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主办首场《人民英雄故事大讲堂》在京举行李大钊之孙做报告(组图)

作者: 江山等 日期: 2018-02-10 来源: 中红网

  李大钊烈士和夫人赵纫兰。(中红网红色图库)

  中红网北京2018年2月6日电(江山、李学叶、布铁威、刘继楠)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习英雄、缅怀先烈,由中红网主办的首场《人民英雄故事大讲堂》,今天在北京锦绣潇湘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成功举办,特邀中共创始人、革命先烈李大钊之孙李建生作报告。李建生系统地介绍了他爷爷李大钊烈士的为国为民、不畏艰难、传播马列、献身革命的光辉事迹,使与会的各界代表深受教育。

  李建生首先谈到纪念人民英雄和革命先烈的意义,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7周年,距离我们两个百年目标中的第一个100年,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3年时间。在党的十九大之后新的一年到来之际,缅怀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学习他们的优良品德,把他们作为学习的榜样,非常有意义。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向中国人民宣告世界新纪元的到来,是什么样的新纪元 ,不是别的,是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99年之后,在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1.5讲话指明“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从新纪元到新时代,99年始终贯穿着一条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的红线,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的繁荣富强而斗争的辉煌轨迹。从新纪元到新时代,从99年的奋斗史中,也映射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深刻必然性的逻辑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所以,我今天能同大家在一起,重温革命先驱李大钊烈士的事迹,我觉得是又一次受到了革命传统的教育。

  李建生说,李大钊烈士在91年前就牺牲了,所以,我们第三代子女不会对自己的爷爷、奶奶有直接的印象。关于李大钊的事迹,大部分来源于李大钊烈士的原著;他的同事、学生、战友的回忆录;李大钊的子女李葆华、李星华等的回忆录和专家学者们的专著。尽管如此,我觉得每次重温烈士的感人事迹,都会有一些新的体会和感悟。觉得用我们这些后辈的行为与思维比较,先烈和先辈人生伟大之处显而易见。

  李建生说,李大钊的事迹会追溯到100多年前的历史。由于历史年代久远,如果真正的史学专家稍微不在意,就会有假专家跳出来搞什么“揭秘”,这些假货们“揭秘”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其中就必然否定包括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真实性。所以,我建议大家对那个时代的相关重大历史因素应该有客观、全面的认识,和正确、准确的立场。比如:应该知道北洋军阀和奉系军阀的多次战乱、祸国殃民的反动卖国本质;马克思主义为何能率先被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标志;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和俄共当时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支持以及对中国“打倒帝国主义列强、铲除军阀势力、实现民族振兴”的大革命运动的帮助与支持等。有了准确、正确的立场,我们就容易理解李大钊和所有中国共产党英烈的人生追求,更会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衷和近百年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同时,也会自然粉碎所谓各种“揭秘”的暗藏阴谋。

  李建生认为,李大钊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有八大贡献。他说,在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前的广场上,耸立着八幢擎天石柱,这八幢石柱代表着李大钊烈士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的八大贡献,具体为:

  1.在中国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2.实践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奠定基础。

  3.领导五四运动,使中国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4.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下,关怀、团结、培养有志青年,使他们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和中坚。

  5.创建中国共产党,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6.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进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

  7.领导中共北方党组织开展反军阀、反压迫、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工人、农民、学生运动。

  8.注重军事斗争,培养军事骨干,以及成功引导冯玉祥国民军加入国民革命的行列。

  李建生说,李大钊的八大功绩映照出他短暂人生的辉煌。然而,更加辉煌的是他的高尚的品格风范,他是那时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人物,也是我们现代人心目中的榜样。如果试问何为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等所有先烈的事迹,就是答案。所以,在提及我们的理想、信念时,所有的先烈,永远都是我们行动的榜样。

  李建生说,李大钊在世时,结交了很多朋友和学生,其中有陈独秀、胡适、毛泽东、周恩来、孙中山、冯玉祥、鲁迅、蔡元培、蒋梦麟、周作人、刘半农、章士钊等诸多名人,他们对他的人品和功绩都有极高的评价,甚至找不出毛病。所以,李大钊烈士的战友、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在回忆录里称李大钊是“完人”。我想,这么说也是有充分根据的。完人,即各个方面几乎趋于完美。虽然是赞美崇敬之说,但李大钊事迹确实包含了很多方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选择了以下重点共同重温和学习。

  一、为主义牺牲、为革命献身的崇高品格。

  李建生说:

  本节引用李大钊的名言是--短文《牺牲》:“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他这段名言发表于1919年,与他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时间同步。我觉得,他用自己壮烈的牺牲,衬托出生命音响的绝壮和人生的高尚。李大钊从立下这段名言起,就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为革命英勇献身的领袖人物。

  在民国初期,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活动就有危险,随着北洋军阀政府对社会上进步人士明显的打压,李大钊的革命活动多次受到反动当局的监视,有时只能离开北京到昌黎五峰山避险。他在北京的住处也被迫多次搬家。

  1920年三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早期机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是秘密进行的。

  1924年5月21日,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了参加中央会议后返京的张国涛,张国涛立即叛变,供出了李大钊、张昆弟等共产党人,为此,李大钊剃掉胡子、化装成商人乘夜车到昌黎五峰山避险。

  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带领北京学生和群众到执政府前请愿,抗议日本等八国列强的侵华威胁,段祺瑞政府向游行队伍开枪镇压,造成请愿学生当场死47人、伤200多人的惨案,李大钊也被军警打伤,因机智对应才未被捕。之后,段祺瑞政府通缉李大钊,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成后,更是公告反共反赤,说“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从首,一律处死刑。”

  在残暴的白色恐怖中,张作霖和张学良军阀父子不经任何审判,先后杀害了左翼新闻工作者邵飘萍、林白水。

  当时李大钊领导的国共合作两党北方领导机构也被迫转入地下,由美术馆对面的翠花胡同迁至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西院旧兵营内。

  说到这里,李大钊面临的危险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严重。因为在张氏父子看来,国共两党在北京的机构是一把插入军阀心脏的尖刀,直接威胁着奉直鲁军阀同北伐军的作战,必须除掉。所以,张氏父子就派侦缉特务长期监视侦查两党人员的活动,伺机下手抓捕。

  在此等危险形势下,李大钊有多次离京避险的机会,面对生死选择,李大钊从党的工作大局出发,考虑到北京的两党领导机构是领导北方华北、东北、西北、西南革命运动的核心,作用十分重要,坚决不能放弃,哪怕是牺牲生命都无所畏惧。所以,他一方面主持北方区党的工作,开展工农、学生运动和帮助冯玉祥国民军走上北伐之路等,另一方面他陆续安排许多同志离京赴新工作岗位或参加学习,自己则毅然选择了坚守。

  1926年夏秋季,中央曾通知李大钊等去武汉成立中央分局,由于北方工作不能脱身,他让别的同志先去,自己继续留北京主持北方工作。

  1927年3月,有同志奉调到上海,临行前劝李大钊同行,李大钊说,“你是党调走的,我担负北方区的工作任务,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

  夫人赵纫兰也十分担心,多次劝李大钊离京,李大钊,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这里的工作是怎样的重要。”

  在苏联使馆旧兵营工作期间,为李大钊等做生活服务的一位家乡表姑曾经问李大钊,“你们老搞这事儿(指革命活动),也不怕吗?人家兵权在手,今天赶、明天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吗?”

