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诸葛亮”与区委“小列宁”

　　1924年10月28日，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组织部长的邓中夏，接到一封来自广州的来信，信中汇报了团广东区委的整顿、改组及有关工农运动的情况。信中说：

　　中夏兄：

　　此地能作工之人太少，而现在区委负责之人又忙于C·P的重要工作，故本身活动无形停顿。此次接到中央训令仍不能早日实行，具报中央，也因此故。郭瘦真因无川资不能回粤。区委虽曾去过好几次信，但无钱给他还是不行。工作详细报告，在未改组以前，无法做到。卜士畸问题，据中央训令留团察看一个月，现在期限已满。区委说，卜来时，中央并未通知此事。现在他的翻译工作很忙，又在C。P做工，实际上S·Y也不能再派他工作了。

　　下期新区委兼地委委员的名单已定出，内中只有刘尔崧人须在C·P作工，其余均不兼做。所以必须留此一兼工之，刘而不另定他人之故，因刘熟悉各地方情形，现无第二人可代替。将来之新区委，为指挥各地方起见，必须要他加入，虽仍不免要兼工，然而无法不兼。在S·Y方面，只望于最近期间，注意训练一新人出来代替他。学生运动本已如中央训令在做工，惟缺乏负责指导之人。农民运动已由C·P粤区议决收归，C·P分子亦尽量收入C·P。所有这种种问题，改组大会后，由新区委详细报告中央。

　　看到落款人“陈延年”三个清秀的字体，邓中夏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多月前的情景。那天上午，他来到团中央的办公室刚落座不久，就听到有人喊“仲澥君”。自从调来上海，几乎没有人这么叫他了，回头一看，一个风尘仆仆的小伙子走进门来，“延年君”，邓中夏惊喜地迎上前去，“翔宇来信说你下个月才回来”，“你们在国内搞得轰轰烈烈，我恨不得插翅飞回来呢”，陈延年兴奋地答道，“请你分配我的工作”。没有寒暄，没有茶叙，直接进入主题。

　　邓中夏告诉他，革命的中心逐渐南移，广州已经成为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团中央已于10月6日决定撤销广州团地委，组建团广东区委，委派他为团中央局驻粤特派员，赴广东整顿改组广东团组织。想不到一个月的功夫，陈延年就把广东团的工作开展起来了。邓中夏把陈延年的来信給刘仁静、任弼时、恽代英、林育南等执委传阅，大家都夸陈延年工作扎实，雷厉风行。

　　陈延年是陈独秀先生的大儿子，1898年出生，又名遐延，安徽怀宁人。 1915年入上海法语学校专攻法文，1917年入震旦大学法科。1919年12月下旬携弟弟陈乔年赴法勤工俭学。初为无政府主义者，1921年开始信仰信仰马克思主义。1922年6月，与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创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更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担任宣传部长，主编《少年》杂志。同年秋，经越南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别看他平时沉默寡言，但在讨论和研究理论问题时，却非常活跃、非常认真，常常与别人争论得面红耳赤，判若两人。同学们问他为何如此认真，他回答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也要学列宁，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马虎。从此，同学们送他雅号“小列宁”。

　　陈延年到达广州后，立即根据团中央的训令，物色干部，筹集经费，为改组团的区委、恢复广东团组织的活动而积极筹划。他不会讲广东话，接近工人和农民有不少困难。为了克服语言上的障碍，他经常身着工装，到万福路、大南路等工人聚集之地，与工人一起拉家常，交朋友，学拉黄包车，工友们亲切地称他为“阿陈”。当时香港的《工商日报》为了诋毁共产党人，曾就此事发过一条新闻，讥笑共产党的干部竟然去当人力车夫。陈延年看到后，不但不恼，反而很高兴:“共产党人当人力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分光荣的事，因为我们与人民在一起”。他参照当年邓中夏组织人力车夫在天安门前开会，宣传要求减除车租、提高收入、组织工会的形式，组织了手车业工会，把全市数千名手车工人团结在一起。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后，陈延年先后担任区委秘书、组织部长、区委书记等职。

