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政: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二)

作者: 胡文政 日期: 2018-06-05 来源: 红歌会网

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组文三

胡文政

  贾来谁家役虏臣,扯开异化布幕云。

  平等歌声作假唱,探得心机若府城[1]。

  目次:一、不平等的分配理论,二、马克思的批判,三、异化劳动中的自由是不平等的。

  一、不平等的分配理论

  早期西经的工资理论认为,其水平波动,是基于生活资料总量或工资基金及其增长与劳动力数量及其增长的比例。前者高于后者时,工资水平上升刺激工人人口增加从而导致工资水平复又回跌,工资水平太低导致工人人口下降、工资水平复又回升。这种工资波动规律论有两个前提假设:生活资料的增长是缓慢和稳定的,工人是懒惰的并过度生殖。

  亚当·斯密最早说:“各种动物的增殖,自和其生活资料成比例。没有一种动物的增殖,能超过这个比例。然而,在文明社会,只有在下等人中间,生活资料不够才能限制人类进一步繁殖。要限制进一步的增殖,除了杀死他们多子女婚姻所生的大部分子女外,没有其他方法”(《国富论》第八章,上卷,郭大力 王亚南译  商务印书馆1972,P73)。可斯密及其后继者不解释:当上述两种比例变化时,为什么是穷人人口过剩而不是富人人口过剩?是穷人境况恶化而不是富人境况恶化?其实,劳动力人口过剩不直接受生活资料多少调节,厂商不直接掌握生活资料,也不知道生活资料与工人人口的比例,也不会根据这个比例决定雇用多少劳动力;厂商雇用多少工人是受赢利及其多少决定的,工人在厂商的眼里只是财富生产的手段。斯密不考虑资源占有对收入分配之影响,其非善言论证实了人性的一部分元素确实被异化成了等级和阶级性。

  斯密之后,李嘉图也认为造成工资下降的原因是“人口的增加比维持人口所必须的基金增加更快”;造成这种不成比例的原因,除了人们总是先耕种好地后耕种坏地,在已全部耕种的土地上连续投资的生产率递减外(排出了土地改良),就是因为人民“懒惰”;解决的办法 “不是减少人口,就是更迅速地积累资本”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 商务印书馆1962,第五章,P83)。后来他又主张通过废除限制进口谷物的“谷物法”来降低谷物价格实现降低工资和增加资本利润的目的。李嘉图出于维护利润的目的,反对提高地租和主张降低工资。

  与李嘉图同时,马尔萨斯也用了斯密的前提。他按照自己没有任何实证证明的所谓人口增长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假设(《人口原理》朱泱等译 商务印书馆1996,第1章)认为:动物过度繁殖因生活资料的数量压力会“受到相互残食的抑制”,人类应当通过理性,考虑在生活资料增长缓慢时是否生育、生多少、能否卖力干活等等对自己家庭的境况的影响,以避免陷于不能自食其力的贫困境地而不得不依靠他人施舍过活 (同上第2章)。他另转话锋:若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结果,穷人的生活必然大大恶化……劳动者的人数也多于市场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劳动的价格必然趋于下降……要挣得和以前同样多的工资,就得更卖力地工作。……结婚会受到严重阻碍,养家糊口也难上加难,以致人口处于停滞状态……劳动者生活境况的恶化与好转,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重演的”(同上第2章)。马认为,穷人在生活境况不好时无理性节制生育,生了也不努力工作。他不同意主张人类平等的葛德文关于人类是理性的、人和社会可以完善的观点([英]葛德文《政治正义论》何幕李译,商务印书馆1980),他说: “我充分相信自己的判断,认为人和社会是不可完善的,……整个社会的状况与结构也不可能向着好的方面发生明显而惊人的改变。……下层阶级,即人数最多因而从总的观点来看最为重要的那一部分人的生活状况,决不会得到巨大而显著的改善”(《人口原理》P106,第13章、第14章)。其意是,人类不平等是永恒的。

