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之后,他在鬼子刑讯室默念入党誓词

作者: dangrenbei 日期: 2021-09-05 来源: 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1944年元旦来到的时候,清河县(今属河北)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吕平心,正摸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这又是个连轴转的夜晚。

  1943年的最后一天,吕县长和县委代理书记赵任远同志,在马二庄孙光克同志家召开一区区委会,白天开了一天,晚上又开到半夜,会议的内容是动员基层整风。这次区委会议后,区委和区公所要分头开会,传达整风精神。

  吕平心同志不放心军粮征收工作,要赶到西赵庄,和相关负责同志继续开个碰头会。

  日本侵略军的几次大扫荡,特别是1942年的“四·二九”铁壁大合围,使我地方政权遭到很大破坏。组织上要求“县干(部)不离县,区干(部)不离区,村干(部)不离村,就地坚持斗争”。一区的干部都是好样的,几位党员骨干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工作,乡亲们也节衣缩食支援八路军,分散保存在各村堡垒户的军粮已达三十余万斤,得抓紧交给咱队伍上,省得夜长梦多。

  在河北束鹿(今辛集)“扫荡”的日军

  一区的粮仓主任叫郝自生,人称“小郝”,这是参加革命后的化名,他原名唐灿,当时还不到19岁。抗战爆发就当了儿童团员,目睹日寇的种种暴行,小郝已经不满足于给村里和区上送送信,照顾八路军伤员之类的工作,不顾家人的阻挠正式参加了革命。先在冀南行署垂杨县(今属河北南宫)八区工作,后因才16岁,实在年龄小,就被调往垂杨三区任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干事,现在已经能够独当一面,在清河县一区当粮仓主任,负责军粮的保存和发放。

  西赵庄的堡垒户崔文绪同志,也是一名党员,1月1日凌晨的会议就在他家开。老崔还特意为大家包了饺子,准备天亮散会后,就给同志们煮上。吕平心同志从1942年7月15日调任清河,当了18个月半的县长,一共才吃了四次白面,大家心疼啊!

  当时冀南区党委、行署有规定,脱产干部吃粮标准减到12两(16两1斤)以支援军需和群众生活。

  个子高、食量大的吕平心同志以身作则,一直带头坚持吃标准粮,不搞特殊。每次下乡,总带着一个搪瓷缸,在路边或田野里挖些野菜,到住处煮菜粥充饥。有次在高裴村召开区干会,会议一直开到吃晚饭的时候,开会的同志平时都是半饥饿状态,知道这个村里藏着县里的公粮,都希望能吃上顿饱饭。负责主持会议的吕平心同志很理解大家的心思,可他却让人搬来一筐县政府自种的萝卜,又在自己的米袋里抓了两把米,和同志们一起喝了一顿萝卜粥,没有动用一粒公粮。

  青年和妇女儿童都被组织起来

  天刚蒙蒙亮,会还没开完,日本鬼子就把西赵庄给团团包围了。鬼子“鬼”得很,专门从13公里外的谢炉炮楼调兵,西赵庄周围连庄、军屯(今属河北故城)的日伪军都是最后时间才临时通知的,而且只负责外围配合。进来抓捕抗日干部的都是谢炉的日军,就是生怕附近炮楼的伪军里有我们的人报信。

  所以县、区两级干部损失惨重,吕平心县长当即牺牲,现场非常惨烈,鬼子走后,群众收敛忠骸,在墙头发现一块烈士的头盖骨碎片。

  除区长石方和他的通讯员孙元勇,还有区委委员李化一逃出去外,区粮仓主任郝自生、粮秣助理冯月盈、工商助理康振乾和房东崔文绪等同志全部被捕。好在危急时刻,小郝手疾眼快,把军粮账本给藏起来了。

  四个人被带到王官庄监狱,敌人把他们分别关押,然后扒光了大家的上衣,用带刺的荆条劈头盖脑地抽打,浑身都扎满刺并肿了起来。

  郝自生是这批被捕者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日军似乎掌握了他的抗日干部身份,就想从这里打开突破口。一个鬼子端着刺刀,狂叫着挑破小郝的眼皮:“你嘀八路大大嘀,快点说实话,不说死啦死啦嘀!”

  小郝解放后回忆说,当时我默念着入党誓词: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要作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咬紧牙关,只承认自己是老百姓,虽然皮肉受苦,但也就这样熬过去了……

  第二天,县敌工站通过关系,递给被捕的同志一张字条:

  “外面一切都好,未受任何损失,希望坚贞不屈,组织会设法营救你们!”

