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长征路】留有余地的俄界会议是中共走向成熟的标志
走长征路 圆长征梦
本文作者：红色小兵
右路军之一、四方面军在巴西分离后，党中央率一、三军团于1935年9月11日北进到达甘肃境内俄界。为克服由于张国焘的阴谋分裂所造成的危局，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俄界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会议讨论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和部队整编问题。
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一决定仅传达至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电示张国焘率部北上，但他却率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间在四川省马尔康县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共中央。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
毛泽东首先报告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着重谈了三个问题：
其一，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一、四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1方面军主力之一、三军团应该单独北上。
其二，毛儿盖会议决议是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现在由于情况变化，一、三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从地形、敌情、居民等各方面条件看，实现这个新方针，无疑是可能的。
其三，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关系到右路军中1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4方面军北上。
邓发、李富春、罗迈、李德、王稼祥、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张闻天等，在发言中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谴责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指出：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是给胡宗南吓怕了，完全丧失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我们同张国焘的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的分歧，而且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毛泽东作会议结论时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内容包括：
其一，我们与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丧失了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藏边界退却。“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其二，造成张国焘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
其三，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为教育并挽救张国焘本人，党仍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并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所以，这个《决定》当时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洛甫在报告中说：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正确张国焘的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毛泽东也说：要是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以后咱们就没法见面了。
与会同志对张国焘拥兵自重、制造分裂、争夺权力等军阀主义作风极为愤慨，有人要求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表示反对。正如他在报告中分析的：目前与四方面军的关系是党内斗争，但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张国焘将来或者是拥护中央或者是反对中央，最后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必马上就做组织结论。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军和很多干部在他那里，要尽可能做争取工作。我们要以党中央的名义打电报要他们来，我估计他还有来的可能，自然也有不来的可能。《决定》当时没有公布，1935年12月才发到中央委员一级，在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1936年1月22日，党中央在党内公布了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错误和《决定》，进一步教育了全党，尤其是争取了四方面军的干部)。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后来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
“在红军长征史上，俄界会议在形势十分紧急、会期相当短促的情况下，揭露批判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圆满完成了统一思想、再次确立继续北上以明确方向、对红军进行缩编整顿以增强战斗力三大历史使命。”会后，党中央在俄界村的一棵白杨树下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向干部说明当时的战略方针和迅速行动的必要性，向全军发出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团结、教育、挽救，都是俄界会议的主题。会议公开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无疑成为党中央吸取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实事求是的方针最大限度地团结、争取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挫败分裂阴谋的生动实践。
俄界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后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在长征各个会议中地位重要;俄界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甘肃召开的第一个最高级别的会议，在长征史、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俄界会议召开在党中央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斗争的危急时刻，召开在长征路上的紧要关头，召开在中国革命发展的转折点上。俄界会议从政治路线的高度，维护了全党全军的统一，为党中央和红军顺利走出甘南，最终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三军大会师和长征胜利，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俄界会议正确分析形势，从思想上系统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确定了继续坚持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确定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路线，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红军长征战略转移指明了前进方向;会议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为红军最高军事领导核心，坚持党指挥枪，重申和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会议对红军进行了整顿和缩编，组建了陕甘支队，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为长征胜利提供了军事保障;俄界会议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团结、争取了广大红军指战员。俄界会议进一步提升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最高核心领导地位。
俄界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探索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俄界会议表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核心应对复杂局面，管控风险，化解危机，处理党内矛盾的高超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实践证明，俄界会议的各项决策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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