  对于节制下等人人口增长,马设想了“道德抑制、罪恶和苦难”这三种方法。“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抑制”具有“罪恶和苦难抑制”的性质,“预防性抑制”是指推行“使得大城市里的妇女不能生育的那种性交方式”等;“积极抑制”是指“过早地缩短人的寿命”的各种方式,如:“不利身体健康的各种职业、繁重的劳动和长期在露天干活或生活、由于贫困引起的饥寒交迫、对儿童抚养不当、一切暴行……常见病和流行病、战争和杀害婴儿、鼠疫和饥荒”。马没有像斯密那样恶语出口,没有主张杀死穷人的孩子,他说,道德抑制是指““一定时间内或长久地不结婚,并在独身期间性行为严格遵守道德规范。这是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相适应并且完全符合道德和幸福要求的唯一方法”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概观》,朱和中译,同上P179,183)。

  英国16世纪的圈地运动造成了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浪汉和失业,给英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动荡和不安,故有了自16-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救济法或称“济贫法”、政府建立的收容流浪者的“济贫院”。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在这个问题上对穷人的歧视表现了高度的一致。马认为:政府向富人征收每镑18先令的济贫税,会使富人变穷和穷人仍然是穷人、刺激穷人明知无力养家糊口也要多生、造成更多的穷人寻求扶助;济贫院收容的不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他们的消费会“减少更为勤劳、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本应享有的食物份额,因而同样也会迫使更多的人依赖救济为生”;济贫法“大大助长了穷人的那种漫不经心和大手大脚的习气……削弱了普通人储蓄的能力与意愿,从而削弱了人们节俭勤勉度日、追求幸福的一个最强烈的动机”(《人口原理》,P31--35)。李也说,济贫法将“勤勉谨慎的人”的工资分给了那些“不谨慎的人”(李嘉图《原理》,P89)。

  在经济增长和分配的关系上,李与马有过一场争论,但他们在抑制工人的消费上是完全一致的。李认为,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下降,是因为工人工资太高,工人工资太高是因为谷物价格太高和地主索要的地租太高,从而导致资本利润减少、降低了资本增长的动力。故李主张废除禁止谷物进口的《谷物法》,让谷物进口降低工人工资来增加资本家的利润,甚至还在国会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但因为此举太过激会波及整个私有制故没被采纳。马反对萨伊的不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下降是因为“地主和资本家为消费而进行购买的力量和愿望是下降的”,从而他们解雇工人、降低了总需求,“过剩显然是普遍而不是局部的”;富人放弃享用品和奢侈品,会使得大量资本和工人投向必需品生产,但土地生产率不会因此提高,他们最终会停止在土地上雇佣更多劳动(同上P310);整个社会财富表现为市场价值随着“有效需求”增长而增长的,但“如果社会上层阶级不断缩减支出和消费”,“产品的这一价值就无法保持”(《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2卷》蔡守百译,商务印书馆1979,P302、309、359,363)。简言之,在李那里,是主张抑制地主和工人的消费,增加资本利润来推动经济增长,资本是社会唯一的前进动力和救星。在马那里,是主张刺激地主和资本家的享用品和奢侈品需求,抑制工人的消费,上层阶级的需求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人性动力。

  李氏把阶级收入分配引进经济增长的方法,在其之后除了被卡尔多、帕西内蒂等新剑桥学派所吸收和有所继承(参见[英]H·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商务印书馆1994)外, 在主流的西经教本中基本不被讨论。西经变成用微积分解已知约束条件下个人利益极大值的资源配置问题。以私人占有为基础的个人之间的交换是约束条件中不言自明的社会前提,要素占有的不平等不被讨论。现代西经的分配问题值得一述的有三:

  1、用导数(边际方法)解劳动、资本等要素所有者按各自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所得之报酬。“欧拉定理”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优美表达式。该定理设n次齐次生产函数存在一阶偏导(边际产量)和各要素按同比增加,各要素供给者所得报酬等于各要素偏生产弹性之和与产量的乘积。在该定理下,劳动和资本的所有者“平等”各得其所,根据自己要素的效率参与分配,齐次生产函数中资本/劳动比低的效率低,要向高效率者支付产量大于报酬的余额。该定理下的每个要素所有者都独立创造了自己所得的产品价值,但对于低效率与高效率生产函数之间如何交换余额的机制没有说明。该定理实际上是效率决定收入论。该定理的平等是不真实的,因为厂商除了占有资本、技术外,自己的劳动力和他人的劳动力也都归其支配,工人只是在劳动之外占有自己的劳动力。其次,在效率问题上,该定理事先预设了齐次生产函数大于1、等于1和小于1的各类偏生产弹性总和,但这是产业或部门的技术效率构成,非企业内各要素的效率,故其只能解释不同构成部门的要素边际效率的高低及其报酬的高低,不能解释部门内或企业内各要素的边际效率及其报酬。