  崔文绪同志家里有钱,又是地主身份,很快就被保释了,小郝他们三人虽然还在押,可是家里人已经能探视,组织上给每人送去了三百块准备票(华北伪政权的伪币),以备不时之需。石方区长还专门捎话,让大家放心,军粮账本已经被他收起来妥善保管了。

  这让三位被捕的同志,感到了党组织的关怀和希望,也极大地鼓舞了斗志。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印制的《入党誓词》

  又一次刑讯时,日军用棒子敲打小郝的头,汉奸用蜡烛油烫他的背,最后甚至用烧红了铁棍烫全身,边折磨边审问:“你是不是区委书记?枪和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郝自生同志心里明白,当时我们部队和日军都十分需要粮食,抗日政府发动群众对敌人实行坚壁清野,日寇所到之处空空四壁,敌人严刑拷打主要是想找到粮食。老百姓挤牙缝交的军粮是让我们部队打鬼子的,岂能便宜了鬼子,我就是死也不能说出来!

  于是小郝一口咬定自己是老百姓,什么都不知道。

  这时一个叫王仲保的叛徒,出来指认郝自生,它在县大队当过战士,认识小郝,说这个人叫郝自生,是一区的干部。

  事已至此,被叛徒挑明身份的小郝,反而不慌了。他觉得自己生死事小,区里等待交给八路军的粮食事大,既然这家伙不知道自己的确切身份,军粮账本又在石方区长手里,于是编瞎话说刚参加工作不久,只管督办小学,敌人就错认为小郝是文教干事了。

  石家庄集中营蒙难同胞纪念碑

  日本人是奔粮食来的,既然是文教干事,就觉得意思不大。随后把郝自生同志关进另一间牢房, 这里不过七、八平方米大小,关了二十来人,十分拥挤。再加上受刑后身上烫伤有几十处,还有扎进肉里的荆刺多处,小郝的伤势很重。

  幸好狱友、武城县(今属山东)的武委会主任张纯同志,赶紧把小郝抱到墙角,双脚蹬着墙挤出一块空地把人护在怀中,整整守护了三天三夜,郝自生才得以死里逃生。

  又过了一段时间,康振乾同志被县敌工站长李景阳同志用伪军的关系保释了,可是郝自生、冯月盈却和张纯同志一起,被押解到石门(今河北石家庄)劳工教习所,然后送往日本北海道,做劳工,下煤窑。

  强掳赴日中国劳工政策的始作俑者,就是时任商工大臣,战后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它的外孙叫安倍晋三。

  不过,即便是在日本,日本法西斯残酷压榨和虐待被掳中国劳工,有些民族败类为虎作伥,生存环境极其艰险,郝自生等同志仍能感到党就在身边。

  清河县大队教导员刘平,经常找借口,把郝自生、冯月盈等几位坚定的共产党员召集在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商量怎么把自发的零星反抗变为有组织的、更为有效的斗争

  老刘没有给大家亮明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明确说这几个人就是临时党支部,但同志们都彼此心照不宣。我们是共产党员,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工作,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即便是在日本,胜利也有希望!

  不叫“党支部”的党支部,经过几次会议,刘平同志总结大家的讨论,提出三项决定:破坏工具磨洋工,团结大多数,坚决打击汉奸、叛徒,还要节省口粮跟周围的日本儿童换报纸,及时了解外面的情况。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郝自生他们都挺了过来,在日本看到了日本法西斯的投降。

  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后,大家都回到了解放区,重新参加革命,经审查后,恢复了党籍,继续担任干部。

  在负责对口接待的冀中解放区,党政军的领导同志接待了日本回来的同志,党委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大家,表扬大家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并以烟、茶和糖果热情招待大家,和大家一起举行茶话会。晚上,又特地给同志们举办了歌曲、电影文艺晚会。

  鹿岛花冈中国劳工被奴役的惨状

  欢迎大会后,党组织根据大家的志愿和要求,安排分别回到各自原来的工作单位,使每个同志都能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为人民贡献自己的才能。

  可是还有个问题,吕平心烈士牺牲,郝自生等四名同志被捕的“西赵庄事件”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日本鬼子竟能如此准确定位了抗日干部的开会时间和地点,直扑西赵庄,路过上半夜开会的马二庄,根本就没停留呢?

  这里面一定有“鬼”!