  李大钊回答,“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堵墙捣垮的”。李大钊还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起来,没有关系”。就是这种革命乐观主义和牺牲精神,贯穿代表了李大钊的整个后半生。

  1927年4月6日,在叛徒出卖和帝国主义使团团长的默许下,奉系军阀张作霖派了大量军警包围苏联大使馆西院旧兵营,对国共两党机关人员实施逮捕,包括李大钊夫妇、两个女儿在内,约有80--90人被捕。就在此前两天,李大钊的好友杨度得知张作霖要向苏联使馆下黑手的消息后,就通知了李大钊,希望他们迅速撤离,但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坚决坚守岗位,连这个机会都放弃了。

  李大钊被捕后,北京学界政界知名人士都进行了积极的营救,国立私立二十五个高校校长联名向军阀当局请愿要求释放李大钊;杨度、章士钊等知名人士甚至为营救李大钊筹集了银元数千元;党组织更是拟定劫狱方案,通过劫狱的方式营救李大钊。劫狱计划传到狱中李大钊那里后,李大钊说,“这种行动自然是工人们、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对于党、对于我的爱戴,但今天完全没有可能实现这种计划,因为不只是囚室武装警卫,即监狱也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中,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做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受损失。”表示当前保存革命力量更重要,冒险劫狱会造成更大牺牲,为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要保存实力,不能贸然行事。因此,劫狱计划就没有进行。

  而在舆论界,多数报章都报道表达,希望当局从李大钊高尚的为人品格考虑,给予所谓“宽大”的愿望。

  李大钊在狱中完成了一生中最后的斗争檄文---《狱中自述》。如果大家看过《狱中自述》,就会感觉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面对死亡毫不畏惧,继续坚持共产党人的立场和原则,光明正大、襟怀坦白的昭示自己的政治立场、理想信念和主张,宏大气魄;同时,他运用国民党北方领袖的身份,巧妙保全了中共北方区委的全部秘密;他也把相关的政治责任全部承揽在自己身上,借以保护其他同志年轻的生命;充分体现了李大钊烈士高超的斗争艺术和高尚的人格风范。

  在对李大钊审问无果的情况下,从反动立场出发,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奉系军阀决定绞杀包括李大钊在内的20名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构的主要成员。在李大钊等20人被捕22天以后,反动当局迫不及待撕破法治公正的嘴脸,宣布处以他们绞刑。1927年4月28日下午,反动当局将20名革命者从警察厅押解到京师看守所执行绞刑。李大钊烈士从容不迫、镇定自如的第一个走上行刑的绞刑架,在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中,为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壮烈的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步,牺牲时年仅38岁。

  在此说明一下,有一个自称学者的阿某,几年前就跳出来以揭秘的标题,对这段历史大肆篡改,内容包括对军阀张作霖立场的美化和反共立场的辩解、对张作霖的屠夫本性大肆粉饰、污蔑当时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等。这个阿某说,张作霖按照李大钊希望用西方绞刑行刑的愿望,出于人道主义,进口了一具绞刑架行刑。这点,不论是史学专家还是知道李大钊烈士事迹的人,都将其定性为造谣和欺骗。实际上,李大钊烈士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生死上更不会提出选择死法;那具绞架是1919年北洋政府为追时髦从欧洲进口的,在对20个革命者行刑之前没用过,之后也因过程太残酷再也没用过;还有,张作霖宣布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刑的时间是1927年4月28日上午,同日下午就执行绞刑,试问,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谁有本领把绞架从欧洲搬到北京?所以一看就知道是编造的谎言。从中也看到,凡是“揭秘”,里面都有造谣炒作的成分,不论作者是谁,读者都不要太信以为真。

  二、求学和留学之路。

  李建生说:

  本节引用李大钊名言是: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这是李大钊烈士牺牲前在《狱中自述》中的一句话。

  李大钊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实践了他的立志投入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生目标,并且找到并开始实践救国救民的真理和路径。我觉得他的成长和成就,是立志后的学习探索之路,也是亲身实践和投入之路。

  李大钊经过幼年老爷爷的启蒙教育、三位老师的私塾教育和两年新式西学的中学教育后,就基本确立了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和方法的远大志向,中学毕业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科时,他直言对银行等个人生财的职业以及医生等没有兴趣,志向是“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

  1907年夏,李大钊为了实现自己“再造中华”的远大抱负,他从乐亭老家来到当时北方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天津,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政治经济学科学习,当时他的年龄是18岁。

  在北洋法政读书6年,李大钊因学业成绩突出,成为杰出的学生,被赞为“北洋三杰”的第一名。而且,他怀着炽热的爱国情怀积极地参加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各种政治活动,思想日渐成熟。

  这所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北洋军阀统治集团为培养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专门人才所设立的学校,在北洋法政期间,李大钊通晓了西方各国和日本的法律,同时也较熟练的掌握了日语、英语等。然而对李大钊影响大的,是世界上各种的思想潮流以及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其中就包括了那个时候的社会主义思想。

  同时,他有幸成为辛亥革命英烈白雅雨(注释)的学生,而白雅雨面对清军屠刀面无惧色、仰天长啸、英勇就义的壮举,使他深刻体会到人生和生命的价值所在。

  对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习,他在《狱中自述》中回忆这段生活时写道:“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造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他甚至把他的宿舍称为“筑声剑影楼”以此立志。

  1913年10月,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再一次来到北京,凭吊圆明园故址,看见西洋楼的断壁残垣和丛生的荒草,再联系到衰败的国力和穷苦的百姓,他十分感慨,觉得自己的学识离改造社会的重任还有很大差距。

  于是,就在同年冬天,东渡日本求学,次年春,考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异国他乡,李大钊所追求的并不是个人学业,更主要的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广泛阅读社会科学书籍,较详细的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

  当时,他聆听了日本进步人士关于社会主义的讲座,更是接触到了英、日文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籍,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上,李大钊的眼界更加开阔了。从大钊先烈的留学过程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传入,不是从俄国和俄文学习到的,而是在日本通过英、日文接受的。

  尽管那时各种思想很多、李大钊也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但是,这些在日本留学接触到的先进思想,为以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另外,李大钊这种有选择的吸收外来先进思想,与他的救国志向和心系中国的劳苦大众有直接的关系。

