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随父母转战东北的日子

作者: 荆南飞 日期: 2018-09-14 来源: 红歌会网

  今年9月20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时光飞逝,一晃父亲已经离开2年了,母亲也离开5年多了,可我对父母的深深怀念,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退,脑海中常常浮现出父母的音容笑貌,闪现出在儿女成长中的无私大爱……

  父亲荆健,安徽濉溪人,1918年9月20日出生,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到延安,同年12月入党,任陕甘宁边区青委干事、警备旅青年股长、边区青委武装部长,后投笔从戎,参加了解放战争、广西剿匪、抗美援朝,先后任热东军分区组织科长、干部大队政委,东北民主联军(后改为第四野战军)团政委、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后勤部政委、装甲兵政委、政治部副主任和顾问等职。

  母亲曾延淑,湖北黄冈人,1920年12月5日出生,1940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任边区妇联干事,1942年入党,后挺进东北并入伍,任热东军分区机关指导员、团组织股长,志愿军133师干部科长、后勤部副政委等,1955年转业,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宣传部副部长,锦州市委直属党委书记,辽宁省交通设计院党委书记等职。

  古城延安

  父母在延安相识相爱,1944年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急速调遣部队抢占东北。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干部与蒋介石争夺东北。陕甘宁边区青委组成了赴东北干部团,去哈尔滨组建充实东北各省团委,蒋南翔任团长(支部书记),父亲任副团长(支部委员)。就这样,父母带着不满周岁的我踏上了挺进东北的征程。当时没有交通工具,全靠两条腿走。两个多月后,经榆林、米脂、吕梁山、朔州、大同,到达张家口解放区。时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的欧阳钦伯伯在延安时认识父亲,知道他从事过军事工作,根据前线需要硬是把父亲留了下来,分配他到热东(现在为辽西地区)部队任职。由此,父母一起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全过程。父母健在时,常和我讲起他们转战东北的事,这些陈年往事几乎印在他们的脑子里,也渐渐融入到我的血脉中,激励自己不断成长,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我把它整理成文,缅怀父母,寄托哀思。

  “无人区”的救命水

  有谁喝过浸泡过尸体的水,还用它做饭吃?说起来自己都不相信。但在那个年代,这件事就真实发生在父母身上,当然我也算是经历者吧。

  1945年10月,父母带着我和干部团从延安出发,向东北挺进。当时我还不满10个月,为了方便带着我,南区合作社给我们配发一头毛驴,一侧驮我一侧驮行李,这样就减轻了父母行军的负担。父亲一晚上没睡觉,按照我身材大小做了一个小木筐,宽窄正好,底下铺上褥子,外面包上被子,我正好能躺在里面,就这样驮在毛驴身上。大约半个月左右,从米脂过黄河进入山西兴县。日本鬼子为了隔断八路军和群众的联系,在兴县界内八路军开辟的游击区,制造了大量的“无人区”。在“无人区”里,鬼子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方圆几百里的村庄渺无人烟,一片荒芜。虽然日本投降了,但“无人区”还没有恢复。我们原先计划宿营地的村庄,到处是残垣断壁,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仅有几处没有房顶的“房圏子”。所以晚上宿营时,这几处“房圏子”就是好地方了,都让给带孩子的女同志住,我们青委干部团有三个带孩子的女同志,都住在了“房圏子”里,其他人只能睡在野外。当时天下着小雨,阴冷阴冷的,团部给每人发了两尺雨布,顶在头上遮雨过夜。“无人区”没有吃的,大人还好一点,到附近山上挖点野菜勉强充饥,我由于母亲奶水不好,又没有“百家奶”可吃,叔叔阿姨就把仅有的一点米面凑起来,给我做成“米糊糊”吃。

  “无人区”的水源都让鬼子破坏殆尽,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一口井,高兴地赶紧打水,打上来几桶后,见底了,发现下面露出两具腐烂的尸体,估计是被鬼子杀害后扔到里面的。“有死尸!”有人一听刚喝的水泡过死尸,顿时就吐了起来。战争年代哪有什么条件好讲,在“无人区”里能找到水喝就算是老天爷照顾了。虽然大伙觉得反胃,但因没有其它的水可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就这样,用了5天时间才穿过了难熬的“无人区”。

吕梁山

 

