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艺术高度:社会客观批判

作者: 许光伟 日期: 2018-08-28 来源: 乌有之乡

  《资本论》的艺术高度:社会客观批判

  ——关于“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历史辩证法

  摘 要:《资本论》既是理论著作,也是具有辩证叙述要求的一部史书,归根结底,是“书写历史”的社会客观批判的工作体系。内在逻辑红线是“商品批判——资本批判”。此架构与“科学实证主义”无涉,在于内在剖析“价值之道”、“价值之德”以及“资本之道”、“资本之德”,奠立“事的科学”基础。这种研究使历史建立为“实践的对象”,产生认识,又进一步使逻辑建立为“认识的对象”,产生理论,从而完成了对于“康德主义知识论”的真正走出。

  关键词:《资本论》;商品;资本;批判;社会客观批判

  〔原载于《资本论的艺术高度:社会客观批判》,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16(1),P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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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看,《资本论》对历史发展进行“无缝对接”的研究方式与黑格尔方式的区别的一个紧要之处在于接纳辩证法工作批判规定的同时,驱散了笼罩在它的头上的“结构主义”迷雾,其结果是驱除了一切的资产阶级的“认识迷雾”——形式主义、科学主义以及知识生产的唯心主义。《资本论》逻辑唯其“艰深”,因此难以为普通的读者所清晰地理解,以致,在“通俗化”道路上难以避免“各种误读”!有鉴于此,我们需要走出纯粹的文本研究,在把文本还原到“历史语境”中求其“逻辑精义”。这是所谓的“唯物史观在文本中的阐释和运用”(许光伟,2015),以及实现“科学解读: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张志丹、侯惠勤,2007)。

  本文是对拙著《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2014a)写作主旨进行工作介绍的专题论文。该著追求研究工作的实践化和叙事风格的中华化。主旨是揭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以下的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严格区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第二,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界分“物”和“事”,相应严格区分“物的科学”和“事的科学”;第三,实现工作逻辑上的“回家·回历史·回中国”意义的历史过程研究以及辩证叙事和批判叙述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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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意蕴及其工作内涵

 

  《资本论》在研究上的一个艺术高度是“社会客观批判”。人们不禁要问:何谓社会客观批判呢?这要从《资本论》起点的性质说起。遵循对象→研究对象发展进路,其摹写历史起点、研究起点与理论认识起点、叙述起点的统一,这就是商品的“逻辑起点”(规定),它同时是批判的起点。从商品出发,马克思观察到了作为工艺学对象结构形式的“使用价值(形式)”,以及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结构形式的“价值(形式)”,《资本论》从客观出发,而不是从主观出发,“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马克思,1995a: 26)“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马克思,1978: 111)即这里有两个过程:

  I. 客观过程→主观过程→工艺学知识

  II. 社会客观过程→社会主观过程→政治经济学范畴

  过程I即工艺史上的“知识生产”,过程II即人类史上的“理论认识的生产”。人类所运用的语言始源于此。“使用对象转化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社会的产物……在我们的社会中,劳动产品所具有的最普遍、最简单的经济形式是商品形式,所有的人都很熟悉这种形式……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使人们很感兴趣;对我们来说,我们作为物,对使用价值毫不计较。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彼此之间作为买卖的物所发生的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只是彼此把对方看作交换价值。”(马克思,1983: 54-62)

  马克思的出发点——作为“对象的起点”和“研究对象的起点”统一的规定——不是“物的经济学”,而是“事的经济学”。“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重要作用,但是——这是必须指出的——使用价值始终只是在这样一种场合才予以注意,即这种研究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而不是从空谈‘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概念和词得出的。”(马克思,1963: 414)这里的“事”,指的即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发展。因此,过程I可谓是设立了“客观批判”工作概念,过程II可谓是设立了“社会客观批判”工作概念。这种语言生产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要求。〔这个主题的内容详尽的探讨,可参看拙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逻辑解析——文本问题、‘科学抽象法’的反思及其他”(许光伟,2015),以及“《资本论》商品章的逻辑解析”(许光伟,2014b)〕

  

二、由“商品批判”启动“资本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马克思,1995a: 4)所以,资本由商品的发展启动,而不是由劳动的直接过渡开始。“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是不可能的。”(马克思,1995b: 215)“因此,在分析商品时,即使在谈它的‘使用价值’时,我们也没有立即联系到‘资本’的定义,当我们还在分析商品的因素的时候,就谈资本的定义,那纯粹是荒唐的事。”(马克思,1963: 414)

