制、机构、干部下放以及生活福利中的某些复杂问题。解决问题的顺序究竟是先难后易,还是先易后难好?就一般单位的情况看,最好还是先易后难,首先集中力量解决那些大量的容易解决的问题,有意识地把难解决的重大问题推后一步。中央国家机关的许多单位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经验。从11月中旬起截至本月中旬为止,中央国家机关已有53%以上的单位,处理了80%以上的鸣放意见,28%以上的单位处理了50%左右的鸣放意见,初步形成了整改高潮。其中有些单位开始的时候先抓重大问题,整改进度很迟缓,群众情绪不高,后来改用先易后难的办法,十天半月之内,就把鸣放中提出的问题解决了十之七八。这是成功的做法。相反地,另外一些单位一直采取先解决重大问题的办法,结果重大问题迟迟解决不了,一般问题也扔在那里没人认真负责解决,因为看不到整改的效果,群众的情绪很快就低落下来。其实道理是很明显的。我们说鸣放高潮之后必须立即掀起整改高潮,就是因为群众已经揭露出大量问题在那里等着领导解决。而领导上撇开大量的和广大群众有关的问题不顾,只去解决三两个十天半月内不能搞出头绪的大问题,领导就要和群众脱节。大政方针问题本来就不好解决,在整改初期提出更不好办,因为这时无论是领导和群众,对这些问题都还缺乏准备。另一方面,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能插上手的。插不上手的同志自然很难保持高涨的情绪。等到领导方面解决了重大问题,即使还有时间来解决那些大量的问题,而群众的热情却已经消沉了。这时候再回过头来发动群众,就要加倍费劲,整改工作就要事倍功半。当然有些单位可能有某些特殊情况,在他们那里可能有某些问题必须首先抓紧解决,否则将会成为运动的障碍,那当然应该首先解决这些问题。工作方法问题本来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有些同志看不起小问题。他们觉得整风就要解决大问题,花许多时间解决鸡毛蒜皮的小问题不值得。这想法是很不正确的。所谓小问题,只是和某些难解决的重大问题比较而言,主要是说它们比较容易解决,不需要反复进行辩论和研究,决不是说它们都是鸡毛蒜皮。中央国家机关这一阶段处理的问题中,就有不少有关业务方针政策、工作规章制度以及领导作风方面的重要问题。事实证明,许多小事情和具体问题,正是三个坏主义的具体的突出的表现,它们和某些大问题有着共同的思想根源,甚至是某些大问题的根子。平常,许多领导同志不注意这些小事情,任其日积月累,使问题成堆,成为许多工作中的绊脚石,领导人员养成了拖拉疲沓、不重视群众意见的官僚主义习气。现在整改中一反常规,机关中的领导同志开始用雷厉风行、认真负责的态度来解决这些小问题,这样不但可以大量排除我们工作中的许多障碍,而且一扫机关中的那种因循守旧、对问题充耳不闻的暮气,使人耳目一新,它的意义和作用是十分深远的。

  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会不会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呢?有些同志有这样的顾虑。是不是会丢掉西瓜,不在于是否先抓芝麻,而是看怎样去抱西瓜。一开始就去抱西瓜,如前所述,不一定能抱得很好,可是却有丢掉芝麻的危险。我们认为,先易后难,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更好的解决重大问题。具体问题一大堆摆在那里不解决,群众的思想就很难集中到重大问题上来,也没有解决重大问题的经验;领导者也不可能摆脱这些问题的牵扯。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领导者就可以腾出手来解决大问题,群众的注意力也就自然转移过来了。有人怕这样会挤掉解决重大问题的时间。事实证明,很多单位解决一般问题大多只要十天半月的功夫,而且,在解决一般问题的时候,领导者还可以抽出一些力量为解决重大问题作准备,同时适当组织群众进行一些专题鸣放和辩论。当然,如果领导者的头脑不清醒,只满足于解决一般问题,而放松了解决重大问题的准备工作,或者是心中无数,没有很好地掌握时间,以致不能很好地解决重大问题,那么,即令解决了90%以上的问题,也不能说整改真正解决了问题,也不能取得整风运动的真正胜利。就中央国家机关采用先易后难的方法的情况看,大多在解决一般问题的同时就采取各种措施为解决重大问题作准备,一般问题解决得差不多的单位,已经把解决重大问题提到整改日程上来。可以相信,只要领导思想清醒,在整改阶段就必然会既拣芝麻又抱西瓜。

  12月26日,毛泽东致电祝贺亚非团结大会召开。

  同日,毛泽东审阅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三次讲话的修改稿,退胡乔木。

  12月27日,毛泽东致信胡乔木:“这里有一篇报道,一篇特写,一篇社论和几张照片【指1957年12月26日《浙江日报》刊登的报道《人人动手家家扑打, 一年四季坚持不懈,吴兴南浔已成“无蝇镇”》、特写《王阿金老太太 积极除四害》、社论《除尽四害》和 9 张有关的照片。12月30日,《人 民日报》转载了这些报道、特写、社论和其中的一张照片】,可以看一下。《人民日报》似可转载。请告新华社注意报道除四害和卫生运动。”

  12月31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十二月三十日报送的《关于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批示:“同意。”周恩来在附信中说:“这个方案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商议后拟出的,在得到主席批准后,拟在政治局一谈,然后再向苏方提出。”方案提出:志愿军在一九五八年底以前全部撤完,分为三批,每批各撤三分之一。第一批在一九五八年三月至四月撤回,第二批在七月至九月撤回,第三批在年底撤回。

  12月,毛泽东应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请求,为定于一九五八年一月创刊的《苏中友好》杂志题写刊名。

  尊敬的读者,当你阅读本章以后,你一定会感觉到毛泽东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的精神是可亲可敬的。从整风运动的发动到反右斗争步入正轨的全过程中,都做到了亲自把关,亲力亲为;夜以继日,日夜操劳;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真是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当这项工作走上正轨后,他的主要精力马上就转移到其它方面去了,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调查研究农村农业问题,研究制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又或者是访问苏联,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会上去了。在那里,他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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