  2、双垄断论。现代西经称生产管理领域的资本家为厂商,其利润包含在总成本中称为“正常利润”,是企业家的管理报酬,至于它的水平是否高于工资及其原因不被讨论。其谓,来自风险投资、技术创新的超额利润不是剥削但全归厂商,为什么全归厂商却不解释。剥削主要来自流通中的贱买贵卖的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利润。这个分析把工会解释为劳动要素的卖方垄断者,与作为劳动买方的资方进行双垄断竞争。由此工人被解释成可以利用工会垄断获得超额工资,这与资本家获得买方超额利润一样,都是平等的,工人与厂商俨然成了平等的垄断竞争者。其平等的非真实性已如上述。国内也有个别人照拾此牙慧反驳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茅于轼《剥削理论再质疑》,《金融时报》中文网2013-6-18)。这是工人厂商力量较量决定收入论。众所周知,博弈各家的力量对峰及其赢输,除了技巧,主要定于谁家掌握各种资源的多少,这能够有力解释现代各国工人与厂商较量的工潮中工人为啥总是输家。

  3、福利经济学的分配理论。

  (1)以边沁功利主义([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5)为思想基础的、以庇古为代表的传统福利经济学([英]庇古《福利经济学》上下,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主张把富人的收入通过财政向穷人转移支付(二次分配),来提高最大多数人的福利和全社会的总效用水平。西经学者中有人认为这是平均主义、牺牲效率和养懒罚勤。 这是传统西经福利经济学从不入主流教材的重要原因。

  (2)经济效率论(Pareto,Vilfredo.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nn S.Schwier(trans.)and Ann S.Schwier and Alfred Page(eds.).New York:A.M.Kelley,Publishers,1971[1906])。这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的理论,是被主流教材着重介绍的。其谓,按效率分配本身就是一种公平。若资源配置:使有些人的情况变好而另一些人变坏,则不能判定社会福利增加与否;若使得有些人的情况变好而另一些人没有变坏,或不使任何人变坏但至少使一个人变好,则是效率提高或称帕累托改进,改进前的状态非最优;若达到最优态即实现经济效率时,该状态不使任何人变坏又至少不使一个人变好,一旦变动则有的人之状态必会变坏。这几种说法十分抽象,它们也完全可以是这样一种不公平的结构结构:资源配置使得有些人的情况变好而另一些人没有变坏,如富人变好,穷人没变坏;帕累托改进时是穷人不变,富人变好,或穷人状态改进但仍远不如富人;最优态是,富人的状态没变坏,一个穷人也没变好。实现帕累托最优态的条件很复杂,它要求在完全竞争的均衡价格体系条件下,所有参与交换的商品的替代率、参与生产的要素边际替代率、生产与交换相符合条件下的边际转换率或边际成本之间实现均等。难怪有人认为,如此复杂,不用完全竞争,用税收做一次性分配也能解决,该理论毫无实用价值。该模型使用了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思的“盒子”,国内有些主流教材也被其几何分析搞得丧失了价值判断力,对于其是否公平,经常出现前后矛盾之语词。效率与公平是被众多人众多著作议论的话题。效率的内涵是指单位时间(或成本)支出下产出的多少。相同时间内效率差异的外生因素定于:精神和体力支出大小、天赋和后天习得的能力大小、设备和工具及其技术含量。在资源占有不平等条件下,后天习得的能力也与财富占有相关,占有差异和效率差异是混在一起进入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占有哪个权重大?效率论认为按效率分配是公平的,占有较多资源的认为按占有分配是公平的。在占有不平的条件下,何以做到公平地按个人天赋、能力等纯粹的效率分配?用高深的数学所求效率与占有的均衡解实无实际价值。帕氏经济效率论,实在是回避了财富与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问题。罗尔斯的“正义论”则从财富的分配均等方面提出了另一解说。