  循着生产一般的客观规定出发,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开始实际讨论了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的二重发展的现象,即“二重性”。一方面,商品表现为自然形式,即有用物的形式或使用价值形式,另一方面,商品又表现为社会的形式,这是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的发展。“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则显示了商品社会的“生成”规定,这是“内在的二重性”,追问商品生产的发生发展。资产阶级理论家乐于把商品看成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忙于从使用价值属性认识交换价值。“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然而,“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马克思,2004: 54-55)

  我们再看劳动的二重发展和“资本二重性”的对接关系。一方面,“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马克思,2004: 229-230)另一方面,“资本二重性”表现为如下规定:(1)资本是使用价值(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与交换价值(货币)的统一体;(2)不仅如此,资本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有了新的、更进一步的“形式规定性”:资本是与劳动者相分离的、统治劳动者的、“合并”劳动者的生产力(以及劳动者的社会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3)资本是用于“交换”活劳动从而实现增殖的价值。(刘召峰,2012)这不过是说“资本”的二重发展。资本具有了“二重社会存在”的表现,即商品和货币,这个规定性由商品二重性,即作为劳动二重性的外在表现的形式规定所派生而来,内蕴了商品批判对资本批判的发展关系。〔进一步详尽的探讨,可参看拙文“《资本论》中具有怎样的二重性学说——与刘召峰博士的几点交流”(许光伟,2014c)〕

  对象就是商品。所以,商品是出发点,这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分析的客观起点,也是主观认识的批判的起点,“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对象和‘价值’。一个商品,只要它的价值取得一个特别的、不同于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就表现为这样的二重物……如果要对‘商品’这个最简单的经济的具体物进行分析,那就必须把一切不涉及这个分析对象的关系放在一边。因此,就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所应该谈的,我说得不多,而另一方面,我却着重说明了使用价值即劳动产品在这里所表现的特征形式。”(马克思,1963: 412-413)

  

三、“资本批判”架构下商品生产体系的有机体解剖

 

  综上所论,“商品批判”是马克思实际所采用的起点概念,它蕴含客观发展和认识批判两方面意蕴。既然对象是商品,如何对“商品”进行研究,就构成资产阶级前期的经济学“研究对象”。马克思将其分解为三个基本范畴:使用价值、价值、价值形式,依次回答商品的“如何来”、“为什么”及“是什么”的问题。马克思强调:“瓦格纳先生还忘记了,对我来说,对象既不是‘价值’,也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商品……瓦格纳先生从‘资本论’和季别尔的著作……中应该看到我和李嘉图之间的差别,李嘉图实际上把劳动只是当做价值量的尺度来考察,因而他看不到自己的价值理论和货币的本质之间的任何联系。”(马克思,1963: 400)所以对资本批判而言,“商品”是工作起点。

  商品生产的规定性一开始即由“劳动二重性”所限定,以至于在一个极端的意义上,我们就可以说:“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特殊的有用劳动或有特殊目的的生产活动。各种使用价值只有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一切生产者都必定是商人的社会里,作为自由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马克思,1983: 18-19)这种二重发展的结果是“价值规律”规定性的完全地显露:“什么叫‘对工人的剥取’,剥取他的皮,等等,无法理解。但是在我的论述中,‘资本的利润’事实上不是‘仅仅对工人的剥取或掠夺’。相反地,我把资本家看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的职能执行者,并且非常详细地指出,他不仅‘剥取’或‘掠夺’,而且迫使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帮助创造属于剥取的东西;其次,我详细地指出,甚至在只是等价物交换的商品交换情况下,资本家只要付给工人以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就完全有权利,也就是复合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权利,获得剩余价值。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使‘资本家的利润’成为价值的‘构成’因素,而只是表明,在那个不是由资本家的劳动‘构成的’价值中,包含他‘有权’可以占有的部分,就是说并不侵犯符合于商品交换的权利。”(马克思,1963: 401)所以,“这个蠢汉偷偷地塞给我这样一个论断:只是由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合理地为资本主义企业主所得’。然而我的论断完全相反: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按照商品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规律,‘剩余价值’归资本家,而不归工人。”(马克思,1963: 428)