　　1925年4月14日，邓中夏与苏兆征、李启汉、孙云鹏等赴广州参加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住在东臬大道的番禺学宫。第二天，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来看他。“报告小列宁同志，邓中夏前来报到，请分配我的工作!”两人哈哈大笑。在筹备劳动大会期间，陈延年就如何开好大会，多次与邓中夏协商，并派党团区委得力的干将冯菊坡、刘尔崧、何耀全等协助工作，保证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顺利召开。劳动大会结束后，邓中夏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并进入中共广东区委，为区委主席团12名常委之一，在陈延年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由过去的上级，变为下级，邓中夏丝毫没有在意。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华全国总工会连夜召开执委会议，决定举行香港、广州两地工人同时大罢工，声援上海。邓中夏把这个决定连夜向陈延年作了汇报，得到他的支持。翌日，陈延年主持召开区委紧急会议，请邓中夏在会上作了广东局势和上海五卅惨案经过的报告。他提议组织一个临时委员会，联络广州工农商学兵政等六大团体，于6月2日举行示威大游行，声援上海五卅运动。他的提议得到一致通过，会上决定委派邓中夏、杨匏安等人急赴香港，迅速发动香港工人举行声援大罢工。

　　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等六大团体联合举行的抗议五卅帝国主义暴行的群众大会，由于发动迅速，准备充分，提前于6月1日在广东大学风雨操场召开，邓中夏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演说，号召广东民众立即行动起来，声援上海民众的反帝爱国斗争。会上成立了“广东工农兵学商援助上海被难同胞联合会”。

　　翌日，邓中夏与杨殷等人赶赴香港，寓居九龙油麻地柏街31号四楼杨殷的亲戚张克青家中。彼时的香港，党团员不足十人，要发动全港数十万工人、200多个香港行业工会，谈何容易。邓中夏与杨殷会同香港地下党支部书记黄平、苏兆征等人先后召开了党团员骨干会议和香港各工会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发动省港工人大罢工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决定。他在会上提出了“稳住大头，上下两头抓紧，四面八方兼顾”的斗争策略，要求立即发动工人，准备罢工。为了营造罢工的舆论环境，邓中夏找到《新闻报》主笔陈秋霖，争取了陈的支持，连续不断地在《新闻报》上刊登全国各地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消息和评论，激发港人的爱国热情。随后他返回广州，向陈延年详细汇报了香港方面的情况。

　　6月8日，邓中夏再次来到香港，继续进行省港大罢工的发动工作。

       他主持召开了全港党团会议，传达广东区委关于发动省港工人罢工、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指示。6月11日，邓中夏在香港车衣工会4楼主持召开了全港工团联合会代表联席会，并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会上作罢工动员报告。他一一答复代表们提出的各项质疑后，“全体无异议通过罢工案、罢工宣言与罢工要求”。邓中夏庄严宣布，作为发动省港工人罢工的指挥机关，“全港工团联合会”正式成立，指定苏兆征为会长，“全港工团联合会党团委员会”也同时建立，邓中夏、苏兆征、黄平、杨匏安、杨殷等五人为党团委员会委员。当天晚上，邓中夏返回广州，再次向陈延年汇报了在香港发动罢工的有关情况及关于罢工日期、工人回省接待安置等问题。邓中夏指出，做好接待罢工工人问题，关系党的区委和全总的威信，极端重要。只有做好这一重要工作环节，才能使罢工工人安定下来，坚持斗争。

　　翌日，陈延年亲自陪同邓中夏，找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部长、国民政府财政厅长廖仲恺，面陈省港罢工爆发后即将遇到的各种困难，争取国民政府对省港罢工的全力支持。廖仲恺答应每月由财政厅拨款一万大洋资助罢工。平定杨、刘叛乱的第三天，广东区委在陈延年主持下，发布了《告广东人民书》，号召广东全省的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奋起参加反帝罢工斗争。

