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整风反右运动（3）

　　六、周恩来对反右斗争形势的估计和毛泽东的观点相同

　　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中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产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 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 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起草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进一步部署反右派斗争。七月十八日，周恩来飞青岛，参加了会议。这次会后，反右派斗争就以狂风暴雨之势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在运动高潮中，周恩来一面动员大家积极参加批判右派的斗争，一面强调要实事求是。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投入战斗最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是则是，非则非，有则有，无则无，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化有为无。”〔周恩来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7年8月8日〕他对形势的基本估计，在这以前已经说过：“反社会主义的还是极少数，不论是政治斗争或者思想斗争，绝大多数人尽管见解不同，还是好意，这是主要的方面。”〔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53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6月25日〕从这个认识出发，周恩来对犯了错误的人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帮助。对章伯钧、罗隆基等错误严重的人，周恩来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斗争。七月七日，他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这样做“为的是救他”，“我的政府工作报告上面两方面都写了，能够救，欢迎他悔悟。社会主义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他承认了一部分，我们也欢迎，欢迎他改造，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他还说：“不能温情主义，要尖锐的批判，我的态度就是这样。但是说话的方式，可以说理。大概我在朋友面前，总觉得我这一个人不是那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在朋友面前，说理的态度还是多一点。但是，立场不能不站稳。不然，他感觉大家都安慰他，你看，同情我的人很多，结果，他不会认识错误，关还是过不去。所以，严肃并不等于一定要搞得很凶，搞得粗暴；尖锐并不等于要打人，刺人。政治上、思想上刺疼他一下，并不是实际上要去打人。粗暴态度，动手打人，我们是反对的”。〔周恩来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7月7日〕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分别同章伯钧、罗隆基等谈话，就准备撤销他们所担任的部长职务征求意见，谈话中对他们有所批评，劝他们真心改造。当天，周恩来在他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就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撤销他们的职务。对一些同党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老朋友，周恩来主张“应该劝，要使他感觉这个问题严重，能改多少是多少，慢慢地来，不能急”。他强调：“不要希望反右派的斗争速战速决，因为速战速决并不好。有些时候没有搞清楚，就马上作结论，太早了并不好。”他说：“这些人本身他们也许愿意悔改，也有悔改的机会。太急了倒反而弄得粗糙，太粗糙倒不能解决问题。”〔周恩来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7月7日〕

　　七、为了防止反右斗争扩大化，周恩来在各方面所做的努力

　　1、对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保护。

　　对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严重冲击的知识分子，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不同方式进行保护。例如，对著名作家萧乾，周恩来用请他参加座谈会的方式公开进行保护。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报纸上已公开点了亚（指萧乾——编者注）的名。十二日《人民日报》八版也登出了何谷润写的《萧乾所争的是什么样的自由？》，批判他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当时，他已绝望，认为在劫难逃了。七月中旬的一天，亚回家时，突然十分兴奋，那像是被确诊为患了癌症、束手等死的人，忽然得到通知说，那是误诊，他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又像是死囚被无罪释放。亚告诉我，那天开会时，老友巴金坚持坐到他身边。总理讲话中间问：‘萧乾同志来了没有？’亚应声站起来。总理宽慰他说：‘你不是右派。要认真检查，积极参加战斗。’后来又问：‘吴祖光同志来了没有？’并对他也热情地照样说了一遍。”〔文洁若：《迟来的蜜月——我与萧乾》，《人物》，1992年第2期〕萧乾说：“他并没有把我们列为敌人。”〔萧乾：《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新华文摘》，1982年第3期〕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受批判时，周恩来立即派夏衍前去探望，并嘱他让廖静文写一份“检讨”保护过关。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一九五六年在人大会上作的“新人口论”报告曾经引起争论，被一些人攻击为是宣传“反动的马尔萨斯思想”。当时，周恩来说：“这个问题不能一概驳掉，说他是马尔萨斯思想。马尔萨斯思想在分析人口的规律上有它一定的客观性。”反右运动中，马寅初受到不点名批判，有人主张把他定为右派。周恩来得到消息后说：“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在周恩来直接干预下，马寅初得以幸免。〔朱正直等：《马寅初传》，北京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207页〕

    2、就划右派问题制定了两条原则

　　根据以往的经验，运动一发动起来后，人们常常情绪激烈，不能冷静地看待问题，容易出现斗争扩大化的情况，为此，周恩来作了一些规定。他曾经召集意识形态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就划右派问题制定了两条原则：一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要划右派，需报国务院批准；二是对海外国外有影响的人，包括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要划右派，需把材料送给他看。