  (3)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最大最小标准论: 资源配置结构应使收益最小的人得到最大的收益、境况最糟的人之效用最大化。罗强烈反对由市场竞争决定总收入分配,认为这会忽视需求权利和适当的生活标准。他认为,公民的政治自由、公平价值和公平机会应当以财产权的分配为背景,为做到这一点需要通过调整财产馈赠、继承法、税收等实行财产在公民中的大体平均享有,防止财产权过于集中。罗是试图用二次分配克服一次性分配(生产部门的分配,效率与占有的混合分配)和继承性分配的不公平,他认为,这种财产分配正义是“纯粹的程序正义”,而程序正义会使得作为其结果的所有分配都是正义的(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43节;《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三联2002,P81-83)。罗之财产均等化是私有财产的均等化,他在书中反对实行马克思的公有制来实现其“正义”论。而马克思很早就在1844年手稿中认为,这种试图以平均化私有制来消灭异化劳动的企图,是根本不了解私有制生产出贫富差别和异化劳动的本性。罗虽然维护私有制,但其主张中包含了转移富人的财产,故其论在主流的经济学教本中只是简单介绍“最大最小”的含义并随便用曲线加以描述,其财产均等论是不提及的。

  早期西经如斯密等人的“上等人”和“下等人”、“有价值和无价值的社会成员”之论,是激化“嫉妒和被嫉妒”的矛盾之论。之后,很少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重发这种不平等人性歧视的言论,但有如茅于轼等改称经济学属“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之中性、厂商不剥削工人,云云。除了言语者自得意自己的机巧外,富人暗喜这是在替自己说话呢,穷人听了觉得这话中的富人倾向是憋不住地往外冒。由上世纪30年代至今发展出的所有西经宏观经济及其增长模型,总储蓄、总消费、总投资、总收入和人口都不再有阶级分配的影子。但“上等人”支配“下等人”的体脑之意念(中国儒家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早已融进了现代经济学乃至其他精神活动领域毋须明说的逻辑前提中。

  二、马克思的批判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手稿的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节中指出,古典经济学的工资、利润和地租范畴反映的是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土地加入资本主义的过程的最终的结果是,社会上只剩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以及金融贵族(同上,马恩全集第43卷,P83)。马克思在这三节列举的事实和对古典经济学嘴脸的批判,对于今天的中国劳动者阶级的现状和批判那些为不平等现状辩护的某些“著名经济学家”,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他说:劳动与资本的分离(劳动者不占有资本而是被资本支配)对工人是致命的,工人的联合被禁止并招致恶果,工人甚至联合起来的工人在与资本家的斗争中,胜利也总是属于资本家。工人得到的只是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或致使家族不死的费用。对工人的需求是受资本家发财致富调节的,吃亏的总是工人。劳动的费用总是比生活资料的价格稳定,市场价格的波动对工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地主和资本家的影响。资本家赢利时工人不一定得到好处,但资本家亏损时工人一定吃亏。产业间的工资差别大于利润的差别。工人和资本家在财富和精神方面的贫富差别特别大(同上,P49-51)。

  工人为生存苦恼,资本家为赢利苦恼,工人的目标是就业,资本家的目标是赢利。工人只有通过糟蹋身体、损害道德和智力的紧张劳动,才能挣钱勉强养活自己,而且他们甚至不得不把找到这样一种工作的不幸看作是一种幸运” (同上,P60)。大量的妇女卖淫,但被斥为“品德可疑的妇女”(同上,P59)。追逐私人利润是资本所有者的唯一动机(同上,P66),“在这种竞争中,商品质量普遍低劣、伪造、假冒、普遍有毒等等,正如在大城市中看到的那样,都是必然的结果”(同上, P69)。在社会财富处于增长、衰落和停滞的状态中唯一对工人有利的时候是增长的时候,即使如此,工人为了多增几个钱也会相互竞争、牺牲自己的时间、放弃一切自由、不惜缩短自己的寿命;工人的竞争会加剧工资下降或相对下降、工人失业,绝对贫困减少但相对贫困可能增加(同上,P57);资本的竞争加剧和大资本垄断、生产过剩和增长下降,导致小资本家破产变成工人。即使工资的提高也有利于资本积累,使得产品和资本越来成为与工人异己的东西(同上,P51-53) 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同上,P62)。

