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整风反右运动(2)

2018-12-10
作者: 王江伯 来源: 红歌会网

  二、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工商界工作和知识分子政策,即坚持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坚持毛泽东“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大讨论中,文艺界表现得很活跃,反映出不少思想问题,引起周恩来的关注。周恩来同文艺界人士有着长期的友谊,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四月十四日,他会见六十多位电影工作者,听取他们的意见。谈到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时,有人问周恩来:“这个片子如果现在拍是否就不会受到批判?”周恩来坦诚地回答:“提起《武训传》来,我也应该有责任,如果要整风,首先就应该从我这儿整起吧。一九四九年在电影工作者协会的成立大会上,我碰到了孙瑜同志(《武训传》导演——编者注),当时《武训传》只拍了三分之一还不到,孙瑜同志就问我:‘我们现在正在拍《武训传》,你有什么意见?’因为问题猛一提出,我也没有很好地考虑,我就说:‘你试一试,恐怕难拍吧?’这就不够负责任。”这时,罗静予插话说:“总理,你当时还说:‘我们今天对待历史问题要辩证地去看它。’……可是我们当时谁也没有理解总理所指示的这辩证的说法。”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接着说:“提起来话就长了,远在重庆的时候,就酝酿过要拍《武训传》,但一直就没有更好地认识这个问题,在解放以后终于拍出来了。”周恩来说:“是呀,对这片子,上海党也点了头的,所以大家都有责任哪!在片子送到北京来的时候,我看了以后,也拍了两下手。看时还有陆定一同志和胡乔木同志,他们也拍了手的呀。他们是理论家,这我一定要把他们拉上(大家笑)。所以说大家都有责任。”谈到对“胡风集团”批判的问题时,周恩来说,对一些人的错误批评“应该加以纠正”。会上还谈到对胡适的批判,周恩来说:“胡适的典型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要批判。但是如果今天胡适要求回来,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仍然可以要他讲他的实验主义。因为他的唯心主义的学说已经受了批判,大家已经有了认识,所以仍然可以要他讲。同时,在提到‘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时,也仍然要提到他在那时所起的一定的作用。”他还说:“我们对于学术讨论,自由结社是不会反对的。有必要,也只要事先打一个招呼就行了。”对一些人提出的“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周恩来表示:“党内有许多人对科学和文艺确实懂得不多。在全国的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有百万是党员,他们对科学和文艺懂得一些。对科学是能领导又不能领导,但不是完全不能领导,而是在建设和政治上可以领导,对科学本身的问题,不学习则是不能领导的。”〔周恩来会见60多位电影工作者的讲话记录,1957年4月14日〕周恩来的真诚态度和勇于负责的精神使与会者深受感动。大家积极发言,提出许多对改进工作十分有益的意见。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曾主张工商业等方面可以“搞一点私营的”。在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他说:“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我看除了铁路不好办外,其他的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如三轮车、摊贩等都可以采取自负盈亏的办法,加入合作社的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其余的个体就让他个体,有些私人办的小学,也可以让它办下去。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以搞一点私营的,这样才好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周恩来在国务院第44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7年4月6日〕几天后,在讨论一九五六年收支情况和一九五七年预算安排时,他又说:“一切东西都靠国家生产不行,各方面都应该有百分之几的自由活动,太死了不行,不仅商业方面如此,工业方面也可以如此。”〔周恩来在国务院第46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7年4月12日〕周恩来重视调整同工商界的关系,还因为在三大改造运动中,一些部门在执行政策上出现一些偏差,引起香港企业界朋友的不安,这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为了充分利用香港在国际上的特殊经济地位来为新中国服务,建国前夕,中共中央曾对香港作出“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重大决策。周恩来一直亲自指导着对港工作。一九五一年春,他曾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说,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可以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建设”,要求他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到上海听取工商界朋友的意见,并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周恩来选择上海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香港的企业家有不少是从上海去的,可以通过上海工商界对他们做一些工作。那天,接受周恩来邀请参加座谈会的,主要是工商界人士,如盛丕华、盛康年、胡子婴、吴志超、唐志尧、简日林等。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我很想了解海外的一些情况。你们各位都是工商界的朋友,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能不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工作呢?”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大家谈了许多情况。简日林谈到国内实行的工资改革办法照搬到香港,工人意见很多时,周恩来急忙问:“工资后来加了没有?”简日林回答:“加了。”周恩来又问:“你们厂独立起来行不行?”简日林如实告诉周恩来:“有客观困难。”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可以管得松一点,让港厂独立经营。”吴志超谈到:香港工商界对我们进行的“五反”运动“耿耿于心”,说现在(情况)很好了,今后情况如何还想再看一二年时,周恩来说:“太少了,多看几年。”〔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4月28日〕最后,周恩来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说:“今天听到大家反映的情况,很有收获。大家谈得都很好。这些意见,中央要进行研究。”接着,他全面阐述了对香港问题的看法。周恩来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对一些人担心随着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私营企业全部公私合营后,是否还要变动他们在香港的企业,周恩来坚定地回答:“不会去变动它。”周恩来说:“没有合营的不要合营,否则在原料、市场、销路上反而吃亏。保持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经济力量会更加强大。所以在香港的人,一般不要回来,在那里发展这个阵地有好处。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周恩来还检讨了某些部门在执行政策上出现的一些偏差,希望得到朋友的谅解。周恩来说:“我们过去对有些事情处理方法上有些问题,但不能说大的方面做错了。有偏差可以纠正,如对外贸易,应该管制,但不能管得太严。现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353—355页〕