　　6月13日  邓中夏第三次赴香港，作省港大罢工爆发的最后准备。他每天主持召开一次“全港工团联合会”和“全港工团联合会党团委员会”碰头会，详细研究省港罢工方略，并先后找了数十个工团负责人个别谈话。6月17日，他在“每餐楼”主持召开香港各工团负责人会议，会上成立了“全港工团联合会罢工发难委员会”，选举苏兆征为干事局长，黄平为外交委员，邓中夏为总参谋，发动和领导全港工人大罢工。 6月18日，他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名义，在“每餐楼”举行宴会，宴请全港工团代表。邓中夏报告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务，介绍了上海、武汉等地工人开展的反帝爱国斗争情况，并号召全港各工会工人领袖迅速行动起来，率领工人立即罢工，声援上海五卅爱国运动，“一定要把英国皇冠上的明珠摘下来!”。6月19日，震惊中外的省港工人大罢工终于爆发了，数十万工人离港，香港顿时成为死港、臭港。

　　就在邓中夏赴港发动罢工期间，陈延年一刻也没闲着。他与林伟民、李启汉等人经过反复商议，决定由李启汉在广州太平南路45号海员俱乐部设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作为接待罢工工人、筹措罢工经费的办事机构。由冯菊坡、梁桂华等设立招待部，筹备罢工工人宿舍、饭堂、医院等事项，采用包饭制，解决吃饭难。在东山等处搭建了几十间草棚，并关闭所有烟赌馆，腾出房间用于接待与安置由港返省的罢工工人。

　　6月23日，为进一步扩大省港大罢工的声势，陈延年与邓中夏以“广东工农兵学商各界对外协会”名义，召集十万多人在东校场举行“援助上海五卅惨案示威大会”，邓中夏与陈延年先后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强烈谴责英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的罪恶，号召广大群众进一步行动起来，与帝国主义者斗争到底。会后，十万民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由惠爱路经永汉路、西堤至西濠口，向沙基进发。英法帝国主义下令巡捕开枪扫射，造成52人死亡，重伤170多人。“上海、汉口、青岛等处大屠杀，又重演于广州”。

　　是夜，陈延年召开区委紧急会议，决定继续扩大罢工。会后，他与邓中夏连夜廖仲恺等人磋商，力促国民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支持罢工工人，正式向英、法帝国主义提出抗议并宣布对英经济绝交。回到办公室后，邓中夏通宵未眠，他为明日创刊的《工人之路》题写报头、起草《创刊词》，并为创刊号撰写了专论《中国劳动运动的新生命》。这一夜，他抽了整整一包“金”字牌烟。第二天，罢工工友争相传阅散发着油墨芳香的《工人之路》。报纸开印时首印3000份，后来逐渐增加到5000分份，最多的时候，印数达到一万多份，成为广州印数最多、读者最广、出版最久、罢工工人最喜欢的日报。

　　邓中夏参照苏联苏维埃政府的架构，提出了组织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工人的最高议事机关，在代表大会之下，成立罢工委员会，作为省港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的设想。他把这个方案拿去征求陈延年的意见。陈延年觉得挺好，便提交区委主席团讨论通过了。为了稳妥起见，陈延年与邓中夏、黄平来到鲍公馆，向鲍罗廷讨教。鲍罗廷听完陈延年的介绍后，伸出大拇指连声夸赞他是“中国的小列宁”。陈延年连忙解释，这是邓中夏提出来的，鲍罗廷又伸出大拇指夸赞邓中夏是罢工中的“诸葛亮”。邓中夏不懂俄语，不知道鲍罗廷在说什么。张太雷赶紧翻译成中文，邓中夏当即声明，我这是集思广益，非本人专利也。

　　工人代表大会和罢工委员会相继诞生了，苏兆征、李启汉、何耀全等13人为“省港罢工委员会”执行委员，委员长为苏兆征，副委员长曾子严、何耀全。邓中夏、廖仲恺、汪精卫、杨匏安、黄平等5人被聘为“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罢工委员会之下，设有干事局以及财政委员会、保管拍卖部、工人医院、教育宣传委员会、法制局、会审处、纠察队、审计局等七个部门。邓中夏邀请陈延年到工人代表大会做政治报告时，对陈延年介绍说，“我们的组织如此完备，差不多同政府一样组织，实真像一个工人政府的雏形”。陈延年赞叹道，“是啊，工人政府，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你这个诸葛亮功不可没”。

　　应邓中夏的邀请，是年10月9日，陈延年在第33次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以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班教授的名义，向工人代表们作了一次生动的政治报告，阐释了省港大罢工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罢工工人不仅是为工人阶级自身谋利益，也是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他在报告中总结了罢工斗争的经验，高度评价了省港大罢工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工人阶级的伟大革命精神，陈延年指出：“罢工工人的英勇事迹和不朽功绩，将永远不会被中国民众所遗忘!”