  1915年5月,袁世凯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对这种把国家利益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行径,李大钊奔走呼号,积极联络留日学生群起反抗,他带头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连夜发回祖国,声讨袁世凯这个国贼。他还发表了《国民之薪胆》等多篇爱国文章。李大钊认识到:日本维新时代是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

  1916年,李大钊感到再造中国的使命刻不容缓,必须回国,于是结束留学生活,返回国内。

  留学日本对李大钊而言是学习新思想的机会,也是投身爱国救民政治斗争的初步实践,可喜的是,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

  可以说,在繁杂的社会思潮中,他感觉到了救国救民真理的曙光。这个真理一旦出现,不但可以改变中国,也一定会改造世界,对李大钊烈士来说,思想上认识上的飞跃,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李大钊烈士生性乐观,在一派破败和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和幸福,对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充满无限美好理性愿望,这一年,他满怀激情的写了震撼人心的励志散文---《青春》。

  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李建生说:

  本节引用的李大钊烈士名言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一幅著名的楹联。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他以报刊杂志新闻媒体为阵地,与反动军阀和落后文化思想开展斗争并继续探索救国真理。他编辑叫晨钟报的报纸,是为了时时刻刻警示国人国家有危难,百姓有危难。他在报纸上设计了警钟的图标,并首次把他的人生座右铭“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为警句印在报纸上。

  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开路先锋。1916年9月1日,李大钊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了著名励志散文《青春》,其中“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这段琅琅上口的排笔句,至今激励当代青年。他在报刊上发表的大量文章,更是针砭社会时弊,抨击军阀统治,成为先进文化领军人物。

  1918年1月,经章士钊推荐,应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从此,李大钊站在了新文化运动的最前线,北京大学成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北大图书馆也被李大钊由旧式的藏书楼,改造成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图书馆。李大钊也被当今国际业界称为中国的现代图书馆之父。在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之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从1917年12月的中文书籍147190册,外文书籍9970册;到1923年9月的中文书籍184008册,外文书籍28836册。藏书量猛增,外文书增加达1.9万册,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书籍。阅览室的分设:设有公共阅览室、专题阅览室,并且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扩大了报纸、期刊的订阅范围,健全了流通和保管制度。

  李大钊刚就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不到三十岁,那时不是教授,后来成为史学和经济学教授、并是北京多个高校兼职教授,他还是《新青年》、《每周评论》杂志的编辑、“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名人还有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北大教授。

  1919年5月4日,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严惩卖国官员,北京以北大为核心的大学中学学生在天安门前示威请愿游行,在遭到当局和帝国主义国家驻华使团的漠视冷遇后,愤怒的学生烧毁了卖国官员的寓所,军警逮捕了大批爱国学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

  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办公室,在五四期间成了爱国学生的联络站、指挥部。大钊在五四期间全心领导和关怀进步爱国学生,他提出对帝国主义的蛮横和官员的卖国必须用“直接行动”给予坚决反击,之后,他又全力营救被捕同学,在五四之后的近十几天的时间里,他罕见的停止了自己的时评政论文章,全力以赴处理与五四相关的事项。

  或许是中国老百姓对卖国、腐败、侵略和压迫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北京的五四运动成了全国民众爱国情绪爆发的导火索,在五四之后的几十天里,各地都以罢课罢市罢工的方式支持北京爱国学生,当时亚洲最大也是中国最大的经济重镇上海因工人罢工和商人罢市近于瘫痪,使得北洋军阀政府十分恐慌。

  五四是中国百姓大规模参与爱国政治运动的首例,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和爱国热情,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发起这场爱国运动的主力。

  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最主要的贡献是:为中国的未来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当时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这些,一方面是学术上的新锐思想,另一方面是切切实实的改变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

  四、传播马克思主义,热情颂扬十月革命。

  李建生说:

  本节引用的是李大钊先烈的名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可以理解为李大钊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第一个举起“红旗”的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红旗不但是革命的象征,更是努力实践社会主义并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信念而奋斗的象征,李大钊坚信社会主义是优于资本主义及一切剥削制度的先进社会制度,这个制度可以给社会带来公平,给人民带来富裕,也可以比资本主义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坚信这个制度在全世界实现不论用用多少时间,都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

  前面说过,李大钊一直在探索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如果说大钊烈士距离找到这个真理只差东风的话,就是在那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一个能改变旧制度的震撼人心的壮举,这个壮举就是:建立百姓当家做主人的人民政权,这个政权是带领百姓自觉的去实现社会主义。

  由于那时还没有这方面的革命实践,李大钊对真理的探索还只能停留在学术探索上。

  1917年11月7日,由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称布尔什维克党,率领俄国工人和士兵在圣彼得堡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工农兵掌权的苏维埃政权,开始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爆发后,消息立即就传到了中国,李大钊对此十分关注,他关注的是十月革命的全貌,思考这种革命和理论能否适用在中国。1918年3月,李大钊首次表示,中国应该建立俄国那样的政权,也因该有像布尔什维克党那样发动群众、建立那样的军队。

  这就说明在十月革命东风和壮举的强烈震撼下,李大钊已经发现社会主义是改变中国旧貌的曙光,中国人民走这条路不会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真理!

  李大钊认定这条路是中国人民走向富裕强盛的道路之后,就倾尽全力进行传播。他利用北京大学这个阵地,联络、团结进步青年学生和教师、新闻工作者等,积极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组织专门的共产主义学术团体,讲授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据统计,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发表的论文、演讲、杂文、讲义等140篇,平均每6天就发表1篇。这对于当时众多急于求索救国救民之路、又不太清楚选择走哪条路的进步青年学生而言,无疑是指路明灯和雪中送炭,更起到了“微言如闪首传真,登高一呼群山应”的作用。李大钊还利用大学讲坛,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向青年传授马克思主义。

  1920年9月,李大钊在北大政治系举办了“现代政治”讲座,讲授的内容主要是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共和国、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状况等。

  10月初,他在北大又开了“唯物史观研究”这一重要课程,以后又讲授“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多种课程,并同时在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兼课。他所开的“唯物史观研究”、“社会运动史”和“史学思想史”等课,是中国现代大学教学中出现的,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课程。

  李大钊在1918到1919年短暂的时间里发表了一系列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出发点的重要文章和著作。这其中包括《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新纪元》、《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标志性文章。

  关于马克思主义如何传到中国的问题,没有一个比较一致、全面的的论述,但是大钊烈士系统全面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却是公认的。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按李大钊的成长过程算,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轨迹应该是分成: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传承优秀民族传统;接受西式教育;接触新思想、参加创新的社会政治活动;留学日本、进一步接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回国观察和思索;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启发和激励;然后才转变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从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真理到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用的时间,如果从1907年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李大钊最初接触社会主义计算,到1919年,用了十二年;如果从1905年进入卢龙永平府中学堂接受西式教育开始计算,总共用了十四年。

