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是“现实的历史”,还是“现实的历史”批判?

作者: 许光伟 日期: 2019-02-03 来源: 红歌会网

  以此特殊方式开局,纯为求工作楔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立言本是不美过程,商榷则是导引此过程,谓为主观批判。此是任一种建构工作之开端,中国经济学当不例外。而孙正聿教授亦持自觉批判实践观,此其一。其二,善者不辩,辩者不善。恰能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故,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其三,任一作者由于其为历史和客观世界之代言,则必能牢记: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恪守格训:知知,知不知,谓之知。而欲达“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真境界。所谓: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此语言生产前兆也。故《滕王阁序》有云: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郁达夫先生又作:满城风雨重阳近,欲替潘诗作郑笺。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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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书工作意蕴在于以逻辑写历史,但有一种说法:辩证法是规律的逻辑表现。然则,辩证法到底是指示主观过程,还是客观过程呢?说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资本论》讲起。《资本论》艺术高度在于社会客观批判,即“现实的历史”批判,从中提炼生产关系发展之规定,而并不像孙正聿教授说的那样是“现实的历史”建构。因而在工作形态上,《资本论》所显露的不是存在论语境中的内涵逻辑,而是实践化的历史批判。《“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注: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书内简称“《〈资本论〉的存在论》”,为行文方便,对涉及该文的引用,亦不注出。】对二者不加区分,一味灌注以解释性原则,难免不产生混乱。【注:在这个问题上,孙正聿教授具有三重语义混乱(至少是未加明辨):(1)存在、现实存在和现实历史,(2)存在的秘密(规定)、认识的秘密(规定)和批判(规定),以及(3)解释世界、改变世界和人类解放。】这些混乱标识出理论建构主义的立场试图玩弄在世界观解释游戏之中。走出纯粹思索,步入批判领地,在于坚决使纯粹思想批判上升为社会客观批判。因此,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依据历史与当代境遇,寻求实践化的工作话语。

  

“现实的历史”:《资本论》如何破解“存在的秘密”

 

  “现实的历史”是《〈资本论〉的存在论》熟稔运用的词,也是最为关切的工作术语。因为,“《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按照此种理论进路,“现实的历史”的批判理性高于“现实的存在”:一者是现实总体,包括现实的合理性和现实的不合理性;一者把批判括号在存在规定内,即“是批判‘不合理的现实’”。所以,现实的历史作为“存在”是经由批判获取的现实性存在。所谓批判,乃是“贯穿着‘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辩证法”,经由这一批判工作,《资本论》“而且是变革了‘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全部的‘独立的哲学’。”【注: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序,第3页。】“这是马克思破解‘存在’的秘密的立足点,也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所破解的‘存在’的秘密。”又之,因为现实已不是一般存在,即未经批判的规定,乃是蕴涵批判的过程,现实存在也总可以归结为现实历史之存在。但是,这仅出自一种理论自觉:“马克思与他所批评的‘哲学家们’的原则分歧在于,后者总是把‘存在’视为某种超历史或非历史的存在,因而以追究‘世界何以可能’而‘解释世界’;马克思则把‘存在’视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因而以探索‘解放何以可能’而‘改变世界’。”

  《〈资本论〉的存在论》所引“现实的历史”,仅仅涉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述内容。【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那里谈到了思维的客观性和范畴的历史性,所谓:“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这是范畴生产的一个基本原则,但不是对待现实发展的基本原则。】关于“现实的历史”批判,恩格斯后来在《反杜林论》中是这样予以解决的:“为此,必须从大工业的历史中,从它目前的现实状况中,特别是从那个成为大工业发源地并唯一地使大工业获得典型发展的国家中,去了解真正的大工业;这样就不会想到要把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浅薄化,并把它降低为杜林先生的独特的普鲁士的社会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48页。】因而不同于社会客观批判的工作进路,《〈资本论〉的存在论》实际以两种观念对待“现实的历史”:(1)现实存在;(2)现实批判。前者表明“唯物主义”科学立场,后者则表明“改良主义”批判态度。这种自觉的理论意识反映的是“超学科”建构的理论潜意识。所以要讲明:“‘改变世界’的新哲学并不是企图对世界做出某种永恒的终极性解释,而是不断地为人们提供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世界观理论’。”【注: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34页。】这只表明孙教授自己的独到的理论建构观: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他本人名曰:“实现了‘对现实的描述’与破解‘存在的秘密’的统一。”

  这样,他并不明白唯物主义范畴的发生问题,而一味地归结于认识自觉上的建构。例如说,“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与在各个领域的‘独到的发现’,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融为一体的,即马克思的全部研究工作都是为了‘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而为了‘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又在各个领域进行了‘都不是浅尝辄止’的研究,并因而‘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孙教授把马克思在各个领域“独到的发现”和关于“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试图相提并论,“称之为‘超学科’研究”,“而且都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社会”,由此构成“作为‘一整块钢铁’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注: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序,第1-3页。】由此构建成功的存在论,就是唯物主义的知识论,是确立现实的、因而也是对资产阶级知识论【注:所谓:“一是以客体的或直观的解释原则所构成的旧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二是由抽象的能动的解释原则所构成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予以工作扬弃的理论形态,即所谓科学化的历史认识论:“以人的感性活动为解释原则所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注: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哲学研究》2007年第9期。】

  但是,撇开生产关系运动的规定——时间本质,现实存在为什么能够包含批判规定呢?现实发展仅仅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现实性存在——例如一方面的资本发展、另一方面的劳动的不发展,它是如何实现自身的批判规定的呢?这些是世界观理论所没有系统考察的。并且,仅仅依靠认识自觉也是不可以的。要之,孙正聿教授并不明白: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工作体系视为向客观批判跃进的地基。马克思对待黑格尔作品和对待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不同之处在于,从中挖掘有关于发展的思想材料和元素,认为与后者充满着虚无不同,前者的辩证发展体系乃是内含有历史发展的实在元素。于是有著名的批判性文本存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夹杂其间的《神圣家族》可算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自我清算”)。通过清理“理论”和“哲学”,这样也即产生了对于真正的历史研究的需要。孙正聿教授同样不明白:相比之下,马克思把李嘉图的工作体系视为向社会客观批判跃进的地基。这种工作的初步完成是在1857年的《导言》中。这种工作也需要主观批判与之对应,即社会主观批判。它酝酿于《资本论》写作之前的三种不同风格的作品——上面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而玉成于《资本论》写作之后的《反杜林论》。《反杜林论》执行“体系批判”:理论反击杜林主义——体系哲学和体系科学(批判的发生学是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后者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域与实践域),如果说它本身也要产出某种体系,实在是有些误解的。要而言之,这是“实现科学”的内在要求。所谓“实现科学”的规定正是体现在研究对象的规定的制订与执行中,即参照恩格斯的讲法:这难道不是实在史和思想史的统一吗?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的科学。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新世界观’而诞生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的唯物主义,而不是把‘历史’作为研究领域或解释对象的唯物主义。”【注:孙正聿:《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