  而古典经济学在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总是撇开劳动对资本的分离,撇开自然和生存资料的私人占有谈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同上,P55)。他们从“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同上,P56),而是把人类劳动看成抽象劳动和商品,把劳动(力)的价格看成是由供求决定,而不考虑里面包含的资本家与工人、工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古典经济学的 “劳动是商品的理论” 本质上是“伪装起来的奴隶制理论”(同上,P56-60)。古典经济学在分析分工、交换、竞争、垄断、工资、利润和地租等范畴时,只把它们当做事实和规律而不分析它们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的,只是描述表面的竞争与垄断的对立,把竞争想象为理想的标准,把垄断作为否定的对象。马克思说:他则要研究私有制、贪欲,与劳动、资本、地产之间的本质联系、私有制对于交换与竞争的本质联系、私有制对人的价值与人的贬值之间的本质联系、私有制对垄断与竞争之间的本质联系,私有制对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P89-90)。

  三、异化劳动中的自由是不平等的

  以亚当·斯密为鼻祖的西经内生的、基于财富权力等级的歧视性人性观,源于劳动主体的私有化即异化劳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劳动主体的私有对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影响,要比物质财富的私有的影响严重得多。市场经济下的私有制分为劳动主体无私有化和私有化这两种形式。前者是自食其力的小商品生产,后者是以劳动力作为商品按市价买卖为前提的,在流通领域它显示出一副交易平等的模样。劳动主体异化下,劳动主体的劳动支配权不在劳动者手中而是在劳动力的(按时间)购买者手中,劳动主体的异化造成了:

  1、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产品不受产品生产者支配却支配其生产者)。

  2、劳动过程的异化。 即劳动过程不受劳动者意愿的支配,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感到愉快, “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异化劳动 “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手稿》,马恩全集第42卷,P94-P98)。

  3、一部分人支配另一部分人的劳动表明,劳动主体的异化造成了人与人的异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大部分人受少部分奴役和支配)。

  4、人的自由机能被异化成动物的机能,因此劳动主体的异化是把人作为“类的自由存在物”的本质给异化了,它是 “类本质相异化……同他人相异化……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上述引文见《手稿》,马恩全集第42卷,P94-P98)。“类本质”是人作为自由的存在物,在与自然界相处、在认识领域和在实践领域的自由存在,“类本质”异化,就使得自由成了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自由,人的自由成了不平等的自由。而只有所有人都自由时,才有真正的平等的自由。

  在异化劳动条件下,拥有体脑劳动支配权的人视自己是上等人、特等人,劳动者是下等人。不仅工资、利润等范畴,商业、竞争、资本、货币、富者 “智慧”与穷者 “愚钝痴呆”也都是异化劳动的表现方式。富者与贫者的不平等关系,犹同宗教异化的俗人与僧侣、僧侣与教主、教主与神的关系。本来人们在天资和能力方面的差别、头脑和智力的不平等并不妨碍需求的平等,现在变成了只能用物质财富占有和货币需求衡量的需求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支配人的“万能的感受性”,支配富者作为上等人消费自己“古怪的癖好”、“离奇的念头” “恣意放纵,无节制的挥霍”,贫者只拥有观念的需求,原本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异化劳动的神力下变成了真正的“存在和思维之间的差别”。异化劳动使得体脑劳动的支配者和被支配者都处在人的自我异化中,前者“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后者“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 马恩全集第2卷,P44)。支配者尽力维持异化他人的权力与被支配者对被异化的反抗,是把人类拖入各种形式的尖锐对抗中的根源。