  可见,李大钊为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探寻新思想、新途径,终于找到了建立新中国、新社会的道路。

  如今,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国家日益强盛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也足以证明一百多年前李大钊等革命前辈选择道路的正确性。

  五、创建中国共产党。

  李建生说:

  本节引用李大钊烈士于1921年3月关于建党的论述: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努力的团体,C派(指共产党)的朋友若能建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的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我们说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已经有八、九千万人,完全可以敌国。

  然而,回顾到约百年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极少,更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组织。

  尽管当时中国有不少社团和政党组织,可是因为人员思想混乱、成分复杂、结党营私、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可能服务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李大钊对此也十分清楚,所以,他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开始相关的组织建设,效仿俄国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陈独秀曾是北大的著名教授,文学学科的学长。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和传播民主科学思想的重要阵地,陈独秀也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旗手领军人。在北大,李大钊和陈独秀结成了亲密的战友,1919年陈独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大钊和他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1920年初,李大钊化装成赶车人,送陈独秀离开北京、经天津去上海。据目击者说,李大钊和陈独秀在骡车上决定在北京和上海各自建立党的组织机构,这也是现在广为流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3月,李大钊和罗章龙、高君宇、邓中夏、刘仁静、范鸿劼、高尚德、何孟雄、朱务善等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秘密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使用了北大两间较宽敞的房间做活动场所,罗章龙回忆当时将其称为“亢慕义斋”,这是中国共产党前期最早的组织形式。

  4月,苏俄共产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远东局海参崴地方组织成员维金斯基由在华俄籍教授鲍列维推荐,到北京与大钊会谈,内容包括了解中国的革命活动,向北大的教师学生介绍苏俄的状况、也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等。由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约定在前,李大钊又将维金斯基推荐给了在上海的陈独秀继续讨论中国建党事宜,维金斯基于同月(1920年4月)到达上海。

  当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当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随后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这样,南陈北里相约建党的佳话得以实现。

  1921年,在第三国际驻上海人员的协助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提出各地的党组织到上海开会,之前,陈独秀致信李大钊,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提出是否叫“社会共产党”时,大钊回复说:叫“共产党”。

  据专家考证,在1921年3月至5月之间,中共早期组织还召开了一次为纯洁组织,驱逐党内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不是由第三国际引导的全国会议,南陈北李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在上海和嘉兴召开,从此,中国进入了翻天覆地的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党的两个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都没有参加。当时陈独秀在广东忙于公务无法脱身,就派代表出席;李大钊在北京领导国立八校教职工向北洋军阀政府的讨薪运动,北京支部的成员就没有把开会的消息通知李大钊(也应该与通讯联络不畅,和在上海的第三国际代表没到过北京也没和大钊接触过有关)。不过一大之后,李大钊就自然成为中共在中国北方地区的领袖,领导了北方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以及成为建立统一战线开展国共合作的中共领袖。

  从时间上看,从李大钊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用了只有两年半多点儿的时间,全国共产党员也发展到了50多人。

  最初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没有经费来源、没有办公地点,也没有专职党务人员,一切都从零做起。李大钊从自己工资中每月拿出80元做经费,把自己租来简陋的家庭小院做办公地点,开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

  就是这样,在近百年的历程中,就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经历了反复的发展与挫折、胜利与失败,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全球党员人数最多并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的先进政党。

  六. 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

  李建生说:

  李大钊作为党的领袖人物,用个人的品格和影响力,对党的事业发展和成长壮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尽管只有50多名党员,知名的领袖人物也只有南陈北李,又没有经济来源,但她的主义、理想信念是实现中国民富国强的真理,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加上党员自觉为理想信念奋斗的强大动力,党的组织和共青团、劳动组合等,得到高速发展,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政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对中国当时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为了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李大钊一方面积极组织领导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运动;另一方面也积极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首先是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开展北伐大革命,反帝灭军阀,统一中国。其次是争取团结冯玉祥、阎锡山、吴佩孚等军阀势力参加国民革命,孤立并打击顽固不化军阀势力。

  ——孙中山

  为开展国共合作,大钊与孙中山会谈,并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促使孙中山决心改造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实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为此,1922年8月,李大钊在孙中山的亲自主盟下,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后来又多次与孙中山会谈,;1923年10月,李大钊与孙中山密商国民党的改组问题;1924年初,以孙中山任命的国民党北京支部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被推选为5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在会上对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反击,也成为国民党的中执委,会后返京成立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李大钊任主要领导之一。同年底,冯玉祥暂时占领北京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到京共商国是,孙中山抱病入京,李大钊到车站迎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李大钊承担治丧处中文文稿主编工作,同时书写长篇的楹联悼念孙中山。

  李大钊在当时,并不是在政界有巨大影响力的人士,孙中山先生则相反,曾作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全球有名。为什么他们能一见如故、志同道合呢?分析原因,就是李大钊的高尚的道德人格魅力和对中国未来出路高瞻远瞩的见解深深感染了孙中山,使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就能彻夜肯谈、极为投机。因此,也取得了孙中山的充分信任。

  国共合作把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推向高潮,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力量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冯玉祥

  他是北洋军阀中的重要力量,由于他生活朴素、爱国爱民,思想也比较进步,受到了民众的尊重和好评。鉴于这种情况,李大钊把握时机,在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国民军暂时占领北京后,主动开展统战工作,将很多共产党员派入国民军中宣传新三民主义。而且,通过李大钊的工作,冯玉祥也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帮助,得到了很多武器装备援助以及军事人员的培训。

  更重要的是,李大钊的人格风范极大的影响了冯玉祥,他们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使冯玉祥最终加入了反对军阀的国民革命行列。在唐山一中的李大钊纪念馆,就陈列着一方冯玉祥送给李大钊的砚台,证明了他们之间非常良好的个人关系。

  1926年,国民军军事失败后,冯玉祥到苏联考察,随着形势向有利于北伐军方面发展,中共北方区委决定通过于右任,请冯玉祥回国再次起兵参加国民革命。协助冯玉祥工作的是共产党员刘伯坚。同年9月冯玉祥在内蒙古河套的五原县宣告起兵参加北伐,历史上称为“五原誓师”。从冯玉祥回国宣布起兵,再南进到陕北,然后消灭军阀军队解西安之围,最后到占领潼关,整个五原誓师的军事行动战略是由李大钊亲手制定的,并通过电报进行指挥。

  为了促进这支队伍的转化,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向冯玉祥的国民军派出了很多党员在部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以提高国民军的素质。这些党员中,包括了邓小平、刘志丹、陈延年、安子文、宣侠父、石克轩等著名共产党人。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在李大钊的指示下,国民军中的共产党员也曾筹集百挺机关枪等武器装备,拟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并在太行山区建立根据地,后因武器途中被冯玉祥截留,这个计划没有实施。

