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长征路】“中央救了陕北”，“陕北也救了中央”
走长征路 圆长征梦
本文作者：红色小兵
1935年秋，时任红25军政委的戴季英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陕甘根据地掀起了疯狂的“肃反”运动，红26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凡被捕人员一律遭致政治上的污蔑和肉体上的酷刑，刘志丹等也不例外。
10月的西北已是秋冬之际，夜晚的寒冷不言而喻，可是被捕人员一律不准盖被子，手脚捆着睡觉，绑人的绳子上面长满了虱子。半夜翻身都要喊报告，动辄就要受到皮鞭、刀背的殴打。
至于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更是重点逼供的对象，昼夜不停地殴打。刘当时已患有重病，被打后接连吐血，情况非常危急。习仲勋等人要求救治刘景范，戴季英根本不予理睬。曾被刘志丹招抚成为红军猛将的郭宝珊在酷刑下不肯承认刘志丹是右派，反而说：“如果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
长达3个月的“肃反”，给中共西北根据地造成深重灾难。王华回忆道：“……大家处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中。党委、政府、军委机关都瘫痪了，各项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因为红军忙于内讧、“肃反”，大片根据地沦丧，人心、军心空前动荡，几个县先后“反水”。
习仲勋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红15军团第81师师长贺晋年后来就对杨尚昆说：“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二十五军他们打起来了。”
在陕甘边根据地忙于“肃反”之际，以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已悄然抵达陕北。不久，中央即明确表态：“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5人党务委员会负责调查陕北“肃反”，董必武兼主任。
11月5日，王首道等抵达瓦窑堡。王首道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局长由常委亲自兼任)，又带有中央的特殊使命，戴季英当然不敢对抗，乖乖交出了“肃反”案卷。他还专门叮嘱王首道，这些人包括刘志丹在内都是“右派反革命”。
对于戴季英的恶劣态度，连平素以风度儒雅、宽以待人著称的周恩来都不禁恨恨说道：“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没有才好。”
11月7日，中央党务委员会宣布释放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18人。后来，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异口同声地说：“中央救了陕北。”假如西北根据地丧失了，就不存在中共后来的革命形势，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也是陕北救了中央”、周恩来所说的“互救”的本源所在。
11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严厉批判了“肃反”过程中的粗暴及其带来的恶果，并承认这种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
11月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刘志丹当众讲话：“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同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对聂洪钧、戴季英的处分决定。
而当我们回顾刘志丹被捕过程时，更为一个真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而感动。1935年10月5日是陕北“肃反”悲壮的一天。是日清晨，刘志丹接到：“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的指示。
刘志丹马不停蹄地返回瓦窑堡，傍晚时分突然遇见送信的通讯兵，亲眼目睹了“已确定刘、高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回来”的字眼。刘志丹看毕非常平静地把信交给通讯兵，告诉他一定要保证安全送抵前方，然后继续赶路，自投罗网。
此前一天，刘志丹刚刚过完他32岁的生日(刘志丹生于1903年10月4日)。10月6日凌晨，刘志丹抵达瓦窑堡，很快被“请”到了政治保卫局。刘志丹对戴季英说：“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
戴季英作为老牌的“肃反专家”，也对刘志丹竟然主动“归案”感到奇怪。刘志丹曾对王首道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25军来到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刘志丹饱经牢狱之苦，却丝毫没有个人怨言。
这才是一个真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在我党历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这样优秀的党员，哪怕自己即将被冤杀了，心中想着的依然是党的整体利益，而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段德昌就是其中的一例。
1931年，正当湘鄂西苏区的军民在顽强抵抗国民党的“围剿”时，夏曦来了，开始推行王明的极左路线。除了指责苏区“是‘富农路线’的统治”， 夏曦还开展所谓“肃反”运动。夏曦“肃反”实行刑讯逼供，层层株连，先后被杀害的高级将领有湘鄂西省委常委和红三军政委万涛、红七师政委朱勉之、红九师政委宋盘铭、红七师师长叶光吉、红七师政委盛联均等。
对此，湘鄂西根据地创建人之一的红三军九师师长、中共湘鄂西省委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段德昌五内俱焚，他当面指责夏曦：“你把根据地搞光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被你杀了，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这激怒了夏曦，他认为段德昌是推行左倾路线的障碍，决意要除掉他。
1933年4月的一天，夏曦派人通知段德昌开会。段情知有变，仍镇定自若，安排好工作，告别亲人，然后赴会。果然，夏曦以“改组派”、“逃跑主义”等莫须有罪名将段逮捕。
5月1日，夏曦选择这个全世界无产者的节日处决段德昌。就在夏宣布执行死刑的同时，段德昌却喝道：“不要用子弹，留下一颗子弹去打敌人!”段德昌痛惜革命队伍中的自相残杀，更痛惜防御和反击国民党“围剿”的子弹匮乏。在生命的最后，他以惊天地的一呼，喊出了让人心碎的口号。
随之，他又深情地对在场的干部群众说：“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要打回洪湖去，不要忘记了洪湖人民;红军要赶快恢复党的组织，没有党的领导，红军寸步难行;‘肃反’‘肃’到德昌止，再也不要自相残杀了!”夏曦居然下令“成全”了段德昌。
杜鹃啼血，一位曾威震湘鄂西的红军将领就这样被冤杀了。就这样，段德昌为“节省子弹”，自己惨遭刀砍而死。就义时，年仅29岁。
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召开的中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毛泽东题挽词赞段德昌：“死难烈士万岁”。段德昌不死，“可能是元帅”。
1952年10月，毛泽东为段德昌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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