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郝梦龄

2019-03-11
作者: 萍踪侠影 来源: 红歌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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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日军攻陷北平、天津,并迅速南下准备进攻太原,以求控制山西全境。当时,年仅39岁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龄(1898-1937)刚到重庆,正准备进入陆军大学培训学习,抗战爆发的消息传来,他义愤填膺,随即提出要率领第九军全军将士,前往前线杀敌报国

  请缨抗战:誓与日寇决生死

  郝梦龄军长,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1898年,他出生于河北藁(gao)城庄合村一个穷苦人家,兄弟姐妹共有6人,家里穷,从小,郝梦龄便帮忙着给父亲种地,给别人当搬运工,好不容易上了三年私塾,最终却因家里穷困、供养不起被迫辍学。

  14岁那年,他被送到一个杂货店当学徒,“说是学徒,只是打洗脸水,扫扫地,烧柴火。”然而老板却经常殴打、虐待他,待了两年后,16岁的少年郝梦龄实在忍受不了,便逃了出来,可茫茫大地,却不知何去何从,无奈下,他只得去投靠在东北奉军当团长的远房亲戚魏益三,没有伟大的理由,在那个时代,当兵只是为了不饿死,能讨一口饭吃。

  那是1914年。当时,民国初创,天下动荡,当兵的没什么理想,普遍是混口饭吃,但在魏益三的手下,郝梦龄却勤奋向上,一边学习武艺,一边仍然不忘读书学习。魏益三觉得这孩子可以教化,便把郝梦龄送去陆军军官小学学习,郝梦龄也不辜负魏益三的期望,后来又考上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为第六期的学员,与他同期的同学中,就有后来闻名的叶挺、邓演达等人。

  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由于得了伤寒,郝梦龄只好又返回河北老家务农,一直到1921年,23岁的郝梦龄在养好病后,再次投奔魏益三,在奉军中当了一名营长,不久升任团长;1926年,郝梦龄跟随魏益三投奔冯玉祥的国民军,升任第四军第二十六旅旅长。

  北伐战争中,由于作战英勇,郝梦龄被升职为第四军第二师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他升任为第九军军长兼任郑州警备司令,开始成为民国时期一颗耀眼的将坛新星。郝梦龄32岁就晋升军长。

  不爱钱、不好色、最爱读书。

  身处民国乱世,对于很多军阀来说,手里有了军权,那接下来自然就是金钱和女人。可是,郝梦龄既不爱财,也不贪女色。

  每次长官有了赏赐,他总是把钱财分散给手下的将士们,以致于他自己却经常手中困窘,贵为军长,却连一套房子也买不起,到那里,都只是租房子住。

  在武汉时,他的妻子剧纫秋曾经看中了一所小洋房,很羡慕,便去央求已经做了军长的郝梦龄购买,没想到郝梦龄却严词说:“我没有钱,军人应以四海为家,如果你们走到一处便购置一处房产,我贪恋小家,岂不是误了国家。

  生前,他没有给妻子儿女留下什么遗产,更不要说房子,这也使得在他去世后,抗战中和抗战后,郝梦龄的妻子儿女到处颠沛流离,甚至连个落脚的居所都没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当妻子剧纫秋带着四个孩子返回武汉时,却发现自己仍然无处容身,只得暂时蜗居在小旅馆里,最后才由郝梦龄的一个老部下,借了一间小黑屋,一家人总算才在乱世中,有了个避居的所在。

  郝梦龄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不嫖娼,并且严禁纳妾、不近女色,他最爱的,却是读书。

  这看起来真像是个异类:尽管在别的方面非常节俭,但他却经常把手头的一点钱拿来买古书,买各种影印的藏经碑铭,在家里,他还藏了一套半堵墙高的二十四史,闲来,他最喜欢的就是研究各种军事兵法,一本孙子兵法,被他圈点得密密麻麻。

  熟读兵书,治军严明。

  郝梦龄去世后,曾经追随他多年的国军第九军老连长秦福臻回忆说,在郝梦龄的治下,第九军进入村庄宿营,“只准借用禾草席地而眠”,“次晨出发以前,必须检查百姓院内是否打扫干净,水缸是否挑满,而后方可出发”。