  李大钊烈士牺牲后,冯玉祥极为悲愤,举行了大规模追的悼会,全军戴孝悼念烈士;同时发出唁电称李大钊是“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界的泰斗”,“在北方指导国民革命运动,最忠实最努力和最有力量的领袖”,他的牺牲“系为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利益而牺牲,一切被压迫民众,应深深的哀此伟大的革命导师”。冯玉祥还在潼关树立纪念碑悼念4月28日被张作霖杀害的李大钊等20名烈士,并亲自撰写碑文。

  除了统一战线外,大钊先烈与生前好友的关系也相处十分密切,由此看出他的人格魅力。

  ——胡适

  李大钊与胡适先生在日常交往中一直是以“兄弟”相称,尽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存有分歧,但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之间正常的朋友关系。胡适称李大钊为一生挚友。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包括李大钊与陈独秀已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胡适与李大钊的来往还是相当多的。

  李大钊牺牲后,胡适十分悲痛。为表达对亡友的痛悼之情,在其1930年出版的《胡适文存》扉页上郑重地写下:“以此书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王国维、梁启超和单不庵。”

  李大钊牺牲后,家人境况十分凄凉,全家仅靠北大给的每月50元抚恤金度日。

  1932年6月24日,李大钊夫人赵纫兰特地给胡适写信,托他代向北大交涉,一是每月多增加若干元,二是能将时间延长若干时日。她在信中特别说:“因为先生从前与守常先生是好朋友,故敢这样的求先生。”

  8月26日,周作人写信给胡适,说李大钊长女李星华给他说,想出卖他父亲的遗书,蒋梦麟建议由大家出资买下,寄赠图书馆以作纪念,希望胡适帮忙办理此事。作为李大钊的好朋友,胡适将她们委托的这两件事都办妥了。

  李大钊烈士就义时,装殓李大钊遗体的棺木,因无钱安葬,暂停于北京下斜街妙光阁浙寺内。六年后,即1933年4月,李大钊夫人带着子女,从乐亭老家来到北平,求助胡适、蒋梦麟等人,代办安葬李大钊遗体事宜。

  胡适与蒋梦麟除自己带头各捐二十元,同时发动李大钊的生前好友捐款,在万安公墓购置墓地,并举行公祭,除安葬了爷爷,还预留了奶奶的墓地。

  以后,胡适还与周作人等共同负责接济和照顾李大钊的遗属。

  1934年,胡适在悼念刘半农的挽联上再次忆及李大钊:“守常惨死,独秀幽闭,新青年旧友,而今又弱一个”。

  由此可见,胡适对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人格与学识,对他为理想和主义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高尚情操,始终怀着最大的崇敬之情。

  ——陈独秀

  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友谊,应该说是始于1914年,最早结识在日本东京,两个人是以文会友。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

  李大钊1916年5月回国,就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为《新青年》积极撰稿,1916年,陈独秀把李大钊发给他的《青春》一文刊发在《新青年》二卷一号上,刊出后,为《新青年》大增光彩。

  1917年1月,陈独秀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进京任北大文科学长,把编辑部也迁到北京,并从1918年1月第四卷起,把《新青年》改为由编辑部同仁轮流负责编辑,陈独秀仍负主要责任。这时,李大钊已到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同时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以后两个人又共同发起创办了另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刊物《每周评论》。

  1919年五四运动中,两个人都是领导者,陈独秀还为此被捕,李大钊积极营救,陈独秀出狱,李大钊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欢迎陈独秀出狱》,说陈独秀的影响“好比花草的种子,被春风吹散在遍地”。以后,两人先后接受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1933年,陈独秀被国民党羁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当时一位狱友和陈独秀谈起李大钊,陈独秀说“守常是一位坚贞卓绝的社会主义战士。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段祺瑞制造‘三一八’惨案,他曾亲临前线,张作霖要逮捕他,事先他有所闻,组织上劝他离开,但他坚守岗位,不忍搁下工作。最后视死如归,为党捐躯,慷慨就义,面不改色,世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先驱,革命家的楷模,是一点也不过誉的。”在问到对南陈北李的评价时,陈独秀毫无虚饰地回答:“差之远矣,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七.培养革命骨干力量。

  李建生说:

  革命事业是要依靠人来完成,完成革命事业的人必须具备革命思想,要有理想信念(这里不用“信仰”这个词的原因是革命导师曾经说过“信仰”是宗教词汇 ,唯物主义者不搞信仰主义),更要有无私奉献和牺牲精神。

  在李大钊培养、影响和领导过的青年中,有很多是为革命贡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革命烈士,如邓中夏、赵世炎、张太雷、王尽美、邓培、多松年等;也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或开国元勋,如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乌兰夫等。

  李大钊被毛主席称为真正的老师,这种师生关系绝非一般,而是真理和理想信念的真传,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交集,也有伟人之间的友情。

  1918年8月,毛泽东和20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到达北京。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对外联络机构,设在北京大学。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新思想孕育、传播的中心,毛泽东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觉得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致使他决定不去法国留学,留在北大学习,研究自己国家的问题。

  毛泽东决定留在北大,首先要解决生计问题,就找到他在湖南一师恩师,时为北大教授的杨昌济,杨昌济便把毛泽东引荐给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从此,毛泽东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

  1918年10月,杨昌济领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办公室,和李大钊第一次见面。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做图书馆助理员,月薪是8块大洋。这不仅解决了毛泽东的生活问题,更使毛泽东有大量的接触新文化新思想的时间、可以旁听重要课程、参加学术社团活动。在李大钊介绍下,毛泽东加入了北大的新闻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以后他在革命斗争中有关哲学和新闻学方面的建树,应该同在北大的这段经历有重要的关系。大钊烈士对毛泽东经常登门请教表现出极大的热心,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并把毛泽东介绍给胡适等名师。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停留的时间里,在李大钊的传播和影响下,毛泽东的思想认识产生了巨大变化,他说“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1919年12月底,毛泽东代表新民学会就驱赶湖南军阀张敬尧问题进京请愿,第一个想到的是见李大钊。李大钊见到毛泽东也十分高兴,热情的向毛泽东介绍他正在筹备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关情况,并介绍了许多共产主义文献和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希望毛泽东好好研读。如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恩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等。李大钊还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在李大钊的热心引荐下,毛泽东有幸结交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如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中共创始人。

  毛泽东曾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的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我也自己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两次赴京,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引导下,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毛泽东在思想认识发展中的一次重大的飞跃,也是他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源本,这段历史,对毛泽东来讲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

  1920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文化书社。在经营中,遇到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关键时刻李大钊向毛泽东伸出了援助之手。把该社经营的来自北京大学出版部的50多种类图书,由李大钊出面“为信用介绍”,采取了“免去押金”的办法。

  1924年1月,李大钊和毛泽东均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一大,两人在会上配合默契,使反对国共合作的提案被轻易否决。1926年1月,毛泽东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李大钊对此极为赞赏,并在各个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毛泽东也把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一文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