  在异化劳动的社会里,自由对处在自我异化中的不平等双方而言是不平等的。19世纪的德国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认为,“自由”是指“摆脱一切束缚”、“是对异己力量的抵抗”。照此说法,特权阶层就特别乐意伸张特权的自由,要求自己摆脱一切束缚、压制异己的力量。马克思说,在德语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学院大字典〕这部字典中,“Liberté〔自由〕这个词往往是在puissance(权力,力量)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马恩全集第3卷,P48)。英语的liberty的同义词里就有sovereignty(主权、主权国家、君主)、prerogative(特权) 、privilege(特权)、liberated(无拘束放纵)、presumptuous(专横放肆)、aggressive(侵略性的、好斗的)等等贬义解释。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终极关怀,用现代的观点诠释是人类在宇宙的自由存在。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的自由都是受历史条件约束的。若无异化劳动:“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手稿》第三手稿第四节[货币],马恩全集42卷,P155)。

  若有一天后人们整体终于逃离灾难重重的太阳系,在其他地方找到了暂栖之所,那就是地球人类摆脱自我异化的最伟大的一个历史性确证。而在异化劳动的社会里,自由依赖于力量,弱势力量的一方何以得到平等的自由?

  补录:

  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手稿》于1933年才由苏共公布。中外不少人认为手稿是马的早期著作,是不成熟的,故对之研究十分不够。对于判断任何一个作者的思想是否成熟,不能以其的年龄大小作为标准,而只能以其思想是否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作为标准。本组文第一篇《我喜欢的两本书》中所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定义或表述,《马恩全集》中央编译局对这个定义的评语是:“他的这种看法是用费尔巴哈的哲学术语来表述的,但已包含了他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解”(见《马恩全集》第42卷)。60年代到1995年的入选《马恩选集》的《手稿》是不选这个定义的。过去我们读马恩的著作,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主要是从《手稿》以后的著作中得到的,对于什么是共产主义,不要说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党的很多高级干部、理论家也不知道,甚至有的最高领导也认为: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谁也说不清楚。普及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对于任何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来说,不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理论上都搞不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上怎么可能有自主、自为的行动?

  《手稿》全文的中文版本有两个,一是中社院刘丕坤研究员的单行本译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二是中央编译局的《马恩全集》第42卷,这两年新出的10卷本的《马恩文集》第1卷的译本来自全集本。手稿内有三个“笔记本”,一般称第一手稿、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三手稿有五节,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定义在第二节。深入理解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定义及其深刻含义,需要认真阅读第一、二手稿和第三手稿的全部五节。

  西马著名作家马尔库塞在手稿公布不久便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研究文章,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其文也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与平等,这个核心价值观是在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用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加以改造得到的,其根本点是“人”。这正如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人,也是要通过人来实现的,他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强调平等是共产主义的政治基础或根据,由此强调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手稿》的共产主义思想与马克思后来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把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与《手稿》连为一个整体才能懂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有助于真正树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

  以人为核心是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关键,这一点对于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如此。这方面有两个值得警惕的极端的例子。意大利共产党的早期领袖葛兰西和匈牙利理论家卢卡奇,以为欧洲(夺权)革命对比俄国不得胜利是共产党人主观努力不夠,故错认为历史唯物论导致唯生产力论,导致人们等待革命条件成熟。这种理论演绎出的是唯意志论,似乎只要领袖一声呼喊且意志坚定革命一定成功。其实欧俄条件不同,主要是欧俄的生产力中最主要的因素人即劳动者革命者阶级的"人性”(人在对自然的关系、认识或理论、实践的自由度方面的)条件不同。这一点恩格斯列宁都有论述。革命和建设不只是领袖们个人努力与否的事情,也是千百万亿万群众的事业。违背群众意愿的革命和建设只会变成人为制造的革命和建设,流产只是早晚的事情。另一个极端,也是因为丢掉生产力中的革命阶级的“类本质",只强调物质技术因素,把科学技术当做第一生产力。这种忽视人的唯生产力观所发展出的科技,往往缺乏原创性、持久性,甚至有时反会挫伤作为生产力第一要素的人的积极性。

  原文载于2014/8/1科学网,题目是:“嫉妒与被嫉妒 :三、不平等与异化

  -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修改于2018/5/23-2018/6/3。

  [1]和郑思肖《咏制置李公芾》韵:

  举家自杀尽忠臣,仰面青天哭断云。

  听得北人歌里唱,潭州城是铁州城。

  郑思肖(元1241-1318年),字忆翁,宋代连江(今福建连江)人,元灭南宋他隐苏州坐卧行走皆面南期盼复国,有《所南集》。芾音费-李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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