  有一次,第九军一名班长私扣了一批商人货物准备进行倒卖,被郝梦龄逮捕交付法办;为此,曾经跟随郝梦龄多年的团长李焕斌前来求情,希望可以免除这位班长一死。不料郝梦龄却当着李焕斌的面,将该班长提来,直接就地枪决。其治军严厉至此。

  尽管32岁就当上军长,为人正直且治军有方,但出身杂牌军、并非中央军嫡系的郝梦龄,并不受蒋介石的待见。

  1930年中原大战后,他被派往“围剿”红军。从进入军队便开始打内战,为此他心灰意冷、非常厌倦,两次请求辞职、解甲归田,尽管两次辞职被否决,但蒋介石也看出了他无意“剿共”。

  1935年,蒋介石将郝梦龄连同第九军发配到穷乡僻壤,调往贵阳、独山、遵义等地,修筑川黔公路、川滇公路,川黔公路通车后,第九军又担负起保卫和养护公路的闲职。

  当时,全国抗战氛围日益浓厚,郝梦龄心中烦闷,后被调往陆军大学学习,刚到重庆,听说抗战已经全面爆发的消息后,自认为打了半辈子内战的郝梦龄,难以抑制心中的热血沸腾,毅然请求要上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

  在提交给上级的请战报告中,郝梦龄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

  国民政府起初拒绝了他的请战,但当时日军已经沿着平汉铁路、平绥路长驱南下,华北前线吃紧,抗战形势逼人,在郝梦龄的一再请缨下,最终国民政府同意郝梦龄赶赴前线、参加抗战。

  听说请战被允许后,郝梦龄迅速由重庆返回贵州,在盛暑中带领第九军将士们,经贵州镇远进入湖南桃源,然后又改乘木船到达长沙,最终经长沙抵达武汉,辗转1000多公里,并在武汉整军、北上山西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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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忻口会战遗址

  忻口会战:将以必死报家国

  当时,山西雁门关已被日军攻陷,为了拱卫华北要塞太原,死守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忻口,国军开始于9月份组织忻口会战保卫山西。而北上抗日的郝梦龄,则被任命为山西忻口会战的中央地区前敌总指挥,指挥第九军与晋绥军第十九军、第三十五军、第六十一军等部,在忻口主阵地阻击敌人。

  1937年10月4日夜间,郝梦龄率部抵达忻口。当晚,他在布防会议上召集所有营长级以上军官讲话,他说:“此次抗战是民族战争,胜则国存,败则国亡,所以只许胜,不许败。军人的天职是保国卫民,现在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就是我辈军人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实感可耻···现在大敌当前,我决心与全体官兵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

  10月11日,忻口保卫战正式打响。当时,号称日本“铁军”的日军第5师团,在板垣征四郎率领下,以3万人、95门大炮,外加飞机、坦克作为掩护,强攻由第九军担纲防守的忻口前沿阵地,对此郝梦龄毫无惧色,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双方在各个阵地上反复争夺,多次展开白刃血战,国军伤亡日以上千计。

  10月12日,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攻破,敌我双方步兵、炮兵主力在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的204高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之间,204高地反复易手达13次之多。郝梦龄所辖的第九军54师第322团,战到最后,只剩下100多人。

  战后幸存的322团连长秦福臻,曾经回忆起郝梦龄在激励将士们夺回204高地时的讲话,郝梦龄当时说,“我们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这个阵地。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此阵地,决不后退。我若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

  当时,第九军322团一营战士大部分牺牲,营长翟洪章写了请求增援的报告,郝梦龄只批了8个字:“战在何处,死在何处。"

  10月14日凌晨,郝梦龄命令他的第九军冲前、晋军在后,向南怀化、新陈庄出击,但由于伤亡过重,两翼未动,攻势还是停留在原阵地上。对此郝梦龄在战地日记中写道:

  “今日督战,李(仙州)师长负伤,戴(慕真)团长负伤,官员受伤过多。往日见伤兵多爱惜,此次专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长官?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10月15日,郝梦龄仍坚持在第一线督战,当天夜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增派七个旅,交由郝梦龄指挥正面出击日军,并命令左右两侧同时出击策应,以期夹击敌人。