  ——历史为现实的科学性所规定,也因此,对“存在的秘密”的破解“是恩格斯所说的与‘世界观’相区别的‘哲学’;而恩格斯所说的‘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则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因此,现代唯物主义的真实涵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不再是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它的基本内涵在于“‘改变世界’的‘世界观’”,乃是“以‘历史’为解释原则的世界观”,是“从‘感性的人的活动’或‘历史中行动的人’出发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形成了以‘历史’为解释原则、以‘生活决定意识’为核心理念、以‘历史的内涵逻辑’为基本内容、以‘人类解放’为价值诉求、以‘改变世界’为理论指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注: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基本问题——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哲学研究》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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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孙正聿教授对“历史的科学”的界说,全部理论要义在于把现实工作提升为“现实的历史”。这是理论建构过程。推论出:“毫无疑问,《资本论》是由经济范畴构成的理论体系”,乃至“视为关于‘存在’的哲学巨著”,因为,“正是这个由经济范畴构成的宏伟的理论体系‘对现实的描述’,在人类思想史上史无前例地揭示了‘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揭示了‘现实的历史’即‘存在’的秘密。”这是孙正聿教授对唯物主义范畴问题的总解决。其面临的问题是:(1)如何把握“‘现实的历史’的存在”?(2)如何掌握“经济范畴与人的存在”?(3)如何深入说明“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范畴与历史过程之间的关系”?然而,这并没有根本触及范畴的生产,即解决方案并不以生产关系的整体发展来面对,而依旧回到马克思1857年《导言》的思路——以生产本身或生产的发展来面对这些问题,更有甚者,试图回到黑格尔的路径——对象(存在)即概念(颠倒过来即是“概念即对象”)。很显然,它更多地是把“生产关系”视为“价值”,更加关注了这个研究过程,对相反的过程——价值归为生产关系的发展——则甚少涉及。【注:其深层的意蕴在于把握“存在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三者一致’”,以此实现“对‘经济范畴’的分析”,“而把旧哲学的‘抽象的人’转化成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现实的人’。”所以,“这表明,以‘经济范畴’构成的《资本论》,本质上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孙正聿:《<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解决:经由批判,现实存在=“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这就形成了存在论的建构——存在论范畴生产。根本不同于李嘉图“把‘人’归结为‘物’,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物与物’的关系,因而把‘现实的历史’描述成‘物’的‘存在’”,也根本不同于黑格尔“把‘人’归结为‘观念’,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观念与观念’的关系,因而把‘现实的历史’描述成‘观念’(‘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则是在‘物与物’的关系以及‘观念与观念’的关系中揭示‘人与人’的关系,在资本的运动逻辑中揭示历史运动的逻辑。”这样,“现实的存在”取得有关于这一工作整体的客观性知识:现实的合理性和现实的不合理性(“对现实的描述”),为批判树立了靶心,“进而理解马克思所揭示的‘现实的历史’——存在——的秘密。”不可否认,这是对黑格尔从统一科学的角度把概念视作是生产的观念的肯定。然而我们必须要问,“人与人的关系”本身的批判发展呢?如果没有这种批判的发展,概念的生产就会沦落为纯粹的知识体系建设,而只懂得把存在论、本质论置前于概念论,认识到“真正的开始将会从存在出发”,“并且认识了它们如何扬弃其自身而达到概念的统一。”【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326页。】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没有摆脱黑格尔体系束缚的地方是概念的自我生产性。《〈资本论〉的存在论》引述《导言》第三节开头的那些话“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相反,是对资产阶级“科学物象法”的展示与整理:“从人本身出发而考察人,只能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形成对人的抽象的理解;只有从关于人的各种规定——首先是最重要的经济范畴——出发,才能形成对人的具体的理解;只有展现经济范畴所构成的‘具体’,才能揭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其没有提到《导言》中,马克思接下来利用生产关系运动的规定讨论了黑格尔讨论过的类似问题。“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占有开始,把占有看作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说存在着还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的家庭和部落整体,这倒是对的。所以,同所有权相比,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比较简单的家庭团体或部落团体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为关系的比较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见,真正的问题是:“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黑格尔“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是错误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9-20页。】这些是症结所在。

  第三个问题:《〈资本论〉的存在论》没有试图认真解决“生产方式生产范畴”与“生产关系生产范畴”的关系。正如《资本论》的主标题“生产”它的副标题,这个问题的求解乃是落在客观发展领域。因此,有关历史对象的问题探讨正是有效拒绝抽象的一般的生产运动规定上的范畴生产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切中黑格尔的那句名言:“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因为,“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轻,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第14页。】而马克思认为,斯密可能有的贡献在于从实在史,更多地是从资产阶级生产角度提出了劳动一般问题,规避范畴的无根性。从对范畴是什么的工作批判出发,马克思要求执行这样的范畴生产规范:经济范畴的排列顺序取决于既与对象的社会内部结构。归根结底,马克思把价值范畴家族的生产:价值经由货币运动中介转化为市场价值即形成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市场价值(形式)的运动序列,以及剩余价值经由资本运动中介转化为一般利润即形成剩余价值(形式)-资本(形式)-生产价格(形式)的运动序列,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事件,而不独是认识者的单纯认识事件。必须用一个根本是发展的生产关系规定(就是后来的抽象劳动到以增殖为形式的社会劳动,或者说一般意义的劳动二重性到从发展角度看待的“特殊意义的劳动二重性”的历史推理过程)来引出唯物主义范畴的生产问题。由此也才能够根本凸显货币(形式)与资本(形式)的对立,引导人们把“市场价值”转化或过渡为“生产价格”的认识形式。

  要而言之,生产的历史运动和生产关系运动即其发展是统合的,所谓:“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此外,生产的一般构造——关于认识发生的纯粹思辨必为有关于真正的社会对象问题所替换,并切实体现运动和构造的联系,亦能集中阐发“运动规定”对于“构造形式”的渗透。所谓:“《资本论》表明,马克思不仅把自己的哲学批判和经济学批判统一起来,而且把‘对现实的描述’与破解‘存在’的秘密统一起来。正是在这种统一中,《资本论》不仅破解了资本的秘密,而且破解了‘存在’的秘密;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特殊的发展规律,而且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但不是什么揭示了“‘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而在于揭示研究对象的规定——运动和构造的合一,说明唯物主义范畴问题乃是根本在于研究对象(规定)对于范畴的生产,——谓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注:马克思照顾当时的用语习惯这样称呼(《导言》中,这一节内容是前两节工作内容的总汇,而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总体以《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方法》说明它们)。很显然在此之前,马克思已经整体搞清楚“经济范畴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所以这里,马克思希望通过这个题目思考唯物主义范畴问题,寻求总的解决途径。众所周知,其最终实现在《资本论》商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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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和二重性:是存在论,还是存在批判