　　3、建议或参与制定或修改有关的文件，积极采取措施防止反右斗争扩大化。

　　反右派运动中有些政策性文件是在周恩来参与下制定的。

　　1）、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经过周恩来修改的《关于处理本届高等学校毕业生中有严重反社会主义言行的分子的通知（草案）》。通知指出：“各校在学生的左、中、右的排队时，应该实事求是，不要强求一律。”

　　2）、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同有关方面研究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后的情况。指示陆定一代中央起草关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中应注意事项的通知稿。内容是要求在斗争中注意避免简单地追历史问题和私生活，反对草率收兵，也防止采取简单的不适当的斗争方法。建议中共中央进行讨论。

　　3）、九月二日，周恩来将所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有关科学界反右派斗争的文件稿批“送小平同志审阅后送刘、朱、陈、彭、康生、定一核阅”。邓小平在原稿谈到对于自然科学界方面的反右派斗争，“应当按照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一句后加写：“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九月三日，文件发出。

　　4）、9月7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农村举行社会主义大辩论中侨区应当注意的几项问题的报告》，会议认为，这是一个政策性的文件，大体可用，送请中共中央讨论。《报告》说，为了今后工作的主动和国外的影响，在大辩论中，应尽可能缩小打击面，集中打击极右分子，对有一时的、个别的反动言行但情节不严重的侨眷、归侨，能不戴就尽可能不戴右派帽子，尽可能不进行大会斗争。对情节严重的极右分子，彻底批判后不登报，对国外也不发消息。对一般有错误言论的，主要是教育说服。特别是不应在大辩论中去追查归侨、侨眷的侨汇来源及国外关系。

　　4、推荐李四光入党，亲自作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的入党介绍人。

　　为了加强党对文教部门的领导，改进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周恩来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就是他关心的无数高级知识分子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在第一次见面时周恩来就给李四光留下深刻印象。他曾对夫人许淑彬说：“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感觉：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四光正是怀着这种希望从海外归来的。李四光被任命为地质部部长后，先后主持组建了地质力学研究室、地质力学研究所，为开展地质力学研究和地质勘探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整风运动开始时，李四光正好住院，周恩来多次去看望他，谈话中直率地问他：“李老，这么多年未见你向组织提出过入党申请，不知你对参加共产党有什么想法？”李四光回答说：“在旧社会，我缺乏觉悟，没有投身于革命队伍中，已深感惭愧。革命成功后虽然对国家建设出了一些力，但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仍相差甚远。况且自己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入了党不一定能起到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周恩来鼓励他说：“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需要知识分子为党工作。你可以考虑考虑，和地质部党组、科学院党组的负责同志谈谈自己的想法。”这次谈话打消了李四光的顾虑。不久，他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并且在一九五八年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中，周恩来还介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入党，这是他三十年来第一次介绍人入党。在程砚秋的入党志愿书上周恩来写了这样一段话：“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他的入党申请，如得到党组织批准，今后对他的要求，就应该更加严格。我曾经对他说，在他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期间，他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好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72页〕他还把这些意见写信告诉程砚秋本人，说是“作为我这个介绍人对你的认识和希望的表示”。这件事不仅对程砚秋一个人，而且对一批像程砚秋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巨大的鼓舞。

　　八、在对右派分子处理的问题上坚持教育从严、处理从宽，要给以出路的原则，与毛泽东的意见高度一致。

    12月21日，周恩来在上海邀请上海科学、高等教育、医务和中等教育界人士九十多人举行座谈会，回答对右派分子处理的原则等问题，说“总的方针是态度好的从宽，恶劣的严些，悔改的从宽，不好的严些；对可用之才，给他机会为国家做些事情，以功折过。对右派还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处理。批了教授治校，不等于教授不管学校。对没有培养前途的科研人员可以实行调整。”（根据《周恩来年谱》整理）

　　12月23日，周恩来在上海召开上海文艺界座谈会，在会上讲话，阐明对文艺界右派分子的处理方针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了有反革命活动、违法乱纪的分别按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处理法办外，方法不外乎降职降级、调换工作、撤销工作、监督劳动、下去参加劳动、留机关考察等。在谈到文艺界人士下放劳动时说，下去劳动是锻炼劳动观点、群众观点，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使个人才能与集体智慧相结合。（根据《周恩来年谱》整理）

　　当时，在北京对许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采取“下放”的方式。周恩来指出：“我们在北京批判这样一个情形，就是推出去不管，以为下放以后他就卸包袱了，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那种错误的东西——官僚主义呀、主观主义呀、宗派主义呀，要丢掉，人你不能丢掉。”他强调：“我们不能使一个人在下放中被丢掉不管，这是错误的，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他还说：“反右斗争也是个大任务，是过社会主义的关。但是这个的量是少数的。量多还是改进工作。”〔周恩来在天津市第二届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1957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