  发动反攻前,郝梦龄写下了他写下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战地日记,只有寥寥十多个字:“10月16日凌晨两点,对南怀化之总攻打响。”

  这也是将军生命中的最后一战。

  16日凌晨2时,中国军队开始向南怀化高地发动总攻,国军接连攻克几座山头,到了凌晨5时,天色开始微明,郝梦龄担心天亮后日军再次发动反攻,因此继续指挥国军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在此情况下,郝梦龄仍然以军长之职,不顾炮火、突击前往第一火线指挥。

  后来,第九军参谋处长李文沼回忆起当时的战斗:“这时敌已发现我军动向,机枪小炮一齐射来,我请他(郝梦龄)进指挥所洞内休息。郝军长说,‘我在前线督战是自己的任务、自己的本分,岂能畏缩不前?’官兵们再三劝阻,他只是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

  1937年10月16日,凌晨5时许,郝梦龄继续指挥国军不断向前追击日军,为了掩护撤退,日军则以猛烈的火力四处扫射,此时,他们距离日军只有200多米远了,在指挥突击到一段隘路时,郝梦龄突然被日军的掷弹筒和机枪扫射袭击,不幸腰部中弹,最终壮烈牺牲。

  郝梦龄牺牲后,国军继续坚守忻口阵地,战斗一直持续到11月2日,最终国军撤往太原,而从1937年10月11日开始至11月2日,国军在历时23天的战斗中,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打破了日军“一个月灭亡山西”的狂妄野心。

  郝梦龄牺牲后,10月24日,他的尸体被从太原抢运回武汉。11月16日,武汉各界举行公祭,以国葬仪式,将郝梦龄的灵柩,安葬在武汉卓刀泉伏虎山上;1937年12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追赠郝梦龄为陆军上将。

  《大公报》对此评论说,“民国以来,军长之因督战,而在沙场殉职者,实以郝将军为第一人”。

  为了纪念郝梦龄,蒋JS也写下了祭文:“娇娇郝君,一军独领,身先士卒,纵横驰骋。神皋禹甸,寸土寸金,有寇无我,人同此心。仗兹精诚,虏入吾掌,一尊妥殓,尚其来享。”

  1938年3月12日,毛ZD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称赞郝梦龄等是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证明“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

  此后,山西地区长期流传着这样一支民谣,歌词唱的是:“忻口开火数月整,娘子关再顶住,南怀化死个够。”

  而南怀化,正是郝梦龄血染沙场的魂归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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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怀化近景

  永别:最后的《与妻书》

  郝梦龄殉国后,士兵们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封他尚未发出的写给朋友的信:

  “余受命北上抗敌,国既付以重任,视我实不薄,故余亦决不惜一死以殉国,以求民族生存。此次抗战,誓当以沙场为归宿。”

  随同将军的尸体一起运回的,还有他在忻口南怀化之战前,留给妻子剧纫秋的最后遗书,遗书中写道:

  “余自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倘吾牺牲后,望汝好好孝顺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对于兄弟姐妹等亦要照拂。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

  书与纫秋贤内助,拙夫龄字。双十节于忻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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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0月10日,郝梦龄写给妻子剧纫秋的遗书

  将军殉国后,他当时15岁的长女郝慧英,回忆起将军在从贵阳经武汉、北上山西抗战前,在武汉家中停留告别的情境。

  1937年9月16日,郝梦龄的妻子剧纫秋跟女儿郝慧英说,你父亲昨晚一夜没睡,东西写了又撕,撕了又写,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剧纫秋不识字,于是郝慧英拉开抽屉,发现信封已经封好。

  时隔78年后,2015年在武汉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93岁的郝慧英仍然记得当时的信封外面写的是:“留给慧英儿,(民国)二十七年拆阅”。

  当晚,郝慧英拿着这封信追问郝梦龄,说,父亲,您给我写这封信,为什么要到明年(1938年)才能看呢?没想到郝梦龄一把夺过信,撕了个粉碎丢进痰盂里,说以后再给你写一封寄过来。

  郝梦龄走后,郝慧英捡起碎片,将信件复原,只见上面写道:“此次北上抗日,吾已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留于慧英、慧兰、荫槐、萌楠、荫森五儿,父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