  吕梁山上的母爱

  过了“无人区”不久便开始翻越吕梁山。现在的吕梁山区域是风景区,节假日是人们休闲游玩的一个好去处。可在当时经过连年的战争摧残,鬼子的疯狂扫荡,吕梁山不仅山高路险,而且到处是断层沟壑,没有一条完整的山路。

  我们是从吕梁山北麓翻过去的,海拔有1000多米高,当时下着鹅毛大雪,又是在山中,非常寒冷。父亲组织70多人的队伍走在前面,母亲等三个女同志带着孩子走在队伍的后面。途中我饿得哇哇直哭,因为要跟上队伍吃东西也不能停下来,母亲就骑在毛驴上边走边给我喂奶,还没喂完奶,可能是山坡有点陡,又是从山上向山下走,毛驴又蹦又跳不听使唤,旁边的阿姨大喊让母亲快跳下来。惊慌之中母亲什么也来不及想,也管不了下边是平地还是沟壑,抱着我就跳了下来。为了保护我,母亲的臀部重重摔在了土坎上,自己站不起来了,阿姨们拉了几次才起来。当时母亲年轻,活动活动觉得没啥大事就继续上路了,后来经检查胯关节严重摔伤,留下了终生伤病。2008年,母亲走不了路了,我带母亲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治疗,做了胯关节植换手术。专家知道了母亲的经历后说:“老革命真不容易,当时有条件能及时治疗,不至于现在这个程度……”慢慢的,母亲和另两个带孩子的阿姨就落在了后面。天已经黑下来了,山高、雪大、路滑、天寒,还无法和前面的同志取得联系。怎么办?正当母亲心急如焚之时,先下去的同志发现我们没跟上,就发扬延安时的那种团结互助的革命友爱精神,从自己的棉衣里拽出些棉花做成火把,点着火把返了回来,把我们接到了山下。

  同蒲铁路

  封锁线挡不住的父爱

  蒋介石为了阻止共产党人奔赴东北,命令阎锡山派部队阻截,把延安到东北必经的同蒲铁路封锁了。

  那封得叫个严实。白天,天上国民党飞机反复侦察,发现情况就狂轰乱炸,地上隔几百米就修一个炮楼,连成线,全线无死角严密警戒;晚上,铁路装甲巡逻车打着探照灯定期巡逻,照得路边宛如白昼,炮楼里的国民党兵在探照灯间隙还时不时打冷枪放冷炮,恨不得连个麻雀都不让飞过去。

  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也得过去,明知可能有去无回还得上,国民党人指定不理解,但这就是父母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的追求和信仰。为了通过封锁线,父亲他们只能由部队掩护在夜里强行通过。黄昏的时候,部队对过封锁线提出要求,明确行进的整体路线,危险路段和重要路口的注意事项,途中休息位置和到达时限。规定10人组成一个小组,孩子必须由大人背着,不能用毛驴驮,防止敌人枪炮声惊吓牲口掉下来摔伤。

  天刚一黑,我们就出发了。母亲几个女同志分别走在小组中间,两人一组手挽着手,两边是两个男同志,掩护部队的同志在最外面两侧保护。我们这支队伍都是中央青年团的干部,多数都是20岁上下年纪,都没有打过仗,敌人一会探照灯照射,一会冷枪冷炮,也算经历了战场考验。由于母亲受摔伤影响,自己勉强能走,所以全程只有父亲自己背着我跑。原地小休息时父亲也不能休息,怕我哭闹惊动敌人暴露了行动,就抱着我来回晃悠。途中敌人一发炮弹在离我们100米左右的地方爆炸,吓得我哇哇大哭,父亲赶紧用毛巾捂住我的嘴。后来听说有的队伍小孩就这样被捂死了。整整一个晚上,父亲背着我跑了七八十里,才进入安全区。

  一路上天气寒冷,但父亲的棉衣却被汗水浸透了,停下来小休息时,冷风一吹冰凉刺骨,是父亲对儿子浓浓的亲情,是革命者对后代深深的挚爱,父亲硬是背着我跑过了炮火连天的封锁线。

  临危受命担重任

  1945年底到达张家口解放区,父亲被留下任热东(今朝阳)军分区组织科长。当时热东分区刚刚组建,混进了一些伪警察、兵痞和土匪,需要审查、甄别和清理;热东地处进出东北的咽喉,是势在必夺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军发起了全面进攻围剿,企图消灭我军。