  商品的发展起点和批判起点锁定了资本批判的唯物主义基础。商品——资本——商品,这个客观的历史进程说明资本主义客观过程固有的特点:第一个环节是“生产启动再生产”(其中剩余价值生产本身是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结合规定性”所启动的),延续下来的环节则是“再生产启动资本的流通”。实质内容就是强调“资本生产”和“资本流通”的有机统一。资本的发展扫除了蒙蔽在“商品身上”的认识迷雾:资产阶级学者不能从运动过程中还原出“资本本质”,究其原因,在于试图以“简单商品的流通”认识掩盖“资本的流通”,把资本流通过程的特殊规定性说成永恒绝对的富有美学意蕴的“社会一般”。毕竟,“我们每天都能够看到在市场经济社会中M-C-M和C-M-C是并存的。”“但需要进一步说明它们为什么是并存的?”答案就在第二个工作环节当中。因为,“在财富以一般商品形式表现出来时,那么所有的资金投入都进入生产,包括以商品形式出现的劳动力。”“所以,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之上财富的生产必须以货币为起点,因为要用货币去购买必需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结果’部分,马克思进一步扩展了这个观点,即商品形式和工资劳动形式普遍化的共同结果是所有投入生产的资金都以商品的形式出现。这样生产就必须从货币开始。”〔帕特里克·默里:《“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章在<资本论>中的位置》,载《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贝洛菲尔等,2010: 233)〕

  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过程规定得到了彰显。《<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马克思,1995a: 24)某种意义上,它也适用于“商品个别”上升到“商品一般”的规定。〔撇开辩护逻辑的马克思的做法是,作为《资本论》开篇所讨论的“商品”只能是个别存在的现象,其由类存在的共同体的规定所引出,但是,后者的讨论只能延迟在以后(即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进行,即如果有耐心,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个例是从商品总体引出的工作现象,从而决定在一开始只能讨论它的构造的基本方面,即由总体所赋给的那些事实因素。而个例从来不会脱离总体。这种讨论性质很顺利地延伸到第二节:“体现(或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事实上,这是对因素加以汇总后所得到的“直观的”然而“有机的”总体。接下来的《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因而是讨论从总体上来看“因素”的性质,实际上,这是现实世界中事实因素得以生产出来的历史的发展过程。〕

  商品从“个别的”元素形式变成“一般的”形式,直至变成资本的产物,商品的这种普遍化的社会历史过程其实就是商品生产与交换规定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从而,对资本批判而言,商品的起点规定羽化为“货币”。资本从货币出发,实际上是从“社会总商品”出发,因为就本质而言,货币不过就是“一般商品”:既是总体商品的代表,又是单个的商品的按行动特征来说的一个表征。很显然,资本运动的以货币为起点的循环和周转就此开显了“价值实体”的社会实在性,因为,“价值表现为一种抽象,而只有在货币已经确立的时候才可能表现为这样的抽象;另一方面,这种货币流通导致资本,因此,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在分析展开的过程中不仅会显示出像资本这样的属于一定历史时代的形式所具有的历史性质,而且还会显示出像价值这样的表现为纯粹的抽象的规定,显示出这些规定被抽象出来的那些历史基础,也就是它们只有在其中才能表现为这种抽象的那些历史基础;并且显示出例如像货币这样的或多或少属于一切时代的规定,这些规定所经历的历史变化。”所以严格地说,“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价值概念泄露了资本的秘密。”(马克思,1998: 180)

  货币起点深刻说明了“C-M-C”的流通特征,避免了和“M-C-M”并存时可能遭致的认识迷雾的产生,最终使“资本批判”规定成为“资本发展”与“工作批判”的统一。这些解剖自然是把握住“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基础,不过是“事的科学”意蕴的;它取消了物的规定的自足性,把物的自然存在的批判和物的社会存在的批判结合在事的发展过程中了,从而上升为“事的辩证法”——即“价值概念泄露了资本的秘密”。如此一来,资本批判最终就定格在商品批判的事的科学规定中,而大写字母的商品的内涵逻辑也通过批判行动得以彰显,进而烘托出“统一的社会”认识图像。一言以蔽之,这种行动特征决定:“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马克思,1995a: 19)

  

四、市民社会批判问题

 

  从商品批判与资本批判的统一性上看,马克思确实面临一个“统一的社会”规定:商品的经济形态社会,或名曰“商品社会”。它的工作组成是市民社会及以之为直接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这样,在17世纪,亚里士多德式词汇‘civil society’的寓意中,融入了与‘未开化民族’形成对照的、近代欧洲各国国民的‘生活方式’之含义。这不仅意味着‘凭借共同权利而实施统治’,而且还意味着形成‘人口众多、长寿,享受到通过和平以及与社会的结合而能创造出和获得的、具有生活的舒适和高品质的’社会,或是‘人口众多,人的资源丰富和货币充盈,人们为扩张拥有的土地,为了寻求更宽广的土地而争斗’的社会。”(植村邦彦,2014: 35)〕