　　省港大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国民党右派也坐不住了。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被暗杀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前;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不久又提出“整理党务案”。这几起反革命事件暴露了国民党右派的狰狞面目，陈独秀却一再采取姑息妥协退让的政策。陈延年对此十分愤慨。他多次与邓中夏、张太雷等谈及陈独秀的错误，“老头子真糊涂，看不出蒋介石的阴谋，看不见工农群众的力量，竟然把无产阶级当作革命的苦力。我和老头子虽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人，我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反对老头子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

　　陈延年与邓中夏就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曾多次商议对策，一致主张必须予以有力的回击，“向国民党右派进攻，可以巩固我们同左派的联盟。我们不但不应该容忍三月二十日事变，而且应该进行一个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变”。他几次到邓中夏任训育长的工人纠察队去视察，看到训练有素、精神抖擞的纠察队员，他高兴地对邓中夏说，“我们的武装队伍真好，又精神，又熟练，比之萎靡不振的军阀部队天壤之别”。在中共广东区委主席团会议上，针对国民政府取缔工人纠察队的企图，邓中夏提出以罢工工人纠察队为基础，组建“缉私卫商队”的建议，得到陈延年、苏兆征、周恩来等人的赞同。会后，邓中夏找到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谈及此事，宋亦表示同意。随后，他与陈延年、苏兆征等乘坐鲍罗廷的汽车，多次到广州郊区去考察地形，为纠察队选择驻地。

　　1926年8月8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致粤港罢工工人书》，高度评价省港大罢工，赞扬罢工工人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勉励工人们加强团结，振奋精神，争取罢工的最后胜利。这既是对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罢工的褒奖，也是对广东区委陈延年参与决策的肯定。据当时在广东区委的工作人员赖玉润回忆说，陈延年与邓中夏是最亲密的战友，他非常敬重邓中夏。他常对区委工作人员说：“在反帝爱国斗争中，中夏同志足智多谋，是工人阶级的诸葛亮，是我们党内不可多得的战略家”。

　　黄平也有类似的回忆：“省港罢工委员会受广东区委领导，邓中夏是直接同区委书记陈延年发生关系的，但是许多问题必须取得国民党和政府的协助，所以邓中夏、苏兆征与陈延年常常晚上一起到鲍罗廷处商量工作。邓中夏与陈延年工作得非常融洽，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两人发生争执，而陈延年也不止一次在我们面前称许邓中夏的才干”。

　　国民革命军北伐攻下武汉，国民政府由广东北移，广东区委决定结束罢工。9月30日，陈延年主持中共广东区委主席团会议，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为省港罢工自动停止封锁宣言》。10月10日，省港大罢工宣布结束。罢工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成为世界历史上罢工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工人运动。

　　1927年4月29日，中共五大在汉口召开，陈延年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正在上海领导恢复江苏省委的工作。他与邓中夏都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邓中夏担任了中央秘书长，参与了南昌起义的前期谋划与八七会议的筹备。期间，陈延年7月4日牺牲的噩耗传来，邓中夏悲恸万分。八七会议结束后，他受命赴上海接替陈延年，出任江苏省委书记。面对浩瀚的长江，他的眼前总浮现陈延年的身影。他想起了自己两年前为公祭沙基惨案死难烈士而起草的祭文，完稿后他拿去征求延年的意见，延年高声朗读，称其有岳鹏举“怒发冲冠，壮怀激烈”之遗风。今天，借此祭文祭奠我亲爱的延年君吧。邓中夏在心里默诵祭文：

　　呜呼烈士!人胡不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蝼蚁。烈士为民族，民族或因烈士之死而不死。吾等不哀烈士之死，实壮烈士之死!吾等不忍全民族之将死而偷生，实愿继烈士之为民族而死!吾等誓以赤血激荡太平洋之怒潮，以湮灭彼野蛮凶暴之一切帝国主义!

　　延年君，我来了!江轮疾驰，破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