 

  《〈资本论〉的存在论》确证“构成《资本论》的出发点的经济范畴是商品。”大概是想说:开篇问题从宽泛意义看,即如何看待逻辑起点的规定。依此推论,开篇的商品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实反映,又具有非现实性:一方面,作为一般规定来看,开篇的商品中必然包含单纯商品生产及其交换;另一方面,这里的规定又是非历史的,展现出的逻辑依然是基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认识。因此,“正是《资本论》所揭示的劳动的二重性,为理解‘现实的历史’即人的存在,提供了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切入点——人自身的二重性。”“正是这个枢纽点,构成《资本论》破解存在的秘密的切入点。”“由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形成的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在于,那种‘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并因而‘造成了自然和历史之间的对立’的旧哲学的存在论,在《资本论》的烛照下,它对‘存在’的理解的非现实性被暴露出来。”这里姑且不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统一的问题。对于资产阶级存在论的批判来说:商品二因素是对生产本质的一次烛照(实际是商品生产的“存在批判”),而劳动二重性则是对生产本质的二次烛照(实际是商品生产的“本质批判”),显然,“烛照”是对批判工作的一种整体的显露。

  一般而言,主观批判乃是客观批判的先导行动。社会客观批判尤其以社会主观批判行动的成行作为前提条件。显然,1857年起马克思开始酝酿写作的《导言》目的即是实现社会主观批判的行动,尽管如此,也不妨碍他采用了最为广泛性的历史生产和文化条件作为论说的背景。一句话,它的基础是客观批判体系的确立。先来看生产的存在批判。

  马克思言明资产阶级虚假构境的市民历史有这么几点内容:第一,“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第二,“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第三,“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这是其全部能够有的工作内容,“18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现在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就是标题为《生产》的那部分……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蒲鲁东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对象观,为了自圆其说,“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页。】

  马克思给出真实的历史构境——市民批判史,包括:第一,“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第二,“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第三,“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或者生产是总体。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可是)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4页。】《资本论》将以上内容叠合为“劳动二重性规定”。因此,《导言》第一节是有关于二重性的事实陈述的。这里在实质上同时是主观批判意蕴的商品生产的“本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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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生产的本质批判。关系构造的形成基础是生产一般的历史生成运动,所以,抽象规定的发生: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然而,乃是一有机整体上的构造。第一,“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第二,“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产上来谈,把地租放在分配上来谈,等等,这完全是幻觉。”第三,“既然交换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显然也就作为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9-16页。】

  这和市民批判史是对应的,可见,“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页。】生产的存在论批判→本质论批判→概念论批判→历史现象学和精神现象学批判,在向商品生产关系的客观批判工作序列(存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精神现象批判)转换的中间必然酝酿系统化的思想批判,即是社会主观批判。因此总体看,商品生产“存在论批判”叠合的是生产“本质论批判”,这样在客体研究范围内,关于生产存在的直接基础的论述可以被绕开。因为,劳动二重性归根结底说明的是研究对象的工作逻辑,其关注的是由“个别”上升到“一般”,提升物质和社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之认识高度。现在的认识的出发点就是社会存在,但这不过是申明“实际的起点”:“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2页。】所以市民批判史中,商品的起点和生产的实际起点是同一的,一句话,“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7页。】鉴于此点,“实际上,在《大纲》的最后一段,在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作了几百页的谨慎分析之后,马克思已经声明,‘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注: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导言,第60页。】

  《资本论》建立的客观批判体系是从商品的社会存在的批判开始的,本质上是“社会客观批判体系”,因此无论如何不能概括为直接建构意义的“存在论”。这种以批判为建构的工作路径烛照于空间中的时间本质。即如前所论,前一次烛照乃是显明了直接的空间的本质,毕竟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分割并不能说明社会形式是从社会空间中引出的;要之,《资本论》是对生产的本质的批判(即生产关系的指向性)开说的,而不从生产的一般存在运动开始。后一次烛照开显时间的经济特性——时间本质,囊括前一次烛照的工作内容,揭露的是生产关系的本质,产生出研究对象规定。即是说,《商品的两个因素》所涵盖的分析是商品的存在批判,仅完成“商品的存在”的空间规定的批判性分析,——这不能算作存在论。《商品所体现的劳动的二重性》也不应当算作什么唯物主义的恒定知识,它说明存在者(类存在)的形成过程,而并非专指存在本身的规定。

  总起来说,尽管《商品的两个因素》揭示和阐明了价值与价值形式是完全不同的社会规定:相比之下,一为“根据”、一为“实存”,实存是从根据发展出来的存在,而要进一步阐述商品生产的特定生产规定的统一性,说明“一定生产”(商品生产的历史本质是一定生产),前提条件乃是引出认识的根据,引出认识的根据的生产。由此锁定了存在者的实体-形式的发展方式:社会空间成为实体,一定生产和社会空间共同结成社会实体的整体概念。“即使严格地说在商品中不存在两种劳动,但是,随着把商品的使用价值看作它的产品,或者把这个商品的价值看作它的纯客观表现,同一种劳动在商品中就同自身相对立着。”从而可以这样说,商品中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相互规定着的矛盾性存在,即物质的社会存在(生成)。“商品要成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同样,劳动要被看作抽象意义上的人的力量、人类劳动的耗费,首先必须是有用劳动。”【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23页。】