  三、周恩来关于右派言论的看法和观点与中央完全一致。周恩来认为右派的言论是“出了轨”的。整风中暴露出来的不仅是错误观点问题,已发展到人民内部的有关方针、政策的对立斗争,涉及到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

  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后,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所做的种种努力,创造了一种团结和谐的气氛,开展党内整风的时机已经成熟。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前来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分析各方面的矛盾。”〔毛泽东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谈话记录,1957年4月30日〕第二天,《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登出“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报上还发表中共中央四月二十七日在内部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这次整风运动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的主题。为了动员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中央统战部在五月初和五月中旬分别召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央以及地方的报纸每天都以很多篇幅报道整风情况。整风初期,运动是健康地向前发展的。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罗隆基提出,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834页〕农工民主党主要负责人章伯钧认为:“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这些言论,周恩来认为是“出了轨”的。当听到有人要求和共产党“轮流坐庄”等言论后,他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毛泽东决定,将这些言论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他对前来汇报工作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说:“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834页〕毛泽东后来会见外宾时说:“我们在这个期间的策略是,党委领导人、支部书记只准听他们的批评,不准说话。我们也不告诉他们和下级干部如何办,要他们自己用脑筋去想,要他们在这两个星期中不睡觉。很多人流了泪。”〔毛泽东会见匈牙利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7年9月27日〕六月十二日,党内印发了毛泽东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中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425页〕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某些不正常现象,周恩来是有所警觉的。六月初,在招待法国总理富尔的酒会上,章伯钧对他表示:武汉交通部的学校的学生们要到北京来请愿,请把这件事交给他来处理。周恩来笑了笑没有说话,心想章伯钧“脑袋膨胀得很,热得很,他觉得共产党不能维持了”。〔周恩来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7月7日〕但是,运动速度发展之快,来势之猛是他没有想到的。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我们用整风鸣放、和风细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是为了发展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的国家。”“有些朋友竟然看成漆黑一团,觉得波匈事件以后,中国也差不多了。”“有的人认为船要沉了,天要黑了,另有打算,那就出了轨了。我们料到会发生一些错觉,但没有料到这样多,这样激烈,原则性问题都出来了。”〔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53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6月25日〕

