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志远：该怎样理解生命的意义？

　　一

　　说起来实在惭愧得很，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中国骄傲于世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我竟然连一遍都没有读完，更不要说按照毛主席的要求读它个三遍五遍了。虽说没有通读一遍，这部书的第一回，我却读了不下十遍。之所以没有坚持读下去，是因为感到这部书开篇即渲染了一种虚无、颓废的压抑气氛。我想，全书的主题思想大概也就都在这第一回里了。

　　《红楼梦》第一回题为“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这一回结尾再次出现的那位“疯癫落脱、麻屣鹑衣”的跛足道人，口中念念有词，唱了一支《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这时，丢了爱女、遭了火灾，变卖田产投靠自己岳丈又屡遭嫌弃的小知识分子甄士隐，听了跛足道人的唱词，便有了自己的解读：“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人们生活和精神状态的写照。看吧，在那样一个小生产经济和封建专制压迫的时代，人们所追求的无非是功名利禄、娇妻美妾、福荫子孙，这是彻头彻尾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封建社会尚处于进步时代在士大夫中形成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已经不见踪影。

　　因为物质世界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结果就是精神世界的虚无主义。无论是功名利禄、娇妻美妾还是子孙后代，到头来都会化作乌有、都会灰飞烟灭，“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如此这般虚无颓废、“甚荒唐”的人间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镜子，《红楼梦》所表现的这种虚无颓废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状态，表明那时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它让人看不到任何希望，只有遁入空门寻求一种虚无的精神慰藉——走投无路的甄士隐和跛足道人同声相求又一唱一和，他“将道人肩上褡裢抢过来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马克思曾经写道：“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甄士隐跟随跛足道人一起遁入空门，这一情节展现给我们的，正是那个时代被压迫生灵所遭受的现实苦难和他们发出的沉重叹息，正是人们在那个无情世界里痛苦绝望的感情。

　　《红楼梦》成书的时候，古老中国已经历了近2000年漫长的封建社会。此时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最后一个野蛮落后的封建王朝——满清王朝的残酷统治之下。在这个反动王朝的统治下，14、15世纪在江南地区开始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遭到扼杀，钳制思想和文化的“文字狱”仍在大行其道，整个社会仿佛要窒息得走向死亡。进步的知识分子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不得不使用极其隐晦的语言和笔法揭露和批判这个社会，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抗争。如果说《红楼梦》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的话，它所批判的正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所遭受的现实苦难。

　　《红楼梦》所展现的当时中国社会的这种窒息得快要死亡的状态，在它成书后100余年的时光里仍然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相反，江河日下的满清王朝越来越走向反动和没落，严重地阻碍着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中国走向进步和文明。

　　二

　　到了19世纪30年代，统治中国的满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换成了道光皇帝。此时远在欧洲的马克思已经是一名中学生了。

　　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在德国莱茵省的特里尔城。特里尔城虽然只有大约15000名居民，却是一座有着古老历史的城市。这座小城所在的莱茵省是当时德国政治、经济最发达的省份。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跟随在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也进行着资产阶级改革，进入了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和深入，早期的手工业工场的工人逐步形成为现代的无产阶级;而现代无产阶级从他们产生那天起，就开始了反对他们的剥削者资产阶级的斗争。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显现和突出，并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1825年，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此后大约每10年左右就爆发一次，而且向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蔓延。

　　像瘟疫一样的经济危机使得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劳动人民在经济危机中遭受的只能是工资的降低甚至失业带来的苦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开始走出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的时期，向着更高程度上发展，进入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19世纪30年代，法国以纺织工业著称的里昂，先后发生了两次纺织工人的武装起义。起义工人提出了“不能生、毋宁死”和“争取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而这时德国的工人阶级，正在遭受着城市资本家和乡村地主的双重压迫。无产阶级和进步人士反对德国专制政府的斗争也在酝酿之中。马克思的老师胡果•维滕巴赫先生参加创建了一个进步组织“卡西诺俱乐部”，并参加了1832年一场旨在争取新闻自由的大游行。这次游行之后，维滕巴赫先生遭到了国家警察的监视，马克思的数学老师被指控信仰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希伯来语老师也因为唱革命歌曲遭到指控。

　　欧洲社会特别是德国社会状况的这些变化，不能不深刻地影响着正在从少年步入青年的马克思。马克思在校期间就和另一名同学以敢于藐视反动的副校长廖尔斯而闻名。他们毕业离校时，向所有的老师告别，却唯独不去理睬廖尔斯。

　　1835年8月12日，马克思向特里尔中学的校长兼他的历史老师胡果•维滕巴赫先生交出了他的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他在这篇作文中写道——

　　“一个选择了自己所珍视的职业的人，一想到他可能不称职时就会战战兢兢——这种人单是因为他在社会上所居地位是高尚的，他也就会使自己的行为保持高尚。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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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此时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正在朝气蓬勃地进行着工业革命的欧洲的资产阶级，不仅在他们国内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还为他们孜孜以求的剩余价值所驱使，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除去用它们价格低廉的商品作为“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外，还把毒品鸦片偷运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并不惜用坚船利炮挑起战争，打开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大门。1858年，马克思写道：“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输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的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见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5—2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

　　三

　　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发动的一切侵略战争，不仅是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悲剧，也是世界上一切遭受他们侵略的民族的悲剧。这出“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的离奇题材”的悲剧，在中国竟然持续上演了一百多年之久。在漫长的一百多年的血雨腥风里，中国人民惨遭杀戮，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饱受蹂躏和践踏，不可数计的财富遭到洗劫。这就是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道义原则的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人所带给中国和世界的文明!

　　在帝国主义战争的重炮轰击之下、惨遭屠戮和抢劫的中国人民，开始觉醒，开始逐步走出《红楼梦》描述的那番颓废与虚无的精神状态，开始了他们的浴血抗争。从三元里人民抗英到太平天国起义，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和仁人志士的这些救亡图存图强的斗争，无一不失败了。只有到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和她的领袖毛泽东把劳苦大众组织起来，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才推翻了帝国主义和他们扶持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创建了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和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培养出一种精神，这就是为了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大公无私、不惜奋斗牺牲的斗争精神。毛泽东和共产党还为中国和世界人民描绘出一幅生活蓝图，这就是铲除私有制，建设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党人对自己要创造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对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有着自己的理解。保尔•柯察金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1944年，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在追悼因公牺牲的一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时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翻身做了国家主人的“铁人”王进喜说：“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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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读着这些朴实而又滚烫的话语，就会感到私有制时代教给人们的那种追求个人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封妻荫子的思想观念是多么的狭隘和卑鄙!这种思想观念，虽然存在了几千年，但它的前途只能是虚无、颓废和死亡!这种思想观念在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里已经一扫而空，代之以为了大多数人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的高尚情操!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和他之后的真正的共产党人正是这么做的。马克思为全人类的解放和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开辟了崭新的道路、点燃了明亮的火炬。面对着马克思开创的事业和千百万革命先烈的“骨灰”，任何一个高尚的人，都会禁不住洒下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