  所以,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入北平,这时他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人民政权领袖的毛泽东,在即将抵达北平城时,毛泽东主席不胜感慨,对身边工作人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话:“我第一次到北京,到现在整整30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到了一位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可惜呀,李大钊同志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八.高尚的个人品格和道德修养。

  李建生说:

  ① 严格律己  简易生活

  李大钊一生都崇尚简朴的生活。这与他的收入有非常大的反差。对待生活的态度,李大钊认为,不仅是习惯,更反映出人格的差别,能过简易生活是良好道德意志的基础。这种关系李大钊曾多次表述过:“光明磊落之人格,自有真实简朴之生活。”

  “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时下国难当头,众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面对这种情况,我怎忍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当前我们的责任,是立志改造旧中国,拯救苦难同胞出苦海,等全民都有饭吃了,改善生活也不算迟。”这就是本节引用的李大钊的名言。

  李大钊这些话意义深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平时一直坚持简朴的生活。

  尽管他收入很高,但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消费相当严苛,一年四季布衣、旧衣着身,即使参加与孙中山等重要会见,也不注重衣着穿戴,当孙中山的卫士看到李大钊穿着露脚皮鞋和破袜子时,非常着急,临时给李大钊买了新鞋袜;在出席内蒙古工农兵大联盟会议时,他甚至只穿破旧的工装服,就连在场的工人都看不过去,提出用自己的衣服替换。

  李大钊平日坚持北方农村简易的饮食生活,高粱米棒子面经常陪伴,烙饼卷大葱就是他的中餐,家里来了客人,也就是添加一个炒鸡蛋或者由大钊亲自下厨烙几张葱花饼而已。“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是他生活的写照。

  李大钊从家中到办公室距离不近,以从石驸马后宅到沙滩红楼为例,现在看来都要从西单走到天安门,再从故宫边上的筒子河一直向北走,再向东才能到达,但是大钊烈士从来不顾车,每天上下班全是步行。而当,时同是教授的胡适先生就已经乘坐汽车了。

  李大钊在北京工作十年时间直至壮烈牺牲,共住了八处地点、搬了七次家,没购置任何房产,皆为租房。北京李大钊故居还是倒座的三合院,意思就是说院子大门朝北开,没有南房,不成四合院规格,除正房是起脊建筑外,厢房和耳房都是平顶的,进院还要先下台阶,民间俗称“三级跳坑”,这种造价低廉的院子,一般居住者都是平民老百姓,然而,堂堂的北大教授就住在这里;凡是到过大钊家的人,第一个印象就是家里没有什么家具,设施十分简陋,唯一多的是书籍。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烈士牺牲后,记者到家中采访,看到家中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也只剩一元生活费,我奶奶也卧病没钱医治,遗孤无从得到抚恤,棺材都是友人筹款所买,无法送回乐亭老家安葬。

  到1933年,还是由北大牵头、靠同仁捐款举行公葬方得以在香山万安公墓安葬。

  当时记者们非常有感悟,称:虽然身后十分萧条,但他的私德之优秀,不论什么人都是有口皆碑的。

  ② 全心为党 慷慨助人 清正廉洁

  李大钊烈士的收入在教授中虽然不是最高,但也是比较多的,如果说毛主席在图书馆当助理员时每月8块钱就能解决温饱问题,那么,李大钊240元的月薪,就能做很多的事。

  现在,有人对李大钊的收入说法不一,在他初任图书馆主任时,北大薪水表上记载是120元,到后来评为教授,工资自然提升,也就是通常讲的240元。此外,李大钊还是几个高校的兼职教授,尽管兼职收入要全部交给北大,但北大也要返还一些作为对学者的鼓励,这样,有机构学者提出,当时李大钊的月收入应该在银元300元,而且收入很稳定。不论如何,针对当时的普遍收入,李大钊应属高薪行列。那么,如果按照当前人民币价值换算,240元或300元银元又是多少呢?从换算资料分析,当时一银元相当于现在人民币的85元,大钊烈士的收入折人民币2.04万元或2.55万元。如果按照当时的购买力算,240元可以买大米5280斤{22斤/元}或白面6000斤{25斤/元}或猪肉2280斤{9.5斤/元},如果是300元可买的就更多了。)

  然而,李大钊并没有把自己的收入用在改善家庭和自己的生活上,用在哪里呢,主要用在帮助有困难的学生、帮助困难群众和党的事业上。我大伯李葆华曾经回忆道:“他很乐于助人,手头只要有钱,谁急需就送给谁,不讲究还不还。他不讲究吃,也不讲究穿,家里的日子够过就行。”

  刘仁静、曹靖华等北大困难同学都得到过李大钊的帮助;为了党的事业,他不但把租来的小院作为开展组织活动的据点,而且每月也要拿出他工资的大部作为党的组织活动经费。因为这样,经常造成家里无米之炊的困境,所以,北大蔡元培校长指示会计在发工资时一定要把生活费留足交给李夫人。

  李大钊对于他身边的青年学生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同时也得到了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在北大学生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李大钊的名字和列宁、孙中山列在一起,成为青年学生心目中的伟大人物之一。青年学生们感到李大钊就像老母鸡守护小鸡一样关心他们。

  李大钊作为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袖,除了主持中共北方区委工作外,还在国民党驻北京执行部担任重要职务,过手的公款也很多,有时一次拨给经费就是几万元。

  应该说他手中的钱不少,经费的支配权很大。但是,李大钊对经费的管理十分严格,账务也十分清楚,从不浪费一分一文。

  1922年中共北京区委发动领导了著名的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当时北京区委为支持罢工组织募捐的钱物高达万元,对此,大钊严格财务制度,规定凡是区委和劳动组合的党员干部不能从事募捐物资的分配调度,对捐款也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在长达一个月的罢工斗争中,北京区委在大钊领导下十分廉洁,也大大提高了组织的战斗力。对于李大钊的清正廉洁,各界人士都给予极高的评价。

  ③ 和谐家庭

  李大钊烈士的生活虽然简朴,但家里还是生机勃勃。他从不嫌弃夫人是比自己年长5岁多的农村小脚妇女,有时帮助做饭,有时照看孩子,家里来了客人,还帮助夫人穿换衣着并把夫人热情的介绍给客人。

  李大钊的战友、同事和学生到李大钊家里常把夫人错认为保姆,甚至觉得李大钊应该有一位现代知识女性做伴侣,但李大钊对此不以为然,坚守与夫人的感情。闲暇时教她读书认字,使得她能够“读懂红楼梦”,还热情地把妻子介绍给到家里来的革命同志和青年。在丈夫的感染下,我奶奶赵纫兰默默地支持着他的工作,历尽艰苦抚养孩子走上革命道路,为党的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实,李大钊上永平府中学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八年时间里,所需学费都是由我奶奶筹措。所以,1936年,处在秘密环境下的中共河北省委追任赵纫兰为共产党员。李大钊夫妻恩爱的故事,一直被人们传为美谈。