  军分区一面组织部队灵活反击,一面对内审查清理,并避其锋芒,组织地委直属机关、军分区机关非作战人员、家属、伤病员向后方冀东遵化一带转移。父亲担负审查清理任务,母亲(任热东分区政治部机关指导员)带领政治部转移人员后撤。后撤队伍走了两天,暴露出一大堆问题:单位多而杂,互不隶属,领导不统一,宿营点上打乱仗;后勤保障厚薄不均、有多有少;人员思想不稳定,还有部分刚刚入伍的十五、六岁女兵,有畏敌情绪;更为严重的是,军分区领导获悉土匪武装企图配合国民党的正面进攻,对我后撤人员围而歼之。面对这些问题,地委王国权书记和军分区丁盛司令员当机立断,决定后撤队伍组建“干部大队”,任命地委赵秘书长任大队长,刚刚出色完成清查任务的父亲任政委。

  父亲临危受命,同大队长马不停蹄追上了后撤队伍。此时土匪已经对后撤队伍形成了包围,父亲顾不上休息,迅速带领后撤队伍连夜跳出了包围圈,土匪扑了个空,我又躲过了一劫。到了安全地点后,父亲向后撤队伍宣读了军分区的任职命令,由大队统一指挥转移,完善组织机制,确定转移路线,强化组织纪律,合理分配物资,加强安全警戒,稳定军心,彻底改变了混乱局面,保证了转移队伍全部安全到达遵化县。我们在这里驻扎了三个多月,父亲组织大家搞生产自救,妥善地解决了生活问题,得到地委领导和分区首长的赞赏。1946年4月,父亲就被调回前方任新组建的“解放团”政委,不久改任8纵24师72团政委。

  多年以后,杜平伯伯(曾任东北野战军组织部长,建国后任南京军区政委)还对我说,“你爸爸原来是共青团的干部,在东北热东转移的时候,我发现他有魄力、会带兵,就让他当团政委。”

  为革命痛失爱女

  我本来还有一个妹妹,但由于战争使得我们天人相隔,这也成了父母一生的遗憾。

  1947年夏季攻势后,东北战场的态势发生了根本改变,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7、8月份,父亲率部从辽西向新开岭转移,参加秋季攻势,造成打大仗、打大城市,解放东北的战略态势。这时母亲要生妹妹,不能跟随部队转移。母亲时任24师供给部卫生处协理员,师里派卫生处童子英阿姨留下来照顾,并留下一名警卫员。战时的农村条件,没有医院、没有医生,童阿姨只好找来有经验的“接生婆”来接生。好在是顺产,总算母女平安。妹妹出生后的第三天,母亲就带着我和刚出生的妹妹追赶部队去了。当时警卫员和童阿姨用担架抬着母亲,在过一个小河沟时因为路滑,妹妹掉进了水里。妹妹出生时就没有经过必要的护理,又掉到水里呛了一下,老是吐,我当时不到三岁,部队战事又紧,两个孩子实在没法带,追上部队后,父母反复商量,最后忍痛决定把妹妹先寄养在老乡家里,等胜利了再接回来,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

  辽沈战役结束后,部队有了稳定的后方,母亲准备把妹妹接回来,还做好了新衣服。父亲多方打听找到了收养妹妹的老乡家,但得知妹妹半年前就得病死了。母亲知道后非常悲痛,父亲安慰母亲说:“闹革命很多家庭都有这种情况,为了辽沈战役的胜利,我们贡献一个女儿也值了。” 后来,父亲所在部队改编为第四野战军45军135师405团,入关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广西剿匪等解放全中国的战役战斗。任405团政委期间,率部痛斩国民党王牌“钢七军”,所在团被授予“猛虎扑羊群”荣誉锦旗,“猛虎团”称号享誉全军。

  多年来,父母坚定不移的崇高理想,不计得失的大局观念,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拼搏奋斗的革命精神,始终激励、鞭策着我,不断前行,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父母不屈不挠的精神,总能激起我直面人生、奋起拼搏的勇气。因此,我将这视为父母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希望能将父母的精神代代相传,成为子孙后代做人的指引和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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