  商品存在批判→商品本质批判是完成商品生产关系概念的批判性前提,从中总结出“商品概念批判”。一般的认识是,概念的定义是先行的,或者逻辑的生产是一次性的,余者就是概念的逻辑演绎。【注:马克思的一些做法之所以遭到误读、误解,是因为人们总将其进行主观批判的地方认定为“客观建构”(所谓的“下科学定义”)。例如《导言》第三节,马克思利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材料——对一些基本范畴的生产,从正面予以肯定;之后重重地赞扬了黑格尔,赞誉把自然科学和人的思想予以统一的工作方法。这是马克思公正评价近代科学的精神和黑格尔的哲学的所在。但是,如果说马克思据此引入了自己的“定义”,那么恰恰是忽略了马克思作为“唯物主义历史学家”的工作者身份。因为即便是黑格尔,也已经谈到:“概念并不仅是本身没有内容的形式……反之,概念的运动就是发展……如果概念的逻辑形式实际上是死的、无作用的和无差别的表象和思想的容器的话,那么关于这些形式的知识就会是与真理无涉的、无聊的骨董。但是事实上,与此相反,它们(逻辑形式)作为概念的形式乃是现实事物的活生生的精神。”(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328-331页)】这在自然科学实验室条件下得到部分满足(为机械地制造产品服务,对象是死的),在社会科学行动的条件下,则是知识论者庸人自扰的一个生产知识的办法;因为对象是活的,逻辑和历史是形影相随的。《资本论》开篇完成的“商品的本质”分析进而是对物象二重性的批判性分析,询问劳动一般的“如何来”。这样在根本解决社会存在的“如何来”“为什么”问题,即锁定了一定生产的规定之后,恰恰要由《价值形式》来执行否定性发展逻辑。总结一下:所谓“是什么”问题的作答,旨在整体交代商品存在批判;换言之,这种分析即批判规定,在认识形式上也即“概念批判”。商品二重性(所谓商品的纯粹表现结构——作为使用价值的性质和作为交换价值的性质,即具有特殊规定性蕴涵的社会存在)显示的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发展状况,当然不是存在论。这种生长过程是历史向度的:抽象劳动和价值是一步步的历史形成,总是历史关系上的暂时态。亦即是说,抽象劳动的“抽象”育成于一个真实的生长行程:一方面经由价值得以体现,另一方面又必然通过价值的发展而得到发展。这样才可以说,价值孕育于劳动的发展中,并且,价值本身就体现了劳动的发展属性,体现抽象和具体的工作统一性。可以说,价值(形式)——由价值规定引出价值形式的发展——泄露了“价值的秘密”,体现出对社会存在的“类存在(规定)”的整体的关注。这种由客观批判形成的发展属性和自为扬弃的发展形式,即社会在历史中的具体的生成运动。因而,如果说这就是生活,那么作为人的历史生活,这不是感性的人的历史活动,而是具有灵性生活基础的人的合类的行动,即人的历史实践生活。它彻底地使人的概念摆脱了纯粹自然的存在属性。

  因此,《导言》对二重性规定的陈述是事实上的一个置前,它显明了劳动生成逻辑:谋生活动的劳动(发生)→劳动二重性(发生)→劳动一般(发生)。《商品所体现的劳动的二重性》所提炼的分析是商品生产“本质论”,是在生产存在批判基础上引入历史的特殊规定性。因为它从历史和运动角度提出了“生产一般”(生产的条件和形式)这一客观批判的规定,亦使得人们事实上不能够随心所欲,有效防止:资产阶级关系“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总之,历史对象(蕴涵形成历程的规定——如抽象劳动隐含了对社会存在的质与量规定形成的说明)澄清了生产存在的总体性质:“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6页。】直至后来重新将商品关系——空间批判关系的阐述置前,恰恰为了从正面破除人与人关系上的物的幻象。这样,价值逻辑从而这种财产关系的发展逻辑就整体烘托出来,这也为整体的叙述关系所需要。二重性规定并不意味着对空间存在性的确认,也不是对构造本身性质的确认,而在于确认发展属性。因而批判规定前置了,它恰恰在于拒绝唯物主义的思维预设——对唯物主义存在形成的概念直观。表明:辩证法归根结底不是什么“绝对认识论”,仿佛:“只有通过对具体的经济范畴的分析去理解全部的历史,才能真实地展现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从而破解存在的秘密。”而意在确认物质和劳动的发展属性,因此不仅仅确证空间本质,更为重要的是把握住空间的历史成长性。其前提即是确证时间本质。【注:我们的分析已经表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时间本质在于运动与发生的统一,空间本质则在于构成与发生的统一,其时空统一性整合于整体的发生或生长过程。依此来看,《资本的生产过程》即是由空间批判引导到时间批判,例如商品章的内部结构,其次是交换过程→货币或商品流通→货币转化为资本,其次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资本积累过程。整体看,这一卷内容侧重在“运动的发生”,以此角度讲“构成”。《资本的流通过程》则是由时间批判重新导回空间批判,侧重在“构成的发生”,并以此角度讲“运动”。很显然,接续的理论结束部分和理论史是对这个“运动和构成的发生”从整体上进行“实践批判”和“认识批判”。至为重要之处在于,我们须得认识到,从实践和认识角度进行的对于资本的生长过程的全面性把握也即对于“概念论”和“精神现象学”的批判的最后完成。据此而论,内田弘的“生产关系圆环”的《资本论》的构成原理观点即是根本错误的。他说:“《资本论》的结构呈对称性。”“《资本论》所探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态,就是具有对称性的商品交换关系。那种关系的基本属性即对称性正是构成《资本论》体系的原理。”其错误的要义是在于时间本质的内置规定的被抽掉,例如他进行这样的辨识:“关于‘价值形态、商品拜物教、交换过程’,广松与张一兵都将自己的观点与商品拜物教形成关联。马克思指出,人类通过商品交换将价值不同的产品作为价值进行交换,将生产不同使用价值的具体有用的劳动还原为抽象的人类劳动,并认为那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广松喜欢引用这段论述,张一兵也引用了拜物教在‘交换内部’发生这一马克思的论述,将交换内部与交换过程联系起来。广松的‘价值形态论、商品拜物教’与张一兵的‘交换过程论、商品拜物教’,以商品拜物教为媒介被统一起来了。这种统一是原来《资本论》的①价值形态→②商品物神性→③交换过程。①、②、③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这三个环构成《资本论》的圆形体系的原理。马克思指出:各不相同的各种劳动的等同性无非是依靠对‘现实的不等性’(=使用价值)的抽象。在这种‘使用价值的抽象’背后同时进行的是‘价值的抽象’。被抽象的价值的现象形态就是价值形态。价值形态论经历商品拜物教,与交换过程论联系起来。”所以,“《资本论》既不是以价值形态论为中心,也不是以交换过程论为中心,而是具有由①价值形态论→②商品拜物教→③交换过程论这三种观点的对称性重复移动构成圆环的构造。”(内田弘:《<资本论>的构成原理是什么?——读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第三版)》,彭曦译,《哲学分析》2014年第3期)】这种经济形态和历史形态合一的“本质”既是特定生产的工艺社会的规定,亦是人文社会的一种发展规定:以谋生为始基活动的一定生产的形成。这就是经济形态社会的整体生成,也是自我扬弃活动的启航。要之,商品生产的二重性体系旨在真实诉说商品生产发展这一大写的逻辑:囿于经济形态的必然性,其在外表上对应了一个物的发展体系,即交换价值体系,这意味着交换价值同样要作为“发展属性”并入价值规定,此外,它本身也是批判规定的工作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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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和等价性:是社会存在论,还是社会存在批判

 

  商品的两个因素不是表象结构的二重性规定:“因而,我不是把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把它们当作‘价值’这个抽象分裂成的两个对立物,而是把劳动产品的具体社会形式分为这两者;‘商品’,一方面是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价值’——不是交换价值,因为单是表现形式不构成其本身的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412页。】马克思指认出商品体乃是“体用不二”发展结构:说使用价值是“商品之用”(经济物品),表明工艺学的规定就蕴涵在这里,以实践过程的形式呈现,又说价值是“商品之体”(经济关系实体),同样表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规定也蕴涵在这里,作为社会实存性关系的存在。所以,商品批判是立在商品存在背后的实存规定。“完成的商品是工厂的产品,而工厂本身则是资本存在的方式……劳动在实际上成了工人的唯一商品,而商品本身则成了支配生产的一般范畴。”即如果说,“我们以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范畴即商品作为起点”,那么,“商品只是由于生产方式本身在资本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才成为这种一般范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332页。】