  李大钊对子女的生活学习都很关心,并且常常一起下军旗、弹琴唱歌、讲故事等,我父亲回忆说爷爷教会过大伯、大姑很多歌曲,再由他们传唱给我父亲,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由瞿秋白翻译过来的国际歌和苏联的少年先锋队歌。

  还有,李大钊经常向子女传受革命道理、启发他们动脑筋分析问题。我大姑李星华的回忆录里曾经提到,她在孔德读书时,学会了校歌,歌词中说学校的环境非常美好,大钊听到她唱的校歌后,就启发她想一想,歌词内容与实际是否相符,当时的北河沿是一条有死猫死狗的臭水沟,与歌里唱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启发了星华对问题进行思考,大钊最后还鼓励说,这种面貌一定要改变,以后一定能建设成歌词中美丽漂亮的样子。

  我父亲曾经说过,我们家里十分和谐,这点从第二代人的往来、交流、谈话中都能体现出来。

  李大钊爱好广泛,情趣高雅。从我大伯李葆华《父亲的习好》这篇文章中,可以了解到李大钊兴趣爱好非常广泛。他喜欢美术作品、瓷器、养花、书法、体育、音乐等。他还亲手编剧了皮影戏《安重根刺伊藤》;北京李大钊故居陈列着李大钊当年在旧货摊上购买的风琴的模拟品。李大钊喜欢书法,甚至有时也着迷,现在在苏州寒山寺,还存有大钊烈士所写的唐朝古诗《夜泊枫桥》的书法手迹碑刻。不过,他坚决反对书法中的奢靡,坚决不刻印章,因为他觉得印章是奢华,与他简朴生活的想法做法相反。所以,他所写的书法真迹都没有名章。

  ④ 大钊精神品格的影响

  李大钊烈士在世的时候,他的精神品格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在北大、在教育界、在社会、在北京、在党内外、在进步的工农和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即使在党的工作中,看起来似乎很难实现的任务,都因他的个人品格影响力而变得容易了,增加了胜利的把握。

  例如,与冯玉祥和孙中山的成功合作,李大钊的个人道德修养和个人品格因素作用非常重要。李大钊高尚的个人品格与他们对人品的鉴赏产生了高度的交集和认同。

  李大钊被捕后,与他政治立场对立而分道扬镳的章士钊也伸出援手营救,民间各界和教育界更是极力呼吁释放李大钊,所用理由,异口同声均为高尚的个人品格和极佳的私德,从中可见道德的力量在李大钊身上极致的发挥。

  李大钊烈士牺牲后,安葬事宜和子女抚养也得到了各界的帮助,北京大学以补发欠薪的名义给李大钊亲属每月50元的补贴。有一次在讨论是否把李大钊亲属的生活补贴延期一年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当时的蒋梦麟校长就表示,如果谁像李大钊一样,为了主义而献身,我也发给补贴。当然,蒋梦麟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同样被李大钊的人格精神所感动,并为北大能有对追求真理如此执着的教授感到自豪。

  1933年北大为安葬李大钊筹款时,几乎所有北大知名教授都主动募捐,就连早就站在反共立场的汪精卫也从曾与大钊烈士共事角度捐款。

  以上说明,李大钊烈士的精神品格影响是可以跨意识形态的,但是,只有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才能产生强大的震撼力。

  九、永远的丰碑。

  李建生说:

  回到前面,李大钊烈士被行刑牺牲后,亲属乡亲去收殓尸首,发现李大钊烈士脖子上留下三条血印,说明绞杀过程十分残忍,绞杀了三次,时间长达二十多分钟。当之后,亲友乡亲冒着被军阀抓捕的危险,为李大钊烈士准备了一口上等柏木做的棺材入殓。

  李大钊牺牲后,因身后家无分文(有记者说全家只有一元的生活费),加上严酷的白色恐怖,烈士的遗体安葬无望,只能寄放在宣武门外的寺庙中,一放就是六年。

  1933年,李大钊夫人纫兰找到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大钊生前好友,商定为李大钊烈士公葬。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于4月23日为李大钊烈士举行了公葬出殡仪式,开始时是西洋乐队奏乐、和尚沿途念经、子女和亲朋好友带孝打幡,后来出现了悲愤的路祭,出殡仪式演变成对反动派的控诉和声讨,最后发展成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群众示威游行,当局派宪兵进行残酷镇压,逮捕了几百名示威人员。

  李大钊被安葬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是一块极为简陋的墓地,墓碑上只是有由北大教授刘半农题写的“李先生之墓”的字样,连名字都没有,墓碑上子女的落款栏中的葆华也改成了荣华,真名不能出现。刘半农还为李大钊烈士书写了碑文,除了叙述李大钊等烈士牺牲的过程外,还称大钊“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重,名满域中”。就是这样的碑文也被以宣传赤化为由不能刻在碑上。

  当时在李大钊烈士灵柩棺木下面,还埋有以党的外围组织河北省革命互济会落款的墓碑,碑的正面刻有党徽和红星,下面是“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的字样,后面有约280字的碑文,主要是李大钊的革命事迹和激励与反动派作斗争的号召。这个碑是与李大钊灵柩同时抵达万安公墓的,过程中用破旧衣被遮掩起来,未被敌人发现。这块碑送达后放在了墓地旁,但不可能竖立,如何办,参加安葬李大钊的是北大的教职工他们用自己的知识想出按照“六朝墓志”的方法,将碑埋在墓内,待后日择机重立。

  这一埋就是50年,50年后的1983年,中央决定建立李大钊烈士陵园,在将李大钊烈士和夫人赵纫兰墓地迁移的时候,经过工作人员反复探测查找,终于发现了这块墓碑,并使之重见天日,这块碑已成为珍贵文物陈列在李大钊烈士陵园。

  除了以上两块墓碑外,还有第三块墓碑就是现在李大钊烈士陵园里矗立的黑色大理石墓碑,在长方形的碑体上,在朝着陵墓的一面刻有邓小平同志的题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背面是中共中央1983年为李大钊烈士撰写的碑文。在党的历史上,由中央撰写碑文的英烈人物,是少而又少,可能就是李大钊烈士一人。凡是到过李大钊烈士陵园的人,都会从中央的碑文中了解李大钊并从中受到教育。

  李大钊烈士的三块墓碑和碑文,尽管有五十年的时间跨度,但都是对大钊烈士革命风骨、高尚人品以及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巨大贡献的生动写照,是不朽的丰碑。

  今天,我们重温李大钊烈士的事迹,学习大钊精神,以李大钊为榜样,就是要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沿着十九大提出的奋斗目标,为实现一百多年来无数中华志士仁人所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罗章龙回忆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的组织建设和李大钊的简朴生活。

