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毛泽东始终放心不下的问题

作者: 林之辛 日期: 2019-12-02 来源: 红歌会网

  在查阅毛泽东文革中的讲话资料时,看到1967年初毛泽东针对上海打算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事的谈话:“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再一个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如果说,毛泽东对苏共变质、苏联变色的评论早已人所皆知,那么,他对巴黎公社的这个看法却鲜为人知。为了确定其可靠性,又查阅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里面果然有类似的记录:“巴黎公社如果胜利,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公社。苏联名为苏维埃,后来内容也变了。”

  巴黎公社,作为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在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是一个不朽的丰碑,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也表现出对巴黎公社的强烈向往,希望他所发动的这场革命能引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北京公社的曙光。然而毛泽东却在文革第二年作出上述巴黎公社“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公社”的评论,确实令人震惊,它反映了毛泽东内心对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能不能永葆本色而不变质怀有深深的忧虑。

  毛泽东为什么会有如此深的担忧呢?

  毛泽东在他深陷重病、自己觉得快要离开这个世界时,与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的彻夜长谈(1974年12月26日),这是一次具有思想交底性质的交谈,其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也表示出深深的忧虑。他说:“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毛泽东上述讲话的核心是什么呢?它针对的是表现为分配制度等级制的“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在随后不久的另一个场合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那就是说,如果保障资产阶级法权,即使消除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所有制,那这个国家还是保留着一种跟旧社会差不多的资产阶级性质。这个论断是非常尖锐的。

  其实,毛泽东的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在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曾经十分高兴,他自己说,四九年打败蒋介石夺取全中国时也没有这么高兴,他热切地期盼着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出现在中国这片广阔而古老的土地上。可是,很快他说“又没有快乐的日子了”。他发觉,虽然所有制问题解决了,可是“党、政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并没有解决,“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

  这种“不平等”,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等级制,首先就表现在收入和待遇的等级差别。毛泽东后来总结说:“我们党在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一九五二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当时,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军队住了营房,机关盖了高楼大厦。过去和群众在一起吃、穿、住,现在有些脱离群众了。”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情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毛泽东说:“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搞薪金制,搞军衔我从来就反对。”

  既然毛泽东“从来就反对”,那为什么会实行,又为什么会一直实行下去了呢?

  建国之初,对于刚刚执掌国家政权,初次着手管理如此大的一个国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论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的框架建立,还只能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称为“老大哥”的苏联为榜样,各种政策都以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为依据。苏联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认为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最合理的分配形式;强调反对平均主义,认为它违背按劳取酬原则,阻碍生产发展。这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认识,依此实行了由革命年代的供给制向职务等级工资制的转变。

  虽然毛泽东对体现平等精神的革命年代供给制深为留恋,但对于以“学习苏联”为大旗、并已为党内绝大多数人所赞同的这种转变,毛泽东最初没有提出明确反对,只是再三提醒不要差距太大。毛泽东接受这个转变,也是出于对于一个实际情况的考虑。他解释道:“因为原来在解放区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占少数,工厂职工是工资制,机关、企业新增加的人很多,他们受资产阶级影响深,要把他们原来实行的工资制改为供给制,也不那么容易。”基于这个现实情况,他说:“一九五三年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让一步是必要的。”显然,毛泽东并不是内心赞同这种转变,而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必要的“让步”。

  可是,毛泽东很快发觉,这种以等级差别为特点的工资制的实行,越来越表现出其导致社会不平等的负面影响,与他根深蒂固的追求社会平等的价值观严重冲突。

  首先,毛泽东发觉,工资制的实行非但没有调动起干部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反而助长了追名逐利的风气,甚至引发了领导干部在工资待遇上的矛盾纷争。毛泽东说:“闹地位、闹名誉,争名夺利这个东西也多起来了。过去的那个拼命的精神,过去阶级斗争的时候,跟敌人作斗争的时候,我们那种拼命的精神,现在有些同志身上就消失了。讲究吃,讲究穿,比薪金高低,评级评低了痛哭流涕……据说还有几天不吃饭的……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衣服,比较享受”。

