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一本读不完的书（之三）——从黎平到遵义

　　文 | 2018年度长征团友 老牛

　　按：2018年9月11—10月6日，我社组织了第三季“走长征路，圆长征梦”大型红色旅游活动，120余人次参加了从瑞金到延安的红色旅程(全程26天)。以下是团友游记，活动精彩内容分享给大家。

　　敬请关注西安星火旅行社2019年度从走长征路活动，开团时间为2019年5月、9月。

　　

　　2018年9月15日晚上，在黎平县城，旅游团一分为二，入住两个宾馆。我所在的部分入住黔霖大酒店。

　　

　　9月16日上午，我们来到黎平翘街。

　　

　　

　　

　　翘街，中段低，两头高，形似翘起的扁担。

　　

　　翘街上的福音堂。

　　

　　

　　在翘街通往黎平会议纪念馆入口的一条胡同里，看到一所新南方英语学校。

　　

 

　　

　　黎平会议被定义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起点。”

　　

　　

　　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后，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一方面令中央红军夺取贵州黎平、锦屏，开辟前进道路，另一方面又令红二、红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这反映了毛泽东与李德在红军战略方针上的分歧。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仍然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根据地。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会议根据中央领导人内部存在争论的情况，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 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

　　12月19日，中革军委作出《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具体规定中央红军的行动计划，并要求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分别钳制湖南、贵州和四川之敌。

　　欢迎苗族兄弟加入红军!

　　

　　曾经在黎平战斗过的红军将领，有的竟没有留下过一张相片，在纪念馆里只能以一个五角星来代替。

　　

 

　　

 

　　位于翘街中段的黎平会议会址。

　　黎平会议会址原是一个胡姓大财主的商宅两用的套院。套院由三进院落组成：第一进为商铺，叫做“荣顺店”;第二进为住宅;第三进是厨房和花园。

　　

　　这是第一进院门。

　　

　　

　　第三进的后花园，桂花正在开放。

　　

　　团友和景点解说员交谈。

　　

　　品尝当地小吃。

　　

　　我们一班三位团友品尝的是“豆面包”。摊主是一位八十来岁的老奶奶。

　　

　　胡氏进士第，离黎平会议会址有一段距离，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黎平期间的住处。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团友和导游合影。

　　导游小崔，第一阶段行程中在我们三号车上服务，团友们非常喜欢他，送他雅号“红喜娃”。

　　

　　午餐时间，在班长带领下，女团友们给全班盛饭。利用等菜的时间，一班“中将摄影师”“唐司令”为大家传授手机摄影技术。

　　

　　下午，从黎平到瓮安。

　　

　　途中停车休息时，有声乐特长的李老师，抓紧时间教团友们唱《遵义会议放光辉》，好让大家到遵义后大放歌喉。

　　

　　晚上到达瓮安县城。

　　

　　9月17日上午，小雨。

　　旅游团首先来到猴场会议会址景区。

　　

　　猴场会议会址对面有一座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戏楼。

　　

　　黔山进士楼。

　　

　　进士楼对联：

　　进则士入则仕士仕同道，

　　来是人出是仁人仁异途。

　　

　　仿古一条街。

　　

　　在仿古街的一处长廊下，王立华大校就今天参观景点作了讲解。

　　

　　猴场会议纪念馆。

　　

 

　　1934年12月下旬，中央红军在黔东北击溃黔军侯之担部，连续攻克锦屏、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前进 。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会议重申由毛泽东提出并经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来有把握地取得胜利。”决定还提出，必须尽量使部队得到休息并进行整顿和补充，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下，缩编部队，以适应新的作战环境。为改变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个人包办的状况，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猴场会议会址。

　　

　　

　　

　　

　　猴场会议会议室。

　　

　　会址内陈列的纺线车和织布机。

　　

　　

　　

　　离开猴场，我们来到乌江江界河渡口。

　　小雨未停。

　　1935年1月2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在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并架起浮桥。至1月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县回龙场、瓮安县江界河、开阳县茶山关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乌江。

　　

　　对面山坡上有杨成武题写的“乌江天险”四个大字。

　　