  清河县委首先处理了吕平心烈士的后事,一区区长石方同志在鬼子走后,即在西赵庄村东头,用六百斤小米换了一口最好的棺材,盛殓了吕县长,当天下午就把烈士忠骸埋在东赵庄东北的松林里。

  吕平心同志牺牲时,年仅27岁,河北束鹿(今辛集)人,高小毕业,店员出身,1938年参加革命。

  既然有鬼就必须抓出来,省得它继续害人,同时更要给吕县长报仇。

  捉鬼行动,由清河县委组织部长尹伊同志负责,公安科执行,敌工科提供情报,这条线负责打掉谢炉炮楼里,“西赵庄事件”的直接执行者——谢炉据点敌情报班长杨宏达,情报员窦松涛、王仲保、张有发(张原系党员,县大队敌工干部,后叛变投敌)。

  1944年1月22日,即“西赵庄事件”11天后,趁着腊月二十七的大集,地下党员、房楼庄伪乡长尹金良同志,请杨宏达等人到东街小福饭馆吃饭。县公安科侦缉股长郭文清等四名同志组成的锄奸队,干掉了赴宴的杨宏达和王仲保,后者配枪竟然是吕平心同志的,二十响德国造M30后期型号的驳壳枪,当时叫“二把盒子”。

  可惜窦松涛、张有发临时有事没来,不过抗战胜利和解放初期,它们都被找出来镇压了。

  这是一条明线,还有条锄奸的暗线,即找出出卖吕平心等同志的罪魁祸首。清河县敌工站负责此事,他们由冀南六分区政治部直接领导,因为工作性质特殊,不和地方党组织发生横的关系。时任敌工站站长的李景阳同志,清河本地人,原先在旧商会工作,1938年参加革命,曾任清河县大队三中队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六分区清河县治安军工作队成员,敌伪斗争经验丰富,在伪军各炮楼里广有人脉。

  “西赵庄事件”是鬼子办的事,敌工站的同志们就重点查有鬼子的炮楼。那时连庄、军屯、黄金庄三个炮楼有鬼子,其他几个没有鬼子,就以这三个炮楼为重点,逐个排查。看在这个时间节点里,谁和这几个炮楼上的鬼子有接触,这样就把“鬼”给查出来了。

  这个鬼子的密探叫宁俊臣,是南赞古的村长。这个村,当时没有党员,它表面是咱们的村长,积极向抗日政府靠拢,绣红旗可来劲了,暗里却是日军清河宪兵队直接掌握的情报员,不是伪军的情报员,所以案发前,咱们丝毫都没有觉察到。

  清河县公安科逮捕了宁俊臣,科长杨劲生同志亲自审讯,宁俊臣供认不讳,说是“小郝”来南赞古给八路军征集军粮的时候,无意中说漏了嘴,“区长通知到西赵庄过年”,但并不知道吕县长在那里。

  说到底,敌人狡猾,我们的警惕性不高,这是要付出血的代价!

  1944年五一节,吕平心烈士牺牲四个月后,西张宽大集上,清河县委、县政府举行公审汉奸宁俊臣大会。接吕县长班的李善民同志讲了话,一区区长石方同志负责监斩,在村西北角上枪毙了宁俊臣。

  根据抗战胜利后的不完全统计,整个冀南区,共牺牲县委书记、县长24名,很多县领导是前仆后继,清河县就是这种情况。县长吕平心同志牺牲前,已经牺牲了一任县委书记潘荆章同志。潘书记1929年入党,1942年9月第二次任清河县委书记,1943年1月牺牲,年仅33岁。

  有心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吕县长在清河工作了一年半,潘书记只有4个月,平均只有11个月。

  根据史料分析,抗战时期华北游击区,我党地方干部的牺牲速度,大致是一年为限。也就是说,日本侵略者一年替我们换一茬干部

  县级领导干部平常有警卫保护,但是遇到日伪军进攻就是重点目标,所以平均生存时间大致是一年。

  村干部基本没有自卫能力,遇到潜藏的汉奸告密就是被捕牺牲,但是活动范围小,加上有群众的保护,平均生存时间大致也是一年左右。

  生存时间最短的是县里的干事和区乡干部,这些同志经常需要单独,或者最多是两三个的出外开展工作,风险大、自卫能力弱,在岗位上的平均生存时间,只有三个月。

  尾 声

  2017年,92岁高龄的“小郝”同志在回忆往事

  回国继续参加革命工作后,郝自生改回原名唐灿,作为南下干部,在湖北黄石兢兢业业工作了半辈子,曾任石灰窑镇镇长、源华煤矿党总支书记、黄石市工业局长,1984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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