  人们囿于不能理解《导言》的出发点是对象批判,从中生产研究对象规定,而与之不同,《资本论》是从研究对象本身的批判规定出发,以引出“资本主义的研究对象”,也就不能有效地把货币归结为一种生产关系的存在。这一直截了当的限定是由《资本论》商品章给出的,其在《大纲》的货币章中则是隐含的。因此,货币不是人的存在,货币是人的存在的社会表征,乃是商品批判路径中的社会关系存在。如此看来,商品的类形态的演化亦就是货币关系的历史酝酿过程:所谓的商品生产的社会进化。乍看起来,货币表现为孤立财富关系,“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其实,货币代表产品生产一般,与具体产品生产无关,货币(生产)表征了抽象生产关系。在等价性上,货币从来不是个别存在;在商品生产方法和体式之下,它势必发展成为整体的社会关系。其次,货币生产关系势必发展成为普遍化的社会(交换)关系:“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最后,由于这些关系的发展,货币所有者“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整体看,这就是货币存在“秘密”。【注:马克思喜欢用“货币或商品流通”这个用语。他还说,“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这些当然不是什么哲人式话语,而是经济学对象上的事实。物理学把磁感线认定为闭合的环形线,内外两条线必须统一、接续。货币流通其实就是商品流通,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统一的、闭合的。在资本条件下,直接生产领域完成剩余价值生产,流通领域完成剩余价值的社会流通,而根据《资本论》第二卷的讨论,剩余价值的流通同时是“货币的生产”。正是在剩余价值力求“实现”的过程中,信用被创造出来,整个社会的货币体系渐渐成型,有所谓“金融经济”的产生。因为货币生产保障了流通的伸缩性,适应了周转期间或长或短的变化要求,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资本周转,所以,银行或金融是货币生产关系的另一种讲法。】

  作为符号逻辑(社会商品概念),货币实际上是对商品的整体发展的工作摹写,是对价值(形式)的大写化表征,即商品批判逻辑本身。“这个vir obscurus(蠢汉)忽略了,就在分析商品的时候,我并不限于考察商品所表现的二重形式,而是立即进一步论证了商品的这种二重存在体现着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论证了在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货币形式即货币的发展中,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另一种商品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论证了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如此等等,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重要作用,但是——这是必须指出的——使用价值始终只是在这样一种场合才予以注意,即这种研究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而不是从空谈‘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概念和词得出的。因此……当我们还在分析商品的因素的时候,就谈资本的定义,那纯粹是荒唐的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414页。】

  作为实体-形式的整体发展逻辑,货币(存在)的批判序列(商品存在和本质→商品社会形式→商品生活形式)则达成一种抽象社会史。商品社会形式(批判)事实上完成于《交换过程》,这样,“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商品生活形式(批判)则由《货币或商品流通》承担,因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113-114页。】可见,《商品》引出货币的规定,并不在于把价值形式归为“概念”(社会观念或精神商品),而在于强调货币对商品生产的实在史的统一。通过这种统一性工作,最终由货币规定的身上提供出与社会维度相关的发展尺度。这是《资本论》首篇构型艺术。可以说,《资本论》的“货币章”(广义地,也包括《货币转化为资本》)直接接纳了建立在《资本论》商品章第四节中的分析结论:有效实现了主观批判和客观批判的对接,而又坚持以社会客观的发展为引领。《〈资本论〉的存在论》一味依赖思想批判和哲学建构元素,未能深刻领会《资本论》的这一艺术的高度乃是在于确立开放意蕴的社会客观批判路向,而将思想砥砺的工作(社会思想体系批判)隐身在背后。【注:由生产批判所启动的逻辑即是存在论批判→本质论批判→概念论批判→历史现象学和精神现象学批判,此后全面转向社会客观批判路径的存在批判→本质批判→概念批判→精神现象批判,这一点,我们在本书初版“写在前面”中有交代。】

  可见,由于《大纲》货币章完竣的批判逻辑并不直接是“社会客观批判体系”,和《资本论》中的相关货币阐述并不能完全地合而为一。但是现在,《〈资本论〉的存在论》要把“思想批判”的工作抬至前台,予以理论建构之,委实是从《大纲》中发掘“建构式批判”。实质的工作启航于此:起点是资产阶级社会思想概述,中介是反批评——对现实存在(规定)的客观概述,结点是建构。显然,此处的建构具有特殊蕴涵,乃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社会存在论规定。马克思最初完结这个工作体系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从中升华出以生产关系发展为路径的客观批判体系,试图集结为六分册的客观批判结构。五篇计划不过是一个先行演练。其以范畴批判为主线订立结构安排。

  在五篇结构安排中,生产一般的规定是为工作批判准备的靶子。从生产的发展(客观批判)到生产关系的发展(社会客观批判),是理解“一般的抽象的规定”置前的机要之处。随着后来“个别上升到一般”工作路线的成行,在六册计划当中,社会主观批判开始作为隶属于客观批判工作体系中的一个实存内容;这是“破”“立”关系的自然顺承。据此,各个“分册”(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注: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乃是经济与政治的统一。而就它本身来考察乃是“经济概念”,即总体资本家的成型过程。故此,马克思将之列为批判进路中的一个独立范畴和规定。以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眼光看,国家甚至同样可以认为是经济与政治的超级统一。】、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与其说阐明各个生产关系个别,不如说马克思希望通过它们——各个专题(经济发展关系的“路标”)的详尽研究——达成对“运动的总体”的揭示。后三项的相互关系一目了然【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既完结了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的经济关系,又提升它为“国际的”运动,使空间本质归并为时间本质的发展规定得到妥善处理。纽结性关系是对外贸易的发生,它将一国和多国联系起来。如何考察这个发展规定呢?分为时间本质和空间本质两个层面进行。按照马克思后来的工作,第一层面的思路落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考察“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即由于生产关系运动的“溢出”要求,促成跨国界的空间发展,委实代表了不同历史生产关系类型之间的“交流”;第二层面的出发点是资本本身所需的那种研究规定性,即考察“生产关系的交换关系”,这是资本关系的必然具有的空间实现形式。】,前三项是将资产阶级社会分成“三大阶级”,并构成对经济生活条件的细致剖析。表明马克思最初打算通过分述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形成对“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的整体认识,提炼一个生产关系的社会运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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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实际是研究重点。马克思后来强调说:“我并不准备每一分册都探讨得同样详尽;相反地,在最后三册中,我只打算作一些基本的叙述,而前三册专门阐述基本经济原理,有时可能不免要作详细的解释。”【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130页。】