  四、周恩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支持反右斗争

  毛泽东下决心发动反击是在六月六日“卢郁文事件”发生之后。卢郁文是国务院秘书长助理,是民主党派成员。五月二十五日,他在民革中央的座谈会上指出,一些人的意见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他认为,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应该由两方面来拆,并且批评了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不久,卢郁文收到匿名信,信中攻击他“为虎作伥”,辱骂他是“无耻之尤”,恫吓他如不“及早回头”就“不会饶恕他”。六月六日,卢郁文在座谈会上宣读了这封信,他说:“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有的人辱骂我,有的人威胁我,有的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我的发言,难道我们不应该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吗?”他表示不怕威胁,不怕辱骂,还要讲话。〔《人民日报》,1957年6月7日〕六月七日,毛泽东约胡乔木、吴冷西谈话。吴冷西后来回忆:“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毛泽东还对他们说:“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39—40页〕那时候,有些人问:既然要反击,为什么不在问题刚刚露头时就反击呢?周恩来后来解释说:“事情发生之后,为什么我们不马上敲起警钟,马上回击,反而让他们在报纸上、大字报、大辩论中这样大讲特讲呢?因为右派分子来势很凶,本来我们讲的‘鸣放’只限于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和文化上的百花齐放,而右派分子要把整党都搞成鸣放。这样一来,问题就扩大了,什么反动话都打算说出来。既然来势很凶,我们索性就让他们都说出来。否则,如果马上反驳,群众必定跟着起来反驳,正义的人也要跟着起来反驳。结果少数人的话说了,右派中的多数人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就又回去了,回去了又悬起来了,将来还有一天又要露出来,所以不如让他们都说出来。于是在一个短时期内,拿北京来说,包括党校在内的各学校、机关好像是乌云遮天,了不起。这一点,应该说我们是有意识的‘放’,便于把形形色色的反动观点都暴露出来,使群众更容易认识它的反动性,认识事件的严重性,就更可以激起群众的正义。”〔周恩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记录,1957年11月11日〕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拉开了反右斗争的序幕。这时,正处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召开的前夕。由于反右运动起来了,会议不得不推迟。周恩来从四月开始就在思考和草拟的政府工作报告也不得不重新准备。从六月十一日开始,周恩来花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改写政府工作报告。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五十三次全体会议上解释说:“八年来,在国务院会议上我们是开诚相见的。这次我的报告也是开诚相见。当然,我的报告也可以设想只一般地谈谈工作成绩和缺点,在平常情况下可以,在整风运动面前,政府的报告避开问题不谈,那不像话,是脱离人民群众的。由于情况的发展,我的报告与两月前所设想的不同,只是在这两个星期写的。首先,我需要向大家说明,这个报告,得到党的批准,今天提到国务院会议上来,征求大家的意见通过。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下,报告是否可以说得和缓一些?毛主席的报告已经发表了,作为总理的身分,为了使运动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如果不拿主席报告的方针检查工作,答复问题,那就软弱无力了。”他说:整风中暴露出来的不仅是错误观点问题,已发展到人民内部的有关方针、政策的对立斗争,涉及到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当然反社会主义的还是极少数,不论是政治斗争或者思想斗争,绝大多数人尽管见解不同,还是好意,这是主要的方面。反社会主义的力量较我们的预料来得清楚。按照各方面的揭发,也比我们预料的多些。因此,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应该对这方面有所回答。他还说:“如果今天大多数人通过了这个报告,还要在人大代表里讲清楚,这样是为了创立社会主义民主生活,推动社会政治生活健康发展,走向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如果我们不教育,那走入歧途的人会更多。学校中出了谬论,如果不加驳斥,就等于放弃领导,允许它影响大多数人走入歧途。”〔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53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6月25日〕

  

  五、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

  六月二十六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先说明:这个报告是依据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提出的方针,来检查一年来政府的工作,并且解答各方面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见。报告共分五个部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关于人民生活;关于国家基本制度;关于国内外团结。对过去一年的工作应该怎样看呢?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样一个大革命的过程里,社会财产没有遭到损坏,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社会生产没有下降。恰恰相反,我们在这个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第一年,就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列举了大量事实:一九五六年的自然灾害是几十年以来我国最大的一次,受灾田地约二亿三千万亩,受灾人口约七千万人,但农业仍实现了增产的要求,接近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工业总产值在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共增加一百七十七亿元,而一九五六年这一年就增加了一百三十九亿元,超过了五年计划所要求的一九五七年的指标;基本建设方面,一九五六年全国完成了五年计划规定的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周恩来说:“在上述巨大的群众性运动中,在具体工作上是发生过一些偏差和错误的。政府对于这些偏差和错误,有的已经作了检查和处理,有的正在检查。我们欢迎全国人民继续提出批评和建议。”“但是,历次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是掩盖不了当时产生这些运动的客观需要和历次运动的基本成绩的。”在报告中“关于国家基本制度”的部分,他谈了右派分子的问题:“现在有些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发出了许多破坏性的言论,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的。”“他们的目的不外是想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批评缺点和错误是为了健全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所欢迎的。而右派分子实质上是要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是广大人民所决不容许的。”周恩来在这个报告中,还说:“处在目前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人民内部,一部分人对于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会暂时感到不习惯,另外一部分人甚至会感到严重的抵触。在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在思想和立场上常常表现出进步、中间和落后的不同状态,常常有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的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虽然置身于人民的队伍之中,但是却站在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甚至采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对这种人进行必要的坚决的斗争,使绝大多数真正爱国的人认识到右派分子的立场和行为的错误。右派分子一旦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他们本身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但是,也可能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采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那么,他们就将自绝于人民。”〔《人民日报》,1957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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