  与此同时,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变了,出现了党政机关脱离群众的倾向,并且越来越严重。毛泽东这样描绘一些高级干部的样子:“薪水多了,官大了,房子住得好了,出门有汽车了,有了这四条他就不革命了,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由于干部脱离群众,也就使得群众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出现离心倾向。毛泽东说:“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这种情况严重损害了工人群众的主人翁感情,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于是,毛泽东开始公开表达出对职务等级工资制的不满。如果说在建国初期几年,毛泽东对以学习苏联为名的工资制改革还是取低调与基本不介入的态度,那么在斯大林过世后,特别是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公开承认斯大林模式存在严重问题后,毛泽东就不断发出对等级工资制的批评。

  1956年刚开始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时,毛泽东就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对所实行的党政人员工资标准提出批评:“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在毛泽东的批评下,国务院对党政高级干部全面降薪。毛泽东后来又再三提议降低高级干部的待遇,在他的压力下,1959年2月和1960年10月,高级干部的工资又两度降低。为了推动降薪,毛泽东带头降薪。他一开始就拒绝接受给他定的最高级工资,60年他再次降薪。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工资的增加应该“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与此同时,跟职务工资等级制相关联的等级差别还有给高级干部的特殊待遇,毛泽东也不断提出批评:“一是物资供应,一是警卫太多,必须很好地注意加以改变,以身作则,才能号召人民艰苦奋斗,同甘共苦。”

  然而,尽管毛泽东对职务等级工资制深为不满,却一直没有强行废止,这又是为什么呢?

  58年发生的一件事充分反映出他对此问题的一个矛盾心理。1958年9月出版的上海党刊《解放》上发表了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文章认为供给制向薪金制的转变“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其结果“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对照毛泽东的类似讲话,可以看到,张春桥的这些话实际上是说出了毛泽东的意思,因此毛泽东看了十分欣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但是,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写信给毛泽东,反映许多人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为此,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转载张文时加上口气比较灵活的编者按语。毛泽东复函吴冷西:“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引者注:即编者按)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显然,毛泽东基本上肯定了张春桥的观点,但张文发表后,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呼应,相反是一片反对声。

  毛泽东认为张文“有一些片面性”,“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就是认为工资制的出现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定阶段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人民日报》转载张文是在58年的10月13日,之后不久的11月24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的批示中:将原稿中的“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有的正在破除”,改写为“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在现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成为障碍的部分,正在遭到破除,而那些有用的部分,则还保留着,使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很清楚地看到,在物质财富还没有极大丰富,人们的觉悟也没有极大提高的情况下,完全排除资产阶级法权是不现实的。毛泽东曾动员党内高层以批评借鉴的态度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用以总结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在读到教科书说“利用各种形式的工资制,反对平均主义”时,毛泽东说:“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而且“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那么,党员干部应该可以带头恢复体现平等精神的供给制。于是,他多次考虑在干部中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并在58年8月21日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明确提出“是不是由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

  然而,恰恰是在中共党内和干部层中,尤其在高级干部中,毛泽东的这个想法遭到了抵制。毛泽东8月21日刚刚发出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的号召,10月13日毛泽东通过人民日报转载张春桥赞扬供给制的文章就在干部中遭到冷落和反对。尽管毛泽东用加编者按的方法,有意引起大家关注并且明确表达了基本肯定的态度,却毫无作用,这出乎他的意料。毛泽东借张春桥的名义说:“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其实正是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内心有气。

  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于大多数建国有功的干部来说,当年出生入死打下天下,如今享受胜利成果,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1949年中共初进北京城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时,一位军队将领就当场提出:资本家吃饭时要摆五六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这不行,军队应当增加薪水。与会者多表示支持。毛泽东当即反驳:“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尽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但是干部中存在这种心态是普遍而难以改变的客观事实。58年对张文的反应,使毛泽东更加认识到要扭转这种情况阻力很大。自此以后,毛泽东虽然一再发出对职务等级工资制的批评,却再也没有在实际政策上提出废止,更多的是提醒决策层注意不要扩大收入差距,反对高级干部的特殊待遇。