  (并且)在叙述生产关系的物化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时,我们没有谈到,这些联系由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行情,市场价格的变动,信用的期限,工商业的周期,繁荣和危机的交替,会以怎样的方式对生产当事人表现为压倒的、不可抗拒地统治他们的自然规律,并且在他们面前作为盲目的必然性发生作用。我们没有谈到这些问题,是因为竞争的实际运动在我们的计划范围之外,我们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叙述出来。【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941页。】

  这令人想起斯密的结构,——而无论如何,《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国富论》是相异质的;后者其实是对《法哲学原理》(《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进行批判的中介。表明马克思此时思想批判的成熟性,从中酝酿社会主观批判体系——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此后,社会主观批判主导叙事结构的工作体式逐渐让位于社会客观批判体系。然而,实体-形式-生活的叙事体例并未完成,迟至四卷本《资本论》结构最终实现了对各个发展层级(历史实体、社会形式、生活形式)的有机阐述,实现逻辑融合,升华出真正意义的资本一般(上述生产关系的具体——六个“独立范畴”整体并入其中)。相比之下,社会主观批判集中于范畴批判,社会客观批判集中于范畴生产。【注:《导言》中,尚不存在社会主客观批判的合流、统一问题,所以“一般的抽象的规定”被单列,并置于首位。可能马克思做如此考虑:第一,主观批判乃是客观批判体系的设立即理论建构行动的基础,后者实为前者的“思想孵化”;第二,批判范畴是亦“主观”亦“客观”的;第三是充分考虑到,“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93页)】主客观批判的合流和社会主观批判之工作并入社会客观批判体系,则深刻表明了“作为原理的六册计划”的不复存在性。可见这里——六册计划中,已经开始形成截然不同的抽象规定的根本性对立,其社会存在批判的路径形成了对“抽象上升到具体”论断的事实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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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资本的逻辑:是现实的社会存在论,还是历史的社会存在批判

 

  《资本论》的艺术高度是社会客观批判。《〈资本论〉的存在论》揭示资本的“现实的历史”的论证线路为:资本的逻辑——运动本质——现实的历史。从而,“资本运动的逻辑,既是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创造文明的逻辑,又是资本作为社会关系追逐剩余价值的逻辑。”这是纯理论建构的路数(建构-批判-建构【注:这是从单纯的构造出发,例如说,后一个建构形成了对前一个建构的“定义”。这与《资本论》的批判-建构的合一路径是不同的。】):“自觉地实现了以逻辑的运动去展现‘现实的历史’。”我们对此提出真实反批评(即确立正确批评方式)的线路(批判-建构-批判【注:这是从构造的批判规定出发的建构,毋宁说,后一个批判形成了对前一个批判的“定义”。】)是:资本的存在批判(资本的历史)——运动本质(资本的逻辑)——现实的历史批判(资本的自我扬弃运动);以此直面所谓:“资本运动的逻辑既构成人类存在的‘现实的历史’,又构成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

  要之,资本是二重的社会存在,不是任何自然的物质或孤立的个别存在。《资本论》法文版给出头两篇相互对照的工作形式:《商品》、《交换》、《货币或商品流通》,以及《资本的总公式》、《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劳动力的买和卖》。商品→货币的工作形式撤换为货币→商品,从中引出资本规定。货币成为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工作连线。因此,资本的存在从对货币存在的批判性说明开始。【注:“关于资本,马克思先生首先不是使用流行的经济学概念,确认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而是企图创造一种更专门的、辩证的历史的观念,这种观念无异于玩弄概念和历史的变态术。他说,资本是由货币产生的;它构成一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开始于16世纪,即开始于大概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世界市场萌芽时期。”这是杜林的观点。恩格斯反驳说:“由于马克思以这种方式说明了剩余价值是怎样产生的,剩余价值怎样只能在调节商品交换的规律的支配下产生,所以他就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占有方式的机制,揭示了整个现代社会制度在其周围凝结起来的核心。”“杜林先生无法驳倒这个事实,就把它加以歪曲,硬说马克思认为资本是由货币产生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46-549页)】《货币转化为资本》接合了两种社会存在概念:价值(形式)和剩余价值(形式)。【注:这蕴藏着对货币拜物教加以批判的规定。在严格的意义上,其应该写为:价值生产(形式)和剩余价值生产(形式)。因为,实体的规定是发生在直接生产过程。亦即“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是不可能的”,“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15页)】货币(形式)和资本(形式)是两种不同体式的社会生产的比较,同时是对财产的运动规定和形式的内在揭明。也因此,资本(形式)置换货币(形式)的生长底座依旧是劳动二重性(规定)。这一认识只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眼光而有所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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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关系不是对“人对物的依赖性”的定义,是对它的发展关系的刻画。资本拜物教的谜是货币拜物教进一步发展的谜。不过是由于生产关系的自我否定发展,导致劳动二重性整体内涵发生悄然性变化:“我们看到,我们在开始研究时通过分析商品所发现的有用劳动和作为价值源泉的劳动之间的区别,现在表现为商品生产的两个方面的区别了。一旦商品生产不再仅仅表现为有用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统一,而且还表现为有用劳动和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统一,商品生产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即资本主义形式的商品生产。”【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85页。】这样一来,从单纯的商品生产观点来看,价值直接构造即价值(形式)-货币(形式)-市场价值(形式)。从其进一步转化而成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价值的特殊展开体式是剩余价值(形式)-资本(形式)-生产价格(形式)。价值运动逻辑的实存的规定是历史形态的劳动过程构造形式。其产生了生产关系的异质性。这一运动逻辑书写的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的转换,将批判(规定)括号在现实历史之内,从而成为理解“资本的逻辑”的基础。

  ——《资本的生产过程》从历史批判角度摹写“历史的资本”: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1)资本是与货币具有内在联系的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2)资本的生产关系要求有截然不同的生产方法和运动方式与之适应,从而资本实体规定是从运动方面予以构型的。(3)资本运动实存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规定):绝对追求和相对追求,前者体现资本历史存续关系的绝对发展,后者体现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发展水准;另外,一者体现生产力文明规划的绝对基础,一者体现资本文明所规划的生产发展水准。(4)总之,这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总体制约着的资本自我否定发展的历史批判结构。