  很显然,始源意义的市民社会的涵义是“初级商品社会”。〔马克思同时用这个词表征商品社会的初级形态向发达形态的历史过渡。“黑格尔的用语佶屈聱牙,不过归结起来就是:‘市民社会’就是利己的个人通过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间接满足自己欲望的‘全面依存制度’。这么一来,在《法哲学》中,‘市民社会’已不是‘国家’的同义词,属于与之俨然区分开来的经济活动领域。”(植村邦彦,2014: 65)马克思则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1995a:32)〕

  如此一来,只能从商品批判的完整的涵义上去理解“市民社会”,它本质上是蕴含历史客观批判的发展规定。市民社会的核心内容是与商品有关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另外,这个统一形态也可以区分为市民社会I和市民社会II看待:“前者探索单纯商品生产何以发生,后者探索货币化的商品生产何以发生……市民社会I,如同市民本身,是一个和单纯商品生产工作形态彼此依存的社会人文形态。它同样是广义的特指资产阶级社会之前的历史经济关系发生运动……市民社会II应列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范畴……专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系将一种社会实体结构易变成另一种社会实体结构,而彻底改变自己的原有工作内涵。”即应当说,“全部的资产阶级制度乃是建筑在市民社会(经济关系)这一基础结构之上,伴随它的发生发展而萌动,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最终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的经济形态。”(许光伟,2014a: 327-328)

  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样全面评价“市民社会批判”的规定:“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前面已经可以得知,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关于市民社会的比较详尽的定义已经包括在前面的叙述中了。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历史事件的历史观何等荒谬。”(马克思、恩格斯,1995c: 87-88)可见,市民社会批判在内涵上包括了商品批判全部拥有的工作规定,在外延上同时涵盖了介乎商品批判与资本批判中间——可以称为“中间地带”的工作规定。后一方面内容可以视为“货币批判”,同时,我们也应当知道它在规定上是处于历史分化中的。但是,“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马克思,1958: 119)

  “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商品批判导致资产阶级社会从市民社会的工作地基上独立出来,并形成“自我批判”。《资本论》中,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定格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马克思,1995a: 23-24)首先是简单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构造的比较。共同点:它们都可以归纳为“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社会构造;差异之处:它们分别建基于截然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简单商品生产方式以及以机器劳动为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括地说,后者符合典型“金钱社会”的一切特征,前者则属于“金钱社会的萌发时期”;另外一方面,前者是按照“个人主义”原则予以组装的经济形态社会,相反,“资产阶级其实并不是个人主义的实践者,尽管从理论上鼓吹个人主义。”(许光伟,2014a: 324-325)

  资产阶级社会是很明显的“资本”主义社会。从理论上鼓吹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非批判的经济科学,例如声明:“社会是市民社会,在这里任何个人都是各种需要的整体,并且就人人互为手段而言,个人只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只为他而存在。正像政治家议论人权时那样,国民经济学家把一切都归结为人,即归结为个人,从个人那里他抽去一切规定性,把个人确定为资本家或工人。”(马克思,2002: 353)其目的在于意识形态。因为根据这种“超阶级”的市民经济学,并且通过把个人主义鼓吹为原子主义,对“绝对知识”进行顶礼膜拜,“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即是说,“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马克思,2002: 296)

  综上所论,无论市民社会全体的概念还是市民社会II,均不能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从规定性上混同,换言之,资产阶级社会仍旧不能被直接命名为“市民社会”,尽管它可以说是市民社会批判的直接历史产物。这种客观批判工作兼容主观批判的规定,从而,马克思坚持把自己的经济学(建构)直接称之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既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又是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马克思,2009: 150)这意味着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一面向前进,一面需要努力地排除资产阶级学者所不时地添加的“认识迷雾”;在这些“迷雾”中最大的理论迷雾是混淆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形态规定,从而把初级商品形态与发达商品形态之间客观存在的历史发展向度认识掩盖起来,进而抹杀了商品社会本身的自我批判与发展的规定。在这些“反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企图中,我们试举出一例:“这表明马恩并不认为,存在一个像苏俄马克思主义中那样宽泛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的历史不仅比市民的意识形态短得多,内容也褊狭得多,它只是伴随现代阶级分化从市民意识形态中产生出来的一小部分。人们后来所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过是从‘市民经济学’或‘中产阶级经济学’误译而来。”(沈越,2013)但其实,“资产阶级社会从来是践行‘资本’主义的,而且只践行这么一个主义,这个主义从实质层面看,刚好是对于个人主义的形态置换。”(许光伟,2014a: 326)持有“市民社会主义”主张的人们则是认为,人类可以在市民社会或市民社会批判的地基上,直接驱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社会”。〔“望月……从这个‘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提炼出‘三个层面的市民社会的规定’。第一个是‘整个历史的真正炼炉’、作为‘从生产和交换中直接形成的社会组织’的市民社会;第二个是‘在货币地租的交易形态下,初始阶段小规模自由业主们进行交往的利益共同社会(所谓原始的市民社会)’;第三个是‘作为资本家社会转变形态的市民社会’。”(植村邦彦,2014: 158)〕