  读完信后,郝慧英抱着母亲一起痛哭。郝慧英始终记得,在最终告别时,父亲郝梦龄对她说的话:“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人。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郝梦龄牺牲的山西南怀化高地一带现状。

  这位战场上的硬汉,虽然铁骨铮铮,但却柔情万分。

  郝梦龄结婚后,四处东征西讨,与家人聚少离多。长女郝慧英长到三四岁时,他回到河北藁城庄合村老家,看见一个小女孩子长得非常可爱,便一把把她抱起来,问旁人说:“这是哪家的孩子,长得蛮逗人疼的。”这时孩子轻声叫了句“爹爹”,郝梦龄这才知道是他的女儿,当时他就紧紧抱住女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由于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长女郝慧英也最受郝梦龄的疼爱,而她也对父亲有着最深的眷恋。

  郝慧英永远记得,1937年9月的那个下午,她偷偷跟着父亲来到汉口火车站,当时汉口火车站到处是黑压压戎装在身,即将奔赴前线抗战的国军士兵,父亲整军待发,没空理她,“我们家离车站很近,父亲前面走,我后面就跟着去了。他要走了,我想悄悄再看一看他。”

  郝梦龄太忙了,没有注意到女儿就在旁边跟着他,随后头也不回地登上了火车。

  列车呜呜而去,郝慧英怎会想到,一个月后在武汉再见父亲,已是阴阳相隔,而那竟是,她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永诀。

  身后:困苦的遗孤

  郝梦龄一生廉洁,不蓄私产,仅靠一份工资维持一大家子人生计,因此他一死,家里的天马上就“塌”了。

  他牺牲后,国民政府给郝家发了一笔抚恤金,连同武汉各界捐款共计6万元,政府每年另给抚恤金3000元。但是抗战中,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抚恤金很快就用完了。

  此后,郝梦龄的妻子剧纫秋带着三男两女五个孩子生活艰辛;郝梦龄去世时,他最小的儿子才五个月大,由于兵荒马乱,家里穷困,又缺医少药,小儿子不到一岁就夭折了,草草埋葬在了武汉。

  1938年武汉沦陷后,郝慧英全家迁到重庆。兵荒马乱之中,没有人顾得上照顾这些烈士家属,本来可以免去学费的遗孤学校,也成了郝梦龄的孩子们,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为了补贴家用,郝梦龄的两个儿子郝荫槐和郝荫楠便经常到重庆街头叫卖茶水、茶叶蛋,以帮助维持生计。

  1939年,兄弟俩沿着重庆街头到处行走叫卖茶叶蛋,无意中被郝梦龄的老上司冯玉祥的部下发现,冯玉祥知道后极其震撼,就随着两个孩子去了他们住处,这才发现郝家租住的房子中家徒四壁,除了床和桌子,以及郝梦龄的遗像外,其他几乎一无所有。

  随后,由冯玉祥出面向国民政府打了个报告,申请到了2万块钱补助郝梦龄的遗孀和4个子女,最终在国民政府的资助下,4个孩子才读完了中学和大学。

  家国:精忠往事

  1949年后,剧纫秋和剩下的4个孩子过着默默无闻的清贫生活。

  直到1983年,国家民政部正式追认郝梦龄为革命烈士;1988年,郝梦龄在武昌伏虎山的坟墓终于被修复。

  抗战胜利后,1946年,国民政府曾经将武汉的汉口北小路改名叫“郝梦龄路”;50年代,这条路又被改名为吉林路;此后到1988年,武汉市政府又将该路恢复旧名为“郝梦龄路”,用以纪念这位殉国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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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郝梦龄将军的长女92岁的郝慧英,在武汉“郝梦龄路”路牌下留影。

  退休后,郝慧英有时候会到“郝梦龄路”上去走走,她经常会想起还是女孩子时,父亲郝梦龄给她讲孙中山的《总理遗嘱》,给她讲文天祥和岳飞的故事,但此后作为中学教师的她,却从来不在课堂上,主动讲父亲精忠报国的故事。

  她经常记起1937年9月,她在汉口火车站里,为父亲郝梦龄送别的最后一幕她看来,那些精忠报国的往事,都随烟去了。

  但却融化在她的骨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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