  ——《资本的流通过程》整体摹写“现实的资本”:资本积累形式与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1)资本循环形式(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发展包含了运动的矛盾;资本周转形式(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及与之工作配合的流通资本)进一步发展着社会结构矛盾。矛盾的宏观作用形式则是微观累积的社会结果。矛盾运动中心制衡于Ic = II(v + m)比例公式;这是一个矛盾系统的总运行,不像人们通常期盼那样,是“由偏离到均衡的自控机制”,——就是说,马克思模型与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比较,发现了“其中的一致性”,所以能产生奇妙工作效果:“只要把两大部类比例的波动控制在一定的‘生存区间’,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国民经济就会自动地实现或保持均衡增长。”【注:张忠任:《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的自控特性及其启示》,《当代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2)可见,唯有实体批判,才得到历史结构,即资本积累;同样,唯有对实体运动结构进行批判(以再生产过程为中心的资本批判),才可最终说明资本形式规定,归纳出经济危机的社会发生根源与系统作用形式。(3)一些说法出于为均衡理论辩护的工作目的,自然需要在马克思模型中寻找美学的想象。例如声称“将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宏观均衡和非均衡分析统一于一个逻辑体系之内”,而辩证分析的结果仅仅为了达到这种理论效果:声言马克思模型“是一种动态与静态结合,均衡与不均衡统一的发展的均衡理论。”所谓:“当经济运行趋于均衡的条件遭到破坏时,价值规律强行为自己开辟道路,打破旧的均衡框架,使经济过渡到新的均衡状态。”【注:杨继国:《马克思经济学“辩证均衡”理论体系初探》,《当代经济研究》2005年第7期。】(4)其实,社会商品资本的比例关系(生产资料商品和消费资料商品的运动关系)失衡只不过是一切比例关系失衡的总表现,是社会失衡结构的总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从现实角度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发展:摹写“历史现实”。(1)资本主义现象发展与资本本身的发展是互为里表的社会生产关系规定;《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据此提出需要认真梳理与研究生产、交换和分配之间的辩证关系。(2)因此,资本生活态是资本实体运动和实体结构的结合、统一而生出的社会生活具象形式。它的社会具体的获得性规定代表经济必然性的发展达到了高潮的形态,从而为自身的扬弃做好组织和形态上的准备。(3)“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然而,扬弃的力量在于:“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因而,“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每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从而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不仅仅“是‘现实的历史’的辩证法”,也是“现实的历史”批判,这乃“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结论。”(4)这种议论好是好,也未免有些空洞无物。它没有说明资本扬弃的内容——经济必然性,以及有效消除这一必然性的历史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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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资本论》绝不仅仅限于陈述有关于资本的客观逻辑知识,其指示历史现实(即历史的发展),而决非单纯的现实历史(即现实本身)。摹写“现实”,为了更好地指示“历史”。其指示资本的这种发展特性:资本一边发展自己,一边消灭自己。对此,恩格斯深刻地予以总结:“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92页。】

  马克思一生有三次创业的研究心路。前两次分别是“哲学创业”和“经济学创业”,成就了两个思想高峰:一个是确立社会主观批判(标志是客观批判体系的建构完成,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文本为标识)的工作路向,一个是确立社会客观批判(标志是社会客观批判体系的建构完成,以《资本论》文本为标识)的工作路向;按工作性质来看,前者是大写化批判(通过“实现哲学”),后者是大写化建构(通过“实现科学”)。晚年的马克思(自1872年以后)已然不顾年事已高和体弱多病,奋力把研究视野扩展到真正涵义世界历史层面。这是马克思在研究上的第三次创业。在生命的最后5年里,他留下了2部重要手稿:《人类学笔记》(研究东方社会发展转型问题)、《历史学笔记》(研究西欧社会怎样具体走向资本主义问题)。至此,马克思早年就予以制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计划【注: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工作文件,即《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的中心结构是《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1843-1845年巴黎笔记》为贯穿线索。】逐渐得到系统地贯彻和执行。第三次创业可以称为真正意义的“历史研究创业”。【注:可以确证,马克思讨论手工业师傅(由于单纯的量变因素)变成资本家的分析仅以西欧材料为限;并且即使那样,也必不可少地有意漏掉诸多内容;马克思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为了强力抓住资本主义特殊发展的规律。而围绕以回答“经济形态社会究竟是怎样的存在系统”为总命题的历史汇流,中间必然有一些更为复杂的讨论。实际上,并不存有无根无源、无依无托的历史建构。历史决不应单单看作线性的发展。】惜乎壮志未酬身先死!马克思并没有获得最后成功,伴随马克思生命完结戛然停止。但酝酿的意义重大,它指明前进方向:起点是实践逻辑(《资本论》发掘出的批判规定),航向是整个史前时期的发展(为了消除经济形态的发展必然性的实践批判)。这是工作逻辑的辩证法意蕴。循此道路前进,将揭示出人类史意义的真正的批判逻辑,即历史化、实践化、行动化的人类社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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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历史”批判:《资本论》如何破解“认识的秘密”

 

  马克思一生三次创业,具有工作航标意义的作品乃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诉诸《提纲》全文,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以揭示和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种以‘哲学’方式所构成的世界观为‘纲’,马克思逐段深入地阐述了‘现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注: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基本问题——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哲学研究》2010年第5期。】但不会令孙正聿教授满意之处在于,《提纲》并不会是一种哲学重建宣言,而旨在引出对现实历史加以批判的行动性规定——社会存在。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所以与之相对立的理论批判性质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提纲》确证了社会存在,破解了存在的秘密。而问题远不止如此。存在的秘密仅能完成“对现实的描述”,却不能真切揭示人类发展与解放的道路。揭示了对象的性质并不就能实现哲学批判。于是,我们面对的哲学认识是:一者是哲学的解释学体系——无论旧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前者是唯实主义、物质主义、自然主义,后者是唯抽象主义、性灵主义、理念预设主义),一者是历史的实践批判体系(清除机械唯物主义直观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和旨在工作逾越“实证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实践观)。