  “在人事制度方面,北方区委任用干部,本着大公无私,不分亲疏,不讲派系,一视同仁;是非升黜,全凭革命品德才能,及在革命实践中的贡献为主;赏罚付诸群众,曲直自有公评。

  “在经济管理制度方面,守常同志带领大家以艰苦卓绝,忠心为革命,为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作风,上下一心,不争权夺利,埋头苦干,规定会计、出纳独立,实行群众监督,公开决算账目,党的干部一律不得直接经手现金出纳以及物资发放等。对贪污舞弊事项,先事预防。因此,北方区先后经历百数次大小罢工斗争,募款、赈济,往来大量现金和物资,很少发生贪污现象。最大的如开滦五矿罢工,数万工人历时四十多天,经手累万的现款物资,坚持斗争局面直至胜利,的确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

  “北方区委对党员教育非常重视,要求建立革命生活,学习时事理论,从事工人教育事业和参加群众斗争。当时北京社会风气很坏,市民中以听戏捧角、哼唱京调为习尚。在北京大学内风行《消闲录》小报,以狎妓捧角为风雅。北方区委要求党团员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一律不许沾染此风,保持高尚的革命情操。守常提倡革命生活,每当罢工斗争胜利时,他就邀请大家到西城后宅他家聚会,为大家包饺子。一面汇报斗争经过,一面聚餐,并弹琴、唱歌、讲故事、说笑话等,共庆胜利。

  “守常同志自奉俭约、非常刻苦。他居室简陋、食不兼味,服饰简单,“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以革命为家,支持党的事业不遗余力,对同志视为兄弟,见善如不及,有过必规劝,曾经对我说,“人生一世如闪电火花,白驹过隙,稍纵即逝,只有努力为革命献身才觉心安理得,不致虚度一生。

  “他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持身严谨,坚守北大,进德戒约,不禁烟酒,从不涉足非正当的娱乐场所。

  “守常家住石驸马大街后闸一所简陋的平房内,东西向,自住西房三间,东房两间客厅,用来接待同志和小组集会场所,我们去他家时,有家乡老李负责传报和守门,有时时间久了,守常留我们吃饭,亲自烙葱饼招待同志。他平日一如北方人的简单生活,一个大饼,一根葱,粗茶淡饭就满足了。

  “我们同寓(注: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期间,守常同志仍如往常在国内一样保持朴素的生活,着普通衣,着桦皮鞋(苏联人以桦树皮所做的便鞋),自己打扫房间,接待各国来访客人,经常谈至深夜,待客人走后埋案继续写文章和通讯,生活非常清俭。”

  今天,参加大讲堂活动的各界人士,还跟随北京锦绣潇湘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秘书长黄平,参观了北京湖湘青年服务中心和《领袖家风廉政教育》专题展览。

  今天的大讲堂由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总编辑江山主持。

  链接一:李大钊烈士的生平简介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是遗腹子,在一岁半时又失去母亲,成了孤儿,由大爷爷抚养成人。6岁进私塾学习,10岁与比她大5岁的本村姑娘赵纫兰结婚,16岁进入西式中学学习,18岁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政。1914年大钊25岁,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本科,1916年学业未满即回国投入新文化运动。1918年时年29岁的大钊烈士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同年发表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数篇。1919年领导组织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同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名著。之后,又与与陈独秀约定组建中国共产党,并建立北京的早期共产党组织。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成为中国北方党组织的负责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钊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在北方开展工农学军的革命活动、积极发展壮大党的队伍。同时,推进国共合作并成为孙中山钦点的国民党北方领袖,还推动冯玉祥国民军的改造,成功引导其走上国民革命的道路。1927年4月6日被反共反国民革命的奉系军阀逮捕,4月28日被奉系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

  链接二:首场《人民英雄故事大讲堂》的主办单位、协办单位与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红网一中国红色旅游网

  协办单位:北京先锋城市基层党建研究中心、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江苏常州武进太湖湾旅游度假区党工委、江苏常州中华孝道园、江苏旷达集团、安徽映山红博览园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北京锦绣潇湘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链接三:

  原毛泽东专列列车长、书法家李建新,

  中央军委机要科二股股长王耀山之女王亚地,

  原总政治部办公厅编研局局长梁德武大校,

  原总后勤部药监局局长周正祥大校,

  中国扇子艺术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文联副主席兼书法协会会长崔承顺,

  世界华人协会副秘书长、书法家张思科,

  中央新影集团原编导谷益华,

  中央电视台编导韩继强,

  摄影家桑全利,

  青年力网副主编刘继楠,

  中国首位被官方媒体冠名的红色收藏家金铁华,

  军品大王李长东,

  原北京首农集团长阳工业公司总经理沈松林,

  北京千百红贸易公司经理王清和,

  北京金腾鑫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跃亮,

  北京金腾鑫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燕,

  红色文化传播者周利娟,

  江苏锦悦电子集团高级顾问杨震,

  北京湖湘青年服务中心秘书处秘书长黄平。

  国民党一大时李大钊(左一)、孙中山(左二)。(中红网红色图库)

  油画:民国初期的政治人物。前排右一为李大钊。(中红网红色图库)

  位于北京万安公墓的李大钊烈士陵园。(中红网江山摄)

  位于河北省乐亭县的李大钊纪念馆。(中红网红色图库)

  矗立在李大钊纪念馆前的象征他八大功绩的石柱。(中红网红色图库)

  英烈故事大讲堂现场。(中红网李学叶摄)

  李大钊烈士之孙李建生在讲述他爷爷的故事。(中红网李学叶摄)

  活动现场:毛泽东专列列车长李建新(右)与原总政治部办公厅编研局局长梁德武大校(左)在现场。(中红网李学叶摄)

  活动现场,自左至右:军品大王李长东,中国扇子艺术学会会长崔承顺,江苏锦悦电子集团高级顾问杨震。(中红网李学叶摄)

  活动现场,自左至右:中央军委机要科二股股长王耀山之女王亚地,中国首位被官方媒体冠名的红色收藏家金铁华,摄影家桑全利。(中红网李学叶摄)

  活动现场,自右至左:北京千百红贸易公司经理王清和,世界华人协会副秘书长、书法家张思科,原总后勤部药监局局长周正祥大校。(中红网李学叶摄)

  毛泽东专列列车长李建新(右)向李大钊烈士之孙李建生(左)赠送书法作品。(中红网李学叶摄)

  军品大王李长东向来宾赠送他收藏的毛主席像。中为中国扇子艺术学会会长崔承顺,左为中国首位被官方媒体冠名的红色收藏家金铁华。(中红网刘继楠摄)

  参加首场《人民英雄故事大讲堂》的部分与会者合影。(中红网布铁威摄)

  参加首场《人民英雄故事大讲堂》的部分与会者合影。(中红网布铁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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