  这种想法幼稚而危险:幼稚之处在于,其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的规定视为“个人的对抗”的解决;危险之处则在于,其根本抹杀了“资本批判”的工作规定性。显然,这种把客观批判主观化的认识和做法对“科学经济学”而言是毫无建树的,其唯一的建树也许在于人为地制造理论的闹剧:“马克思从自己特定的历史观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连带市民社会都是历史上的暂时阶段……不过,按照这一标准来评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一个矛盾。因为绝大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把现存秩序视为天然合理的。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来评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包括斯密和李嘉图经济理论也应该是庸俗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自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样的评价会有损自己经济学理论的学术基础。”(沈越,2013)

  

五、简短的结语

 

  人类迄今为止的经济形态包括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两种构造:一者遵循“产品批判——劳动批判”路径,一者遵循“商品批判——资本批判”路径;一者是立足人的身份本位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一者则是立足劳动本位的对“物的世界”的构建与超越。因此,如果有人要问《资本论》的对象是什么,那么,我们显然要回答是“商品生产关系”,即它不是以一切人类经济形态社会的生产关系为对象,而仅仅是锁定在商品经济形态的对象上。但如果要问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什么,那么,我们的回答则是生产关系了,《保卫<资本论>》以“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为副题,目的是要指出:政治经济学不过就是对不同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进行研究。从而,根据马克思的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历史发展形态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并且我们顺推下去,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言,按照马克思的说话方式,则是社会主义生产运动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合作交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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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一点,列宁评价是:“马克思……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什么因素来说明问题,但他使我们有可能看出社会经济的商品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资本论’的骨骼就是如此……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以价值范畴的生产为例,“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使我们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一般科学的重复律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列宁,1955: 120-121)

  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领域大体锁定在“价值规律”(核心内容是阐述“价值之道”、“价值之德”)向“剩余价值规律”(核心内容是阐述“资本之道”、“资本之德”)历史过渡的范围,但这同时是社会历史的范围,因而,它也同样解决实际问题。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就“资本批判”所代表的劳动过程的文明规划而言,其与简单商品生产的劳动过程的物质内容迥然相异,造成了“生产力”的历史跃进;这二者之间在时空上不能并存,按照“必然性”,必然发生商品批判向资本批判的规定的过渡。另外一方面,劳动过程的物质交往系统是社会并存的,其代表了“生产关系反作用”的维度,从而,不同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得以有序地演化,不同类型之间既存在着“必然的替代关系”,也有自觉的“依次进化的关系”。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文明规划总体上也受制于这种“生产关系反作用”,从而可能加速其自身的物质基础的瓦解或历史的发展。在现代文明中,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以至于生产力本身和生产关系,均是“二重发展的”,它们由此而共有了一个庞大而作用复杂的“矛盾体系”。在这些过程中,也确实存在着“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发展形式或道路,总之,“或者是私有原则……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1963: 450-451)后者就是“社会主义的客观批判”,它不仅仅是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确立与巩固自己的劳动过程的历史文明规划,而要做到这一点,“生产关系客观批判”就起到重要的中枢作用。并且要知道,社会主义社会客观批判就原则来说,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意义的客观批判之间并无冲突性,前一方面的工作内容统摄了后一方面的规定。在这一语境下,我们确实能够提出这样的工作要求:“建设、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又好又快地发展生产力,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与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做好意识形态的工作结合起来。”(卫兴华,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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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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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1 月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Jan. 2016 第23 卷第1 期 Journal of SUIBE Vol.23 No.1

  (本文是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本论》与中国经济学实践创新研究”的阶段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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