  可见,“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动机和目的,却并不是‘对现实的描述’,而是揭示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资本论》创业之路在于进一步对现实描述实施批判,获取历史发展方面的认识,破解“认识的秘密”。这就需要把对象的性质提升为研究对象的性质来予以理解。【注:人们囿于总是不能弄明白生产力的生产方法、运动模式和生产关系的生产方法、运动模式的区分,而既不能在对象层面统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此二者首先是“对象的”统一,其次才谈得上在研究对象层面上的相互渗透),也不能认识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规定体系中所把握的生产方式乃是“生产关系”。这样,既混同了生产力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从而不能做到将前者真正视为后者的物质基础,同时亦进一步地混同了作为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运动)与一般意义的财产规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构造本身),以及不能把完整概念的生产方式同政治经济学对象——生产关系辩证地联系起来。】为此,需要从认识方面把握社会客观的形成,询问其运动和构造;这就需要相应地给出关于社会客观的一个发展上的整体构图。其实,这个工作就性质而言不过即是依托社会客观批判的理论构造,但是,实践化的认识生产的批判工作内涵将使得外在的知识论的建构形式是虚幻的。“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完整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这种幻想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8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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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的秘密”(历史现实)是破解“存在的秘密”(现实历史)之后得到的工作规定。存在者规定掸去覆盖身上的灰尘,站立起来,而彻底工作更换“是者”逻辑,亦否决这样的说法:“‘现实的历史’是由历史所构成的现实。”其亦犹如海德格尔把时间性视为与存在理解必定有关的可能性条件;现实存在(此在)的基本结构是时间,时间是曾在从将来走向我们的运动轨迹,现在是时间的汇融和交叉的地点,理解源出于此,这样即把权力交给了理解者,范畴的生产进入了理解者的解释,解释的目标则是揭示存在论的存在机制,实现存在论上的知识综合。【注:历史仅仅作为一种构筑元素,提供极大的机会给新古典改造古典的运动。在以“是者”为研究对象的视角下,“现实的历史”由历史所构成和由现实所构成并无实质性区别,它们均是关于“是什么”的逻辑话题。这在资源配置问题上会有区别吗?新古典学者这么自豪地问。因此对他们而言,改造运动实质是研究对象的一种变轨,即变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潜在成为现实的“存在者研究”为新古典轨道世界中的“是者研究”。对新古典全体学家而言,其全力以赴的任务是消灭“存在者研究”,视“是什么”为唯一的认识事件。这样,对“为什么”的解决亦全部集中于这个领域,以此隔开“如何来”问题,历史倒真的成了被动的构筑元素和被构筑成功的对象规定。海德格尔据此认为,这个对象则必须是现实构筑起来的存在者的存在,唯此才能弄清楚存在之为存在。“于是,此在的分析工作必须保持为存在问题中的第一要求。”对康德而言,认识的根据根本取决于在进行认识活动的主体,这样,认识对象就会被有效限定在认识条件所选定的范围内,认识什么、不认识什么全由认识者决定;对海德格尔而言,先验的条件同存在论条件是同一个条件,也就能把先验知识同时称作“存在论知识”,“也就是说,从‘世界’方面来领会本己的存在。”(《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第19页)】亦可显见,《〈资本论〉的存在论》以历史为解释原则的理论建构主义命题与《资本论》的艺术结构在工作实质上毫无关联性。其停留在“存在的秘密”层次,并不能获得关于“认识的秘密”的真正知识,形成不了真正性理解。其立足于人的现实的历史,研究手法是等同存在的秘密和认识的秘密,意味着对社会客观批判规定的回避。例如,其不能理解《导言》最后一节所设置的总标题的历史结构涵义:生产研究对象规定。【注: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的摇篮是《反杜林论》,那么我们立即要补充说,《反杜林论》的摇篮是《资本论》,以及《资本论》的摇篮是1857年的《导言》和之后开始得到系统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其实,它们说的是同一个话题:通过追索,探究研究对象的规定,从而为科学认识论的创建奠立基础。马克思在这里意在全面检阅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纲领,衡量其广阔的历史适用性,意在从最为广泛性的条件上看待研究对象诸种元素的生成以及它的结构生成,例如,作为“资本”的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它对“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结构”的生产,等等。这意味着《资本论》研究对象的人类史上的诞生过程。“经济学8条”的内容后来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均得到了响应。例如第一条内容和那里的第三十三条注释的观点的彼此呼应。显然,后者的论证更为严谨和科学了。《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说明“暴力机器”的那些观点以及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难道不是也与之紧密相关吗?而且是进一步的发挥。据此,人们不应当将这些简短的论点视为零碎的“片段性论述”,而应视作有关于全面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一次阐述、一次在语言形式上尚不成功和成熟的描绘。政治经济学对象从来是生产关系,——一般意义的生产或物质生产只是工艺学的对象;两者具有内在联系,但质的差异不容混同。如何研究生产关系呢?按马克思的说法:一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的如何来、为什么、是什么构成了“研究对象问题”,即一定的运动构造或事物构成的“有机体”解剖要置放在历史形态中(生产方法和社会形式的形成发展历程)加以揭示。其一,研究对象必不可少地要从对象的规定发展而来,但要区分一般意义的物质对象和与之依存但自身处于独立发展状态的社会对象;其二,必须明确政治经济学对象演变为研究对象,其实是对象规定的整体生长运动的结果;其三,这看似认识论的建筑问题,实则是历史实践和社会认识的合成为一的规定,以此生产科学社会主义“历史认识”。这归结为列宁的光辉论断:“这种责难究竟说明什么呢?这种责难说明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的了解是极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如果我们始终把‘生产’看作是生产中的社会关系,那么无论‘分配’或‘消费’都会丧失任何独立的意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71页)“政治经济学绝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结构。”(《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第31页)】从认识生产的角度看,该历史实践规定包含了对任何“先验前提”(纯存在)的抛弃。【注:总标题结构表明:历史发展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精神现象之谜。“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30页)】

  理论自觉所把握的“现实的历史”,仅仅意味着对现实自身蕴藏的批判力量的揭发。因此,说现实是不能“跳过”的,那是错误的。准确的说法是:它不“跳过”,是因为它必须在它的社会条件中得到充分发展。而对现实历史的研判,中经建构,能够提升为历史发展上的工作批判规定。于是,“获得了创造历史的现实条件和现实力量”,“从而凭借这种现实条件和现实力量改变自己的生活世界,把发展自己的理想变成实现自身发展的现实。”马克思据此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这是资本的完全充分的发展,“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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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识】这是实践逻辑的开始。如果说客体批判重视的是“物”的具体发展的话,那么,主体批判则重视“人”的具体发展。也因此,抽象的人的实践活动是从不存在的。人的发展始终以人类的历史发展为依归、为条件,解放的旨趣是实践活动的解放,解放的道路是理论澄明之境的获得,这也是产生出自觉行动的条件。不“跳过”实践,正是“现实”批判。真正的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并不是从个体的角度进行的阐发,乃是立足于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全面性逾越,从而作为联合起来的人们展示自己集体力量的物质基础。相反,单纯的人道主义是非实践的。存在论,不管抽象的、还是具体的,不管属物的、还是属人的,只会是抽象的人的纯理论的活动,只能从历史主义、行动主义倒退回理性主义、自然主义。社会幻象破灭之后,自我认识奴化的根据终将不复存在。价值理想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实践纲领所替换,逐步收敛于劳动二重性的实践逻辑。这是对经济形态社会自然历史过程的发展规定的充分肯定。最终表明了:对“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的克服依然不靠空洞的理论,即哲学说教,乃是靠“拯救人”的行动本身,即真正行动化含义的革命实践;一定生产的行动是合类化的行动,人的单个的行为和孤立的生产意义被扬弃,特定生产转化为人的直接个性。社会存在的生成规定的“运动化”“批判化”,极大地拒绝了对于公式主义、形式化思想的寻求。这种工作走出进而必定激发了蕴藏在“现实的历史”中扬弃发展之内源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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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寄怀之一·三吏三别(为烝黎)】 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士卒何草草,大城铁不如。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存者且偷生,听妇前致词。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何乡为乐土?弃绝蓬室居。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安敢尚盘桓!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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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文章原载《保卫资本论》修订版(2017),P4-25,为该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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