　　

　　乌江鱼。

　　

　　中午，在乌江边就餐，吃的就是乌江鱼。

　　

　　下午，在从瓮安到遵义的途中，遇到一位让大家万分钦佩的小伙子。

　　周斌，80后，从江西瑞金出发，徒步走长征路，到达此地已经耗时两月有余。

　　

　　大家与周斌合影留念，并且与他建立了微信联系。

　　

　　这是周斌自制的架子车。他的一切行李都在这辆车子上。雨还没有停。

　　

　　

　　

　　9月17日晚上，旅游团到达遵义市，入住遵义会议会址近旁的一家宾馆。

　　

　　9月18日上午，旅游团参观遵义会议会址、遵义会议纪念馆、红军街和红军山。

　　

　　

　　旅游团全体合影。

　　

　　各班分别合影。

　　

　　

　　第一班。

　　

　　讲解员带领我们参观会址。遗憾的是，二楼的会议室未开放。

　　

　　接着，参观会议纪念馆。

　　

　　1935年1月7日，红一军团第二师智取遵义城 。

　　1月15日～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依次作过报告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批评博古报告中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的观点，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他指出，博古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使红军招致损失。他强调，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于2月8日经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印发。决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 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会议提出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李德、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桐梓、松 坎、遵义地区向川南开进。

　　

　　这是毛主席给遵义会议会址的题名。

　　全国唯一得到毛主席亲笔题名的革命纪念地，就是遵义会议会址。

　　

　　讲解结束时，团友“西安老顾”向讲解员赠送了自己带来的礼物。

　　

　　由于本团人员众多，团友们分成两部分，分别由两名讲解员带领参观。

　　这是另一部分团友在参观。

　　

　　

　　从遵义会议纪念馆出来，我们来到红军街。

　　

　　在“遵义会议参加者杨尚昆生平事迹展”展室前，我们列队合唱《七律•长征》和《遵义会议放光辉》，团友“大音希声”担任指挥。

　　

　　参观红军山——遵义红军烈士陵园。

　　

　　

　　

　　

　　下午，入住遵义市郊一家宾馆，在宾馆会议室聆听王立华大校关于长征的长篇讲座。

　　

　　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总结道：“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一个外国人，如果他参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并且从斗争中了解了中国情况，那么，他当然可以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有所贡献。但遗憾的是，李德同志那种钦差大臣、老爷式的作风妨碍了他自己，使他在对中国革命具体情况不甚了解的时候，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瞎指挥，差一点断送了中国革命。因此，遵义会议取消了他对中国革命的指挥权。

　　王明、博古一类的中国同志，之所以不能胜任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从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领袖人物，他们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并不是基于对中国情况的深入了解。作为中共主要负责人，他们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和苏共对中国革命施加影响的产物。

　　共产国际，尤其是苏共，对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帮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是毫无疑问的。假如没有共产国际和苏共的推动，中国共产党将于何时诞生，国民党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将走向何处，真是难以想象。

　　但是，事物总是由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构成的，而且矛盾着的两个方面还在发生着转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的领导是内因，共产国际和苏共的指导是外因。以后的历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外因的作用渐次上升，到李德、博古时，达于极点。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共产国际和苏共指导上的不成熟;另一方面，更反映了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不成熟。

　　教训是惨痛的!全国的苏区，除陕北的一块以外，全部丧失。成千成万的年轻的红军指战员成了烈士。国民党占领苏区后，展开了丧心病狂的报复性屠杀。光是在中央苏区，就有上百个村庄被彻底摧毁，七十多万无辜群众被杀害，杀人手段残忍至极。

　　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教育了党和红军：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遵义会议之所以光芒万丈，是因为它为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一位从中国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对中国情况有着深刻了解的、具有高度理论自觉性和道路自觉性的成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人民从此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坚不可摧的领导核心，中华民族从此有了摆脱被压迫被奴役地位、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希望!总之，一个具有高度革命主体性的领袖，将会把一个党、一支军队、一个民族的全体人民凝聚成为一个坚强的主体，这样的一个主体将会无敌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