  然而,职务等级工资制在实际运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不断地敲打着毛泽东的心。

  苏共是中共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的范本,苏共的变化给毛泽东敲了警钟。那个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写出的著名的“九评苏共”,指出苏共党的高层在这种制度下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在苏共变化的这面镜子下,毛泽东对中共党内的情况也十分担忧。他觉得那些高官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这才有了他与周恩来彻夜长谈的那一幕。他要把一个一直挂在心上但自己已经没有时间来完成的事情交给后人。为此,他郑重地要周恩来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这个问题不解决,搞资本主义很容易,一定“要使全国知道”。毛泽东觉得,由于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不可避免的有一个阶段要保留甚至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所以如何避免由此引起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在理论上还没有真正解决,所以,毛泽东在那次谈话中强调要在理论上认真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担忧主要是针对掌握各级权力的共产党干部。对于普通群众,毛泽东一直主张在启发社会主义觉悟的同时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在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针对党内占主导地位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冒进思想,毛泽东就提出批评。在随后暴露出共产风导致的一系列恶果时,毛泽东更是最坚决地站出来,反对在“一大二公”名义下的平均主义。毛泽东花了很大的功夫,在党内反复做思想工作,坚持把基本核算单位由公社重新下放到生产队,也就是初级社的规模,一个主要的考虑就是纠正平均主义。他指出:“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他认为实际工作中的平均主义是“极端严重的大问题”。

  但是,对于共产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他们抛弃了参加革命的初心,把“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誓言仅仅作为口号,不是自觉地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是用等价交换原则取代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那么,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于他们掌握着各种权力,这种资产阶级法权会恶性膨胀,最终完全脱离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还难以避免的、基于“按劳分配”原则的、逐渐弱化的那种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范畴,变成特权阶层掠夺社会公共财富的“按权分配”。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特别提到“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这个思想被国际共运史提炼为“巴黎公社原则”之一。毛泽东的想法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要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为实践这一思想而进行艰苦而不懈的探索。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曾经尝试改革干部制度:“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特别对从群众中上来的中央干部,毛泽东要求:“新选上的中央委员不要脱离群众,我就担心他们脱离群众。工农代表不要脱离生产,不要脱离劳动,长期脱产,到我们中央来坐机关,什么记者采访、照相,不用一年就要垮台。”与此同时,这些来自工农群众的新当选的九大中央委员,不但没有住房、专车等特殊物质待遇,工资待遇也不变。比如陈永贵,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后,并没有变成城市户口,依旧是农村户口,也不拿国家工资,在大寨大队挣工分。大寨大队每天劳动工值1.5元,按一个月出满勤算也就是45元,中央生活补助每月36元。

  对于那些革命战争中劳苦功高的老干部们,毛泽东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要求他们过多地放弃已有的物质利益是不现实的。他一面苦口婆心地呼吁他们继续保持革命时期的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一面对他们提出了一个最低要求:“官大了,薪水多了,房子住好了,出门有汽车,架子也大了。前四条都可以,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我只要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在这些话里,也可以听到毛泽东内心的无奈。

  如何消除等级制的负面影响,成了毛泽东一个始终放心不下的问题。毛泽东只能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但具体操作上如何进行限制,也还没能完全摸索出有效而且可行的方法。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知道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已经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因而更加怀念革命战争年代官兵平等,军民一家那种和群众亲密无间的情景。他在去世前不久观看一个电影中解放军入城时受到群众衷心欢迎的场面,竟会触景生情到嚎啕大哭!这哭声包含着他多么复杂的心情:既有对过去辉煌的留恋,又有对未来难以确定的担心;既有壮志未酬的无奈,又有不被战友理解的惆怅。

  毛泽东离开了我们,把这个一直放心不下的问题留给了他的后继人。他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呢?

  林之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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